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互联网打破了歌手与听众之间的壁垒。程璧用“舒服”来形容跟歌迷在微博上交流的感觉：他们没有表达偶像崇拜，而是在追求内心共鸣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这首《南山南》原本只是民谣爱好者的口袋歌，但随着一些选秀节目的翻唱而为更多人熟悉，其词曲原作者马也从小众音乐圈被推到了大众面前。
麻油叶4 周年跨年玩乐会海报
他渐渐不愿在媒体面前谈论这首作品，“它已经被标签化了，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只有这一首歌。”
《瞭望东方周刊》对马的采访在一间人来人往的咖啡厅进行。其间有粉丝认出了他，索要签名。而马娴熟应对，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场景。
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的北京土著马曾在一家国企工作，“虽然稳定但不是很喜欢”。工作之余他在酒吧唱着不为人知的原创歌曲，然后在豆瓣等社交平台上传自己的作品小样。
最初的听众由此积累。后来他辞去工作专心做音乐，并和唱《董小姐》的宋冬野等歌手成立了民谣音乐厂牌“麻油叶”。
2014年11月，马在发布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孤岛》后开始在全国巡演。2015年9月，他的北京站巡演登陆工人体育馆。从Live House、千人剧场到工体馆，这个旅程马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
通过互联网分享平台独立起家的这批年轻音乐人，还有陈粒、程璧、好妹妹乐队、赵雷、花粥、赵照、贰佰等。他们多生于1985年后，其作品被冠以“新民谣”。由于以叙说都市青年的生活与爱情体验为主，故而也被称作“都市新民谣”。
在民谣领域，著名的流派包括上世纪90年代以高晓松、老狼、小柯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及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为代表的异乡民谣。
然而到了今天，音乐和明星的生产方式都已改变。如乐评人、恒大音乐企划制作总监刘乃铭对《瞭望东方周刊》所说，多样化自媒体营销是他们火爆的关键：“他们在网上自由又草根，符合年轻人渴望与众不同但其实很平凡的现状，赢得了共鸣。”
歌词来自歌迷
“民谣圈里十有八九没专业音乐背景。”马坦言。
最终，无论是曾经的国企职员马，还是学“挺正经的”行政管理专业的陈粒，抑或曾在证券事务所上班的程璧，都借时代之力以音乐人身份获得了知名度。
2015年12月31日，“麻油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麻油叶？不乐意！”4周年跨年玩乐会。这是“麻油叶”签约摩登天空后首次集体亮相，也是这一群人走向大众市场的侧写。
与前辈音乐人较为单一的传播渠道相比，新民谣一代的环境不同：线上音乐免费下载已摧垮唱片业，音乐产业正经历艰难转型。借助互联网，没有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得以接触各类音乐作品，并以零成本传播个人作品。
以豆瓣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既是展示台也是互动媒介，期间积累的听众有不少跟随至今。
2012年7月，前插画师、摄影师、美术教师秦昊和前地产评估师、工程造价师张小厚组成的好妹妹乐队，发布首张专辑《春生》。2000元的制作经费仍然造就了吸引听众的作品。
对网络语言的熟悉是先天优势。好妹妹的网络电台便借用了网络词语“你妹”，起名为“你妹电台”。
资深乐评人卢世伟认为，“这使网民认为音乐人和其作品与自己亲近，愿意去关注。”
据统计，新浪微博上活跃度最高的用户为15～25岁间的年轻人，恰好也是新民谣听众所集中的年龄层，促成了新民谣一代与粉丝的高频互动。
2015年发行专辑《如也》之后，歌手陈粒的微博粉丝数在短时间内从2000飞涨到8万。时常有人被陈粒“翻牌子”回复，《历历万乡》《种种》等歌词更是由歌迷投稿。
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陈粒生于1990年，此前作为“空想家乐队”的主唱有些不温不火。
“从企划角度看，采用歌迷的歌词很聪明。”刘乃铭认为，陈粒这样做既拥抱了听众，也拿到了上乘的歌词，实现了歌手与粉丝的共赢。
互联网打破了歌手与听众之间的壁垒。曾以“日本文化中的东方传统美学”为学业的歌手程璧，用“舒服”来形容跟歌迷在微博上交流的感觉：他们没有表达偶像崇拜，而是在追求内心共鸣，“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新时代唱歌人和听歌人的关系，很近。”
在这种互动中，乐迷对于歌手不是“追随”而是“认同”，即认同音乐内容背后代表的生活观。“新民谣”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归属感的载体，具有社交链接的属性。
民谣音乐人邵夷贝出道较早，知名度却比陈粒、程璧都小些。邵夷贝自认为互联网思维不强，对粉丝经济也不够了解，一切都是被动学习。
程璧和邵夷贝曾共同上过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几次接触下来，程璧对邵夷贝的印象是 “不太善谈，更内敛，也容易害羞”。
而邵夷贝后来注意到，歌手和听众在网上可以“互相打情骂俏”，因为“互联网时代把所有人的地位都拉平了”。
刘乃铭认为，好妹妹在微博上穿着拖鞋录视频、在演唱会上“卖腐”，陈粒公开性取向之类的事情，必然不会发生于旧有规则之下，但这些恰恰增加了他们与受众的黏合度。
判断要完全靠自己
由演出密度和媒体曝光度来看，“新民谣歌手在这两年达到了一个峰值。”资深电台主播董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5年，随着演出市场的好转，新民谣一代进行了密集演出。其演出体量渐渐升级到千人剧场级别，其中好妹妹乐队更是冲进了张惠妹、陈奕迅这类一线歌手才敢选择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演出市场火热背后是年轻人强烈的消费需求。张北音乐节创始人李宏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可供选择的娱乐生活形式太少，但需求是丰富多样的，音乐现场能满足一部分。” 新民谣日渐主流化，也与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2013年民谣歌手宋冬野的代表作《董小姐》由“快男”左立翻唱后迅速传播，使宋冬野知名度陡增。
2015年，张磊又在《中国好声音》唱红了马的《南山南》。他凭借民谣翻唱在“好声音”一路顺利过关斩将，最终夺冠，从而证明了电视选秀对民谣的关注。
“民谣在于一个‘民’字。”科尔沁夫认为，民谣流畅的旋律和打动人心的歌词容易引起都市青年的共鸣。
“电视作为主流媒介，将新民谣从小众拉到了大众面前。”刘乃铭总结。
除了签约如摩登天空这类新型唱片公司，很多新民谣人选择以“小作坊”的形式自我运营。刘乃铭认为，这让音乐人手握版权，不会出现作品火爆也无法获得更大利益的情况。
陈粒就曾在微博上宣称“不签唱片公司”。
2015年，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奚韬接手了陈粒的经纪事务。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同于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后将其纳入成型的工作体系，自己手上的两个工作室是独立运行的，其人员配备也不同，分别为好妹妹和陈粒各自的经纪业务量体裁衣。
总之，独立民谣歌手如今和传统唱片公司似乎并不投缘。一方面，独立音乐人不再需要唱片公司提供经纪服务，另一方面唱片公司也无法跻身以独立运营为主的民谣领域。
奚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二者调性不符。尤其注重自我表达的新民谣一代显然不会屈从于唱片公司的支配。
程璧便说：“在整个环节里歌手要配合唱片公司，只是整个环节的一个角色，而我想要自己把关。”
2011年3月，程璧在北大“十佳歌手大赛”上首次登台，演唱了首支原创作品《晴日共剪窗》。“做音乐我算很晚了。”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学习吉它是在研究生二年级。
但程璧对于内容把关比较强势，专辑视觉也由她来主控：“视觉、音乐和歌手形象是有机整体，在这方面我有强迫症，必须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行。”
程璧觉得独立运作好处是“有自由，有决定权”，与此同时也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判断要完全靠自己”。
也想要过得和你一样
奚韬所带的两组歌手异性很大：好妹妹更亲民，陈粒则比较叛逆、野性。“我在同时操盘两个不同路子的产品，这更好玩。”
实际上，新民谣这一群体内部呈现着多元和自反的形态。若给他们画一张群像，恐怕就连“新民谣”的标签都会被他们扯掉。
马便反对用一个词来界定一个人，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程璧发现，多元的价值观和个人经历造就了“同级生”不同的表达角度：“我要表达生活的细微之美，陈粒则很江湖气、很豪情，马和宋冬野也有他们自己的审美观。我们都有不同的听众群。”
至于她自己，坚持宁静复古的美学——穿一身棉麻长裙，带一把古典吉它，打扮素净，使舞台形象与音乐风格一致。
在社交网络上，粉丝能从她发布的零散文字和图片中勾勒出她的生活——日常在家读书、弹琴、创作歌曲、写东西、亲近植物、电影;周末去朋友家或咖啡馆聊天吃饭，或去植物园、动物园。
“做一个很忙碌的白领，穿得很正式去赶日程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对我来说那是穿上制服武装起来的人生。”她告诉本刊记者。
许多网友在她的微博上留言：“也想要过得和你一样。”
“我们之前听的民谣，很多都在讲述悲苦。”程璧认为，音乐是生活观的体现，由于现时物质生活相对充盈，“悲苦”不再是他们想诉说的东西。
在程璧《诗遇上歌》专辑发布会上，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诗人西川告诉她，当自己听到北岛这首沉重的《一切》由程璧崭新清澈的嗓音唱出来，不禁红了眼眶。因为他“感受到了时代的变更”。
这代民谣歌手对于“苦涩”的表达更像是随性的自嘲，松弛的同时也格外坦诚和微观。
因此，当“麻油叶”被拿来和前辈民谣人万晓利、周云蓬比较时，常被诟病“缺少人文底蕴和批判性”。马倒觉得，“少年不识愁滋味”使得他这一代没有立场去批判：“有了深刻认识时才有能力去批判它，不然就是附庸风雅。”
商业与独立是不是对立
然而，随着新民谣之热，争议也迭而起之：有人说《董小姐》和《南山南》变了味儿。还有人说，对互联网营销思维的熟稔也许证明“新民谣”是最势利的一代。
2015年4月，独立音乐人李志在微博上点名批评好妹妹和马“讨好、利用、纵容粉丝”，由此掀起一场他和马间围绕“新民谣过度迎合市场和听众”展开的骂战。
最终，冲突因粉丝参与而更显胶着，引发了各大音乐网站评论区和社交网站上文艺青年的大站队。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聪明的炒作，也有人想起痛仰乐队曾在微博说“新民谣天天跟粉丝互动，直接把粉丝变成钱”。
新民谣粉丝往往对偶像极为拥护，“战斗力惊人”。
2015年10月，马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维权声明”，指责张磊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多次在商演活动上演唱其作品《南山南》是“扛起了侵权的大旗”。这又引起一场双方粉丝的激烈掐架。
也有听众对于民谣之热感到别扭，担心民谣音乐创作被商业熏染。
马却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为何独立音乐人就要过得凄惨？生活变好不代表他会变成媚俗的歌手，商业与独立也不构成对立。”
刘乃铭也觉得，民谣本身就自带流行属性，商业化无可避免，“但也无需担心，作品质量才是硬道理，要看音乐人愿不愿向口水化妥协。”
比如，他认为邵夷贝在新专辑《新青年》里探讨了青年和大时代的关系。虽没有上一代民谣人那样沉郁，但突破了校园民谣春花雪月的范围，已是新民谣一代的内容提升。
在2015年的巡演中，几乎所有新民谣歌手都对作品重新编曲，马还带了乐队，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
马甚至将过去“太粗制滥造”的小样全撤了，他更希望大家听重制的东西。倒不是死磕，马只是觉得这比以前“粗糙”的做法更尊重音乐：“谁不想把自己的音乐做细？”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这首《南山南》原本只是民谣爱好者的口袋歌，但随着一些选秀节目的翻唱而为更多人熟悉，其词曲原作者马也从小众音乐圈被推到了大众面前。
他渐渐不愿在媒体面前谈论这首作品，“它已经被标签化了，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只有这一首歌。”
《瞭望东方周刊》对马的采访在一间人来人往的咖啡厅进行。其间有粉丝认出了他，索要签名。而马娴熟应对，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场景。
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的北京土著马曾在一家国企工作，“虽然稳定但不是很喜欢”。工作之余他在酒吧唱着不为人知的原创歌曲，然后在豆瓣等社交平台上传自己的作品小样。
最初的听众由此积累。后来他辞去工作专心做音乐，并和唱《董小姐》的宋冬野等歌手成立了民谣音乐厂牌“麻油叶”。
2014年11月，马在发布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孤岛》后开始在全国巡演。2015年9月，他的北京站巡演登陆工人体育馆。从Live House、千人剧场到工体馆，这个旅程马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
通过互联网分享平台独立起家的这批年轻音乐人，还有陈粒、程璧、好妹妹乐队、赵雷、花粥、赵照、贰佰等。他们多生于1985年后，其作品被冠以“新民谣”。由于以叙说都市青年的生活与爱情体验为主，故而也被称作“都市新民谣”。
在民谣领域，著名的流派包括上世纪90年代以高晓松、老狼、小柯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及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为代表的异乡民谣。
然而到了今天，音乐和明星的生产方式都已改变。如乐评人、恒大音乐企划制作总监刘乃铭对《瞭望东方周刊》所说，多样化自媒体营销是他们火爆的关键：“他们在网上自由又草根，符合年轻人渴望与众不同但其实很平凡的现状，赢得了共鸣。”
歌词来自歌迷
“民谣圈里十有八九没专业音乐背景。”马坦言。
最终，无论是曾经的国企职员马，还是学“挺正经的”行政管理专业的陈粒，抑或曾在证券事务所上班的程璧，都借时代之力以音乐人身份获得了知名度。
2015年12月31日，“麻油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麻油叶？不乐意！”4周年跨年玩乐会。这是“麻油叶”签约摩登天空后首次集体亮相，也是这一群人走向大众市场的侧写。
与前辈音乐人较为单一的传播渠道相比，新民谣一代的环境不同：线上音乐免费下载已摧垮唱片业，音乐产业正经历艰难转型。借助互联网，没有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得以接触各类音乐作品，并以零成本传播个人作品。
以豆瓣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既是展示台也是互动媒介，期间积累的听众有不少跟随至今。
2012年7月，前插画师、摄影师、美术教师秦昊和前地产评估师、工程造价师张小厚组成的好妹妹乐队，发布首张专辑《春生》。2000元的制作经费仍然造就了吸引听众的作品。
对网络语言的熟悉是先天优势。好妹妹的网络电台便借用了网络词语“你妹”，起名为“你妹电台”。
资深乐评人卢世伟认为，“这使网民认为音乐人和其作品与自己亲近，愿意去关注。”
据统计，新浪微博上活跃度最高的用户为15～25岁间的年轻人，恰好也是新民谣听众所集中的年龄层，促成了新民谣一代与粉丝的高频互动。
2015年发行专辑《如也》之后，歌手陈粒的微博粉丝数在短时间内从2000飞涨到8万。时常有人被陈粒“翻牌子”回复，《历历万乡》《种种》等歌词更是由歌迷投稿。
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陈粒生于1990年，此前作为“空想家乐队”的主唱有些不温不火。
“从企划角度看，采用歌迷的歌词很聪明。”刘乃铭认为，陈粒这样做既拥抱了听众，也拿到了上乘的歌词，实现了歌手与粉丝的共赢。
互联网打破了歌手与听众之间的壁垒。曾以“日本文化中的东方传统美学”为学业的歌手程璧，用“舒服”来形容跟歌迷在微博上交流的感觉：他们没有表达偶像崇拜，而是在追求内心共鸣，“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新时代唱歌人和听歌人的关系，很近。”
在这种互动中，乐迷对于歌手不是“追随”而是“认同”，即认同音乐内容背后代表的生活观。“新民谣”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归属感的载体，具有社交链接的属性。
民谣音乐人邵夷贝出道较早，知名度却比陈粒、程璧都小些。邵夷贝自认为互联网思维不强，对粉丝经济也不够了解，一切都是被动学习。
程璧和邵夷贝曾共同上过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几次接触下来，程璧对邵夷贝的印象是 “不太善谈，更内敛，也容易害羞”。
而邵夷贝后来注意到，歌手和听众在网上可以“互相打情骂俏”，因为“互联网时代把所有人的地位都拉平了”。
刘乃铭认为，好妹妹在微博上穿着拖鞋录视频、在演唱会上“卖腐”，陈粒公开性取向之类的事情，必然不会发生于旧有规则之下，但这些恰恰增加了他们与受众的黏合度。
判断要完全靠自己
由演出密度和媒体曝光度来看，“新民谣歌手在这两年达到了一个峰值。”资深电台主播董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5年，随着演出市场的好转，新民谣一代进行了密集演出。其演出体量渐渐升级到千人剧场级别，其中好妹妹乐队更是冲进了张惠妹、陈奕迅这类一线歌手才敢选择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演出市场火热背后是年轻人强烈的消费需求。张北音乐节创始人李宏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可供选择的娱乐生活形式太少，但需求是丰富多样的，音乐现场能满足一部分。” 新民谣日渐主流化，也与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2013年民谣歌手宋冬野的代表作《董小姐》由“快男”左立翻唱后迅速传播，使宋冬野知名度陡增。
2015年，张磊又在《中国好声音》唱红了马的《南山南》。他凭借民谣翻唱在“好声音”一路顺利过关斩将，最终夺冠，从而证明了电视选秀对民谣的关注。
“民谣在于一个‘民’字。”科尔沁夫认为，民谣流畅的旋律和打动人心的歌词容易引起都市青年的共鸣。
“电视作为主流媒介，将新民谣从小众拉到了大众面前。”刘乃铭总结。
除了签约如摩登天空这类新型唱片公司，很多新民谣人选择以“小作坊”的形式自我运营。刘乃铭认为，这让音乐人手握版权，不会出现作品火爆也无法获得更大利益的情况。
陈粒就曾在微博上宣称“不签唱片公司”。
2015年，好妹妹乐队的经纪人奚韬接手了陈粒的经纪事务。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同于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后将其纳入成型的工作体系，自己手上的两个工作室是独立运行的，其人员配备也不同，分别为好妹妹和陈粒各自的经纪业务量体裁衣。
总之，独立民谣歌手如今和传统唱片公司似乎并不投缘。一方面，独立音乐人不再需要唱片公司提供经纪服务，另一方面唱片公司也无法跻身以独立运营为主的民谣领域。
奚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二者调性不符。尤其注重自我表达的新民谣一代显然不会屈从于唱片公司的支配。
程璧便说：“在整个环节里歌手要配合唱片公司，只是整个环节的一个角色，而我想要自己把关。”
2011年3月，程璧在北大“十佳歌手大赛”上首次登台，演唱了首支原创作品《晴日共剪窗》。“做音乐我算很晚了。”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学习吉它是在研究生二年级。
但程璧对于内容把关比较强势，专辑视觉也由她来主控：“视觉、音乐和歌手形象是有机整体，在这方面我有强迫症，必须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行。”
程璧觉得独立运作好处是“有自由，有决定权”，与此同时也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判断要完全靠自己”。
也想要过得和你一样
奚韬所带的两组歌手异性很大：好妹妹更亲民，陈粒则比较叛逆、野性。“我在同时操盘两个不同路子的产品，这更好玩。”
实际上，新民谣这一群体内部呈现着多元和自反的形态。若给他们画一张群像，恐怕就连“新民谣”的标签都会被他们扯掉。
马便反对用一个词来界定一个人，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程璧发现，多元的价值观和个人经历造就了“同级生”不同的表达角度：“我要表达生活的细微之美，陈粒则很江湖气、很豪情，马和宋冬野也有他们自己的审美观。我们都有不同的听众群。”
至于她自己，坚持宁静复古的美学——穿一身棉麻长裙，带一把古典吉它，打扮素净，使舞台形象与音乐风格一致。
在社交网络上，粉丝能从她发布的零散文字和图片中勾勒出她的生活——日常在家读书、弹琴、创作歌曲、写东西、亲近植物、电影;周末去朋友家或咖啡馆聊天吃饭，或去植物园、动物园。
“做一个很忙碌的白领，穿得很正式去赶日程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对我来说那是穿上制服武装起来的人生。”她告诉本刊记者。
许多网友在她的微博上留言：“也想要过得和你一样。”
“我们之前听的民谣，很多都在讲述悲苦。”程璧认为，音乐是生活观的体现，由于现时物质生活相对充盈，“悲苦”不再是他们想诉说的东西。
在程璧《诗遇上歌》专辑发布会上，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诗人西川告诉她，当自己听到北岛这首沉重的《一切》由程璧崭新清澈的嗓音唱出来，不禁红了眼眶。因为他“感受到了时代的变更”。
这代民谣歌手对于“苦涩”的表达更像是随性的自嘲，松弛的同时也格外坦诚和微观。
因此，当“麻油叶”被拿来和前辈民谣人万晓利、周云蓬比较时，常被诟病“缺少人文底蕴和批判性”。马倒觉得，“少年不识愁滋味”使得他这一代没有立场去批判：“有了深刻认识时才有能力去批判它，不然就是附庸风雅。”
商业与独立是不是对立
然而，随着新民谣之热，争议也迭而起之：有人说《董小姐》和《南山南》变了味儿。还有人说，对互联网营销思维的熟稔也许证明“新民谣”是最势利的一代。
2015年4月，独立音乐人李志在微博上点名批评好妹妹和马“讨好、利用、纵容粉丝”，由此掀起一场他和马间围绕“新民谣过度迎合市场和听众”展开的骂战。
最终，冲突因粉丝参与而更显胶着，引发了各大音乐网站评论区和社交网站上文艺青年的大站队。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聪明的炒作，也有人想起痛仰乐队曾在微博说“新民谣天天跟粉丝互动，直接把粉丝变成钱”。
新民谣粉丝往往对偶像极为拥护，“战斗力惊人”。
2015年10月，马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维权声明”，指责张磊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多次在商演活动上演唱其作品《南山南》是“扛起了侵权的大旗”。这又引起一场双方粉丝的激烈掐架。
也有听众对于民谣之热感到别扭，担心民谣音乐创作被商业熏染。
马却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为何独立音乐人就要过得凄惨？生活变好不代表他会变成媚俗的歌手，商业与独立也不构成对立。”
刘乃铭也觉得，民谣本身就自带流行属性，商业化无可避免，“但也无需担心，作品质量才是硬道理，要看音乐人愿不愿向口水化妥协。”
比如，他认为邵夷贝在新专辑《新青年》里探讨了青年和大时代的关系。虽没有上一代民谣人那样沉郁，但突破了校园民谣春花雪月的范围，已是新民谣一代的内容提升。
在2015年的巡演中，几乎所有新民谣歌手都对作品重新编曲，马还带了乐队，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
马甚至将过去“太粗制滥造”的小样全撤了，他更希望大家听重制的东西。倒不是死磕，马只是觉得这比以前“粗糙”的做法更尊重音乐：“谁不想把自己的音乐做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