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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的一对白领夫妻，为了摆脱在大城市生活的沉重压力，毅然选择卖房出逃。他们的落脚点是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澳大利亚。两套上海百余平的房子，换来的是澳大利亚数百亩的土地，两人欣喜地当上了农场主。可梦想中美好的新生活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苦不堪言。以下便是他们的口述……
漂在上海，卖房移民
我叫林菁，出生于1978年，是安徽芜湖人，父母都是当地某国有银行的职员。1996年，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没多久，我认识了沈佳良。沈佳良比我高两届，来自于黑龙江鸡西市，父母都在当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沈佳良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了一家外企压缩机公司，而我也在一家民营英语培训机构担任培训老师。就这样，我们两个外地人，开始在繁华的上海努力打拼着。
2003年，我们有幸在房价坐火箭之前，在虹口区贷款买了一套100平米的三室两厅，两年后儿子乐乐降临。然而，随着行业竞争激烈，沈佳良的工资多年未涨。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为了拉客户，单位给我这样的培训老师也制定了销售任务。2008年，乐乐三岁了。为了让乐乐将来能上个好的小学，我们再次倾尽所有，咬牙在浦东新区贷款买了一套50平米的二手房。看着这个破旧不堪的学区房，我感慨万分：中国的父母为孩子抢夺优质的教育资源，真是拼了！从此，我和沈佳良过成了房奴、车奴、卡奴、孩子奴的奴隶生活。
2009年10月，沈佳良出差去了趟澳大利亚，回来后他告诉我，澳大利亚有很多小型农场准许私人投资，只要购买全家都获准去澳大利亚生活。而且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只要在那边生活满4年，就可以拿到绿卡。那晚，沈佳良兴奋不已，整晚都跟我谈论着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各种好：福利好，生存环境好，孩子教育好，远离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用仰人鼻息，自由自在的生活。看着沈佳良在黑暗里闪亮如星的双眸，我也不禁心动了。
然而，投资移民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得拿出巨额的保证金。我们只是工薪族，投资移民就意味着要卖房子。特别是两边的父母知道我们要卖房移民澳大利亚经营农场后，更是竭力反对。父母的反对让我冷静了不少，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们在上海虽然生活得很累压力很大，但毕竟在同一个国度，真要出去了，不确定因素太多。可一个月之后的一件事，让我彻底坚定了移民的决心。
那月我没有完成招生任务，领导很不高兴，不仅狠狠训斥了我，还扣除了我当月的全部奖金。我刚争辩几句，他就劈头盖脸说：“要么做，要么滚！”我气得浑身发抖，立马拎着包冷笑道：“姐姐我早就不想干了，今天就炒了你！”说完潇洒离去。回到家，我抱着沈佳良大哭。哭完后，又后悔起来，家里的各种开销怎么办？沈佳良反倒很镇定地对我说：“反正你也辞职了，我们移民澳洲吧。”这次，我没有犹豫，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去澳大利亚的官网上查阅相关资料，打电话与相关机构联系、沟通、办理繁琐的移民申请。然后，再竭力说服父母。2010年初，同事张琳听说我要卖房子后主动买走了我手上的那两套房子。想着她日后将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我就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很快，我们通过中介结构，将卖房子的500万元人民币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西南部购置了一个叫阳光的小型农场。签署相关协议，打了保证金后，我们全家顺利获得了赴澳大利亚居住的资格。
漂在澳洲，白领变农民
2010年10月22日，我们经过长途飞行和换乘，终于来到了位于堪培拉的阳光农场。在跟原农场主汤姆先生签署完相关买卖合同后，我们正式接管了阳光农场。虽说是小农场，绕行一圈也得要1个小时。我们看着这么宽广的土地都是自己的，自豪感不言而喻。
出国前，沈佳良咨询过国内搞养殖的朋友，像我们这么大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至少可以养1000多只牛，还可以满满地种上各种农产品。可在澳大利亚，当我们真的向畜牧业公司订购奶牛和肉牛时，对方却说我们订购的数量超标，拒绝了。原来，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每个农场都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定。每公顷牧场可以养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只羊驼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为了预防火灾，政府还规定农场必须设置出很长的一条防火带——即什么都不能种。一旦某个农场超过农协规定的养殖数量，动物福利机构和消防局就会过来罚款，罚款金额高得离谱。另外，在澳大利亚，土地必须按照政府规划使用，如果规定种小麦，却种了马铃薯，就根本没有人来收购，只能烂在地里。政府还严格规定不能随便施用化肥，不然罚款2万澳元……
我们看得满头冒金星，但破釜沉舟地来了，就要努力适应。为了防止踩红线，我们花钱聘用了一名有经验的农场经理布鲁斯。从他那里了解到，我们每年还需向政府缴纳市政服务费和农业保险等费用。如若经营未满5年就卖掉农场的话，还需交纳2%的土地增值税。这样一算，我们一身冷汗。可沈佳良仍旧充满希望地对布鲁斯说：“我相信只要好好干，说不定能成千万富翁的。”布鲁斯却苦笑着摇头：“不不不，沈先生，在澳洲干农场干不成千万富翁，大多数农场都是亏本的，只有少数能保持每年2%到4%的收益率。如果经营农场真的这么赚钱，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人不干，要卖给你们中国人呢？”布鲁斯的一番话把我和沈佳良说得心凉了半截。
如今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还是信心满满地想把日子过好。然而，快乐的日子没过上半年，我们就发现了致命的问题，手头上的存款在急速下降。一盘算，我吓了一跳，农场里工人的工资高得离谱。起先，我以为他们这些工人故意讹诈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澳大利亚，人工是最大的开销。悬崖勒马，我们赶紧请走了那些高昂的澳洲本土工人，改为雇佣华裔钟点工。可即使这样，开销成本还是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乐乐也向我抱怨：“这里的小朋友一点都不友好，他们都不跟我玩。”看着落寞的孩子，我心酸不已。其实，我也很不适应。曾冲动地想过卖掉这里一切回到上海。可此时我们已如拉开了弓的箭，没有回头路走。为了节省开支，我和沈佳良开始亲力亲为地打理农场。沈佳良负责养牛，我则负责栽种果树。别小看这些果树，可是操碎了心。挂果前，我要为它们修枝、除草、喷药。成熟后，我还得为它们一个个戴上塑料套，以免虫子叮咬。不仅如此，最累的是还得为果树除草，面积大的杂草还可以用除草剂，而那些树下的小杂草就只能靠我用锄头一下一下把草根刨掉。一天下来，我几乎可以流一公斤的汗，身上的衣服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晚上回到家，腰酸腿疼，甚至常常需要用热水袋来热敷。 渐渐地，我白皙的双手变得粗糙不堪，由于长期受紫外线照射，皮肤也变得黝黑干涩。每每在树根底下薅草时，我就无比怀念在国内的日子：干净明亮的教室，习习微风吹过，我穿着精致的套装为学生朗读着课文……可现在呢，我灰头土脸，整天对着牛啊、羊啊、果树的。那些初来时看见的种种美景早就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关心的只是这些种出来的水果能卖多少钱？够不够支付各种苛捐杂税。
然而，即使我和沈佳良24小时蹲在农场里，也忙不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父母接了过来。直到父母过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花了几百万来这里，竟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双方父母都很生气，但是木已成舟，他们只好尽全力帮我们打理着这个农场。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和沈佳良在澳洲扎扎实实地当了四年农民。就连我们年迈的父母也学会使用各种农用机械了。可不幸的是，从2014年开始，双方父母的身体就陆续出现问题。由于当地就医太贵，父母又没有当地的身份，只能回国调养。父母走后，我们更加忙碌了。当初我们奔着美好而来，可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事，我们仿佛坠入了一个更艰难的境地，但能怨天尤人吗？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只能咬牙坚持。但值得欣慰的是，在2014年年底，我们终于拿到了绿卡，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
错失千万财富，苦涩难言
有一天，沈佳良生病了，烧得连路都走不动，我吓坏了，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把他送到最近的一个小诊所里。医生说要留待观察，还不能确诊。我当时就急了，质问医生为什么不立即给沈佳良用药，非要让他如此难受？多年来在异国他乡的不适应和痛苦，在那一刻骤然爆发了，我在小诊所里又哭又闹，仿佛失去了控制。第二天，我接乐乐放学回家。乐乐的脸色很不好看，在我反复追问下才说出缘由：“别的小朋友都说你是个疯子，和医生在诊所里吵架，我好难受……”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诊所和学校都比较集中，我那天和医生吵架时正好被乐乐同学的妈妈看到。
乐乐的话如一把冰锥狠狠地插进我的胸口。我猛然意识到，这四年来，因为缺少朋友，乐乐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和阴郁，每天除了帮我们干活就是独自和小鸡说话。为了让孩子能有个说话的人，我向沈佳良提议，找一个当地保姆，来照顾乐乐，这样我们在外忙碌的时候，乐乐也不至于无聊了！沈佳良同意了。我们精挑细选，找了一个40多岁的当地妇女戴安娜。她丈夫前年因事故去世，孩子在悉尼工作，只留下她一个人。戴安娜慈眉善目的，工资也开得很合理。她到了我家后，乐乐的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起来，这让我很是欣喜。
2016年初，农场在我们辛勤的经营下日益好转，虽没赚多少钱，但终于盈利了。掐指一算，我竟然有6年没有回国了。和沈佳良商量后，我们决定回国好好休息一阵，陪陪父母。5月，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
老友相见，自然一番互诉衷肠。特别是我和沈佳良，不仅曾是同学中的风云人物，更是第一批投资移民的先锋。当大家问起我在国外的生活如何时，我虚伪地应承着。当旧同事张琳告诉我，当初我卖给她的房子如今都涨到10万一平米。去年，她将那个学区房卖了，用这些钱做投资理财。她每日逛街做美容、接送孩子，节假日就全家出国旅游。我顿时蒙了。天啊，如果当初我不卖房移民，现在也是千万富翁了。可我现在，想靠经营农场致富，难如登天。我表面上强颜欢笑，心里早已泪水成河。
由于沈佳良不放心农场，两周后就回澳洲了，而我带着乐乐回安徽老家看望父母。两个月之后，我因放心不下沈佳良，带着乐乐提前踏上了回程的航班。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当我推开主卧的房门时，看见戴安娜和沈佳良抱在一起，正做着香甜的美梦！我冲上去，掐住沈佳良的脖子，用了我的全身力气。沈佳良很快变得满脸通红，戴安娜反复拉扯着我的手臂，都无济于事。突然间，她狠狠地在我手臂上咬了一口，我条件反射性地放手，手臂上鲜血淋漓。我大哭起来：“沈佳良，你怎么会跟她搞在一起？”沈佳良特意用中文回答：“对不起，菁菁。是她主动的，农场的日子，实在太寂寞了，除了你，我唯一能见到的女人只有戴安娜了……”
事后，沈佳良真诚地向我道歉，并恳求我原谅他。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在这如荒岛般的农场里，他绝对不会出轨的。想着多年来我们一路打拼的不易，想着儿子还小，我最终选择了原谅他。
我们仍旧每天如农民一样和土地、牛羊、果树打着交道。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空旷得可怕的农场，我们常常陷入迷茫和困惑。很多国内的朋友羡慕我，觉得我逃离了城市压力，既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又享受着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和高昂的养老金等福利。可我反而无比羡慕着他们，坐拥高价房产，享受着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我却为了一张绿卡，承受着与父母朋友相隔万里、在异乡漂泊无依、无止境地辛勤劳作、无穷尽的孤独和寂寞。为此，我时常陷入纠结中。
亲爱的读者，你们觉得我这样选择对吗？付出的这一切究竟值得吗？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和想法，可以与本刊编辑讨论。热线：027-68886171
编辑/吕晓娜
漂在上海，卖房移民
我叫林菁，出生于1978年，是安徽芜湖人，父母都是当地某国有银行的职员。1996年，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没多久，我认识了沈佳良。沈佳良比我高两届，来自于黑龙江鸡西市，父母都在当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沈佳良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了一家外企压缩机公司，而我也在一家民营英语培训机构担任培训老师。就这样，我们两个外地人，开始在繁华的上海努力打拼着。
2003年，我们有幸在房价坐火箭之前，在虹口区贷款买了一套100平米的三室两厅，两年后儿子乐乐降临。然而，随着行业竞争激烈，沈佳良的工资多年未涨。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为了拉客户，单位给我这样的培训老师也制定了销售任务。2008年，乐乐三岁了。为了让乐乐将来能上个好的小学，我们再次倾尽所有，咬牙在浦东新区贷款买了一套50平米的二手房。看着这个破旧不堪的学区房，我感慨万分：中国的父母为孩子抢夺优质的教育资源，真是拼了！从此，我和沈佳良过成了房奴、车奴、卡奴、孩子奴的奴隶生活。
2009年10月，沈佳良出差去了趟澳大利亚，回来后他告诉我，澳大利亚有很多小型农场准许私人投资，只要购买全家都获准去澳大利亚生活。而且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只要在那边生活满4年，就可以拿到绿卡。那晚，沈佳良兴奋不已，整晚都跟我谈论着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各种好：福利好，生存环境好，孩子教育好，远离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用仰人鼻息，自由自在的生活。看着沈佳良在黑暗里闪亮如星的双眸，我也不禁心动了。
然而，投资移民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得拿出巨额的保证金。我们只是工薪族，投资移民就意味着要卖房子。特别是两边的父母知道我们要卖房移民澳大利亚经营农场后，更是竭力反对。父母的反对让我冷静了不少，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们在上海虽然生活得很累压力很大，但毕竟在同一个国度，真要出去了，不确定因素太多。可一个月之后的一件事，让我彻底坚定了移民的决心。
那月我没有完成招生任务，领导很不高兴，不仅狠狠训斥了我，还扣除了我当月的全部奖金。我刚争辩几句，他就劈头盖脸说：“要么做，要么滚！”我气得浑身发抖，立马拎着包冷笑道：“姐姐我早就不想干了，今天就炒了你！”说完潇洒离去。回到家，我抱着沈佳良大哭。哭完后，又后悔起来，家里的各种开销怎么办？沈佳良反倒很镇定地对我说：“反正你也辞职了，我们移民澳洲吧。”这次，我没有犹豫，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去澳大利亚的官网上查阅相关资料，打电话与相关机构联系、沟通、办理繁琐的移民申请。然后，再竭力说服父母。2010年初，同事张琳听说我要卖房子后主动买走了我手上的那两套房子。想着她日后将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我就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很快，我们通过中介结构，将卖房子的500万元人民币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西南部购置了一个叫阳光的小型农场。签署相关协议，打了保证金后，我们全家顺利获得了赴澳大利亚居住的资格。
漂在澳洲，白领变农民
2010年10月22日，我们经过长途飞行和换乘，终于来到了位于堪培拉的阳光农场。在跟原农场主汤姆先生签署完相关买卖合同后，我们正式接管了阳光农场。虽说是小农场，绕行一圈也得要1个小时。我们看着这么宽广的土地都是自己的，自豪感不言而喻。
出国前，沈佳良咨询过国内搞养殖的朋友，像我们这么大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至少可以养1000多只牛，还可以满满地种上各种农产品。可在澳大利亚，当我们真的向畜牧业公司订购奶牛和肉牛时，对方却说我们订购的数量超标，拒绝了。原来，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每个农场都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定。每公顷牧场可以养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只羊驼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为了预防火灾，政府还规定农场必须设置出很长的一条防火带——即什么都不能种。一旦某个农场超过农协规定的养殖数量，动物福利机构和消防局就会过来罚款，罚款金额高得离谱。另外，在澳大利亚，土地必须按照政府规划使用，如果规定种小麦，却种了马铃薯，就根本没有人来收购，只能烂在地里。政府还严格规定不能随便施用化肥，不然罚款2万澳元……
我们看得满头冒金星，但破釜沉舟地来了，就要努力适应。为了防止踩红线，我们花钱聘用了一名有经验的农场经理布鲁斯。从他那里了解到，我们每年还需向政府缴纳市政服务费和农业保险等费用。如若经营未满5年就卖掉农场的话，还需交纳2%的土地增值税。这样一算，我们一身冷汗。可沈佳良仍旧充满希望地对布鲁斯说：“我相信只要好好干，说不定能成千万富翁的。”布鲁斯却苦笑着摇头：“不不不，沈先生，在澳洲干农场干不成千万富翁，大多数农场都是亏本的，只有少数能保持每年2%到4%的收益率。如果经营农场真的这么赚钱，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人不干，要卖给你们中国人呢？”布鲁斯的一番话把我和沈佳良说得心凉了半截。
如今虽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还是信心满满地想把日子过好。然而，快乐的日子没过上半年，我们就发现了致命的问题，手头上的存款在急速下降。一盘算，我吓了一跳，农场里工人的工资高得离谱。起先，我以为他们这些工人故意讹诈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澳大利亚，人工是最大的开销。悬崖勒马，我们赶紧请走了那些高昂的澳洲本土工人，改为雇佣华裔钟点工。可即使这样，开销成本还是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乐乐也向我抱怨：“这里的小朋友一点都不友好，他们都不跟我玩。”看着落寞的孩子，我心酸不已。其实，我也很不适应。曾冲动地想过卖掉这里一切回到上海。可此时我们已如拉开了弓的箭，没有回头路走。为了节省开支，我和沈佳良开始亲力亲为地打理农场。沈佳良负责养牛，我则负责栽种果树。别小看这些果树，可是操碎了心。挂果前，我要为它们修枝、除草、喷药。成熟后，我还得为它们一个个戴上塑料套，以免虫子叮咬。不仅如此，最累的是还得为果树除草，面积大的杂草还可以用除草剂，而那些树下的小杂草就只能靠我用锄头一下一下把草根刨掉。一天下来，我几乎可以流一公斤的汗，身上的衣服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晚上回到家，腰酸腿疼，甚至常常需要用热水袋来热敷。 渐渐地，我白皙的双手变得粗糙不堪，由于长期受紫外线照射，皮肤也变得黝黑干涩。每每在树根底下薅草时，我就无比怀念在国内的日子：干净明亮的教室，习习微风吹过，我穿着精致的套装为学生朗读着课文……可现在呢，我灰头土脸，整天对着牛啊、羊啊、果树的。那些初来时看见的种种美景早就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关心的只是这些种出来的水果能卖多少钱？够不够支付各种苛捐杂税。
然而，即使我和沈佳良24小时蹲在农场里，也忙不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父母接了过来。直到父母过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花了几百万来这里，竟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双方父母都很生气，但是木已成舟，他们只好尽全力帮我们打理着这个农场。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和沈佳良在澳洲扎扎实实地当了四年农民。就连我们年迈的父母也学会使用各种农用机械了。可不幸的是，从2014年开始，双方父母的身体就陆续出现问题。由于当地就医太贵，父母又没有当地的身份，只能回国调养。父母走后，我们更加忙碌了。当初我们奔着美好而来，可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事，我们仿佛坠入了一个更艰难的境地，但能怨天尤人吗？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只能咬牙坚持。但值得欣慰的是，在2014年年底，我们终于拿到了绿卡，获得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
错失千万财富，苦涩难言
有一天，沈佳良生病了，烧得连路都走不动，我吓坏了，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把他送到最近的一个小诊所里。医生说要留待观察，还不能确诊。我当时就急了，质问医生为什么不立即给沈佳良用药，非要让他如此难受？多年来在异国他乡的不适应和痛苦，在那一刻骤然爆发了，我在小诊所里又哭又闹，仿佛失去了控制。第二天，我接乐乐放学回家。乐乐的脸色很不好看，在我反复追问下才说出缘由：“别的小朋友都说你是个疯子，和医生在诊所里吵架，我好难受……”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诊所和学校都比较集中，我那天和医生吵架时正好被乐乐同学的妈妈看到。
乐乐的话如一把冰锥狠狠地插进我的胸口。我猛然意识到，这四年来，因为缺少朋友，乐乐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和阴郁，每天除了帮我们干活就是独自和小鸡说话。为了让孩子能有个说话的人，我向沈佳良提议，找一个当地保姆，来照顾乐乐，这样我们在外忙碌的时候，乐乐也不至于无聊了！沈佳良同意了。我们精挑细选，找了一个40多岁的当地妇女戴安娜。她丈夫前年因事故去世，孩子在悉尼工作，只留下她一个人。戴安娜慈眉善目的，工资也开得很合理。她到了我家后，乐乐的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起来，这让我很是欣喜。
2016年初，农场在我们辛勤的经营下日益好转，虽没赚多少钱，但终于盈利了。掐指一算，我竟然有6年没有回国了。和沈佳良商量后，我们决定回国好好休息一阵，陪陪父母。5月，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
老友相见，自然一番互诉衷肠。特别是我和沈佳良，不仅曾是同学中的风云人物，更是第一批投资移民的先锋。当大家问起我在国外的生活如何时，我虚伪地应承着。当旧同事张琳告诉我，当初我卖给她的房子如今都涨到10万一平米。去年，她将那个学区房卖了，用这些钱做投资理财。她每日逛街做美容、接送孩子，节假日就全家出国旅游。我顿时蒙了。天啊，如果当初我不卖房移民，现在也是千万富翁了。可我现在，想靠经营农场致富，难如登天。我表面上强颜欢笑，心里早已泪水成河。
由于沈佳良不放心农场，两周后就回澳洲了，而我带着乐乐回安徽老家看望父母。两个月之后，我因放心不下沈佳良，带着乐乐提前踏上了回程的航班。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当我推开主卧的房门时，看见戴安娜和沈佳良抱在一起，正做着香甜的美梦！我冲上去，掐住沈佳良的脖子，用了我的全身力气。沈佳良很快变得满脸通红，戴安娜反复拉扯着我的手臂，都无济于事。突然间，她狠狠地在我手臂上咬了一口，我条件反射性地放手，手臂上鲜血淋漓。我大哭起来：“沈佳良，你怎么会跟她搞在一起？”沈佳良特意用中文回答：“对不起，菁菁。是她主动的，农场的日子，实在太寂寞了，除了你，我唯一能见到的女人只有戴安娜了……”
事后，沈佳良真诚地向我道歉，并恳求我原谅他。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在这如荒岛般的农场里，他绝对不会出轨的。想着多年来我们一路打拼的不易，想着儿子还小，我最终选择了原谅他。
我们仍旧每天如农民一样和土地、牛羊、果树打着交道。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空旷得可怕的农场，我们常常陷入迷茫和困惑。很多国内的朋友羡慕我，觉得我逃离了城市压力，既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又享受着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和高昂的养老金等福利。可我反而无比羡慕着他们，坐拥高价房产，享受着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我却为了一张绿卡，承受着与父母朋友相隔万里、在异乡漂泊无依、无止境地辛勤劳作、无穷尽的孤独和寂寞。为此，我时常陷入纠结中。
亲爱的读者，你们觉得我这样选择对吗？付出的这一切究竟值得吗？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和想法，可以与本刊编辑讨论。热线：027-6888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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