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年一度的“金圆桌”盛宴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的企业家、学者和官员像往年一年一样，交流着彼此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向的判断、分析，言语中出现得最多的词是“转型”、“创新”和“可持续”，传递出人们对时代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心理预期。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大家对中国经济下面可能遇到的困难普遍感到担忧，悲观情绪弥漫在会场。
　　也许人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今年一季度和四月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区间，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引擎日渐乏力。如果不能及时启动新的动力机制，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将受到极大威胁。近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突出强调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部署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工作指导意见，其中的核心思路就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稳定投资和出口。尽管目标是明确的，但问题在于，在当前的经济和资源约束条件下，这些目标可能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步骤，才能协调和实现这些目标？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需要对宏观战略进行结构性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而这一切的制度基础在哪里？如果体制不能做出大的变革，是否还有其他路径能够突破当前这种“破坏式增长”的怪圈？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国家的决策者，也困扰着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首先，从供给方面来看，扭曲的要素价格刺激了企业在产能上的迅速扩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张“国进民退”的救市措施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比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使得投资重复在一些低附加值的项目和产品上，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竞争环境。政府、国有企业、金融体系纠缠一起，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链，而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则被严重挤压。试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鼓励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入，也无法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这样的产业如何能构建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如何有动力进行转型升级？
　　需求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家庭收入与支出、政府支出与家庭支出之间的不平衡。老百姓背负着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这四座“大山”，而收入的增长速度则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即使在通胀严重的情况下，老百姓也都选择了储蓄，消费需求自然受到了抑制。另外，政府的“三公”消费节节看涨，重复性、浪费性的政府公共支出大大压缩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税费能否倒逼政府缩减行政支出、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取决于政府是否能主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这其中的难度不亚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源变得稀缺、人口老龄化加速，环境也难以承载继续滥用的后果，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失去，而构建新的比较优势还需要很多基础条件的支持，而这些基础条件恰恰是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软因素”有关，具体表现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改革向深层次推进的方向，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