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分甘余话》为王士笔记的一种，是王士禛晚年罢官后所撰。其内容广博，对典章制度、社会风俗、诗歌品评、前人著述、字义辨析、地方物产乃至治病验方都有所涉及，对于研究王士禛的诗文论述，王氏家族以及清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分甘余话》 王士禛 诗论 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共四卷，278条，是王士晚年所写的一部笔记。据作者自序：“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①此书当为作者晚年罢官家居时所撰。
王士一生著述甚多，仅笔记而言，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等多种。《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兼谈学问的笔记，内容似乎显得有些庞杂而又凌乱，因而受到的关注并不多。目前为止，研究《分甘余话》的著述和论文甚少，只有在一些论述王士诗论观的论文中有所提及。本文就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刊刻，张世林校点的《分甘余话》为依据，对其内容和史料价值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分甘余话》的成书及其版本
据王士在自序中所言：“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不敢谓如袁伯业老而好学也。”可见，《分甘余话》成书本意应当在于消遣，而并非学术和考证。但即便如此，《分甘余话》中仍然不乏学术。其中关于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理论观点的条目就有六十一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分甘”取自《晋书·王羲之传》中的一个小典故。王士于自序中言：“昔王右军在东中，与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
据中华书局1989年校勘版《分甘余话》序言，康熙四十八年（1709）序刊本是《分甘余话》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勘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分甘余话》自序中，王士的落款时间为“乙丑腊月”（即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可见《分甘余话》最早的版本刊刻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四十八年。此后，《分甘余话》的保存都较好，亦未出现讹、衍、脱、变的情况。1989年2月，中华书局对《分甘余话》重新进行了刊刻，并由张世林点校。此次重印和点校，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引文有疑问之处均作了校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另外，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
二、《分甘余话》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而又兼谈学问的笔记。书共四卷，278条目。篇幅如《古夫于亭杂录》一般，不是很长，但记叙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在中华书局版前言中，张世林赞其“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将《分甘余话》和《古夫于亭杂录》编排在了一起，归于《四库全书》第870册，子部一七六，杂家类三，杂说之属，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论它说：“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这评论还是很中肯的。但也正是因为笔记的随性和散漫，其中记录的内容颇为广杂。无论是关于诗歌评论的学术批评，还是记录当时典章制度、风俗人情、地理笔记乃至书目记录，都在《分甘余話》中有所提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研究、文献考证，即使在历史考证、民俗研究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所记典章制度对清朝文化研究的意义
清人大多好言典制，所以笔记中涉及者颇多。王士于清廷为官四十六载，官至刑部尚书，往来朝堂，深谙典章，所记诸事乃是本人亲历亲闻，故书中有关典制记载可以作为清朝典章制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分甘余话》中即记录了王士在清朝为官时所遵循的礼法和典制。
在《分甘余话》卷一第四条“清代视朝仪”中有关于清朝初期早朝的典制记录：“本朝凡视朝，驾未出，则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佥都御史先入侯驾。驾出，先于保和殿升座。内阁、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礼毕，先自御路趋往太和殿，内阁立殿门外东，西向；都察院立门外西，东向。然后驾至升座。诸王分东西班鱼贯而入，敷茵于地而坐。起居注班诸王后，东向。其诸王谢恩则拜于台阶之上，毕，然后尚书已下文武官员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然后外国陪臣行礼亦如之。”这里详细记载了清朝视朝时的礼仪。从视朝过程，到文武百官的排列，以及百官叩谢的方式都有了详细的记载。
王士作为尚书级别的官员，并为官几十载，其记录还是可信的。此种记录，可以作为清史研究的资料使用。在卷一第十条“南书房”中王士记录：“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这里详细记载了南书房的机构及其严格的出入制度。卷二第一百一十二“内升外升”中又有关于清朝官职品级的记载：“世祖皇帝顺治中，各省布政使内升，有径升侍郎者……康熙中，重定品级考，布政使外升巡抚副都御使，内升则太常卿、顺天府尹……旧制：按察使内升则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升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升常少、鸿胪、府丞，则以外之二品升内之小四品也，又与常例不同。”而卷四第二百三十八条“拒领仓米”则记录了康熙年间遇到灾情时朝廷对于赈灾救济的方法：“康熙四十六年，济南属邑大旱，巡抚檄济东道佥事宋君澄溪临县赈饥，使各邑绅士造佃户册，按其名领仓米。”这些记录大多零散而又不全面，但确实是由王士真真切切的经历所写成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所载社会风俗对研究清初社会风俗的巨大价值
《分甘余话》中对于社会风俗的记载都是王士时代的事情。作者或以奇闻逸事的方式记载，或以亲身经历的态度将其记录下来。这对于研究清初的民风民俗有重要意义。在卷一第五十六条“腐儒问妓”中王士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载了清初儒生饮酒狎妓的风俗，出现了所谓的“妓席”。卷一第五十七条“马吊牌”则记载了清初吴地斗马吊牌，吃河豚，敬畏五通邪神的社会风俗：“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资产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这里记载了清初马吊牌在缙绅子弟间的盛行之风，以及当时世人生活娱乐的一方面，既是对马吊牌这种娱乐方式在清初的记载，又是对当时社会风气，以及吴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反映。卷二第八十九“面似靴皮”则记载了清初官场习气：“田元均为三司使，厌权贵干请，然不欲峻拒，每温言强笑以遣之，谓人曰：‘吾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三司使作为一个司法的官员，每天要被权贵各种宴请和拉拢，如何能秉持公平，依法办事呢？而作为三司使的官员，对于这些权贵的邀请，却也不敢严词拒绝，只能做作地赔笑。这样的三司使，办案又有何原则呢？从中可见清初官场的腐败以及权贵藐视王法，官员收受贿赂的种种不良风气。 在卷二第一百三十一条“年家眷”有当时世人见面相互称呼的记载：“顺治末，社事甚盛，京师衣冠人士辐辏之地，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杨给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议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即医卜星相亦然。”清初沿袭明时风气，结社结盟的人很多，往来投刺拜帖往往都称呼某社、某盟，后清廷禁止，之后再有投刺谒拜者，无不改称“年家眷”。“年家”意为同年，而“眷”后一般加“弟”，“眷弟”即“宗弟”。“年家眷”一般用在交往不深的人之间的客套称呼。清初为了加强统治，防止汉人知识分子结社反抗清朝，对结社严厉禁止，于是称呼上也出现了变化，一律变成“年家眷”。从中可见清初政府对于世人言论的提防和控制。
（三）诗歌品评对研究渔阳诗论的意义
王士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其渊源则源于司空图“自然，含蓄”和严羽的“妙语，兴趣”。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②
王士的诗论观主要见于《渔洋诗话》中，其平生撰论诗学的文字很多，散见于各种笔记、序跋、杂著之中。因而，对于王士诗论观的研究，除了《渔洋诗话》，《分甘余话》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分甘余话》中，王士关于诗歌评论和诗歌写作方法的内容就有61条之多。
王士关于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论在《分甘余话》卷四第二二九条“诗评”中有明确的阐释：“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曰：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他提倡诗内含的一种诗外的旨趣。而对于这种诗论观的维护，在其评论他人作品的时候尤为明显。凡是符合其诗论观的几乎都予以肯定，凡是违背其诗论观的都做了否定评价。在《分甘余话》中，“陈辅题壁诗”“苏轼张顺民诗”“施闰章诗高妙不减潘阆”“诗文词曲贵有节制”“评柳宗元韦应物诗”“刘孔和诗”“胡应麟论歌行”“吴嘉纪”“取诗不当”“汤右曾诗”“胡应麟评诗之弊”“胡应麟评中州诗人”等条目都是王士在诗论观上对此的体现。这对于研究王士“神韵”说的诗论观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四）书中著述及所载条目对史料保存以及史料甄别的意义
《分甘余话》记述了大量的诗作和前人著述的目录。虽然在对别人著述的引用上仅凭记忆，较少有考证，但是对于王士本人的诗作以及其友人的诗作却有着史料保存的意义。在收录王士作品时，由于其著述颇多，又有诸多诗作散见于其笔记之中，因而在校勘其诗歌时往往会有所遗漏。《分甘余话》中保留了诗人几十首作品。卷一“诗中酒楼”“又诗中酒楼”各记述了一篇诗作。卷一第三十条“醴泉寺溪”中记载：“千林红叶多，乱此一溪水。叶逝水空明，鱼苗可怜紫。”卷一第三十一条“题王崇节画”张有两篇绝句：“髯翁任诞如忠恕，脱屣朱门傲五侯。肯为尚书写幽兴，碧花红穗草堂秋。”“一幅丹青顾野王，草根纤意曲篱旁。风怀磊落如公少，便注虫鱼也未妨。”卷一第四十九条“雨后风光”则详细记述了诗歌创作的缘由和背景，亦载录诗歌：“己丑岁，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书屋后丛竹甚茂，雨后鹅儿鸭雏拍浮其间，颇似画本。余赋绝句云：‘紫竹林中水满塘，鹅儿得意弄轻黄。袜材剩有鹅溪绢，合付边鸾与赵昌。’从侄磊字石丈，善丹青，当令补作一图。”在卷四第二二七条“妒妇津”中又有关于其友人的诗作记述：“先兄西樵有诗云：‘解使金轮开道避，斯人何减骆宾王。’”与此类似，关于王士本人的诗作记载以及其友人的诗作记载在《分甘余话》中有很多。这对于王士诗作的考证校勘，其生平的交友游历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分甘余话》中还有对其祖辈诗作的摘录和先人刻书著述的叙述，不仅仅对于王氏家族的史料甄別具有考证之功，还是研究王氏家族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卷一第九条“录祖辈诗”记载：“三伯祖光禄少卿养吾公（象蒙），万历庚辰进士，起家阳城知县，擢监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见手书诗草一卷，谨录四篇，以存其梗概。《凤音曲》：‘凤兮凤兮集高冈，七德九苞称至祥，五音六律鸣朝阳。鸣朝阳，应明主；非帝庭，宁高举。’……十叔祖翼吾公（象节），万历壬辰进士，改翰林授简讨，少有诗名，稿今无传，惟郑简庵（独复）先生《新城旧事》载其二句云：‘古寺人来花作供，孤城春尽草如烟。’八叔祖伯石公（象艮）、十七叔祖季木公（象春）、十八叔祖用晦公（象明）诗，别详《三王公集》。”王士对其几位先祖有简单的生平介绍，对其为官和著述有具体记载。我们在研究王氏家族时便可从《分甘余话》的这些记录中去考证。在卷三第一五五条“先人刻书著述”中王士又详细记述了其先太师、先高祖、先曾祖、先祖、先伯父、先仲兄、先叔兄叔子、从叔祖、从伯等人的著述情况。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王氏家族著述情况的重要史料依据。
《分甘余话》所述内容广杂，除了上述的内容外，还有字义辨析，如卷一“梁王吹台”、卷二“若干”等；有地理物产，如卷一“醴泉寺溪”“断肠草”，卷二“台湾物产”等；有个人感悟，评论时事，如卷一“读书过用目力”、卷二“老赖三叹”、卷三“持银碗乞食”等；还有一些治病验方的记录，如卷二“治吐血方”“治喉闭急症方”“治小便不通方”，卷三“治足疾方”，卷四“治痔方”等。其内容广泛，涉及各个方面。但其史料价值主要在于对清初典章制度的记载、社会风俗的描写以及对王士诗论研究和王氏家族研究。
① 〔清〕王士：《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1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清〕永、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影印浙刻本。
参考文献：
[1] 王士.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王士.王士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李兆禄.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J].中国文学研究，2014（2）.
关键词：《分甘余话》 王士禛 诗论 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共四卷，278条，是王士晚年所写的一部笔记。据作者自序：“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①此书当为作者晚年罢官家居时所撰。
王士一生著述甚多，仅笔记而言，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等多种。《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兼谈学问的笔记，内容似乎显得有些庞杂而又凌乱，因而受到的关注并不多。目前为止，研究《分甘余话》的著述和论文甚少，只有在一些论述王士诗论观的论文中有所提及。本文就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刊刻，张世林校点的《分甘余话》为依据，对其内容和史料价值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分甘余话》的成书及其版本
据王士在自序中所言：“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不敢谓如袁伯业老而好学也。”可见，《分甘余话》成书本意应当在于消遣，而并非学术和考证。但即便如此，《分甘余话》中仍然不乏学术。其中关于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理论观点的条目就有六十一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分甘”取自《晋书·王羲之传》中的一个小典故。王士于自序中言：“昔王右军在东中，与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
据中华书局1989年校勘版《分甘余话》序言，康熙四十八年（1709）序刊本是《分甘余话》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勘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分甘余话》自序中，王士的落款时间为“乙丑腊月”（即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可见《分甘余话》最早的版本刊刻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四十八年。此后，《分甘余话》的保存都较好，亦未出现讹、衍、脱、变的情况。1989年2月，中华书局对《分甘余话》重新进行了刊刻，并由张世林点校。此次重印和点校，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引文有疑问之处均作了校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另外，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
二、《分甘余话》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而又兼谈学问的笔记。书共四卷，278条目。篇幅如《古夫于亭杂录》一般，不是很长，但记叙的内容却十分广泛。在中华书局版前言中，张世林赞其“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将《分甘余话》和《古夫于亭杂录》编排在了一起，归于《四库全书》第870册，子部一七六，杂家类三，杂说之属，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论它说：“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这评论还是很中肯的。但也正是因为笔记的随性和散漫，其中记录的内容颇为广杂。无论是关于诗歌评论的学术批评，还是记录当时典章制度、风俗人情、地理笔记乃至书目记录，都在《分甘余話》中有所提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研究、文献考证，即使在历史考证、民俗研究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所记典章制度对清朝文化研究的意义
清人大多好言典制，所以笔记中涉及者颇多。王士于清廷为官四十六载，官至刑部尚书，往来朝堂，深谙典章，所记诸事乃是本人亲历亲闻，故书中有关典制记载可以作为清朝典章制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分甘余话》中即记录了王士在清朝为官时所遵循的礼法和典制。
在《分甘余话》卷一第四条“清代视朝仪”中有关于清朝初期早朝的典制记录：“本朝凡视朝，驾未出，则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佥都御史先入侯驾。驾出，先于保和殿升座。内阁、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礼毕，先自御路趋往太和殿，内阁立殿门外东，西向；都察院立门外西，东向。然后驾至升座。诸王分东西班鱼贯而入，敷茵于地而坐。起居注班诸王后，东向。其诸王谢恩则拜于台阶之上，毕，然后尚书已下文武官员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然后外国陪臣行礼亦如之。”这里详细记载了清朝视朝时的礼仪。从视朝过程，到文武百官的排列，以及百官叩谢的方式都有了详细的记载。
王士作为尚书级别的官员，并为官几十载，其记录还是可信的。此种记录，可以作为清史研究的资料使用。在卷一第十条“南书房”中王士记录：“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这里详细记载了南书房的机构及其严格的出入制度。卷二第一百一十二“内升外升”中又有关于清朝官职品级的记载：“世祖皇帝顺治中，各省布政使内升，有径升侍郎者……康熙中，重定品级考，布政使外升巡抚副都御使，内升则太常卿、顺天府尹……旧制：按察使内升则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升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升常少、鸿胪、府丞，则以外之二品升内之小四品也，又与常例不同。”而卷四第二百三十八条“拒领仓米”则记录了康熙年间遇到灾情时朝廷对于赈灾救济的方法：“康熙四十六年，济南属邑大旱，巡抚檄济东道佥事宋君澄溪临县赈饥，使各邑绅士造佃户册，按其名领仓米。”这些记录大多零散而又不全面，但确实是由王士真真切切的经历所写成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清朝典章制度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所载社会风俗对研究清初社会风俗的巨大价值
《分甘余话》中对于社会风俗的记载都是王士时代的事情。作者或以奇闻逸事的方式记载，或以亲身经历的态度将其记录下来。这对于研究清初的民风民俗有重要意义。在卷一第五十六条“腐儒问妓”中王士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载了清初儒生饮酒狎妓的风俗，出现了所谓的“妓席”。卷一第五十七条“马吊牌”则记载了清初吴地斗马吊牌，吃河豚，敬畏五通邪神的社会风俗：“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资产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这里记载了清初马吊牌在缙绅子弟间的盛行之风，以及当时世人生活娱乐的一方面，既是对马吊牌这种娱乐方式在清初的记载，又是对当时社会风气，以及吴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反映。卷二第八十九“面似靴皮”则记载了清初官场习气：“田元均为三司使，厌权贵干请，然不欲峻拒，每温言强笑以遣之，谓人曰：‘吾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三司使作为一个司法的官员，每天要被权贵各种宴请和拉拢，如何能秉持公平，依法办事呢？而作为三司使的官员，对于这些权贵的邀请，却也不敢严词拒绝，只能做作地赔笑。这样的三司使，办案又有何原则呢？从中可见清初官场的腐败以及权贵藐视王法，官员收受贿赂的种种不良风气。 在卷二第一百三十一条“年家眷”有当时世人见面相互称呼的记载：“顺治末，社事甚盛，京师衣冠人士辐辏之地，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杨给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议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即医卜星相亦然。”清初沿袭明时风气，结社结盟的人很多，往来投刺拜帖往往都称呼某社、某盟，后清廷禁止，之后再有投刺谒拜者，无不改称“年家眷”。“年家”意为同年，而“眷”后一般加“弟”，“眷弟”即“宗弟”。“年家眷”一般用在交往不深的人之间的客套称呼。清初为了加强统治，防止汉人知识分子结社反抗清朝，对结社严厉禁止，于是称呼上也出现了变化，一律变成“年家眷”。从中可见清初政府对于世人言论的提防和控制。
（三）诗歌品评对研究渔阳诗论的意义
王士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其渊源则源于司空图“自然，含蓄”和严羽的“妙语，兴趣”。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②
王士的诗论观主要见于《渔洋诗话》中，其平生撰论诗学的文字很多，散见于各种笔记、序跋、杂著之中。因而，对于王士诗论观的研究，除了《渔洋诗话》，《分甘余话》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分甘余话》中，王士关于诗歌评论和诗歌写作方法的内容就有61条之多。
王士关于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论在《分甘余话》卷四第二二九条“诗评”中有明确的阐释：“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曰：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他提倡诗内含的一种诗外的旨趣。而对于这种诗论观的维护，在其评论他人作品的时候尤为明显。凡是符合其诗论观的几乎都予以肯定，凡是违背其诗论观的都做了否定评价。在《分甘余话》中，“陈辅题壁诗”“苏轼张顺民诗”“施闰章诗高妙不减潘阆”“诗文词曲贵有节制”“评柳宗元韦应物诗”“刘孔和诗”“胡应麟论歌行”“吴嘉纪”“取诗不当”“汤右曾诗”“胡应麟评诗之弊”“胡应麟评中州诗人”等条目都是王士在诗论观上对此的体现。这对于研究王士“神韵”说的诗论观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四）书中著述及所载条目对史料保存以及史料甄别的意义
《分甘余话》记述了大量的诗作和前人著述的目录。虽然在对别人著述的引用上仅凭记忆，较少有考证，但是对于王士本人的诗作以及其友人的诗作却有着史料保存的意义。在收录王士作品时，由于其著述颇多，又有诸多诗作散见于其笔记之中，因而在校勘其诗歌时往往会有所遗漏。《分甘余话》中保留了诗人几十首作品。卷一“诗中酒楼”“又诗中酒楼”各记述了一篇诗作。卷一第三十条“醴泉寺溪”中记载：“千林红叶多，乱此一溪水。叶逝水空明，鱼苗可怜紫。”卷一第三十一条“题王崇节画”张有两篇绝句：“髯翁任诞如忠恕，脱屣朱门傲五侯。肯为尚书写幽兴，碧花红穗草堂秋。”“一幅丹青顾野王，草根纤意曲篱旁。风怀磊落如公少，便注虫鱼也未妨。”卷一第四十九条“雨后风光”则详细记述了诗歌创作的缘由和背景，亦载录诗歌：“己丑岁，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书屋后丛竹甚茂，雨后鹅儿鸭雏拍浮其间，颇似画本。余赋绝句云：‘紫竹林中水满塘，鹅儿得意弄轻黄。袜材剩有鹅溪绢，合付边鸾与赵昌。’从侄磊字石丈，善丹青，当令补作一图。”在卷四第二二七条“妒妇津”中又有关于其友人的诗作记述：“先兄西樵有诗云：‘解使金轮开道避，斯人何减骆宾王。’”与此类似，关于王士本人的诗作记载以及其友人的诗作记载在《分甘余话》中有很多。这对于王士诗作的考证校勘，其生平的交友游历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分甘余话》中还有对其祖辈诗作的摘录和先人刻书著述的叙述，不仅仅对于王氏家族的史料甄別具有考证之功，还是研究王氏家族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卷一第九条“录祖辈诗”记载：“三伯祖光禄少卿养吾公（象蒙），万历庚辰进士，起家阳城知县，擢监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见手书诗草一卷，谨录四篇，以存其梗概。《凤音曲》：‘凤兮凤兮集高冈，七德九苞称至祥，五音六律鸣朝阳。鸣朝阳，应明主；非帝庭，宁高举。’……十叔祖翼吾公（象节），万历壬辰进士，改翰林授简讨，少有诗名，稿今无传，惟郑简庵（独复）先生《新城旧事》载其二句云：‘古寺人来花作供，孤城春尽草如烟。’八叔祖伯石公（象艮）、十七叔祖季木公（象春）、十八叔祖用晦公（象明）诗，别详《三王公集》。”王士对其几位先祖有简单的生平介绍，对其为官和著述有具体记载。我们在研究王氏家族时便可从《分甘余话》的这些记录中去考证。在卷三第一五五条“先人刻书著述”中王士又详细记述了其先太师、先高祖、先曾祖、先祖、先伯父、先仲兄、先叔兄叔子、从叔祖、从伯等人的著述情况。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王氏家族著述情况的重要史料依据。
《分甘余话》所述内容广杂，除了上述的内容外，还有字义辨析，如卷一“梁王吹台”、卷二“若干”等；有地理物产，如卷一“醴泉寺溪”“断肠草”，卷二“台湾物产”等；有个人感悟，评论时事，如卷一“读书过用目力”、卷二“老赖三叹”、卷三“持银碗乞食”等；还有一些治病验方的记录，如卷二“治吐血方”“治喉闭急症方”“治小便不通方”，卷三“治足疾方”，卷四“治痔方”等。其内容广泛，涉及各个方面。但其史料价值主要在于对清初典章制度的记载、社会风俗的描写以及对王士诗论研究和王氏家族研究。
① 〔清〕王士：《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1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清〕永、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影印浙刻本。
参考文献：
[1] 王士.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王士.王士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李兆禄.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J].中国文学研究，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