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社会上不少人将民间调查机构和“私力救济”等同起来，有的为之叫好，有的深表忧虑，所以记者决定首先介入民间调查机构，弄清一些事实。记者在调查之初做的“功课”是选择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利用的工具在网络。在网上，记者找到一个名叫上海福摩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网站。发现这家“咨询”公司其实是个规模不小的民间调查机构，名字取自福尔摩斯，网站图片用的是“007”。公司内很细化地分出了诸如“婚姻事务科”、“危机处理科”、“互联网情报科”等10个科，乍一看，颇有公检法单位的架势。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发现居然美国、新加坡和台湾都有分部。三位创办人中有两位都是律师，一位还是高级律师，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委员。而在他们招聘调查员的启事里，发现他们要求来做调查员的居然都要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这“煞有介事”的一切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在经过了广泛的了解和比较后，记者决定将采访对象定于上海福摩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在电话联系的过程当中，记者的电话被好几次打断，接电话者跑去接另外的电话，记者听见这样的问答：“欠你钱？欠多少？”“那你带上材料来一趟”等等。如此“繁忙”的业务更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雨的上午，记者走进了位于上海老城厢地区一座高层商务楼内15楼的上海福摩斯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司规模的确不小，几乎占了一层楼，完全是一个普通公司的模样，只是人很少，据说都是调查员，都在社会上忙着案子。
　　接待记者的是公司三位创办人之一的赵峰先生，35岁，仪表堂堂，名片上的头衔是“首席探长”。
　　
　　采访：“首席探长”谈“业务”
　　
　　“社会需求量很大”
　　
　　记者：请先介绍一下这次上海的那个“峰会”和沈阳那个被取缔的“筹委会”的情况。
　　赵：“峰会”是我们公司主办另外三家公司协办的，沈阳的我们没有参加。
　　记者：怎么会想到去开这个“峰会”？
　　赵：目的是希望在同行中有一种自律，让操作的手法和方法规范起来。比如同行中暴力讨债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来开“峰会”的公司想达到一种共识，就是规范这个行业。因为国家目前对这个行业没有正式立法，但社会上又有相当大的需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先规范起来，不要让人家一提起这个行当，就认为是骗人的。我们想在这个行业里也立一些规章制度出来，能够接受的公司签字，以后就按规章制度做，如果不能接受的，就要被行业内剔除，我们想办法制约。我们也希望社会和政府能够尽快给予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合理的身份。
　　记者：你觉得象沈阳这样的筹备协会有没有必要？
　　赵：我觉得同行之间经常开开会是有必要的，要保持一致，要能互相约束，要有行规，现在政府没有相关立法，但是没有立法不代表就可以无法无天。但是不要形成组织。
　　记者：你说社会需求很大是怎么个大法？
　　赵：很多客户都是因为没办法没地方去才跑来，都是眼泪汪汪的，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予帮助，而我们确实是能帮助他们。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帮助，但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能够给予帮助。取证啊，找那些逃债的人啊。接受委托，我们也是看对象的，首先他要有正当理由我们才会接收。
　　记者：什么叫正当理由呢？
　　赵：打个比方，他要调查“第三者”问题，我就要问他你跟要调查的人是什么关系？你要出具相关的证明，比如结婚证、身份证，证实是夫妻关系，有正当理由，我们会去调查。
　　记者：那不是人家的隐私吗？
　　赵：我们调查的都是不合法的隐私，合法的隐私我们不会去侵犯。比如一个小偷一个罪犯，他也有隐私，难道不能揭露吗？肯定要去揭露，要把证据取出来，才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帮的的确是没有办法的人，他跑到法院，法院让他自己去取证，派出所公安局本来就很忙，有时候警力有限，事情也比较小，他们也没有空去做或者有些事情根本就立不了案。
　　记者：能告诉我一般是怎样的事情会来求助于你们呢？
　　赵：量最大的是婚姻类。因为离婚官司是一定要“谁主张谁举证”的。
　　记者：主要恐怕还是为了在离婚时候的利益问题吧
　　赵：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通过证据给自己一个说法，给亲戚朋友一个说法，给小孩一个交代。这种心态的人要占60%—70%。他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财产和利益。
　　记者：那么经济类的呢？
　　赵：主要是打假，比如侵权。比如这次我们接的一个业务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化妆品品牌，别人就仿冒了，而且不是一家仿冒，他们就委托我们调查。我们查过的确他们是有专利的，是有正当理由的，所以我们就调查了，这样的业务也不少。
　　记者：公检法对你们的态度如何？
　　赵：其实我们是可以配合公检法的，有各自的优势。比如现在银行保险公司会委托我们去寻找骗贷骗保的人，让司法机关去抓。公安局和法院也和我们合作过，主要帮助取证。比如当他们警力不足的时候或者有些情况下我们的出现比他们要方便。
　　记者：这种事情多吗？产生费用吗？
　　赵：现在不多，费用是和当事人产生的。这种情况我们会积极配合，而且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
　　记者：有没有明明可以依靠法律的却也来找你们的？
　　赵：有的，比如觉得法院判决太轻，心理还是不平衡的，会来找我们，最好打一顿，恨不得杀掉人家。有些客户明确提出最好断掉人家一只手一只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出多少钱都不行，我们会劝说他们不要触犯法律。但是有的所谓公司会去做，打人家一顿什么的，结果社会上就认为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反对不择手段”
　　
　　记者：据你了解，你们这个行业内有没有涉黑的或者说有黑社会倾向的？
　　赵：有有有，不少。很多调查公司连赌债都会去讨，他不管这些钱本身是不是合法。前段时间我们发现一家公司把人家手都打断了，为了讨债。也不管是什么债就去讨，结果就使用暴力造成人身伤害了。还有就是拿人家隐私要挟人家抬高价钱，这是很没有职业道德的。
　　记者：那你认为怎么样算是有职业道德？
　　赵：这几天我们就碰到好几件这样的事情，来的人都相当痛苦，在这里哭。有一家公司和某公司用公司名义签合同，结果被某公司骗掉一百多万，人家把法律空子都钻好了，把钱变成自己个人的钱，把公司变成一个空壳子，合同又是公司行为，就算打官司，法院也没法执行，那个公司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被骗的公司老板眼睁睁看着血汗钱就这样没有了，来委托我们，说是要报复，让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讨回来一点是一点。还有一个女客户，和她丈夫一起吃了很多苦，付出了很多。现在丈夫有了上千万的身家了，外面也有了人了，而且把所有的动产都转移掉了，就剩两套房子。离婚的话这个妻子顶多只能拿到一套房子。而且这个丈夫非常狡猾，妻子一点也拿不到证据，一定要让我们偷偷去丈夫和第三者姘居的地方装摄像探头，说出了事情她负责。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们的，我知道你们是受害的，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我们本来就很反对那种不择手段。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但是我只能和他们聊聊，开导开导，不能光为了赚钱就什么事都去做的。违法的事我们不做。
　　记者：那你们是怎么去讨债的？
　　赵：我们叫作“清理债务”，要有法院执行令或者借条，我们大部分是去帮他找人，不是去帮他抓人，我们没有抓人的权利。就算是讨债也不是去硬讨的，是施加精神压力。比如让他的家人朋友和生意上的伙伴都知道真实情况，了解他的人品，给他造成压力。
　　记者：这样的成功率高吗？
　　赵：老实说成功率要比人家硬讨的要低得多，而且钱也不是百分之百讨得回来的，要打很多折的，比如30万顶多讨回来10万，但是我们只能这么做。做这个行当要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我们就很崇拜福尔摩斯。
　　记者：我们记者以前曾经暗访过调查公司，他们拿出很多设备，什么针孔的摄像头什么的，你们有吗？
　　赵：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用的设备都是外面商店里买得到的照相机摄像机，我们不需要用那些东西，我们拍的照取的证都是公共场合的，没有私秘场所的。
　　
　　“某些私力救济很有必要”
　　
　　记者：那么现在因为调查公司除了取证以外还会有讨债这样的行为，就存在一个“私力救济”的问题，而且老百姓找调查公司也有“私力救济”的含义在里面，你对这样的“私力救济”有什么看法？
　　赵：我觉得通过调查公司来解决某些问题进行某些“私力救济”是很有必要的，国外私家侦探的人数比警察人数多，社会地位也高。
　　记者：你们这里的调查员都是哪种人来做？
　　赵：当过兵的，做过警察的，做过律师的。要有社会阅历，比较敏感的。最重要是要有正义感，不会为了一个证据不择手段。
　　记者：你们对调查员平时进行法律方面的培训吗？
　　赵：经常都讲的。而且很多人本身都曾从事过法律工作。
　　记者：我了解下来你的合伙人都是律师出身，为何会来做这一行？
　　赵：我个人认为律师从业人员太多，发展空间不大。但这个行业是新兴行业，市场很大，对个人来说发展舞台也比较大。但是做这行比做律师累得多，不像律师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很有挑战性。
　　记者：请你说一个在你工作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也最能体现你这个行业特点的案例好吗？
　　赵：我曾经接过一个案子，一位女士未婚先孕，这位女士本人非常优秀，从德国留学回来，懂三门外语。当怀孕9个月的时候，男朋友推翻结婚的承诺，而且外面还有女人不止一个。这个男人还刺激她说小孩是别人的野种。她到这里来的时候说我们是她唯一的希望，因为社会上别人没法帮她解决这个事情，如果我们都不能帮助她的话，她就只能去死了，当时她的精神状况已经不好了，母亲陪着来的。她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取到这个男人欺骗她的有关证据。结果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这个案子，帮她取证。本来她是想靠证据解决孩子问题的，这些证据让她的家人朋友都理解了她，知道她是受骗了。虽然法律上得不到保护，但心理上得到了平衡，而且最后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开始新的生活。应该说像这样到我们这里来，原来已经绝望的人很多，很多人有的并不是法律问题，其实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很多人心理失去了平衡，能依靠法律的当然依靠法律，不能依靠法律的像那位女士，她本身自己是和人非法同居的，那么这种时候我们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们心理恢复平衡，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让很多事情不要扩大不要走极端。我认为这是好的“私力救济”。
　　记者：那么你认为为何国家不愿意承认？
　　赵：我觉得是时间问题，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会知道我们的确是可以帮助人们的。而且法律的制定往往是滞后的，总是到一个事情有了以后才会来规范的。我看好我们国内的前景，但目前困难很多。
　　记者：是不是主要是生存比较困难？
　　赵：是，相当困难，是夹缝当中求生存，得不到社会尊重和理解。很多不规范的人和公司常常就坏了一锅粥，把整个行业的口碑弄得很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尽快立法，干脆讲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