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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上京纪行诗文与文人心态研究”（编号：15WYC082）的研究成果。
摘 要：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独有的一种文学作品，作为纪行诗的一类，它具有鲜明的游记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上京纪行诗是专门记录“两都巡幸”这一特殊事件的作品，它的游记性质不同于一般纪行诗，不仅形成了成规模的文人创作群体，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独特的表现。
关键词：上京纪行诗；游记；元代文学
作者简介：赵欢（1983-），女，博士，汉族，辽宁人，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元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上京紀行类作品的产生与元代文学中纪行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有关，元初，异域纪行诗和纪行散文盛行，如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这些纪行类诗歌是为上京纪行类作品的前奏。元代疆域辽阔，多民族混居，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也较为频繁，这是纪行类作品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纪行类作品的兴盛代表着文人价值取向和创作风向的转变，他们开始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有主动融合的意向。
“上京纪行”从名称上看即有游记的意味，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性诗歌。与个人性质的游记相比，上京纪行诗更集体化一些，因为有随幸经历的文人众多，参与上京纪行诗创作的人数也很多，所以上京纪行诗是一种记录有普遍性的经历的纪行诗。相比于其他纪行诗，上京纪行诗能够得到广泛的响应，能引起有同类经历的文人的共鸣，因而形成了同题集咏的形式。不同作者的上京纪行诗具有内容相似性、情感共通性等特点，但在相似的题材中又会展现出相异的个人风格和不同的关注点。
最能体现上京纪行诗的游记性的题主要为旅途见闻、上都风物等，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描写草原风光、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它们构成了上京纪行诗的主体。另一方面，描写旅途劳顿、表达羁旅之思也是游记中常见的内容，这亦出现在上京纪行诗中。
1.描写草原风情与旅途见闻
对塞外风光的描绘和欣赏是上京纪行诗中最常见的内容，山川风物、北方风俗等旅途见闻是上京纪行诗重要的主题之一。随幸文人们大多数是汉族或受汉文化熏陶长大，领略北方草原的风光对来他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每位作者笔下的草原都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既有相似的特征又具有诗人的个人色彩。如前所述袁桷的《送王继学修撰马伯庸应奉分院上都二首》即表现了草原自然风光和游牧民族的风俗，诗中描写了一派草原风光，清新淳朴，格调明快，诗人的心情也跃然笔端，对北方风情的感受是新鲜的，使整首诗歌带有游记的性质。廼贤的五首《塞上曲》亦从各个角度描写了草原上清新、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俗。草原美景在上京纪行诗中不可或缺，除了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致外，上都秋景也在很多诗作中有所表现，如张翥的《上京秋日三首》：
山前孤戍水边营，落日无人已断行。瓯脱数家门早闭，轒温千帐火宵明。
白摧野草狼同色，秋入榆关雁有声。最是不禁横笛怨，海天秋月不胜情。
水遶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歌残《敕勒》风生帐，猎罢阏氏雪没鞯。
红颊女儿花作队，紫髯都护酒如泉。峙巡岁岁《还京乐》，别换新声被管弦。
远山平野浩茫茫，曾是当年古战场。饮马水乾沙窟白，射雕尘起碛云黄。
中郎节在仍归汉，校尉城空罢护羌。今日车书逢混一，不辞垂老看氈乡。[1]523
这三首组诗描述了上京秋日的景色和活动，秋天的上都景色壮阔，比春景更多一分深沉悠远。北方的秋景与南方不同，萧瑟、悲凉而又开阔，诗人见到草枯雁归，自然心生伤感，但又会为草原大器的秋色所触动。第二首诗中描写的应为皇帝每年返大都前在上都举行的马奶子宴的场面，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歌谣配合秋天的上都更能显示出异族情调。第三首则是一首怀古诗，李陵台是上都和大都之间主要的驿站之一，也是诗人们在上京纪行诗中咏怀次数最多的地点，马致远也曾在《天净沙》组曲中有“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的咏叹。随幸文人们多咏此地，不仅因为它在巡幸的路上，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感怀。随幸文人多为在元廷出仕的汉族人，对李陵这个历史人物或有感同身受之意，且李陵的经历亦能令文人们体会到自己在元朝这个异族所建立的朝代的矛盾感，所有容易产生感叹。
旅途中所见山川景色的壮丽是上京纪行诗普遍的题材，如柳贯的《度居庸关》：
居庸朔方塞，始入两崖张。行行转石角，细路縈涧冈。层壑倒天影，半林漏晨光。崎嵚里四十，所历万羊肠。千辕络前后，两轨通中央。谷开稍夷旷，在险获康庄。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行。激流或机硙，架广亦僧坊。
旅途中的艰难险阻描写得细致生动，有李太白《蜀道难》的影子，表现了诗人出行北方时的激动心情，也反映了随幸文人共通的情绪：期待旅行带来的新奇见闻与感受，既怵于路途的艰险，又将其作为值得回味的体验和谈资。元代上京纪行诗中多有同题作品，居庸关是最常出现的地点，可见文人们的体会具有相似性。
2.羁旅之思与感物伤怀
羁旅之思是上京纪行类作品中另一个明显的游记性特征，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第一首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描写羁旅伤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大都是描写诗人在途中的情绪，因为巡幸的路途漫长，旅途的疲累会令人产生消极、沮丧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往往又和景色描写交融在一起，在愁思的同时又夹着描写风光的字句，看起来颇为矛盾，但又符合作者的心情和感受。
袁桷的《端午日由车中抵开平客中三度端阳怆然有怀》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感怀作品：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规声声劝归去。旧岁滦阳万寿宫，九节菖蒲泛琼醑。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沙坡马鬣高下迎，土屋鱼鳞先后附。旧家松篁百寻碧，薝卜花前石榴树。停车俯首不得语，邻墙箫声杂驼鼓。劳生得意同蜗牛，旧历却行等蝇虎。[2]677 从这首诗的小序中可以得知诗人“怆然有怀”的原因：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学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门，买小草卧行，八日至开平，舍于崇真宫。有旨：道士免扈从，宫中阒无人声。车架五月中旬始至，书诏简绝，仅为祝文十三道。已入内制。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而同院亦寡倡和，率意为题，得一百篇。闰五月，上幸五台山，以实録未毕，趣史院官属咸还京。是月丁巳发，癸亥还寓舍。五月，滦阳大寒。闰月，道中大暑。观是诗者，亦足知夫驰驱之为劳，隐逸之为可慕也。六月丁卯朔，桷敘。[2]677
由于道士免除扈从，原先热闹的崇真宫变得十分冷清，诗人感觉孤独寂寞，所以“非愉感发，一寓于诗”，这既是感叹友人不在身边，又能看出诗人对旅途劳顿的烦恼，“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二句表现了诗人孤冷凄清的心境。由于袁桷当时较特殊的情况，这首诗的伤感之情也有具体的抒发原由，除此之外大部分文人的感怀之作是单纯的羁旅之叹。
张养浩的《上都道中》是一首以旅人心态抒发乡思的诗：
穷冱惟沙漠，昔闻今信然。行人鬓有雪，野店灶无烟。
白草牛羊地，黄云鵰鹗天。故乡何处是？愁绝晚风前。
“白草牛羊地，黄云鵰鹗天”这样过于空旷的景色更易令人伤怀，人烟稀少、野店废弃，更显凄凉，故而诗人发出“故乡何处是”的悲叹，与“日暮乡关何处是”异曲同工。
3.草原风俗和百姓生活
北方草原生活的是游牧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迥异于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的汉族人。所以随幸文人在初抵上都时都会被上都淳朴、鲜活的民俗所吸引，对上都简单快乐的生活产生向往。
描绘上都生活的作品中，最具特色且艺术性较高的是写少数民族女性的诗篇。和遵守礼教、思想传统的汉族女子不同，蒙古族女性较少受到约束，她们的地位相对较高，所以更有个性，甚至能承担男性的劳作。她们性格活泼、奔放，行为举止亦不同于汉族女子的温良贤淑，更多地表现为泼辣、大胆、直爽。从描写蒙古族女性的作品来看，文人们对她们的热情奔放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她们身上看到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朝的民族融合使汉族接受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对女子的看法亦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如廼贤的《塞上曲五首》（其三）：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氈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簷边。
长十八，草花名。[3]
此诗描写一位活泼的蒙古族少女，少女的行为、神态充满孩子气，天真可爱，“自卷氈帘出帐”的举动更显其率直、纯真。折“长十八”戴在帽簷上表现了爱美的小儿女情态，又有游牧民族女孩自由无拘的特点。“长十八”、有簷的帽子等显然都不是汉族女孩的饰物，突出了蒙古族少女的服饰特色，展示上都的异族风味。
在正面描写之外，有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上都百姓生活的坎坷，而这多少也是由巡幸造成的。巡幸不仅令许多官员疲惫劳累，也给普通百姓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从一些上京纪行诗里能找到相关描述，如一些描写女性的诗篇便表现了两都巡幸给妇女造成的苦难，也是对当时上都生活的真实写照。
4.小结
游记性是上京纪行诗最突出的文学价值之一，在现存的500余首上京纪行诗中，描写旅途风光和异地见闻的作品占了大半，并且这些作品多出自汉族文人或生活在汉族文化区域内的文人之手，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体现了当时大部分随幸文人的心态。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纪行诗中一个独特的分类，亦是元代诗文中特色突出的作品，研究上京纪行诗的游记价值对丰富整个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嗣立.《元诗选》初集02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01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3]廼贤.《金台集》.元刊本。
摘 要：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独有的一种文学作品，作为纪行诗的一类，它具有鲜明的游记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上京纪行诗是专门记录“两都巡幸”这一特殊事件的作品，它的游记性质不同于一般纪行诗，不仅形成了成规模的文人创作群体，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独特的表现。
关键词：上京纪行诗；游记；元代文学
作者简介：赵欢（1983-），女，博士，汉族，辽宁人，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元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上京紀行类作品的产生与元代文学中纪行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有关，元初，异域纪行诗和纪行散文盛行，如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这些纪行类诗歌是为上京纪行类作品的前奏。元代疆域辽阔，多民族混居，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也较为频繁，这是纪行类作品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纪行类作品的兴盛代表着文人价值取向和创作风向的转变，他们开始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有主动融合的意向。
“上京纪行”从名称上看即有游记的意味，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性诗歌。与个人性质的游记相比，上京纪行诗更集体化一些，因为有随幸经历的文人众多，参与上京纪行诗创作的人数也很多，所以上京纪行诗是一种记录有普遍性的经历的纪行诗。相比于其他纪行诗，上京纪行诗能够得到广泛的响应，能引起有同类经历的文人的共鸣，因而形成了同题集咏的形式。不同作者的上京纪行诗具有内容相似性、情感共通性等特点，但在相似的题材中又会展现出相异的个人风格和不同的关注点。
最能体现上京纪行诗的游记性的题主要为旅途见闻、上都风物等，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描写草原风光、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作品，它们构成了上京纪行诗的主体。另一方面，描写旅途劳顿、表达羁旅之思也是游记中常见的内容，这亦出现在上京纪行诗中。
1.描写草原风情与旅途见闻
对塞外风光的描绘和欣赏是上京纪行诗中最常见的内容，山川风物、北方风俗等旅途见闻是上京纪行诗重要的主题之一。随幸文人们大多数是汉族或受汉文化熏陶长大，领略北方草原的风光对来他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每位作者笔下的草原都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既有相似的特征又具有诗人的个人色彩。如前所述袁桷的《送王继学修撰马伯庸应奉分院上都二首》即表现了草原自然风光和游牧民族的风俗，诗中描写了一派草原风光，清新淳朴，格调明快，诗人的心情也跃然笔端，对北方风情的感受是新鲜的，使整首诗歌带有游记的性质。廼贤的五首《塞上曲》亦从各个角度描写了草原上清新、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俗。草原美景在上京纪行诗中不可或缺，除了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致外，上都秋景也在很多诗作中有所表现，如张翥的《上京秋日三首》：
山前孤戍水边营，落日无人已断行。瓯脱数家门早闭，轒温千帐火宵明。
白摧野草狼同色，秋入榆关雁有声。最是不禁横笛怨，海天秋月不胜情。
水遶云回万里川，鸟飞不下草连天。歌残《敕勒》风生帐，猎罢阏氏雪没鞯。
红颊女儿花作队，紫髯都护酒如泉。峙巡岁岁《还京乐》，别换新声被管弦。
远山平野浩茫茫，曾是当年古战场。饮马水乾沙窟白，射雕尘起碛云黄。
中郎节在仍归汉，校尉城空罢护羌。今日车书逢混一，不辞垂老看氈乡。[1]523
这三首组诗描述了上京秋日的景色和活动，秋天的上都景色壮阔，比春景更多一分深沉悠远。北方的秋景与南方不同，萧瑟、悲凉而又开阔，诗人见到草枯雁归，自然心生伤感，但又会为草原大器的秋色所触动。第二首诗中描写的应为皇帝每年返大都前在上都举行的马奶子宴的场面，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歌谣配合秋天的上都更能显示出异族情调。第三首则是一首怀古诗，李陵台是上都和大都之间主要的驿站之一，也是诗人们在上京纪行诗中咏怀次数最多的地点，马致远也曾在《天净沙》组曲中有“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的咏叹。随幸文人们多咏此地，不仅因为它在巡幸的路上，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感怀。随幸文人多为在元廷出仕的汉族人，对李陵这个历史人物或有感同身受之意，且李陵的经历亦能令文人们体会到自己在元朝这个异族所建立的朝代的矛盾感，所有容易产生感叹。
旅途中所见山川景色的壮丽是上京纪行诗普遍的题材，如柳贯的《度居庸关》：
居庸朔方塞，始入两崖张。行行转石角，细路縈涧冈。层壑倒天影，半林漏晨光。崎嵚里四十，所历万羊肠。千辕络前后，两轨通中央。谷开稍夷旷，在险获康庄。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行。激流或机硙，架广亦僧坊。
旅途中的艰难险阻描写得细致生动，有李太白《蜀道难》的影子，表现了诗人出行北方时的激动心情，也反映了随幸文人共通的情绪：期待旅行带来的新奇见闻与感受，既怵于路途的艰险，又将其作为值得回味的体验和谈资。元代上京纪行诗中多有同题作品，居庸关是最常出现的地点，可见文人们的体会具有相似性。
2.羁旅之思与感物伤怀
羁旅之思是上京纪行类作品中另一个明显的游记性特征，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第一首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描写羁旅伤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大都是描写诗人在途中的情绪，因为巡幸的路途漫长，旅途的疲累会令人产生消极、沮丧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往往又和景色描写交融在一起，在愁思的同时又夹着描写风光的字句，看起来颇为矛盾，但又符合作者的心情和感受。
袁桷的《端午日由车中抵开平客中三度端阳怆然有怀》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感怀作品：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规声声劝归去。旧岁滦阳万寿宫，九节菖蒲泛琼醑。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沙坡马鬣高下迎，土屋鱼鳞先后附。旧家松篁百寻碧，薝卜花前石榴树。停车俯首不得语，邻墙箫声杂驼鼓。劳生得意同蜗牛，旧历却行等蝇虎。[2]677 从这首诗的小序中可以得知诗人“怆然有怀”的原因：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学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门，买小草卧行，八日至开平，舍于崇真宫。有旨：道士免扈从，宫中阒无人声。车架五月中旬始至，书诏简绝，仅为祝文十三道。已入内制。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而同院亦寡倡和，率意为题，得一百篇。闰五月，上幸五台山，以实録未毕，趣史院官属咸还京。是月丁巳发，癸亥还寓舍。五月，滦阳大寒。闰月，道中大暑。观是诗者，亦足知夫驰驱之为劳，隐逸之为可慕也。六月丁卯朔，桷敘。[2]677
由于道士免除扈从，原先热闹的崇真宫变得十分冷清，诗人感觉孤独寂寞，所以“非愉感发，一寓于诗”，这既是感叹友人不在身边，又能看出诗人对旅途劳顿的烦恼，“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二句表现了诗人孤冷凄清的心境。由于袁桷当时较特殊的情况，这首诗的伤感之情也有具体的抒发原由，除此之外大部分文人的感怀之作是单纯的羁旅之叹。
张养浩的《上都道中》是一首以旅人心态抒发乡思的诗：
穷冱惟沙漠，昔闻今信然。行人鬓有雪，野店灶无烟。
白草牛羊地，黄云鵰鹗天。故乡何处是？愁绝晚风前。
“白草牛羊地，黄云鵰鹗天”这样过于空旷的景色更易令人伤怀，人烟稀少、野店废弃，更显凄凉，故而诗人发出“故乡何处是”的悲叹，与“日暮乡关何处是”异曲同工。
3.草原风俗和百姓生活
北方草原生活的是游牧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迥异于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的汉族人。所以随幸文人在初抵上都时都会被上都淳朴、鲜活的民俗所吸引，对上都简单快乐的生活产生向往。
描绘上都生活的作品中，最具特色且艺术性较高的是写少数民族女性的诗篇。和遵守礼教、思想传统的汉族女子不同，蒙古族女性较少受到约束，她们的地位相对较高，所以更有个性，甚至能承担男性的劳作。她们性格活泼、奔放，行为举止亦不同于汉族女子的温良贤淑，更多地表现为泼辣、大胆、直爽。从描写蒙古族女性的作品来看，文人们对她们的热情奔放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她们身上看到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朝的民族融合使汉族接受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对女子的看法亦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如廼贤的《塞上曲五首》（其三）：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氈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簷边。
长十八，草花名。[3]
此诗描写一位活泼的蒙古族少女，少女的行为、神态充满孩子气，天真可爱，“自卷氈帘出帐”的举动更显其率直、纯真。折“长十八”戴在帽簷上表现了爱美的小儿女情态，又有游牧民族女孩自由无拘的特点。“长十八”、有簷的帽子等显然都不是汉族女孩的饰物，突出了蒙古族少女的服饰特色，展示上都的异族风味。
在正面描写之外，有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上都百姓生活的坎坷，而这多少也是由巡幸造成的。巡幸不仅令许多官员疲惫劳累，也给普通百姓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从一些上京纪行诗里能找到相关描述，如一些描写女性的诗篇便表现了两都巡幸给妇女造成的苦难，也是对当时上都生活的真实写照。
4.小结
游记性是上京纪行诗最突出的文学价值之一，在现存的500余首上京纪行诗中，描写旅途风光和异地见闻的作品占了大半，并且这些作品多出自汉族文人或生活在汉族文化区域内的文人之手，它们的内容和风格体现了当时大部分随幸文人的心态。上京纪行诗是元代纪行诗中一个独特的分类，亦是元代诗文中特色突出的作品，研究上京纪行诗的游记价值对丰富整个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嗣立.《元诗选》初集02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01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3]廼贤.《金台集》.元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