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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子是个含蓄内向的人。当我想给他一个惊喜突然出现在中科大校园时,想不到竟在他同学面前泄漏了他有女朋友的秘密。
他发现自己忽然由一个边缘人变成大家关注的中心了,幸福夹杂着一点尴尬。他哼都没哼一声,就被人借给了自行车、相机、遮阳伞、甚至一大堆杂志。宿舍里的男孩子们平常一贯独来独往,也一下子充满女性气息:亲近而温馨。大家没有来由地小聚在餐馆里,喝些酒,互相拍着肩膀,说几句“可惜朋友之妻不可夺”之类的话。
一周之后,我被依依不舍地遣送回我的学校。一些称赞之语由红子在信中转达于我。3个月后,红子毕业了,带回毕业纪念册和一包糖。糖是毕业茶话会留下的,大家一致要红子带给我。纪念册上则有多人以我“做文章”。红子第一次流露出知道了我是骡子是马的神气,似乎不再让我在他的生活里深藏不露。得到鉴定认可的我,对那些纯真朴实的同龄男孩们深怀感谢,他们慷慨热诚的赞美使我由红子女朋友变成了“朋友之妻”。
6年之后,红子再度回到校园。由于专业是工科,全班除两位女生外全是比他小四五岁的男孩。红子仍然内向寡言。上铺的晓春最早看到我的照片,便向大家公告“老大的老婆很漂亮”。于是,有人扬言,要提凳子坐在楼道里等着看“老大的老婆”。冬天来临前,未及我打点北上的行装,红子写信说,他正在学滑旱冰,同学则调侃他何不等老婆来了一起滑真冰。
下雪结冰之前,我就到了清华园。红子去南门接,我却已从西门到了14楼。同屋男孩倒开水打洗脸水又到南门去叫回傻等的人。我在清华园驻扎下来,在男生楼进进出出。因年长几岁又有社会阅历,在单纯聪明的大男孩子们面前俨然姐姐心情。他们那些沉默的举止、简单的言语、踏实的关心、羞涩的微笑,再没有“老大的老婆很漂亮”那种味道,也没有中科大男孩们“可惜朋友之妻不可夺”的假少年老成。红子变得越来越懒惰,整天坐在计算机前琢磨那些程序。我给他洗衣服洗被子,楼前晾满衣物,我站在凳子上听见男孩子议论:“真勤快”,“老大真享福”。
大雪降临,春暖花开,不论寒暑,我总是长裙短裙。在清华,男孩子多得近乎残酷,我不再习惯穿裤装,仿佛裙子是坚守性别阵地的力量。我看见那些英气俊秀的脸长上青春痘,看见他们在运动场上奔跑,我看到有些人的唇边被剃须刀划出了伤痕。有些同学的实验室有大片空地,他们种些菜和花。玫瑰盛开的时候,他们叫我自己去采。有时候,他们割舍足球赛,让我接着看连续剧,又担心我研究生考不上。过节的时候一起喝醉酒,偶尔帮男孩子们洗一次衣服,包括球场上积累的袜子。我屏住呼吸往洗衣机里放,心情却回到在家中给弟弟们做大姐的感觉。
红子又毕业了。每次聚餐最会点菜、讲究吃喝的则济回上海去了,晓春和白涛出国了。曾经答应给他们介绍女朋友,等我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和我的女同学熟悉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先远走高飞。是思乡越过了矜持吗?他们在信里直呼我“大姐”了。但留在北京的是多数。红子和我的一间小屋里,第一件家具是餐桌,能围坐8个人。阵地随即转移到北大这间小屋,我反客为主,招待刚工作的单身汉们。春节时候,大家各自奔回老家,把家乡特产带到北京,再带到北大,进门交给红子,但申明是给“大姐”的。
每每这时,我便感受到一种繁华再现。丰盈的感念犹如离家的感觉。
他发现自己忽然由一个边缘人变成大家关注的中心了,幸福夹杂着一点尴尬。他哼都没哼一声,就被人借给了自行车、相机、遮阳伞、甚至一大堆杂志。宿舍里的男孩子们平常一贯独来独往,也一下子充满女性气息:亲近而温馨。大家没有来由地小聚在餐馆里,喝些酒,互相拍着肩膀,说几句“可惜朋友之妻不可夺”之类的话。
一周之后,我被依依不舍地遣送回我的学校。一些称赞之语由红子在信中转达于我。3个月后,红子毕业了,带回毕业纪念册和一包糖。糖是毕业茶话会留下的,大家一致要红子带给我。纪念册上则有多人以我“做文章”。红子第一次流露出知道了我是骡子是马的神气,似乎不再让我在他的生活里深藏不露。得到鉴定认可的我,对那些纯真朴实的同龄男孩们深怀感谢,他们慷慨热诚的赞美使我由红子女朋友变成了“朋友之妻”。
6年之后,红子再度回到校园。由于专业是工科,全班除两位女生外全是比他小四五岁的男孩。红子仍然内向寡言。上铺的晓春最早看到我的照片,便向大家公告“老大的老婆很漂亮”。于是,有人扬言,要提凳子坐在楼道里等着看“老大的老婆”。冬天来临前,未及我打点北上的行装,红子写信说,他正在学滑旱冰,同学则调侃他何不等老婆来了一起滑真冰。
下雪结冰之前,我就到了清华园。红子去南门接,我却已从西门到了14楼。同屋男孩倒开水打洗脸水又到南门去叫回傻等的人。我在清华园驻扎下来,在男生楼进进出出。因年长几岁又有社会阅历,在单纯聪明的大男孩子们面前俨然姐姐心情。他们那些沉默的举止、简单的言语、踏实的关心、羞涩的微笑,再没有“老大的老婆很漂亮”那种味道,也没有中科大男孩们“可惜朋友之妻不可夺”的假少年老成。红子变得越来越懒惰,整天坐在计算机前琢磨那些程序。我给他洗衣服洗被子,楼前晾满衣物,我站在凳子上听见男孩子议论:“真勤快”,“老大真享福”。
大雪降临,春暖花开,不论寒暑,我总是长裙短裙。在清华,男孩子多得近乎残酷,我不再习惯穿裤装,仿佛裙子是坚守性别阵地的力量。我看见那些英气俊秀的脸长上青春痘,看见他们在运动场上奔跑,我看到有些人的唇边被剃须刀划出了伤痕。有些同学的实验室有大片空地,他们种些菜和花。玫瑰盛开的时候,他们叫我自己去采。有时候,他们割舍足球赛,让我接着看连续剧,又担心我研究生考不上。过节的时候一起喝醉酒,偶尔帮男孩子们洗一次衣服,包括球场上积累的袜子。我屏住呼吸往洗衣机里放,心情却回到在家中给弟弟们做大姐的感觉。
红子又毕业了。每次聚餐最会点菜、讲究吃喝的则济回上海去了,晓春和白涛出国了。曾经答应给他们介绍女朋友,等我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和我的女同学熟悉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先远走高飞。是思乡越过了矜持吗?他们在信里直呼我“大姐”了。但留在北京的是多数。红子和我的一间小屋里,第一件家具是餐桌,能围坐8个人。阵地随即转移到北大这间小屋,我反客为主,招待刚工作的单身汉们。春节时候,大家各自奔回老家,把家乡特产带到北京,再带到北大,进门交给红子,但申明是给“大姐”的。
每每这时,我便感受到一种繁华再现。丰盈的感念犹如离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