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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安十三年（二○八）秋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大军未至，刘表病死。刘表以少子刘琮为嗣，可曹军一到襄阳，刘琮即举州投降。其时刘备在樊城，闻曹军迫近仓皇撤退。这一段是赤壁之战的前戏，《三国志》先主传记述如下：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趣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刘备戎马一生，要数这回的溃退最为狼狈，携十万之众，却没有多少可用兵力，硬是让曹操一路追杀（后来章武二年猇亭大败，撤退时吴兵并未穷追）。先主传此节重点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曹操兵至宛城，刘备自樊城南撤（现今两城相距不到一百四十公里），此际诸葛亮欲乘隙拿下襄阳，刘备因刘表临亡托孤而于心不忍；二、刘备转移的目的地是江陵，因为江陵囤有“军实”（粮草军械）；三、携百姓辎重行动缓慢，行至当阳，刘备让关羽率船队先行，自己被曹军堵截，只能“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四、刘备等逃出重围，临时改变路线—“斜趣（趋）汉津”，恰与关羽船队相会，又纠合刘琦万余部众，从沔水（亦即汉水）顺流而下至夏口。
刘备起初未与关羽船队同行，说是不忍抛弃逃难的民众，上述引文省略一段刘备“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言述，当然这并非本文关注重点。为表现刘备之仁心，传中更有不听诸葛亮劝其夺襄阳一例。敌军压境之际，诸葛亮给出这样的馊主意，让人匪夷所思。清人王懋竑对此即有议论。
《资治通鉴》（建安十三年）记述此事不取《三国传》之说，所谓劝说刘备“攻琮”这等荒唐建议，被胡乱安到刘備某个属下头上。如谓：“（刘备得知刘琮降曹）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诸葛亮即如陈寿所言将略不足，该不至于如此缺乏军事常识。
《三国志》叙事疑点不惟此例，诸纪传互文相出，亦多有舛驰。如关羽分道转移，是否如先主传所说在当阳登船，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此事关羽传另有一说：
（刘）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按这里说法，樊城撤退一开始，关羽就乘船走了。樊城在汉水北岸（与襄阳隔水相望），自有行舟之便。从樊城走水路，是沿汉水顺流而下，从夏口入长江，再溯流而上至江陵。夏口在今武汉市，樊城至此，如今走高速公路将近三百五十公里，从夏口往江陵（今荆州市）亦近三百公里。当然，实际水路里程可能远了不止一倍（按，古今水道变化甚巨，两地距离已难估测，姑以现今陆路里程做模糊参照）。不过，当时还有另一条水道，就是经汉水转入夏水，二水交汇处在今湖北仙桃县附近。夏水是长江自江陵分水向东形成的河道，航运能力受长江水量影响，其时已是秋九月之后（武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很难说是否仍能通航。不过，秋季未必皆入枯水期，后来关羽水淹七军就在秋天（羽传：“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其时汉水暴涨亦必然灌入夏水。倘若走夏水，路程自是缩短许多（如今从仙桃到荆州市的高速公路大约一百三十公里）。但不管怎么说，船队从樊城到江陵，都要走一个>形绕行路线。后半程走长江还是走夏水，自有大>或小>之区别，可即便抄近路走夏水亦是迢迢之途。很难想象，刘备仓促之间安排这般大范围的分兵转移。
回到先主传，所谓关羽在当阳附近登船，这说法明显经不起推敲。当阳夹在汉水和沮水之间，但距离西边沮水更近。《水经注》卷三十二：“沮水又东南径当阳县城北。”（从谭其骧地图上看，更靠近当阳的是汇入沮水的漳水）如果关羽真是在当阳改换水路，由沮水南下是绝对合理的路线，因为沿沮水到江陵不用绕远，按现代华里概算只是两三百里顺水之程。反之走当阳东边的汉水，那就跟刘备“斜趋汉津”的路线相同，时间上既先于刘备，不可能在汉水上与之相遇。但问题是，关羽的船队并未抵達江陵，却偏偏在汉水与刘备相遇，可见他走的不是沮水这条路线。江陵是关羽与刘备分手时约定的目的地，此际曹军还在身后，由沮水南下不会受阻，按说没有理由改变路线。可是关羽偏偏未去江陵，最后却出现在汉水这边，这实在不好解释。综核上述各点，先主传所谓在当阳“别遣关羽”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就可能性而言，关羽船队从樊城进入汉水是唯一选项，况且刘备屯于樊城，在当地征集船筏比较容易操办（及至当阳陷于曹军围追堵截，仓促之际如何采办“数百艘”船只）。先主传将船队出发地点摆在当阳，是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但是由樊城出发，也并非完全顺理成章。且不说路途太远（太远不是不可能），只是汉水舟行中与刘备相遇，时间上大有参差。刘备携众“日行十余里”，从襄阳到当阳至少得耗去一个月。况且，他在当阳滞留的日子不会太短，其间不但遭遇曹军截杀，还有东吴鲁肃来访的外事活动。《吴书》鲁肃传有谓，刘表死后鲁肃即请命往荆州吊唁，意在联刘拒曹—
（鲁肃）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刘）表子琮已降曹公，（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
先主传未提及鲁肃到当阳，但裴注引《江表传》也说到此事，刘备与远道而来的鲁肃“论天下势事”，想来是何等快意。及至刘备“斜趣汉津”，这过程没有十天半月恐怕不行。而关羽从樊城顺流而下，盘桓四五十日尚未进入长江，仍在汉水漂着，这事情好像亦未能以常理揆度。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完全是一个“文本性”迷宫。关羽船队不可求证的诡异路线，或是由沮水之名造成的某种混淆。 在刘备、关羽转移的地域内，实际上有两条称作沮水的河道。一条是上文提到在当阳附近与漳水会合的沮水（又称沮漳水），《水经注》卷三十二：“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东南过临沮县界。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另一条沮水就是沔水（汉水）上源之别称。将沮水视为沔水上源，是现代学者勘定，古人好像未有明晰的界说，如《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出河池县，东南流，入沮县，会于沔。”又如《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汉志》和《水经注》所说的沮水，不仅指沔水（汉水）上源，亦是整条河流的名称或别称。这两条沮水最后都注入长江，一者在江陵，一者在夏口—前者是刘备撤退原定目的地，后者是最终抵达之地。不妨作想，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交叉换位，汉水由樊城向南直抵江陵，沮水过当阳逶迤向东通往夏口，这样关羽由水路前往江陵的计划显然就变得相当合理，时间上与刘备会于汉水（按《汉志》《水经注》之说亦是沮水）也说得通。或许，这就是史家构想的地理文本。
陈寿撰《三国志》抑或未细审荆州地理（参见拙文《三国地理杂俎》，载《书城》二○一七年六月号），他不一定清楚刘备撤退路线上是一条沮水还是两条沮水，但他不会不知道沮水就是沔水、汉水，他也知道狼奔豕突的刘备最终要借助这条水道走出困境。尽管先主传和关羽传都未出现沮水这名称，但这不等于他不能将汉水上游的沮水与流经当阳的沮水勾连到一起。当然，河道应该在江陵以北拐一个大弯朝东而去……可以肯定，如此整合的沮水最后不是在江陵而是在夏口汇入长江。这思路简明扼要让人喜欢，但关羽究竟在樊城还是在当阳登船，仍是一个悬置的问题。也许原始史料的含糊其辞已隐约给出不同指向，本来史家撰述自有取舍，陈寿却完全耽于陈述断裂扯开的思路空间，计划与变化的两种行进路线好像本来就是一种文本性存在。想来悬置亦未尝不可，结果是在先主传和关羽传各置一说。这手法未免让人想到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
当然，这都是揣测。根据现存史料，很难判断刘备在汉水登船的具体地点。先主传、关羽传都说“先主斜趣（趋）汉津”，但这个称作汉津的渡口究竟在何处，有些费人猜详。《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和秦汉魏晋南北朝诸卷）没有这个词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三国西晋两册）亦未有这一地名标示。清代学者赵一清《三国志补注》引顾祖禹《方舆纪要》，认为是在扬（杨）水汇入汉水之处—
扬水在沔阳州景陵县（按，三国时为竟陵县）西南，旧自荆州府监利县流入境。《水经注》：扬水东入华容县，又东北径竟陵故城西，又北注于沔，谓之阳（杨）口，亦谓之中夏口。先主当阳之败，张飞按矛于长坂，先主以数十骑斜趣汉津，遂渡夏口，是矣。
但有趣的是，顾氏《方舆纪要》又说此处在荆门州治以东—
汉水，州东九十里。自钟祥县流入境，又东南流，入潜江县界，谓之沔水。先主败于当阳长坂，济沔，与刘琦俱到夏口，即此处也。（卷七十七 湖广三）
沔阳州、荆门州都是明清地名，前者在今仙桃县一带，后者即今荆门市，这两处相距不近（以现代华里为计有三四百里），古时亦挨不到一处。不过，顾氏倒是提到沔阳州一个称作“汉津驿”的地名：“汉津驿，州城东北一里。驿前有江北渡，东接汉阳，西接潜江、景陵，为一州之津要。”（《方舆纪要》卷七十七）可是此处偏偏不提刘备“济沔”之事，看来顾氏并未将此“汉津驿”视为彼“汉津”。
汉津这个地名在《三国志》里出现好几处，除上引《蜀书》刘备、关羽二传，《魏书》文聘传有谓“又攻（关）羽辎重于汉津”，徐晃传亦称“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说的都是建安二十四年往樊城、襄阳解救曹仁之事。文、徐二传提到的汉津，大抵距襄、樊不远，不能认为就是刘备“斜趋汉津”的渡口。
另有一例，亦不妨略作讨论，即《江表传》所云“（鲁）肃未至而曹公已济汉津”。鲁肃往荆州吊唁刘表，原本目的地自然是襄陽，因“曹公已济汉津”，便与南撤的刘备相遇于当阳。据《三国志》诸传，曹操的军队是从宛城、襄阳一路南下（先主传称“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并非自东边扬州方向侵入。也就是说，曹军渡过的汉津只能是在樊城與襄阳之间，这跟刘备登船之汉津绝非一处。可以设想，如果“曹公已济汉津”之汉津靠近当阳，那么“先主斜趋汉津”岂不是自投死路。
汉津，大抵泛指汉水沿线之渡口，并不是一个专有地名。
刘备自樊城开始的大撤退，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边是重头戏，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写了整整三章。其中长坂坡一战尤为精彩，赵云、张飞之神勇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小说与历史叙事有些差异。首先，撤退起始地点推至樊城以北的新野，似乎是要在时间上给出一个战略缓冲期。所以，小说也写了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之事，但背景绝非先主传所述的惶遽时刻。其时刘表病在危笃，荆州尚未由刘琮做主，倘若刘备取而代之，至少可以组织有效抵抗（火烧新野、水淹曹军可为佐证）。从这类细节可以看出，小说家显然比史家要重视叙事逻辑，剪裁史料的同时亦有甄选和补苴之功。至于关羽的分道撤退，第四十一回中这样交代—
刘备过江到襄阳，却说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将至，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玄德从之，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同五百军往江夏求救。
这里跟先主传、关羽传所述有几点不同。其一，虽说大撤退目的地仍定为江陵，但关羽是去江夏刘琦处搬救兵，不是直接奔江陵；其二，关羽出发地既不是樊城也不是当阳，而是过襄阳之后；其三，这里未明说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但军情紧急，骑马毕竟比乘船快捷，应该是走陆路。《三国志》所谓“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的说法，显然让小说家觉得疑点重重。小说家自然不比史家更熟悉三国地理（小说中地理舛误更不在少数），却比陈寿更在意常识和事理，所以要撇开这桩麻烦。所以，后来在汉津拒敌的关羽亦未率船队而来，是诸葛亮和刘琦安排船只接应刘备。
就当日情势而言，没有比往江夏搬救兵更为急要之务，相比江陵储存的“军实”，这才真正是解燃眉之急。小说家无疑给“别遣关羽”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在临近当阳时，关羽尚无音讯，刘备又让诸葛亮和刘封再往江夏。后来，正是关羽搬来刘琦的一万军马，解救了已成“釜中之鱼，阱中之虎”的刘备。
在曹军紧追不舍之下，刘备“斜投汉津”，终于与关羽、诸葛亮相遇。这里出现了先主传和关羽传标识的关键地名。刘备大撤退一路过来，这是化险为夷的转折点。诸葛亮料定刘备不能往江陵去，只能奔汉津这边，早已安排船只接应。不过，他们的船队并没有去夏口，而是根据刘琦的建议直放江夏。在小说中，鲁肃造访亦被挪至刘备到江夏之后—这一节插在当阳乱军混战之中似乎不好处理，当然这样安排亦是不想过于突出东吴联刘拒曹的主动性。
按《三国志》记述，大撤退的路线是樊城—襄阳—当阳—汉津—夏口，小说将起讫两端变成了新野和江夏，其中长坂坡、汉津口依然是叙事轴心。整个地理框架多少有些走样，却似乎并未偏离历史叙述的基本面，只是陷于汉沮迷津的关羽终于找回自己的使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文本中休眠的人物一旦被激活，颇有寄慨的文学情怀很容易注入更多内容。京剧中有一出关公戏就叫《汉津口》（当然是据小说改编），乃自关羽请刘琦出兵救应说起，继而诸葛亮登场安排水陆二路……回过头来，再轮替交代追与逃的曹操和刘备，场次转换有如电影蒙太奇。溃败当阳的刘备是衰到家了，一迭声哀叹“哎，想我刘备，好生命苦”；扼据汉津的关羽则是高大上，引吭大唱“青龙偃月威风凛，赤兔胭脂起风云”。一者显得惶恐无措，一者却是威风八面，作为主公的刘备如此卑微，成了表现关羽忠勇大义之映衬，此中隐然写入民间看客们的关帝崇拜。
讲史小说和讲史的戏曲，归根结底也是历史文本，同样的话语事件换个说法，便使得原本有些无厘头的历史叙述变得合理化和情感化了，同时抹上了因时因势的政治伦理色彩。其中尽有种种误读和颠覆，或是放大了某些想入非非的理解与感怀，而重述再度印证了主体存在的暧昧。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方式，也是历史故事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操作性概念，其间文学性重述可以抹去史家逞性弄巧的痕迹，让人领悟到无限修正的可能。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趣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刘备戎马一生，要数这回的溃退最为狼狈，携十万之众，却没有多少可用兵力，硬是让曹操一路追杀（后来章武二年猇亭大败，撤退时吴兵并未穷追）。先主传此节重点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曹操兵至宛城，刘备自樊城南撤（现今两城相距不到一百四十公里），此际诸葛亮欲乘隙拿下襄阳，刘备因刘表临亡托孤而于心不忍；二、刘备转移的目的地是江陵，因为江陵囤有“军实”（粮草军械）；三、携百姓辎重行动缓慢，行至当阳，刘备让关羽率船队先行，自己被曹军堵截，只能“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四、刘备等逃出重围，临时改变路线—“斜趣（趋）汉津”，恰与关羽船队相会，又纠合刘琦万余部众，从沔水（亦即汉水）顺流而下至夏口。
刘备起初未与关羽船队同行，说是不忍抛弃逃难的民众，上述引文省略一段刘备“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言述，当然这并非本文关注重点。为表现刘备之仁心，传中更有不听诸葛亮劝其夺襄阳一例。敌军压境之际，诸葛亮给出这样的馊主意，让人匪夷所思。清人王懋竑对此即有议论。
《资治通鉴》（建安十三年）记述此事不取《三国传》之说，所谓劝说刘备“攻琮”这等荒唐建议，被胡乱安到刘備某个属下头上。如谓：“（刘备得知刘琮降曹）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诸葛亮即如陈寿所言将略不足，该不至于如此缺乏军事常识。
《三国志》叙事疑点不惟此例，诸纪传互文相出，亦多有舛驰。如关羽分道转移，是否如先主传所说在当阳登船，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此事关羽传另有一说：
（刘）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按这里说法，樊城撤退一开始，关羽就乘船走了。樊城在汉水北岸（与襄阳隔水相望），自有行舟之便。从樊城走水路，是沿汉水顺流而下，从夏口入长江，再溯流而上至江陵。夏口在今武汉市，樊城至此，如今走高速公路将近三百五十公里，从夏口往江陵（今荆州市）亦近三百公里。当然，实际水路里程可能远了不止一倍（按，古今水道变化甚巨，两地距离已难估测，姑以现今陆路里程做模糊参照）。不过，当时还有另一条水道，就是经汉水转入夏水，二水交汇处在今湖北仙桃县附近。夏水是长江自江陵分水向东形成的河道，航运能力受长江水量影响，其时已是秋九月之后（武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很难说是否仍能通航。不过，秋季未必皆入枯水期，后来关羽水淹七军就在秋天（羽传：“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其时汉水暴涨亦必然灌入夏水。倘若走夏水，路程自是缩短许多（如今从仙桃到荆州市的高速公路大约一百三十公里）。但不管怎么说，船队从樊城到江陵，都要走一个>形绕行路线。后半程走长江还是走夏水，自有大>或小>之区别，可即便抄近路走夏水亦是迢迢之途。很难想象，刘备仓促之间安排这般大范围的分兵转移。
回到先主传，所谓关羽在当阳附近登船，这说法明显经不起推敲。当阳夹在汉水和沮水之间，但距离西边沮水更近。《水经注》卷三十二：“沮水又东南径当阳县城北。”（从谭其骧地图上看，更靠近当阳的是汇入沮水的漳水）如果关羽真是在当阳改换水路，由沮水南下是绝对合理的路线，因为沿沮水到江陵不用绕远，按现代华里概算只是两三百里顺水之程。反之走当阳东边的汉水，那就跟刘备“斜趋汉津”的路线相同，时间上既先于刘备，不可能在汉水上与之相遇。但问题是，关羽的船队并未抵達江陵，却偏偏在汉水与刘备相遇，可见他走的不是沮水这条路线。江陵是关羽与刘备分手时约定的目的地，此际曹军还在身后，由沮水南下不会受阻，按说没有理由改变路线。可是关羽偏偏未去江陵，最后却出现在汉水这边，这实在不好解释。综核上述各点，先主传所谓在当阳“别遣关羽”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就可能性而言，关羽船队从樊城进入汉水是唯一选项，况且刘备屯于樊城，在当地征集船筏比较容易操办（及至当阳陷于曹军围追堵截，仓促之际如何采办“数百艘”船只）。先主传将船队出发地点摆在当阳，是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但是由樊城出发，也并非完全顺理成章。且不说路途太远（太远不是不可能），只是汉水舟行中与刘备相遇，时间上大有参差。刘备携众“日行十余里”，从襄阳到当阳至少得耗去一个月。况且，他在当阳滞留的日子不会太短，其间不但遭遇曹军截杀，还有东吴鲁肃来访的外事活动。《吴书》鲁肃传有谓，刘表死后鲁肃即请命往荆州吊唁，意在联刘拒曹—
（鲁肃）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刘）表子琮已降曹公，（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
先主传未提及鲁肃到当阳，但裴注引《江表传》也说到此事，刘备与远道而来的鲁肃“论天下势事”，想来是何等快意。及至刘备“斜趣汉津”，这过程没有十天半月恐怕不行。而关羽从樊城顺流而下，盘桓四五十日尚未进入长江，仍在汉水漂着，这事情好像亦未能以常理揆度。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完全是一个“文本性”迷宫。关羽船队不可求证的诡异路线，或是由沮水之名造成的某种混淆。 在刘备、关羽转移的地域内，实际上有两条称作沮水的河道。一条是上文提到在当阳附近与漳水会合的沮水（又称沮漳水），《水经注》卷三十二：“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东南过临沮县界。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另一条沮水就是沔水（汉水）上源之别称。将沮水视为沔水上源，是现代学者勘定，古人好像未有明晰的界说，如《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出河池县，东南流，入沮县，会于沔。”又如《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汉志》和《水经注》所说的沮水，不仅指沔水（汉水）上源，亦是整条河流的名称或别称。这两条沮水最后都注入长江，一者在江陵，一者在夏口—前者是刘备撤退原定目的地，后者是最终抵达之地。不妨作想，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交叉换位，汉水由樊城向南直抵江陵，沮水过当阳逶迤向东通往夏口，这样关羽由水路前往江陵的计划显然就变得相当合理，时间上与刘备会于汉水（按《汉志》《水经注》之说亦是沮水）也说得通。或许，这就是史家构想的地理文本。
陈寿撰《三国志》抑或未细审荆州地理（参见拙文《三国地理杂俎》，载《书城》二○一七年六月号），他不一定清楚刘备撤退路线上是一条沮水还是两条沮水，但他不会不知道沮水就是沔水、汉水，他也知道狼奔豕突的刘备最终要借助这条水道走出困境。尽管先主传和关羽传都未出现沮水这名称，但这不等于他不能将汉水上游的沮水与流经当阳的沮水勾连到一起。当然，河道应该在江陵以北拐一个大弯朝东而去……可以肯定，如此整合的沮水最后不是在江陵而是在夏口汇入长江。这思路简明扼要让人喜欢，但关羽究竟在樊城还是在当阳登船，仍是一个悬置的问题。也许原始史料的含糊其辞已隐约给出不同指向，本来史家撰述自有取舍，陈寿却完全耽于陈述断裂扯开的思路空间，计划与变化的两种行进路线好像本来就是一种文本性存在。想来悬置亦未尝不可，结果是在先主传和关羽传各置一说。这手法未免让人想到两面下注的对冲策略。
当然，这都是揣测。根据现存史料，很难判断刘备在汉水登船的具体地点。先主传、关羽传都说“先主斜趣（趋）汉津”，但这个称作汉津的渡口究竟在何处，有些费人猜详。《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和秦汉魏晋南北朝诸卷）没有这个词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三国西晋两册）亦未有这一地名标示。清代学者赵一清《三国志补注》引顾祖禹《方舆纪要》，认为是在扬（杨）水汇入汉水之处—
扬水在沔阳州景陵县（按，三国时为竟陵县）西南，旧自荆州府监利县流入境。《水经注》：扬水东入华容县，又东北径竟陵故城西，又北注于沔，谓之阳（杨）口，亦谓之中夏口。先主当阳之败，张飞按矛于长坂，先主以数十骑斜趣汉津，遂渡夏口，是矣。
但有趣的是，顾氏《方舆纪要》又说此处在荆门州治以东—
汉水，州东九十里。自钟祥县流入境，又东南流，入潜江县界，谓之沔水。先主败于当阳长坂，济沔，与刘琦俱到夏口，即此处也。（卷七十七 湖广三）
沔阳州、荆门州都是明清地名，前者在今仙桃县一带，后者即今荆门市，这两处相距不近（以现代华里为计有三四百里），古时亦挨不到一处。不过，顾氏倒是提到沔阳州一个称作“汉津驿”的地名：“汉津驿，州城东北一里。驿前有江北渡，东接汉阳，西接潜江、景陵，为一州之津要。”（《方舆纪要》卷七十七）可是此处偏偏不提刘备“济沔”之事，看来顾氏并未将此“汉津驿”视为彼“汉津”。
汉津这个地名在《三国志》里出现好几处，除上引《蜀书》刘备、关羽二传，《魏书》文聘传有谓“又攻（关）羽辎重于汉津”，徐晃传亦称“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说的都是建安二十四年往樊城、襄阳解救曹仁之事。文、徐二传提到的汉津，大抵距襄、樊不远，不能认为就是刘备“斜趋汉津”的渡口。
另有一例，亦不妨略作讨论，即《江表传》所云“（鲁）肃未至而曹公已济汉津”。鲁肃往荆州吊唁刘表，原本目的地自然是襄陽，因“曹公已济汉津”，便与南撤的刘备相遇于当阳。据《三国志》诸传，曹操的军队是从宛城、襄阳一路南下（先主传称“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并非自东边扬州方向侵入。也就是说，曹军渡过的汉津只能是在樊城與襄阳之间，这跟刘备登船之汉津绝非一处。可以设想，如果“曹公已济汉津”之汉津靠近当阳，那么“先主斜趋汉津”岂不是自投死路。
汉津，大抵泛指汉水沿线之渡口，并不是一个专有地名。
刘备自樊城开始的大撤退，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边是重头戏，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写了整整三章。其中长坂坡一战尤为精彩，赵云、张飞之神勇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小说与历史叙事有些差异。首先，撤退起始地点推至樊城以北的新野，似乎是要在时间上给出一个战略缓冲期。所以，小说也写了诸葛亮劝刘备取荆州之事，但背景绝非先主传所述的惶遽时刻。其时刘表病在危笃，荆州尚未由刘琮做主，倘若刘备取而代之，至少可以组织有效抵抗（火烧新野、水淹曹军可为佐证）。从这类细节可以看出，小说家显然比史家要重视叙事逻辑，剪裁史料的同时亦有甄选和补苴之功。至于关羽的分道撤退，第四十一回中这样交代—
刘备过江到襄阳，却说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将至，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玄德从之，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同五百军往江夏求救。
这里跟先主传、关羽传所述有几点不同。其一，虽说大撤退目的地仍定为江陵，但关羽是去江夏刘琦处搬救兵，不是直接奔江陵；其二，关羽出发地既不是樊城也不是当阳，而是过襄阳之后；其三，这里未明说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但军情紧急，骑马毕竟比乘船快捷，应该是走陆路。《三国志》所谓“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的说法，显然让小说家觉得疑点重重。小说家自然不比史家更熟悉三国地理（小说中地理舛误更不在少数），却比陈寿更在意常识和事理，所以要撇开这桩麻烦。所以，后来在汉津拒敌的关羽亦未率船队而来，是诸葛亮和刘琦安排船只接应刘备。
就当日情势而言，没有比往江夏搬救兵更为急要之务，相比江陵储存的“军实”，这才真正是解燃眉之急。小说家无疑给“别遣关羽”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在临近当阳时，关羽尚无音讯，刘备又让诸葛亮和刘封再往江夏。后来，正是关羽搬来刘琦的一万军马，解救了已成“釜中之鱼，阱中之虎”的刘备。
在曹军紧追不舍之下，刘备“斜投汉津”，终于与关羽、诸葛亮相遇。这里出现了先主传和关羽传标识的关键地名。刘备大撤退一路过来，这是化险为夷的转折点。诸葛亮料定刘备不能往江陵去，只能奔汉津这边，早已安排船只接应。不过，他们的船队并没有去夏口，而是根据刘琦的建议直放江夏。在小说中，鲁肃造访亦被挪至刘备到江夏之后—这一节插在当阳乱军混战之中似乎不好处理，当然这样安排亦是不想过于突出东吴联刘拒曹的主动性。
按《三国志》记述，大撤退的路线是樊城—襄阳—当阳—汉津—夏口，小说将起讫两端变成了新野和江夏，其中长坂坡、汉津口依然是叙事轴心。整个地理框架多少有些走样，却似乎并未偏离历史叙述的基本面，只是陷于汉沮迷津的关羽终于找回自己的使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文本中休眠的人物一旦被激活，颇有寄慨的文学情怀很容易注入更多内容。京剧中有一出关公戏就叫《汉津口》（当然是据小说改编），乃自关羽请刘琦出兵救应说起，继而诸葛亮登场安排水陆二路……回过头来，再轮替交代追与逃的曹操和刘备，场次转换有如电影蒙太奇。溃败当阳的刘备是衰到家了，一迭声哀叹“哎，想我刘备，好生命苦”；扼据汉津的关羽则是高大上，引吭大唱“青龙偃月威风凛，赤兔胭脂起风云”。一者显得惶恐无措，一者却是威风八面，作为主公的刘备如此卑微，成了表现关羽忠勇大义之映衬，此中隐然写入民间看客们的关帝崇拜。
讲史小说和讲史的戏曲，归根结底也是历史文本，同样的话语事件换个说法，便使得原本有些无厘头的历史叙述变得合理化和情感化了，同时抹上了因时因势的政治伦理色彩。其中尽有种种误读和颠覆，或是放大了某些想入非非的理解与感怀，而重述再度印证了主体存在的暧昧。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方式，也是历史故事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操作性概念，其间文学性重述可以抹去史家逞性弄巧的痕迹，让人领悟到无限修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