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斯大林》是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晚年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据其小女儿玛丽娅·朱可娃说，朱可夫之所以这样为本篇命题，是因为他“想先勾勒一个轮廓，以便随后在适当时机更详细地写斯大林。”然而，他还未及动笔细写，即于1974年溘然长逝。为实现父亲的这一遗愿，玛丽娅·朱可娃在其新著《朱可夫——我的父亲》一书中，首次收入了《略谈斯大林》这篇文章。
　　1940年之前，我从未亲眼见过斯大林。我只是根据报刊和有机会同斯大林接触的人的言谈去评判他。1941—1946年间，我先后任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员、最高副统帅、驻德苏军总司令和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有机会同斯大林见面。
　　我总是尽力详细了解斯大林，但要真正了解他却很难。他一向寡言少语。总是很简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觉得他同人民缺乏有机的联系，所以他不了解人民的思想和疾苦。他是通过政治局委员们和书记处的报告了解人民生活的。但他们通常都是以粉饰太平的形式向斯大林汇报。
　　他一般从不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所有问题通常都交某政治局委员主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各代表委员会仔细审核。
　　斯大林感到自己组织战役的能力较差，加之由于我国在南方遭受重大挫折的影响，他于1942年建议我出任最高副统帅。我以自己有脾气、难以共事为由婉拒。但他说：“当前形势有亡国的危险，让咱们来服从于祖国的利益吧!”
　　几乎整个战争期间，我都深得斯大林的好感和信任。战争末期，更确切些说，库尔斯克会战之后，总的来看，斯大林对战争问题还是颇有研究的。
　　然而，这里我应着重指出的是，当我们成功地进行重大战役时，斯大林总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这些战役的组织者，而一味突出自己。为此他往往采取这样几种手段：当得知某一战役进展顺利之后，便开始逐一给各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有时甚至把电话直接打给各集团军司令员，并利用总参谋部拟写的最新情况通报，详细询问对方战役的进展，提出种种建议，了解有何需要。并当场作出承诺，从而以此造成一种假相：他们的这位最高统帅在警惕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在牢牢地掌握着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支配权。
　　战争越临近尾声，斯大林越起劲地在元帅们——各方面军司令员和他们的副手之间搞阴谋，在他们中间挑拨是非，煽起忌妒心理。遗憾的是，有些方面军司令员竟无视同志情谊，违背起码的准则。他们利用斯大林的弱点，时常向斯大林打各种小报告，竭力激起斯大林对他在战争最艰难年代依靠的将领们的仇视，科涅夫元帅干这种事尤为卖力。
　　斯大林知道我办事太认真，所以在进行以后历次的战役时，他不止一次地挑拨我去整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及其他人，反过来又唆使他们来反对我。斯大林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多次诽谤我；而在我面前又一再陷害华西列夫斯基。但华西列夫斯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没有受斯大林的挑拨。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分化他开始惧怕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这一友爱的集体。斯大林的这种惧怕毫无根据，其原因仅仅是由于贝利亚及其副手阿巴库莫夫的诋毁和诬陷。
　　1946年初，斯大林往柏林给我打电话，说：“布尔加宁向我提交了一份战后改组我国武装力量指挥草案。在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名单中没有您。您想担任什么职务?华西列夫斯基表示愿意当总参谋长。您愿意出任陆军总司令吗?我们的陆军人数可是最多的呀。”
　　我回答说，我没考虑过这一问题，我准备完成中央赋予我的任何工作。
　　斯大林接着说：“布尔加宁还同时提交了一份国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我希望您回来同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研究这一条例。”
　　对国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同布尔加宁在武装力量各军种总司令和第一副人民委员的合法地位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他的草案规定，总司令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对之负责的不是国防人民委员，而是他的第一副手。布尔加宁企图以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终日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为理由坚持自己的草案。
　　我驳斥说：“这不是理由。今天的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明天可能是别人。条例不是为个别人而是为具体职务定的。”
　　布尔加宁把我上面说的这些向斯大林作了歪曲性的汇报，并说：“朱可夫是苏联元帅，人家不愿同我这样一个将军共事。”
　　一天后，斯大林便授予布尔加宁元帅称号。对我则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还需要审查一下。
　　我很清楚，这时布尔加宁已经成为协助斯大林主管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左右手。布尔加宁的军事知识很浅薄。但此人善于察颜观色，诡计多端。他总是巧妙地巴结斯大林，斯大林之所以需要他，是因为布尔加宁无条件地拜倒在他的脚下，为了他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我回到莫斯科出任陆军总司令。我们为陆军制订了一系列训练措施并准备了陆军总司令部1946年作战训练命令草案。我将草案呈递斯大林，并抄送布尔加宁。
　　在布尔加宁不断造谣中伤的情况下，斯大林竟认为我这样做好像是我眼里没有他，是分离主义。为此。我同斯大林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很不愉快的谈话。
　　布尔加宁说：“朱可夫甚至想让统帅部所有预备役部队都受陆军总司令部支配，而把我们搞得两手空空。”
　　我说这是小人之见，但是我的反驳不合斯大林的心意。他们要我把命令草案修改一下。我又修改了一遍，但斯大林还是没有批准这一命令草案。华西列夫斯基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斯大林是想颁布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而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
　　于是，我的命令草案被拿走，并被改成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这之后，斯大林马上就将这一命令草案签发了。开始我坚持颁发陆军总司令部命令，也许我这种做法欠妥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同布尔加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察觉，我周围正在暗中进行着某种见不得人的活动。后来，终于爆发了。
　　斯大林召集总军事委员会，应邀出席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元帅和将军。
　　斯大林走进会议厅。他满脸阴云一言不发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文件，并把它丢给总军事委员会书记什捷缅科夫将军，说：“请念一下!”什捷缅科夫走上讲台，开始宣读。这是前副官谢莫奇金中校和空军主帅诺维科夫为控告朱可夫元帅所发表的声明。他们两人遭国家安全机关拘捕后，声明写了好几页。基本内容是：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不忠，他认为在刚刚过去的战争期间，决定主要事务的是他朱可夫，而不是斯大林。仿佛朱可夫不止一次地进行旨在反对斯大林的谈话，好像战争期间朱可夫在自己身边纠集了一批心怀不满的将领和军官。
　　宣读完这一声明之后，斯大林要大家发表意见。先后发言的有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他们全都批评我。戈利科夫将军也随声附和地讲了一通。然而，大多数元帅在发言中都一致拥护我。尤其强烈地为我作辩护发言的是装甲坦克兵元帅雷巴尔科。他说，正是朱可夫在极其复杂的环境和危险时刻协助部队采取正确决策，粉碎了敌人。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解除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任敖德萨军区司令员，而在随后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又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日丹诺夫说：“朱可夫还年轻，参加中央委员会嘛，他还不成熟。”
　　1947年，大批将领和军官被逮捕，其中主要是一度与我共过事的那些人。被捕者中的将军有米纽克、菲拉托夫、瓦累尼科夫、克柳科夫、捷列金等。严刑峻法迫使他们全都供认参与了朱可夫元帅策划的“军事阴谋”。
　　这一“案件”的领导者是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他们如此卖力，归根结底是要逮捕我。但斯大林不相信我试图在搞什么军事阴谋，因此不同意拘捕我。
　　此后，赫鲁晓夫曾告诉我，斯大林对贝利亚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不管谁说朱可夫会干出这种事，我都不相信。朱可夫是个直性人，对任何人他都能当面说些不客气的话，但决不会去反对中央。”
　　就这样我未被逮捕。直到阿巴库莫夫本人被逮捕以后，真相才大白。原来这场风波是阿巴库莫夫蓄意掀起的。
　　阿巴库莫夫被处决。在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上撕大林亲自提名我重新进入苏共中央。
　　在我整个这段落难期间，斯大林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我一句坏话。我对他的这种客观态度自然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