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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户建立金融信用档案，为一些没有资源的农户提供金融支持，苍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做法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倡导的“穷人银行”有许多相似之处。
渔民的小船换成了大船
以银行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绝无仅有。尤努斯所倡导的小额信贷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扶贫方式：信贷额度小、无需抵押且偿还率高达98%。正如诺贝尔奖评委会在颁奖文告中所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成为可能”。而诺贝尔奖所褒扬的“消除贫困，共同发展”的精神，与我国目前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当前，贷款金额少，信用没有保障，农户个人贷款难是很多金融机构的“头疼事”。不过，在浙江省苍南县，一些金融机构从加大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入手，在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走出了新路子，农民也从中尝到了甜头。
苍南县信用联社理事长陈宏强拿县农村信用联社跟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作了一番类比。“虽然两家银行性质不同，但我们都在想办法向穷人放款，以便让他们也有资本可以发展。尤努斯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只要有劳力，他就认为这家人有资源，就可以放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苍南县农村信用联社，为全县农户建立了金融档案。只要农户有劳力，没有严重的负债，有合适的项目，就愿意放贷，为一些没有资源的农户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2007年11月20日下午5时多，温州市苍南县中墩乡海滨村村民金中印驾着小船，来到自家紫菜养殖场巡视。
船上除了金中印，还有赤溪信用社主任陈汝淼和信贷员吴仁沛。正因为信用社的贷款支持，金中印的养殖场从10亩扩大到了30亩。
在过去的5年中，金中印贷到的1万元，只够他维持10亩紫菜养殖的资金周转，其余时间他开船出海打捞虾米。
2006年，信用社调整了授信额度，他可以贷到2万元，以一年为期，于是生产规模扩大到了20亩。2007年，信用社贷给他3万元，于是养殖场扩大到了30亩。
不独金中印，其他获得贷款的村民，也把小船换成了大船。以前7个人一艘小船，现在两三个人就有一条大船，马力也增加了。
“农民就是这样，非常讲信用，没钱绝对不敢安排太多事情，所以他的信用实际上还高于一般商家。”陈汝淼说。
事实上，赤溪信用社已经连续十几年没有坏账记录了。陈汝淼觉得，只要有切实的项目，给农户增发贷款，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全县农信社贷款不良率一直控制在0.4%以下，“说明农民的信用意识非常好，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资信状况缺乏了解。”
18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从2007年3月开始，苍南县信用联社根据家庭劳动力、住房情况、收入状况、家庭结构、职业、生产所需资金、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无债务、信用状况、孩子是否毕业等基本情况，以及四邻八坊对他的评价，为每户家庭建立金融档案，以此为依据确定这家农户的授信额度。苍南县共有30万农户，实际在家的约70%，即20万户。截至目前，县信用联社已经建立了18万份农户金融档案，其中能够获得贷款的约13.8万户，共授信额度45亿元，每户从5000元到55万元不等。
根据县信用联社的统计，目前已有6.5万农户贷款16亿元，尚有29亿元缺口。虽说信用社对一般贷款都能满足，但对于大项目来说，信用社可以调动的金融资源太少，无能为力。
“贷不到款的，要么就是家里没有劳动力，要么就是五保户，这些农户属于民政救助的范围，作为金融机构无法参与。此外，还有部分农户名为农民，实际是企业主，也不需要我们的小额贷款，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商业银行融资。”县信用联社理事长陈宏强说。
“一个劳力就是一个资源，用这个标准来核定授信，和商业银行完全不同，却是有效的操作办法。”陈宏强说，农村贷款之难，除了利润微薄之外，对农村资产的认识和价值低估，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很多银行看来，没有资产抵押的贷款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不良贷款，但在农村完全不是这样。
陈汝淼所在的赤溪信用社去年有一个案例，有一家四兄弟，2006年贷款种植蘑菇，结果被台风全部卷走。信用社经过考察，认为他们的项目完全有市场，可以追回贷款，结果是2007年就还清了贷款。
“我们看中的是他们的4个青壮劳力，只要劳动力在，最大的资源就在。通过资本注入，完全可以激发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陈汝淼说。
当然，项目的优良程度，以及资产与负债的比较等也是参考因素。“比如一个留守妇女，养几只羊几头猪都可以，但给她一个大项目就不行，她干不了。”
穷人如何贷款
尤努斯堪称创新型的“穷人银行家”。尽管他放贷不需要穷人提供担保，但他创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机制，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用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抵押担保制度，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尽管如此，尤努斯的银行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这从效率角度证明了“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作用。
在市场经济价值观日益盛行的今天，尤努斯颠覆了银行经营的诸多金科玉律。当越来越多的银行把富人当作天经地义的优质客户，不仅不肯为贫困人口贷款，甚至规定“少于2000元的存款不办理”时，尤努斯却从被一般银行拒之门外的穷人那里收获了丰厚价值。
从我国小额贷款发展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银监会指导商业银行推行小额贷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然存在“贷款难”的问题。以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为例，统计显示，自该业务开展以来，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余额50亿元左右，这与众多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况且，小额担保贷款关注的重点只是国企下岗工人，而且是担保贷款，那些在金字塔最底层，甚至连担保都拿不出的农村贫困人口，并非讨论对象。
陈宏强认为，农村贷款难的是穷人，有钱的农民企业家并不难。“他们的企业处于上升期，商业银行争着放贷。甚至一些支农贷款，为了保险起见，也主要投向农业大户。”
虽然信用社认可劳动力是最大的资源，但如何担保仍然令他们动足了脑筋，联保制度就是其中一项。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让5家农户自由组合成一个团体，互相担保获得贷款；如果有一户出现了坏账，则由其他人代为偿还。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这样做实际上给当事人一个不能逃债的印象，否则就是辜负了邻居对你的信任。”信贷员吴仁沛说。
但在实际操作中，吴仁沛发现，村里很容易出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互相组成联保团体，而困难家庭无人愿意与他联保的情况。
“所以我们得另外想办法，后来还是决定依靠村干部，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很高，村干部也有相当的威信，让他们做担保，也是可以的。”陈汝淼说。
就在此前，信用社已经聘请村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担任信用社理事。这些村干部对村里的情况熟悉，如果发生无人愿意联保的情况，由村干部理事出面担保。“他们对这些家庭的情况很清楚，加上我们在建金融档案的时候已经核实过他们的还贷能力，因此理事担保的风险也不大。”陈汝淼说。
除了增加的贷款数额，贷款期限也延长到一年，而不再是一个季度。“这样可以让农民获得最大的收益。以前紫菜一出场，农民就得赶快上市卖掉以偿还贷款。但现在，如果行情不好，他可以把货压一压，待价格上去了再卖。对于没有自有资金的困难家庭来说，这样的机会收益至关重要。”陈汝淼说。
为农村配置金融资源
实际上，苍南县这个信用档案是一个动态的管理体系。在农户每次贷款和还款时，都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苍南县支行行长张步湘认为农户信用档案“应用前景很大”。但和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不同。“我们的信用体系是针对个人的，而苍南农村信用联社的金融档案是针对农户家庭的。”
陈宏强认同这种评价，但认为这“只是一个前景”，在国家出台专门针对农村的融资政策和渠道之前，这只能是一个基础性工具，而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县信用联社授信了45亿元，但并非全部能落实。“我们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有限，目前所有贷款中支农贷款占到65%以上，每年有35%的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陈宏强说。
2007年，为解决金融资源难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县信用联社通过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办代理业务、与中国民生银行等开展资产买卖、吸收邮储协议存款、向人行申请支农再贷款支持等措施，先后引进资金近10亿元。
农村融资难涉及方方面面问题，除了与农村诚信体系尚不健全有关，还因农业产业风险大、回报率低等特性，令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望而生畏”，往往对农户放贷不积极。
“农户贷款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户和农村贷款的情况日趋多样化，创新金融组织十分必要。”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说。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事实性的垄断地位，这就需要引入新的竞争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认为，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应成为今后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
渔民的小船换成了大船
以银行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绝无仅有。尤努斯所倡导的小额信贷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扶贫方式：信贷额度小、无需抵押且偿还率高达98%。正如诺贝尔奖评委会在颁奖文告中所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成为可能”。而诺贝尔奖所褒扬的“消除贫困，共同发展”的精神，与我国目前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当前，贷款金额少，信用没有保障，农户个人贷款难是很多金融机构的“头疼事”。不过，在浙江省苍南县，一些金融机构从加大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入手，在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走出了新路子，农民也从中尝到了甜头。
苍南县信用联社理事长陈宏强拿县农村信用联社跟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作了一番类比。“虽然两家银行性质不同，但我们都在想办法向穷人放款，以便让他们也有资本可以发展。尤努斯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只要有劳力，他就认为这家人有资源，就可以放贷，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苍南县农村信用联社，为全县农户建立了金融档案。只要农户有劳力，没有严重的负债，有合适的项目，就愿意放贷，为一些没有资源的农户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2007年11月20日下午5时多，温州市苍南县中墩乡海滨村村民金中印驾着小船，来到自家紫菜养殖场巡视。
船上除了金中印，还有赤溪信用社主任陈汝淼和信贷员吴仁沛。正因为信用社的贷款支持，金中印的养殖场从10亩扩大到了30亩。
在过去的5年中，金中印贷到的1万元，只够他维持10亩紫菜养殖的资金周转，其余时间他开船出海打捞虾米。
2006年，信用社调整了授信额度，他可以贷到2万元，以一年为期，于是生产规模扩大到了20亩。2007年，信用社贷给他3万元，于是养殖场扩大到了30亩。
不独金中印，其他获得贷款的村民，也把小船换成了大船。以前7个人一艘小船，现在两三个人就有一条大船，马力也增加了。
“农民就是这样，非常讲信用，没钱绝对不敢安排太多事情，所以他的信用实际上还高于一般商家。”陈汝淼说。
事实上，赤溪信用社已经连续十几年没有坏账记录了。陈汝淼觉得，只要有切实的项目，给农户增发贷款，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全县农信社贷款不良率一直控制在0.4%以下，“说明农民的信用意识非常好，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资信状况缺乏了解。”
18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
从2007年3月开始，苍南县信用联社根据家庭劳动力、住房情况、收入状况、家庭结构、职业、生产所需资金、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无债务、信用状况、孩子是否毕业等基本情况，以及四邻八坊对他的评价，为每户家庭建立金融档案，以此为依据确定这家农户的授信额度。苍南县共有30万农户，实际在家的约70%，即20万户。截至目前，县信用联社已经建立了18万份农户金融档案，其中能够获得贷款的约13.8万户，共授信额度45亿元，每户从5000元到55万元不等。
根据县信用联社的统计，目前已有6.5万农户贷款16亿元，尚有29亿元缺口。虽说信用社对一般贷款都能满足，但对于大项目来说，信用社可以调动的金融资源太少，无能为力。
“贷不到款的，要么就是家里没有劳动力，要么就是五保户，这些农户属于民政救助的范围，作为金融机构无法参与。此外，还有部分农户名为农民，实际是企业主，也不需要我们的小额贷款，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商业银行融资。”县信用联社理事长陈宏强说。
“一个劳力就是一个资源，用这个标准来核定授信，和商业银行完全不同，却是有效的操作办法。”陈宏强说，农村贷款之难，除了利润微薄之外，对农村资产的认识和价值低估，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在很多银行看来，没有资产抵押的贷款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不良贷款，但在农村完全不是这样。
陈汝淼所在的赤溪信用社去年有一个案例，有一家四兄弟，2006年贷款种植蘑菇，结果被台风全部卷走。信用社经过考察，认为他们的项目完全有市场，可以追回贷款，结果是2007年就还清了贷款。
“我们看中的是他们的4个青壮劳力，只要劳动力在，最大的资源就在。通过资本注入，完全可以激发农民的劳动力价值。”陈汝淼说。
当然，项目的优良程度，以及资产与负债的比较等也是参考因素。“比如一个留守妇女，养几只羊几头猪都可以，但给她一个大项目就不行，她干不了。”
穷人如何贷款
尤努斯堪称创新型的“穷人银行家”。尽管他放贷不需要穷人提供担保，但他创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机制，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用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抵押担保制度，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尽管如此，尤努斯的银行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这从效率角度证明了“授人以渔”比“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作用。
在市场经济价值观日益盛行的今天，尤努斯颠覆了银行经营的诸多金科玉律。当越来越多的银行把富人当作天经地义的优质客户，不仅不肯为贫困人口贷款，甚至规定“少于2000元的存款不办理”时，尤努斯却从被一般银行拒之门外的穷人那里收获了丰厚价值。
从我国小额贷款发展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银监会指导商业银行推行小额贷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然存在“贷款难”的问题。以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为例，统计显示，自该业务开展以来，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余额50亿元左右，这与众多下岗失业人员的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况且，小额担保贷款关注的重点只是国企下岗工人，而且是担保贷款，那些在金字塔最底层，甚至连担保都拿不出的农村贫困人口，并非讨论对象。
陈宏强认为，农村贷款难的是穷人，有钱的农民企业家并不难。“他们的企业处于上升期，商业银行争着放贷。甚至一些支农贷款，为了保险起见，也主要投向农业大户。”
虽然信用社认可劳动力是最大的资源，但如何担保仍然令他们动足了脑筋，联保制度就是其中一项。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让5家农户自由组合成一个团体，互相担保获得贷款；如果有一户出现了坏账，则由其他人代为偿还。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这样做实际上给当事人一个不能逃债的印象，否则就是辜负了邻居对你的信任。”信贷员吴仁沛说。
但在实际操作中，吴仁沛发现，村里很容易出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互相组成联保团体，而困难家庭无人愿意与他联保的情况。
“所以我们得另外想办法，后来还是决定依靠村干部，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很高，村干部也有相当的威信，让他们做担保，也是可以的。”陈汝淼说。
就在此前，信用社已经聘请村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担任信用社理事。这些村干部对村里的情况熟悉，如果发生无人愿意联保的情况，由村干部理事出面担保。“他们对这些家庭的情况很清楚，加上我们在建金融档案的时候已经核实过他们的还贷能力，因此理事担保的风险也不大。”陈汝淼说。
除了增加的贷款数额，贷款期限也延长到一年，而不再是一个季度。“这样可以让农民获得最大的收益。以前紫菜一出场，农民就得赶快上市卖掉以偿还贷款。但现在，如果行情不好，他可以把货压一压，待价格上去了再卖。对于没有自有资金的困难家庭来说，这样的机会收益至关重要。”陈汝淼说。
为农村配置金融资源
实际上，苍南县这个信用档案是一个动态的管理体系。在农户每次贷款和还款时，都会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苍南县支行行长张步湘认为农户信用档案“应用前景很大”。但和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不同。“我们的信用体系是针对个人的，而苍南农村信用联社的金融档案是针对农户家庭的。”
陈宏强认同这种评价，但认为这“只是一个前景”，在国家出台专门针对农村的融资政策和渠道之前，这只能是一个基础性工具，而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县信用联社授信了45亿元，但并非全部能落实。“我们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有限，目前所有贷款中支农贷款占到65%以上，每年有35%的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陈宏强说。
2007年，为解决金融资源难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县信用联社通过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办代理业务、与中国民生银行等开展资产买卖、吸收邮储协议存款、向人行申请支农再贷款支持等措施，先后引进资金近10亿元。
农村融资难涉及方方面面问题，除了与农村诚信体系尚不健全有关，还因农业产业风险大、回报率低等特性，令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望而生畏”，往往对农户放贷不积极。
“农户贷款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户和农村贷款的情况日趋多样化，创新金融组织十分必要。”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朱范予说。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事实性的垄断地位，这就需要引入新的竞争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认为，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应成为今后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