【摘 要】
：
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一书立足于家屋与房名等地方性知识,该书勾勒出区域社会的实体结构,并力求名实合一,在开放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维度下考察家屋社会的并接、转化过程。这种对家屋实体展开的分析逻辑,代表了民族志对现实的想象力。当下的中国家庭研究,应该以实体主义取向作为先锋与基础,结合形式理性,实现两种分析进路的合流。
【机 构】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海淀10008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一书立足于家屋与房名等地方性知识,该书勾勒出区域社会的实体结构,并力求名实合一,在开放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维度下考察家屋社会的并接、转化过程。这种对家屋实体展开的分析逻辑,代表了民族志对现实的想象力。当下的中国家庭研究,应该以实体主义取向作为先锋与基础,结合形式理性,实现两种分析进路的合流。
其他文献
以体质人类学为基点开展倚重工具理性的包括生物医学技术创新及应用,为身体、精神及死亡鉴定提供科学证明的法医人类学需要进行文化视阈的拓展。文化视阈引导的范式拓展可以弥补法医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社会整体性视野缺失以及身体、精神及死亡鉴定中文化理解被忽视,尤其是作为文化存在的法医群体及其与社会文化关系长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遗憾。不同的视阈能够在认识世界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阈交汇有益于法医人类学的进一步完善。
移民及其后裔的居住模式与教育、医疗、就业等重要资源的分配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美国学界一直深受重视。脱胎于城市生态学理论及地位获得理论的空间同化理论剖析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居住空间的关联性,结合地方分层、背景差别、居住偏好等相关理论后能很好地解释及预测少数族裔群体的居住空间分布。美国亚裔独特的聚居模式为空间同化理论带来了新的发展,让学者尝试将族裔文化、社会网络及族裔经济对移民居住模式的影响引入空间同化模型。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国生活充满憧憬的外籍人员日益增加。对美国空间同化理论及其在亚裔应用中的最新发现
自李绍明先生2007年提出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概念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却偏离了对"华西学派"整体研究的方向。应当将"华西学派"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共同体,对其学科构成、理论创新和话语形成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华西学派"的学术价值及对今天人类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华西学派"的知识生产特征看,在当时国家共同体认同、国族建构和边政的外部话语条件下,"华西学派"形成了学科体系完善,以康藏研究为重点,擅长于提出边疆稳定与国家建设的相关理论,贡献了诸如父子连名系谱、血统等
李锦教授是一位立足西南民族地区田野工作,关心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需求,综合运用民族学学科理论,在藏族社会与文化、藏彝走廊、生态人类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研究上有重大贡献的资深学者。
从整体上梳理"华西学派"理论流变进程发现,在西方学者主导期,华西学派主要依赖宏观史论的指导做研究,但历史特殊论亦在其中起着微妙的改造作用。1937年之后中国学者逐步掌握研究话语权,他们在多元理论并存的情形中打开新局面,为研究注入历史的"实在性",从而突破历史特殊论缺乏微观与具体文化史的困境。最终,在区域观照与史学方法的共同导向中,中国学者通过对"关系"议题的阐释提炼出以"文化互动"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生成逻辑。它强调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变迁,这是功能学派所忽略的,且历史学派不曾获得民族志依据的
任乃强先生始终坚持"实地调查"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以致用"及"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以及加强民族国家意识和凸显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同时,顺应当时康藏地区的新形势,任先生的"新志书"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有所创新。即"新志书"的内容均为广泛考察得来的,并修正和补充当时文献中的诸多缺陷。在体例中也增加了实地考察日志、现场观察笔记、文献摘录以及诸如地图、照片、绘图等新的内容。其著述注重知识受众的划分与选择,以不同体裁、不同写作风格及内容来进行知识传播。他以科学的论文或非正式的游记、札记等多
作为非学院派的边疆考察者,庄学本从普通摄影爱好者成长为中国早期民族志摄影的代表人物,与其社会交游圈的构筑密不可分。跨学科、领域的社会交游深刻影响了庄学本在不同时段的身份转换、文本表达和摄影理念。特别是文本书写风格的民族学转向有意忽视、淡化了影像摄制、田野调查的过程记叙。但是摄影对于公众视觉文化的社会意义受到重视和强调。围绕庄学本的社会交游及其对边疆考察影响的讨论,有助于思考民族学视野下摄影与学术、影像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2019年8月20日,是李绍明先生逝世十周年祭日。为更好继承前辈的学术风范与道德文章,从个人观察与体会角度,对先生的"为人"与"为学"进行了初步勾勒与梳理。一方面希冀能给民族学界的后辈学人提供一些教益与启示,另一方面也藉此缅怀这位德高望重、至今仍活在无数学术后辈心中的著名民族学家。
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研究有注重社会使命,注重实地调查的特点,加之当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学科处于混融状态,因而学者们的研究领域都很广博,善于提出对策性意见。这一研究传统,经过李绍明先生等学者的传承,在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