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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赞赏他。蒋介石则是顾了面子，丢了中国……
——尼克松
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当毛泽东在击溃蒋介石的军队之后巩固他在大陆上的统治的时候，照中国共产党人的描绘，毛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神与魔之间的战争。毛自视为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多年前首次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他培植了赋予他以神的地位的个人崇拜。周恩来则大体上隐于一侧，以一个使机器保持运转的忠实官员自任。蒋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但并没有像毛那样过分自我颂扬。他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创造着经济奇迹，向他的人民灌输重返大陆的希望。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早。我把蒋氏夫妇都看成朋友，另外两人则不属于这一类的朋友。我与蒋氏夫妇之间的关系既是个人关系，也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在争夺中国大陆的战争中得胜的是毛和周，而这两人中，是周更有远见卓识。很清楚，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才华最出众的人物之一。他对现实力量具有非凡的领悟力；这三位均已去世，但是在现代中国影响日益上升的是周的遗产。
毛在1972年对我说，“我们大家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赞成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这个手势也许指我们的会晤，也许指整个中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要比你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长得多。”在我1953年首次会见蒋的时候，这位委员长在谈到中国时也这样挥了一下手，明确表示他指的不仅是他的堡垒福摩萨，而且也指中国大陆。
我发现他们两人讲起他们的国家都带些帝王派头。从他们的手势和讲话看来，他们似乎都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联在一起。两个像这样的领导人物在历史上相遇时，不会妥协，只会相撞，一个胜，一个败。
说来也许奇怪，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东方人。毛只出国过两次，一次在1949年，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去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23年去莫斯科执行任务，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举行四巨头会议。两人都经常长时间地深居简出。毛乘暇写诗作词；蒋则漫步深山，吟诵古诗。两人都是革命者。毛反抗他父亲的专制和反抗整个社会制度；蒋反对满清王朝的对内腐败、对外懦弱。顺便说一句，蒋比毛早7年剪掉了发辫——这是象征造反的行为。
他们的外表和内心深处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毛有一种轻松的无所顾忌的幽默感；蒋在我与他的几次会见中从未讲过任何幽默话。毛的书法潇洒，字写得龙飞凤舞毫无拘束；蒋的书法拘谨，字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
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崇敬中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爱这个国家，但是毛要抹掉过去，蒋要把过去作为基础继续建筑。毛在胜利后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利扫盲运动，而且也为了摧毁每一个复杂的汉字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蒋在败北后在他逃亡的船舰上腾出地方装走了近4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虽然许多忠于他的助手和士兵留在了大陆。
在我与他的首次会晤中，毛谈到蒋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称为“匪”。我问他，他把蒋称作什么?毛笑了。周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我们有时候叫他匪；反过来他也叫我们匪。反正我们对骂。”周与蒋的关系就像乘滑行车一样(滑行车，游乐场上的一种忽上忽下角度极陡速度极快的高转电动车)。20年代初，周在中国的军校里当过蒋的下属。据说，蒋曾说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没过几年，蒋悬赏8万美金要周的命。不过，总的来说，我意外地发现，周和其他几个问起蒋的情况的官员对蒋有一种奇怪地矛盾态度。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赞赏他。蒋在与我的所有谈话中从未对他们表示过这样的尊重。
我首次会见蒋介石这位20世纪中国的第三位伟大领导人是在1953年。我在当副总统和当普通公民的时候都同他保持了联系，建立了我很珍视的个人友谊。正因为如此，与北京之间的和解对我个人说来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蒋和他的妻子经常在台北他们的富丽堂皇的宅邸里欢迎我。他的妻子担任我们的翻译，但偶尔也参加谈话。要找比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蒋夫人更出色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她不仅中国话和英语都讲得非常流利，而且对她丈夫的想法理解十分透彻，所以每当这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或字眼在那一种语言中没有完全相应的表达形式时，她能用稍加改动的办法准确地翻译出来。
然而，蒋夫人远不止于是她丈夫的译员。社会上往往把领导人的妻子视为无论在历史上或是作为个人都微不足道的人，因为她们的出名完全是靠丈夫的地位。这种看法不仅忽略了领导人的妻子往往在幕后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低估了她们常常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本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的第四个妻子江青之间的差异甚至比蒋与毛之间的差异更为鲜明。蒋夫人文雅，衣着漂亮，富有女性风格，却又很刚强。江青粗鲁，毫无幽默感也毫无女性风格，是个无性别的狂热的女共产党人的典型。惠特克·钱伯斯有一次对我说：“你若是遇见一对共产党夫妇，通常你会发现妻子比丈夫更激烈。”就江青而言，这话肯定不错。我从未遇见过比她更冷酷粗俗的人。当我们一起坐着观看她为我安排的宣传性的文艺表演时，她既无毛的热情，也无周的优雅。她紧张得前额和手上都冒着汗。她的第一句话就很能表明她的爱寻衅和好斗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到中国来?”
周的夫人邓颖超与江青迥然不同。我在1972年和1976年周去世后不久见过她。她颇有我在周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除了她与周的关系外，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在党内有她自己的地位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与毛的妻子不同，她没有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失去她女性的特点。有一点可以一提：周一生只有一个妻子，而毛有过四个。
蒋夫人一家的可悲的结局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的缩影。以印制和批发《圣经》致富的宋查礼有三个女儿：霭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中国银行行长，在中国失陷后逃往美国。美龄嫁给蒋，与他一起同共产党斗争，一起流亡到台湾，直到他去世，现在侨居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婚。内战期间她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晚年成了受人尊敬的革命象征，1981年去世时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蒋向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不是基督徒。宋家坚持，蒋介石要娶美龄就必须信基督教。蒋不是一个对宗教信仰无可无不可的人。他说，如果他信教并非出于 自愿，就不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答应在与美龄结婚后认真研读《圣经》，宋家同意了。三年后蒋皈依基督教，此后他们夫妇常常在早晨一起做一个小时的祷告。蒋不是一个天生信赖别人或富于感情的人，但是他对美龄心悦诚服，关系十分亲密。美龄是蒋在国家大事上最亲信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几次作为他的个人使者来美国。她的魅力和风度使她成为国际名人，而且往往能把蒋的比较生硬的形象冲淡一些。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地说声“好、好”，使人觉得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蒋和毛的个人习惯也大不相同，很有意思。蒋什么都井然有序——服装、办公室、家庭。他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律己和富有条理。他给人的印象用“整洁”、“利落”来形容并不过分。毛恰恰相反。他的书房里散乱地难着书籍和文稿。如果测定一名行政官员是否优秀要看他的书桌是否清洁，那毛就不能及格。毛的杂乱无章和散漫与蒋的富有条理和自律都形成两个极端。用“零乱”和“随便”来形容毛的外表也不为过分。
蒋是一种最稀有的政治动物——保守的革命者——的典型。美国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社会，因为美国革命的领袖基本上是保守的。他们为争取自己曾经拥有但后来被剥夺的自由而斗争。法兰西革命失败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领导人寻求实现一种在法兰西民族历史上毫无基础的纯理性的、抽象的理想。
蒋的意图更近似美国人的意图，而不是法国人的意图。他希望复兴中国的传统。他不容许旧秩序败坏这一传统。他反对普遍存在的吸鸦片嗜好和当时仍很流行的妇女裹足的习俗。尽管他采用了立宪政体，但他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了。中国需要纪律，因为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成了一盘散沙。”不过，蒋寻求的纪律会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他的主张行之于台湾后，创造了经济奇迹。虽然直到1965年为止他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援助的数额很小，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急剧增长无足轻重。共产党人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但是今天大陆的稻米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还没有革命前多。蒋赎卖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过去的地主把大笔资金投在工业上，同时政府还鼓励外国投资。今天，台湾人收入比大陆多四倍。福摩萨1800万中国人的出口贸易比大陆10亿人的出口贸易多百分之五十左右。
蒋是个实干家。在他风浪叠起的一生中，他有许多次是正确的，所以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爱读儒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甚至1949年的大溃退也没能动摇蒋的自信。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暂时的挫折。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谈到光复大陆。即使他的某些助手已经放弃这一希望，他也不曾失去信心。
他为自己起名“介石”，意思是“不可移动之石”。就他的性情而言，这个名字起得再恰当不过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坚毅精神。他从不仅仅由于某件事看来在所难免而甘心向这一“难免”之事屈服。永远有人对领袖人物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的人缺乏创造的眼光。他们认为某事办不到往往是因为这件事过去从未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写道：“我始终为敌人所包围，时而处于劣势，但我深知如何坚持。”
蒋尽管坚韧，还是有他的过错。不过，像丢失中国这样的悲尉决不会是一个人的过错。蒋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家，但他死板地“照书本办事”，因此他作为战略家是平庸之辈。在某些特定的战略设想范围内采取行动，蒋的头脑敏捷而果断。但是，他按照他确定的规则行动。如果这些设想保持不变，那就谁也比不上他，但是他不大能跳出这些设想的圈子，制定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历史上有许多人物曾向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既定的设想挑战。历史充满了对次要人物的脚注，这些人物曾提出新见解，但是不合时宜；历史是由提出适应时势的新见解的人物创造的。对蒋来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属于后者。
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
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他允许他的敌人采取中国传统的在向强者屈服时的策略，允许他们成为他的同盟者以保全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失策。马基雅维里(MachiaveUi，1469年－1527年，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意大利政治家。)如果在世，他一定会告诉蒋，若让这些军阀继续执掌权力和军队，蒋对他们的征服决不会牢固，因为某种忠诚只能来自依附。
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里的话是对的。蒋始终未能完全控制中国。他的军队只能用于维持中国的统一。如果他不得不向中国的某一地区增派一些部队，另一地区的军阀就有自行其是的危险。结果，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镇压各地军阀的挑战。他始终不能减少军队编制把足够的注意力以及人力物力用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更糟糕的是，他一直未能动用他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共产党军队。总之，他的战略保全了面子，但丢掉了中国。
毛泽东是大智慧，
蒋介石是小聪明
蒋介石始终是个神经过敏，动作拘谨的小个子。毛则仍然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到别人话中的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他的性格也很热情。
自修德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写道：
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如。在蒋的办公室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常常有人进来送电话记录或便条，不时打断了宾主间的谈话，但是和毛谈话却没有这种情况。他的办公室是共产党中国运筹帷幄之所在地。毛泽东显然不是一般行政首脑，而被认为是个圣人，在他进行思考时，一定不能打断他。
斯诺和自修德所观察到的不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在人格上的差异，而且也是智慧的差异。归根到底，蒋介石的智慧乃是小智，是一种为个人生存意志而奔忙的不自由的智慧，而毛泽东的智慧则是大智，是一种超然于个人生存意志之外的自由的智慧。因而蒋介石显得紧张、拘谨、神经过敏，毛泽东则显得大方、潇洒、从容不迫。正如叔本华所说：
天才和注重实用的人相比较，有如金刚石比之于砾瓦。
——尼克松
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当毛泽东在击溃蒋介石的军队之后巩固他在大陆上的统治的时候，照中国共产党人的描绘，毛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神与魔之间的战争。毛自视为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多年前首次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他培植了赋予他以神的地位的个人崇拜。周恩来则大体上隐于一侧，以一个使机器保持运转的忠实官员自任。蒋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但并没有像毛那样过分自我颂扬。他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创造着经济奇迹，向他的人民灌输重返大陆的希望。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早。我把蒋氏夫妇都看成朋友，另外两人则不属于这一类的朋友。我与蒋氏夫妇之间的关系既是个人关系，也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在争夺中国大陆的战争中得胜的是毛和周，而这两人中，是周更有远见卓识。很清楚，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才华最出众的人物之一。他对现实力量具有非凡的领悟力；这三位均已去世，但是在现代中国影响日益上升的是周的遗产。
毛在1972年对我说，“我们大家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赞成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这个手势也许指我们的会晤，也许指整个中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要比你们与他交朋友的历史长得多。”在我1953年首次会见蒋的时候，这位委员长在谈到中国时也这样挥了一下手，明确表示他指的不仅是他的堡垒福摩萨，而且也指中国大陆。
我发现他们两人讲起他们的国家都带些帝王派头。从他们的手势和讲话看来，他们似乎都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联在一起。两个像这样的领导人物在历史上相遇时，不会妥协，只会相撞，一个胜，一个败。
说来也许奇怪，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东方人。毛只出国过两次，一次在1949年，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去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23年去莫斯科执行任务，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举行四巨头会议。两人都经常长时间地深居简出。毛乘暇写诗作词；蒋则漫步深山，吟诵古诗。两人都是革命者。毛反抗他父亲的专制和反抗整个社会制度；蒋反对满清王朝的对内腐败、对外懦弱。顺便说一句，蒋比毛早7年剪掉了发辫——这是象征造反的行为。
他们的外表和内心深处都有许多不同之处。毛有一种轻松的无所顾忌的幽默感；蒋在我与他的几次会见中从未讲过任何幽默话。毛的书法潇洒，字写得龙飞凤舞毫无拘束；蒋的书法拘谨，字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
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崇敬中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爱这个国家，但是毛要抹掉过去，蒋要把过去作为基础继续建筑。毛在胜利后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利扫盲运动，而且也为了摧毁每一个复杂的汉字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蒋在败北后在他逃亡的船舰上腾出地方装走了近4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虽然许多忠于他的助手和士兵留在了大陆。
在我与他的首次会晤中，毛谈到蒋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称为“匪”。我问他，他把蒋称作什么?毛笑了。周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我们有时候叫他匪；反过来他也叫我们匪。反正我们对骂。”周与蒋的关系就像乘滑行车一样(滑行车，游乐场上的一种忽上忽下角度极陡速度极快的高转电动车)。20年代初，周在中国的军校里当过蒋的下属。据说，蒋曾说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没过几年，蒋悬赏8万美金要周的命。不过，总的来说，我意外地发现，周和其他几个问起蒋的情况的官员对蒋有一种奇怪地矛盾态度。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赞赏他。蒋在与我的所有谈话中从未对他们表示过这样的尊重。
我首次会见蒋介石这位20世纪中国的第三位伟大领导人是在1953年。我在当副总统和当普通公民的时候都同他保持了联系，建立了我很珍视的个人友谊。正因为如此，与北京之间的和解对我个人说来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蒋和他的妻子经常在台北他们的富丽堂皇的宅邸里欢迎我。他的妻子担任我们的翻译，但偶尔也参加谈话。要找比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蒋夫人更出色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她不仅中国话和英语都讲得非常流利，而且对她丈夫的想法理解十分透彻，所以每当这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或字眼在那一种语言中没有完全相应的表达形式时，她能用稍加改动的办法准确地翻译出来。
然而，蒋夫人远不止于是她丈夫的译员。社会上往往把领导人的妻子视为无论在历史上或是作为个人都微不足道的人，因为她们的出名完全是靠丈夫的地位。这种看法不仅忽略了领导人的妻子往往在幕后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低估了她们常常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本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的第四个妻子江青之间的差异甚至比蒋与毛之间的差异更为鲜明。蒋夫人文雅，衣着漂亮，富有女性风格，却又很刚强。江青粗鲁，毫无幽默感也毫无女性风格，是个无性别的狂热的女共产党人的典型。惠特克·钱伯斯有一次对我说：“你若是遇见一对共产党夫妇，通常你会发现妻子比丈夫更激烈。”就江青而言，这话肯定不错。我从未遇见过比她更冷酷粗俗的人。当我们一起坐着观看她为我安排的宣传性的文艺表演时，她既无毛的热情，也无周的优雅。她紧张得前额和手上都冒着汗。她的第一句话就很能表明她的爱寻衅和好斗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到中国来?”
周的夫人邓颖超与江青迥然不同。我在1972年和1976年周去世后不久见过她。她颇有我在周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除了她与周的关系外，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在党内有她自己的地位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与毛的妻子不同，她没有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失去她女性的特点。有一点可以一提：周一生只有一个妻子，而毛有过四个。
蒋夫人一家的可悲的结局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的缩影。以印制和批发《圣经》致富的宋查礼有三个女儿：霭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中国银行行长，在中国失陷后逃往美国。美龄嫁给蒋，与他一起同共产党斗争，一起流亡到台湾，直到他去世，现在侨居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婚。内战期间她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晚年成了受人尊敬的革命象征，1981年去世时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蒋向美龄求婚时，宋家反对，因为蒋不是基督徒。宋家坚持，蒋介石要娶美龄就必须信基督教。蒋不是一个对宗教信仰无可无不可的人。他说，如果他信教并非出于 自愿，就不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答应在与美龄结婚后认真研读《圣经》，宋家同意了。三年后蒋皈依基督教，此后他们夫妇常常在早晨一起做一个小时的祷告。蒋不是一个天生信赖别人或富于感情的人，但是他对美龄心悦诚服，关系十分亲密。美龄是蒋在国家大事上最亲信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几次作为他的个人使者来美国。她的魅力和风度使她成为国际名人，而且往往能把蒋的比较生硬的形象冲淡一些。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地说声“好、好”，使人觉得有点神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盯着我的眼睛。
蒋和毛的个人习惯也大不相同，很有意思。蒋什么都井然有序——服装、办公室、家庭。他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律己和富有条理。他给人的印象用“整洁”、“利落”来形容并不过分。毛恰恰相反。他的书房里散乱地难着书籍和文稿。如果测定一名行政官员是否优秀要看他的书桌是否清洁，那毛就不能及格。毛的杂乱无章和散漫与蒋的富有条理和自律都形成两个极端。用“零乱”和“随便”来形容毛的外表也不为过分。
蒋是一种最稀有的政治动物——保守的革命者——的典型。美国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社会，因为美国革命的领袖基本上是保守的。他们为争取自己曾经拥有但后来被剥夺的自由而斗争。法兰西革命失败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领导人寻求实现一种在法兰西民族历史上毫无基础的纯理性的、抽象的理想。
蒋的意图更近似美国人的意图，而不是法国人的意图。他希望复兴中国的传统。他不容许旧秩序败坏这一传统。他反对普遍存在的吸鸦片嗜好和当时仍很流行的妇女裹足的习俗。尽管他采用了立宪政体，但他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了。中国需要纪律，因为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成了一盘散沙。”不过，蒋寻求的纪律会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他的主张行之于台湾后，创造了经济奇迹。虽然直到1965年为止他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援助的数额很小，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急剧增长无足轻重。共产党人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但是今天大陆的稻米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还没有革命前多。蒋赎卖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过去的地主把大笔资金投在工业上，同时政府还鼓励外国投资。今天，台湾人收入比大陆多四倍。福摩萨1800万中国人的出口贸易比大陆10亿人的出口贸易多百分之五十左右。
蒋是个实干家。在他风浪叠起的一生中，他有许多次是正确的，所以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爱读儒家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甚至1949年的大溃退也没能动摇蒋的自信。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暂时的挫折。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谈到光复大陆。即使他的某些助手已经放弃这一希望，他也不曾失去信心。
他为自己起名“介石”，意思是“不可移动之石”。就他的性情而言，这个名字起得再恰当不过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坚毅精神。他从不仅仅由于某件事看来在所难免而甘心向这一“难免”之事屈服。永远有人对领袖人物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的人缺乏创造的眼光。他们认为某事办不到往往是因为这件事过去从未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写道：“我始终为敌人所包围，时而处于劣势，但我深知如何坚持。”
蒋尽管坚韧，还是有他的过错。不过，像丢失中国这样的悲尉决不会是一个人的过错。蒋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家，但他死板地“照书本办事”，因此他作为战略家是平庸之辈。在某些特定的战略设想范围内采取行动，蒋的头脑敏捷而果断。但是，他按照他确定的规则行动。如果这些设想保持不变，那就谁也比不上他，但是他不大能跳出这些设想的圈子，制定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历史上有许多人物曾向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既定的设想挑战。历史充满了对次要人物的脚注，这些人物曾提出新见解，但是不合时宜；历史是由提出适应时势的新见解的人物创造的。对蒋来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属于后者。
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
然而，这种统一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他允许他的敌人采取中国传统的在向强者屈服时的策略，允许他们成为他的同盟者以保全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失策。马基雅维里(MachiaveUi，1469年－1527年，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意大利政治家。)如果在世，他一定会告诉蒋，若让这些军阀继续执掌权力和军队，蒋对他们的征服决不会牢固，因为某种忠诚只能来自依附。
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里的话是对的。蒋始终未能完全控制中国。他的军队只能用于维持中国的统一。如果他不得不向中国的某一地区增派一些部队，另一地区的军阀就有自行其是的危险。结果，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镇压各地军阀的挑战。他始终不能减少军队编制把足够的注意力以及人力物力用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更糟糕的是，他一直未能动用他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共产党军队。总之，他的战略保全了面子，但丢掉了中国。
毛泽东是大智慧，
蒋介石是小聪明
蒋介石始终是个神经过敏，动作拘谨的小个子。毛则仍然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到别人话中的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他的性格也很热情。
自修德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写道：
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如。在蒋的办公室或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常常有人进来送电话记录或便条，不时打断了宾主间的谈话，但是和毛谈话却没有这种情况。他的办公室是共产党中国运筹帷幄之所在地。毛泽东显然不是一般行政首脑，而被认为是个圣人，在他进行思考时，一定不能打断他。
斯诺和自修德所观察到的不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在人格上的差异，而且也是智慧的差异。归根到底，蒋介石的智慧乃是小智，是一种为个人生存意志而奔忙的不自由的智慧，而毛泽东的智慧则是大智，是一种超然于个人生存意志之外的自由的智慧。因而蒋介石显得紧张、拘谨、神经过敏，毛泽东则显得大方、潇洒、从容不迫。正如叔本华所说：
天才和注重实用的人相比较，有如金刚石比之于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