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主流媒体地沟油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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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沟油事件近几年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热浪,吸引了全国各界乃至国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本文以《中國日报》和《纽约时报》为案例,采用内容分析法展开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在新闻体裁、新闻性质、词汇选择和负面议题四个方面均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展现了中国积极健康,事态发展趋势良好的形象,而后者则侧重于抨击现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宣传中国的负面信息。在传播速度日趋快捷的信息化社会,我们既要引导受众正确对待外国媒体的报道,也要借鉴外媒的长处,改进中国传播主体的话语方式,提高传播效果。
  关键词:《中国日报》 《纽约时报》 地沟油事件 内容分析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涉及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食品安全问题大到事关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小到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已经不再单纯是食品问题本身,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在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之下,“食品卫生”“食品安全”等词汇也频频出现在我国政府的议题当中。地沟油事件近几年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自2011年来,地沟油事件不断升温,至今仍然是新媒体关注的重要话题。国内外媒体对此均进行了大量全方位的报道。本文拟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通过剖析双方报道中文本内容要素、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研究中美主流媒体对于地沟油事件的态度,进而揭示不同新闻媒体报道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数据抽样
  本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了解中美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地沟油事件报道的差异,探寻文本背后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取向。因此在选择样本时,抽取了两家报纸中在选定时间内所有涉及地沟油事件的新闻报道。
  1.目标媒体的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地沟油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日报》(China Daily)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则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历史记录性报纸,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无论从声誉地位还是发行量来看,《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主流媒体。
  2.文本样本的确定
  地沟油在我国一直未销声匿迹,典型案例有“浙江金华地沟油事件”“广东清远地沟油事件”“常德地沟油事件”“连云港地沟油事件”“浙江台州地沟油事件”等等。在《中国日报》官方网站输入关键词“gutter oil”,共获文章767篇;在《纽约时报》官方网站输入关键词“gutter oil”,共获相关报道3320篇。经过甄别,发现“地沟油事件”虽然历时数年,但是事件引起人们关注是从2011年开始,所以将搜索时间定为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该时间段历时两年,基本涵盖“地沟油事件”的典型案例,具有代表性。经过第二轮筛选得到《中国日报》上相关文章137篇,经人工排查后发现所选样本均与国内“地沟油事件”相关,与本研究主题一致。而在《纽约时报》上得到相关文章145篇,经排查,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仅6篇。由于数目相差较大,研究者决定对《中国日报》文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使其与《纽约时报》数量与篇幅等量化。然而,进一步细读文本发现《中国日报》中一些报道虽然标题有差异,内容却基本相似,因此对于内容相近的文章若是重复抽样则采取等距取样的方法取其一,接着继续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取,如此往复,直至得到6篇等量报道为止。
  二、分析标准
  1.抽样数据收集
  本语料共由十二篇新闻报道组成,其中六篇来自《纽约时报》和经过随机抽样后的来自《中国日报》的六篇,这十二篇新闻报道均是其官方网站上的原稿,
  2.类目构建
  根据分析角度不同,对于同一篇报道可以有多重主题的归纳。本文主要针对“中美主流媒体对于地沟油事件的报道差异比较”,所以构建类目将为体现差异服务。主要类目包括:(1) 新闻体裁:即消息、通讯、新闻特写、专访、新闻分析评论和特约稿件。(2) 报道性质:细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3) 所用词汇:统计分析十二篇新闻报道中带有感情色彩和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从而挖掘出新闻要传递给受众的隐藏信息。(4) 负面议题,主要包括:中国政府办事不力,效率低下;中国食品行业安全危机严重,监管不力;社会舆论与治安等。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1.新闻体裁
  研读十二篇新闻样本,经过统计所得数据如下表。
  12篇样本新闻体裁分析
  从表格统计数据可见,在地沟油报道中,《中国日报》的报道以消息为主,对事件进行描述并追踪后续处理,而《纽约时报》虽然在消息类文章数量上不突出,但是文章多为千字以上的长篇报道,内容丰富翔实。笔者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做出如下推测:第一,《中国日报》不希望对地沟油事件进行大量宣传,因此报道低调,篇幅短小;第二,《纽约日报》则与之相反,希望借机渲染,抨击中国食品安全以及中国监管制度等等。这与两国国际关系和利益是相关的。
  2.新闻性质
  再根据十二篇文本的性质进行归纳分类可以得到下表。
  12篇样本新闻性质分析
  从表二可以看出,在地沟油事件中,《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对于地沟油事件的态度区别较大。《中国日报》66.6%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与负面报道分别只占16.7%;而《纽约时报》正面报道为0%,中性报道16.7%,负面报道达83.3%。这表明了两家报纸对于地沟油事件的看法不一,《中国日报》倾向于将新闻重点放在政府有效处理事件、地沟油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以及“健康中国”方面,而《纽约时报》将报道重点放在中国政府处理不当,中国舆论受限以及“问题中国”等负面形象上。这或许与美方报纸预设的议程有关,“在报道过程中, 符合他们判断的材料则被选取, 反之则被舍弃。这种预设议程和浓重的意识形态通过媒体重复、讲故事般的叙述成功地给受众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尽管不是真实环境,却也会对受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戴静,2010:88)。   3.所用词汇
  “词汇是表达意义的最基本单位,其词性以及在语境中的具体运用能体现作者的意图。所用词性中,动词在报道中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具分析价值”(张玉,徐燕雯,2012:39)。因此在研究中美两家报纸的新闻文本时,笔者通过分析报道使用的动词以及所在语境来窥探两家报纸的报道意图与态度。在统计过程中,笔者筛除了与地沟油事件不相关的动词、动词短语,确保统计对象均是与地沟油事件相关,便于其后的分析。
  通过对文本研读后发现,《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在报道地沟油事件中均使用了大量的动词。沃尔特·福克斯在《新闻写作》中认为在任何句子中,动词都是让句子其余部分流动起来的关键。通过挑选生动的、有表现力的动词,作者使句子获得最高限度的流动感,为所表达的主题造成最强劲的冲击力(王蕾,2007)。两家报纸都很擅长使用准确生动的动词来表现形象,但是细读文本后可以发现同是使用动词,双方对于词语的选用却千差万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日报》多选用褒义词或中性词,如vowed to take every possible measures to ensure food safety(發誓采取一切手段确保食品安全)、detailing measures to intensify supervision, upgrade safety limits, and increase penalties for violators(细化措施加强监管,升级安全限度,严惩违反者)、restore public confidence(重建公众信心)等,塑造了一个积极处理地沟油事件、致力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健康向上的中国形象。而《纽约时报》多使用贬义词,如the country’s current standard could easily allow illegal oil to slip through(中国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很容易让非法油制品蒙混过关)、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absence of several major food safety regulations(仍然缺少几大主要的食品安全规范)等,向读者传递中国食品监管工作欠缺,食品安全体制不健全的负面信息。第二,《中国日报》报道时缺少细节描写,所用动词多数比较宽泛,如prevent food safety incidents and raise the overall level of food safety(防止食品安全事件并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等,缺少具体详尽的解释说明;而《纽约时报》侧重于细节描写,动词极富表现力,并辅以数据,如prevent food safety incidents and raise the overall level of food safety(防止食品安全事件并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使其报道更具说服力,“问题中国”的形象也“跃然纸上”。第三,《中国日报》多直接从正面描写食品安全事件并提出解决措施,平铺直叙,如launch a crackdown on food plants and individuals endangering food safety(打击食品产业与私人有害食品安全行为)等,而《纽约时报》则擅长从侧面来展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切入点新颖且隐蔽,在不知不觉间向受众传达了中国食品危机严重的内容。
  此外,对于同一事故的报道,两家媒体也各有说辞。笔者在此举出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日报》对于记者李翔被刺杀身亡一事报道中,曾引用李翔所在公司的话,补充说明李翔已不再参与地沟油调查长达两个月,他的死亡与地沟油事件的联系尚未确定。而在《纽约时报》中,新闻报道中一直强调:“A Chinese journalist reporting on a scandal surrounding illegal cooking oil”,“Mr. Li had been following the story of restaurants illegally recycling cooking oil”,“a television reporter whose microblog posting touched on a scandal involving the illegal reuse of cooking oil”等,并进行了大量揣测,认为李翔此前发布的一条微博与此关系密切,将李翔之死与地沟油事件联系起来,向受众传达了一个食品问题严重、社会舆论不够开明的中国,塑造了一个影响恶劣的负面形象。并且,在李翔被刺杀身亡与其并未参与报道地沟油这两件事的逻辑关系上,《中国日报》运用了连词“however”,意为尽管李翔被刺杀身亡,但是他并未参与报道地沟油事件,因此这两件事关联不大。相反,《纽约时报》运用了连词“although”,意为:李翔被刺杀身亡,尽管他并未公开参与报道地沟油事件,但是他关于地沟油的微博曾被新闻报道引用过,言下之意,李翔的死与地沟油是密不可分的。
  4.负面议题
  在《中国日报》抽取的六篇样本中,仅有一篇涉及负面议题社会舆论与治安,有关记者被杀一事;《纽约时报》的六篇文章则全部涉及负面议题,有的文章牵涉两个或多个负面议题,分别是:中国政府办事不力,效率低下(两篇);中国食品行业安全危机严重,监管不力(六篇);社会舆论与治安(两篇)。从报道的篇章数量上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相较于《中国日报》,负面议题多且广泛,主要是针对中国食品安全行业安全危机严重。例如,一篇文章这样报道:“China’s food-safety problems highlight both the collapse of the country’s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failure of government regulators to keep pace with the expanding market economy.”(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突显出中国商业道德的堕落和中国政府管理者无法跟上不断发展的经济市场的现状)这句话更是将矛头直指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的监管不力,那么地沟油负面议题的设置验证了西方媒体的传统新闻理念,即“有冲突的新闻才是有价值的新闻,因此习惯去捕捉和放大一些不和谐之声的个体事件,来寻求新闻在本国民众心目中的价值,因而大多热衷于通过批评‘他者’来寻求一种自我满足”(刘立华,2011:36)。   四、讨论
  通过对《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在地沟油事件中的报道对比,可以发现两报在报道过程中立场及呈现内容上存在的明显差异,《中国日报》多显示正面信息和评价,其报道主要展现了“健康中国”“政府负责”“社会和谐”的媒介形象,《纽约时报》常显示负面信息和评价,传达了“问题中国”“政府无力”“社会混乱”的信息和评述。
  之所以《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在地沟油报道中出现如此差异,是因为两份报纸的本质属性不同。《中国日报》的性质决定其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描述事件过程并追踪处理进度,且需要正面引导事件的发展,进而推进政府和民众互动,以便稳定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并向国际社会展现积极健康的国家形象。而《纽约时报》作为一家市场化的报纸, 尽管办报态度严肃, 并以“公正、客观、平衡”为原则,但不可否认, 在美国特有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中, 那些对中国的敌意与偏见必定会影响《纽约时报》的记者与编辑, 同时他们也将在事件的采编过程中, 包括对材料的选择、突显和排除,逐渐迎合受众喜好来选择编排稿件。因此对同一事件的叙述方式和报道视角会有所不同。Van Dijk(2012)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同报纸对同一事件报道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记者对新闻事件社会语境的主管建构存在差异。Chilton (2004)所倡导的“过滤分析”方法便可用于分析并揭露政治话语是如何折射甚至歪曲事实的。在西方媒体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中, 在其标榜“公正、客观”的理念之下, 实质常暗含了一个由过往经验积攒而来的前提假设(戴静,2010:88)。这种前提假设久而久之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具体的语言文字的生产。正如费尔克劳提出的意识形态的“自然化”概念指出“某些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在某些语境中不断被重复,潜移默化,久而久之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和含义习以为常,因而使原本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概念进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一种‘常识’”(耿芳,2012:155)。西方媒体的语篇生产正是通过这种潜意识的创作手法将自己的观点潜移默化地传输给读者,进而使得其声讨中国政府的行为合法化,丑化中国政府形象。从这一点来说,本文的研究验证了CDA(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观点,例如,它“关注具体语境中态度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方式,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露话语深层中唤起或传播的态度,并解读这种话语导致态度改变的方式”(辛斌,2012:3)。因此,西方的媒体重在对人们认知的影响与控制,“具体表现为通过说服、掩饰或操纵等策略来改变他人的思想以符合自己的利益”。
  五、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国的突发事件常常出现在国外媒体中并径直传播到国内。出于国外媒体的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前者表现为有意歪曲事实,惧怕或者恐惧中国民族复兴,后者表现为新闻创作的方法、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缺失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常规范型”的误读等等。中国的许多民众对这种国外媒体报道出来的观点盲从甚至追捧。这就不能不引起国内政府部门和媒体部门的重视。在有效介入国外媒体的主观歪曲报道的同时,面对新媒体和传媒多元化的背景,我们也有必要借鉴国外知名媒体的成功传播经验和新闻语篇生产的方法。国内媒体应对的策略包括:(1)事件报道中可以采用更多的细节描写,创设真实的情景,让读者更加易于接受;(2)引入新的切入点,避免平铺直叙。从多个角度来佐证巩固自己的观点,使新闻报道更具深度,也使新闻报道更具可观性,坚持以受众为本,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使新闻新颖耐读;(3)我们的媒体应该主动并及时回应西方媒体的质疑与抛出的各种问题。倘若事实清楚,推诿则不利于展现我们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会失信于他国与本国民众。因此,直面问题,承担责任则是最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片面的报道,我国需要直面问题,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与失误,并全面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不是坚守中华传统的贵和尚中的语用原则,委婉迂回表达(Shi,2014),造成许多跨文化误读。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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