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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周武王，分封，先秦，史料解读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5-0040-04
讲到中国先秦时代的分封制，有的老师喜欢用《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文字：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这一段话涉及实行分封的过程、如何进行分封、分封给什么人、分封的作用等问题，非常符合教学的需要，是“典型的、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史料”。老师通过史料研习，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也有教材以此为基础，认为武王克商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分封。然而，20世纪以来的先秦史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司马迁的这一段话并不可靠。
司马迁所说周武王大规模分封的内容，是经不住推敲的。如果此说当真，则齐鲁燕晋等兄弟之国与甥舅之国已伫立于黄河流域的要冲区域，镇守东国南国北国，足以决定大局，那么成王继位之初、周公辅政期间，又何来殷民和东夷的大叛乱？所以20世纪以来，有一大批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齐鲁燕晋等周人的藩屏，应是在周王室平息殷民和夷族的叛乱之后，才分封于各地；此之前并未如此。①司马迁的话里包含着一定的史影，真真假假，信息错乱，势必要仔细斟酌。综合各家的认识，要之如下：
其一，司马迁说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于是“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褒封”当是史实，但旨在于兴灭国、继绝世，招徕一切反商的力量，这如同在孟津时大会八百诸侯、在牧野之战前团结八国反商同盟一样，并没有后世“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构想。这一时期不仅在国家结构上，而且在祀典、历法、青铜器制造方方面面都沿袭殷商旧制。《逸周书·度邑》以及《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与周公旦夜不能寐，言尚未“定天保”，思虑对中原殷商遗留势力采取何种政策，也说明当时体制除沿袭殷制为主，尚无周人自己的创建。再则，武王在位时间甚短，《尚书·金縢》记载克商二年即得病，不久病终，也无暇展开大规模分封事业。
其二，傅斯年先生的名文《大东小东说》，已推测武王之世鲁、燕、齐是存在的，但和后代的位置不同，封于成周南部，位于今河南鲁山、郾城与南阳一带。这也是一种合理的论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周武王本想把东都选址于“有夏之居”的阳翟，并非洛邑，进而齐、鲁、燕、许等国均为拱卫阳翟而被封于今河南中南部，齐在南阳盆地，鲁在鲁山县境内，燕靠近郾城，许位于许昌鄢陵之间。①此说在傅说基础上进一步为相关文献及考古所见史事提供了较合理的解释途径，可信性较大。②准此，则武王分封亦是拱卫东都阳翟而设，集中一隅，且军事戍卫的色彩重，并非大规模实践。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③当大体不误。
其三，司马迁说周武王“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这是“三监”的重要构成，也不当看作分封。《史记·管蔡世家》言武王“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这是立“三监”，“监”本义是观察，引申为监督。徐中舒先生依据金文《仲几父簋》，指出卫为诸监之一，地位尊崇，但要受周王节制，实际上反不如诸侯能自擅一国；《仲几父簋》中“事于诸侯、诸监”就说明“诸监”和“诸侯”有别。“三监”只是在殷畿地区镇守，并非建国，管叔蔡叔也不称公、侯、伯。④这应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策略。
其四，司马迁说周武王大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余各以次受封”，这大不符合史实。不用说远在北国的燕、东国的齐鲁，就是殷商故地的卫国，其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少弟康叔封，《左传》定公四年也认为是在周公时代分封。康侯簋铭文明确记载，王来伐商邑，让康侯从康地迁徙到卫地，其背景也和成王东征的史实相吻合。鲁国本为奄，《说文》作■，言为“周公所诛”之国，《逸周书·作雒》言其国君为周公辅政成王时三监之乱的元凶之一，《尚书大传》等文献有周公“践奄”的说法，《诗经·鲁颂·閟公》为成王令周公侯于鲁的史诗，《左传》定公四年认为鲁在周公时代分封，显然是三监之乱以后的事；金文《禽簋》《冈劫尊》之“王伐盖”，“盖”即“奄”。齐国之都为营丘，在临淄之北，为三监之乱的元凶之一、殷商方国蒲姑旧地，武王时并不在周人手中。《史记·齐世家》中有太公与莱人争夺营丘之事，并不可靠；《鲁世家》有太公封齐而报政于周公之事，当可靠。燕地殷商势力极重，《史记·燕世家》说武王封召公于北燕，不可信；金文《克罍》《克盉》言周王“令克侯于匽（燕）”，“克”为第一代燕侯，当封于成王之时。这些分封大藩皆如此，至于其他封国更是在此之后。
其五，制度的变革由形势造就，就大分封的实质而言，武王时期尚不具备其背景。周人的大分封，与商代的外服完全不同。实质上，周人的封国以自己的兄弟、甥舅之国为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大大推进了民族融合；而商代的外服，只不过是被迫屈服的异族，商代尚未有把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口授予自己的亲戚子弟统治的史实。⑤武王时代小邦周克大邑商，虽然巩固政权的形势严峻，但形势并没有失控。诚如王国维所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⑥此说甚确，周天子尚能和周的同盟军达成默契，以盟主的身份镇抚殷邦，故这一背景下无大规模分封，沿袭殷商内外服的国家结构即可。《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周武王对周公旦坦言，自感来日不多，恐身后生变，望周公旦登基并作东都，方能戡乱。武王崩，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三监之乱爆发，给年轻的周政权以致命的打击。据说经过艰苦的战事，终于平息叛乱。《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甚确。三监之乱后，周公痛定思痛，认识到殷商遗民之所以叛乱是因为内外服制度漏洞大，外服土著部落首领非我族类，对周政权容易离心离德。因此周人把自己的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把握天下要冲，决定大局。殷民盘根错节的势力被打破，就能大大降低了叛乱的可能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言此时西周王室改变了“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的情况，“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①这恰是周初分封的重要背景。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明确指出成王时代才进行大分封：“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周人的分封大成于成康之世，并非代代进行的常制。如果把周初大分封背景套在武王克商之后，则有悖于史实，且讲不出分封的意义何在。 总而言之，司马迁说周武王大规模分封，可靠性很成问题，它有一定的史影，但系捏合不同历史事件而成；说它是“有说服力的史料”，不确。之所以司马迁如是观，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毕竟司马迁距离周初已经一千年，周初的文献传到汉代的已经非常少，甚至都不具备今天学者们以金文简牍研究先秦历史的条件；这从《史记》中其他内容中也能看出来。比如《周本纪》中西周初期和西周晚期的事件较多，西周中期的内容很少；《燕世家》中周初历史基本是空白；《齐世家》之中武王封姜太公于齐，莱人与之争营丘，情节离奇，时间错位。许多迹象表明，司马迁手中的资料在不少环节上是有限的，拿司马迁的推论当做先秦历史的确证，就应当谨慎。其二，司马迁受战国古史观的影响。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是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古史观构建的关键时期。诸子都凭借古史来支撑自己的学说，但这些历史信息真假杂糅，不少内容是移花接木，更有的是子虚乌有。拿武王开国之后的史实为例，《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武王克商之后“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济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礼记·乐记》亦言武王克商后“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这样的记载把武王灭商之后的情形描绘得过为乐观，从常理和文献记载都能知道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武王面临的形势还十分凶险，按照比较可靠的文献《逸周书·世俘》记载，在甲子商纣自焚后，战事频仍，武王向四方征讨，计攻灭九十九国，杀敌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生俘三十万又二百三十人，总计征服六百五十二国。这些数字无疑有极大的夸张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武王建国时面临的是非常险恶的环境，与马散华山之阳、牛散之桃林之野的描述完全不同。对统治者来说，周人被诸多反周势力环绕，力量尚显羸弱，并不具备大规模分封的政治基础；周武王的当务之急不是进行分封的政权建设，而是团结一切盟邦稳定局势、打击敌对势力。用司马迁这一记载来说明周初问题，就不如遴选更可靠的材料。
比如有老师选择并剖析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的铭文来描述分封制，就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土在江苏丹徒的宜侯夨簋，记载了周王把诸侯“虔侯”改封到“宜”地的历史事件。铭文说，在四月丁未那天，周王查看了前代统治者周武王、周成王伐商的地图和东国的地图。王在“宜”地的宗庙中面朝南，册命“虔侯”：让他到“宜”地当侯，赐予用于祭祀的酒和酒器、弓箭；赐予带有三百条沟的、三十五个“邑”的土地；赐予“宜”地的“王人”（周的同姓贵族），“奠”地的“七伯”及其相关人口，以及更多的“宜”地的“庶人”。这时的“虔侯”已经成为“宜侯”，感念王的恩德，作了祭祀自己父亲的青铜器。
基于此老师设问：
（一）铭文流露出怎样的时空信息？这是让学生定位时空观念，铭文出土在江苏丹徒，写的是“虔侯”改封到“宜”的事件，并且提到“东国”，可以推知这一事件发生在周王朝的东部边鄙。铭文中的时间是“四月丁未”，但是提到周武王、周成王伐商的地图，应在这两代王以后，专家综合诸多信息，推断这一铭文发生在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时期。这正是周王室平息殷民叛乱之后，大规模推行分封的事件。这些内容学术性强，老师应仔细诱导，随时予以补充。
（二）铭文中周王把“虔侯”改封到“宜”，目的何在？这一点学生不难作答，周王是让“虔侯”到“宜”地镇守疆土、拱卫王室；而周王拥有分封天下的至高权力。
（三）册命过程中，周王赏赐祭祀用酒及酒具、弓箭，说明什么？老师突出“祭祀”，是说明“祭祀”在早期国家礼仪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弓箭说明周王赐给“虔侯”征伐之权。这说明上古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特征。
（四）周王除器物外，請概括还赏赐给“虔侯”什么？不难发现是土地和人口，这正是分封制度的要件。
（五）周王赏赐“虔侯”的土地，从规模上和后代诸侯国（如战国七雄）相比，有什么特点？无疑规模要小得多，这说明上古时期的“小国寡民”特色。
（六）周王赏赐给“虔侯”的人口，有哪几类，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做？不难看出有三类：周人同姓贵族“王人”，来自其他地区的贵族“奠七伯”，以及“宜”地的土著居民。“王人”作为统治者处于社会顶层，“宜”地的土著居民是社会下层，来自其他地区的贵族“奠七伯”在两者之间。这样的作用是，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使得“宜”地的势力不能盘根错节，推动了部族融合，大大利于周人的统治。分封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样遴选铭文材料并精细解读，能够逼真地把学生带到历史背景中，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做法解读史料，体现了历史学科的深度，把核心素养落实在实处。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5-0040-04
讲到中国先秦时代的分封制，有的老师喜欢用《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文字：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这一段话涉及实行分封的过程、如何进行分封、分封给什么人、分封的作用等问题，非常符合教学的需要，是“典型的、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史料”。老师通过史料研习，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也有教材以此为基础，认为武王克商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分封。然而，20世纪以来的先秦史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司马迁的这一段话并不可靠。
司马迁所说周武王大规模分封的内容，是经不住推敲的。如果此说当真，则齐鲁燕晋等兄弟之国与甥舅之国已伫立于黄河流域的要冲区域，镇守东国南国北国，足以决定大局，那么成王继位之初、周公辅政期间，又何来殷民和东夷的大叛乱？所以20世纪以来，有一大批学者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齐鲁燕晋等周人的藩屏，应是在周王室平息殷民和夷族的叛乱之后，才分封于各地；此之前并未如此。①司马迁的话里包含着一定的史影，真真假假，信息错乱，势必要仔细斟酌。综合各家的认识，要之如下：
其一，司马迁说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于是“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褒封”当是史实，但旨在于兴灭国、继绝世，招徕一切反商的力量，这如同在孟津时大会八百诸侯、在牧野之战前团结八国反商同盟一样，并没有后世“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构想。这一时期不仅在国家结构上，而且在祀典、历法、青铜器制造方方面面都沿袭殷商旧制。《逸周书·度邑》以及《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与周公旦夜不能寐，言尚未“定天保”，思虑对中原殷商遗留势力采取何种政策，也说明当时体制除沿袭殷制为主，尚无周人自己的创建。再则，武王在位时间甚短，《尚书·金縢》记载克商二年即得病，不久病终，也无暇展开大规模分封事业。
其二，傅斯年先生的名文《大东小东说》，已推测武王之世鲁、燕、齐是存在的，但和后代的位置不同，封于成周南部，位于今河南鲁山、郾城与南阳一带。这也是一种合理的论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周武王本想把东都选址于“有夏之居”的阳翟，并非洛邑，进而齐、鲁、燕、许等国均为拱卫阳翟而被封于今河南中南部，齐在南阳盆地，鲁在鲁山县境内，燕靠近郾城，许位于许昌鄢陵之间。①此说在傅说基础上进一步为相关文献及考古所见史事提供了较合理的解释途径，可信性较大。②准此，则武王分封亦是拱卫东都阳翟而设，集中一隅，且军事戍卫的色彩重，并非大规模实践。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③当大体不误。
其三，司马迁说周武王“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这是“三监”的重要构成，也不当看作分封。《史记·管蔡世家》言武王“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这是立“三监”，“监”本义是观察，引申为监督。徐中舒先生依据金文《仲几父簋》，指出卫为诸监之一，地位尊崇，但要受周王节制，实际上反不如诸侯能自擅一国；《仲几父簋》中“事于诸侯、诸监”就说明“诸监”和“诸侯”有别。“三监”只是在殷畿地区镇守，并非建国，管叔蔡叔也不称公、侯、伯。④这应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策略。
其四，司马迁说周武王大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余各以次受封”，这大不符合史实。不用说远在北国的燕、东国的齐鲁，就是殷商故地的卫国，其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少弟康叔封，《左传》定公四年也认为是在周公时代分封。康侯簋铭文明确记载，王来伐商邑，让康侯从康地迁徙到卫地，其背景也和成王东征的史实相吻合。鲁国本为奄，《说文》作■，言为“周公所诛”之国，《逸周书·作雒》言其国君为周公辅政成王时三监之乱的元凶之一，《尚书大传》等文献有周公“践奄”的说法，《诗经·鲁颂·閟公》为成王令周公侯于鲁的史诗，《左传》定公四年认为鲁在周公时代分封，显然是三监之乱以后的事；金文《禽簋》《冈劫尊》之“王伐盖”，“盖”即“奄”。齐国之都为营丘，在临淄之北，为三监之乱的元凶之一、殷商方国蒲姑旧地，武王时并不在周人手中。《史记·齐世家》中有太公与莱人争夺营丘之事，并不可靠；《鲁世家》有太公封齐而报政于周公之事，当可靠。燕地殷商势力极重，《史记·燕世家》说武王封召公于北燕，不可信；金文《克罍》《克盉》言周王“令克侯于匽（燕）”，“克”为第一代燕侯，当封于成王之时。这些分封大藩皆如此，至于其他封国更是在此之后。
其五，制度的变革由形势造就，就大分封的实质而言，武王时期尚不具备其背景。周人的大分封，与商代的外服完全不同。实质上，周人的封国以自己的兄弟、甥舅之国为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大大推进了民族融合；而商代的外服，只不过是被迫屈服的异族，商代尚未有把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口授予自己的亲戚子弟统治的史实。⑤武王时代小邦周克大邑商，虽然巩固政权的形势严峻，但形势并没有失控。诚如王国维所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⑥此说甚确，周天子尚能和周的同盟军达成默契，以盟主的身份镇抚殷邦，故这一背景下无大规模分封，沿袭殷商内外服的国家结构即可。《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周武王对周公旦坦言，自感来日不多，恐身后生变，望周公旦登基并作东都，方能戡乱。武王崩，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三监之乱爆发，给年轻的周政权以致命的打击。据说经过艰苦的战事，终于平息叛乱。《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甚确。三监之乱后，周公痛定思痛，认识到殷商遗民之所以叛乱是因为内外服制度漏洞大，外服土著部落首领非我族类，对周政权容易离心离德。因此周人把自己的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把握天下要冲，决定大局。殷民盘根错节的势力被打破，就能大大降低了叛乱的可能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言此时西周王室改变了“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的情况，“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①这恰是周初分封的重要背景。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明确指出成王时代才进行大分封：“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周人的分封大成于成康之世，并非代代进行的常制。如果把周初大分封背景套在武王克商之后，则有悖于史实，且讲不出分封的意义何在。 总而言之，司马迁说周武王大规模分封，可靠性很成问题，它有一定的史影，但系捏合不同历史事件而成；说它是“有说服力的史料”，不确。之所以司马迁如是观，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毕竟司马迁距离周初已经一千年，周初的文献传到汉代的已经非常少，甚至都不具备今天学者们以金文简牍研究先秦历史的条件；这从《史记》中其他内容中也能看出来。比如《周本纪》中西周初期和西周晚期的事件较多，西周中期的内容很少；《燕世家》中周初历史基本是空白；《齐世家》之中武王封姜太公于齐，莱人与之争营丘，情节离奇，时间错位。许多迹象表明，司马迁手中的资料在不少环节上是有限的，拿司马迁的推论当做先秦历史的确证，就应当谨慎。其二，司马迁受战国古史观的影响。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是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古史观构建的关键时期。诸子都凭借古史来支撑自己的学说，但这些历史信息真假杂糅，不少内容是移花接木，更有的是子虚乌有。拿武王开国之后的史实为例，《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武王克商之后“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济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礼记·乐记》亦言武王克商后“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这样的记载把武王灭商之后的情形描绘得过为乐观，从常理和文献记载都能知道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时武王面临的形势还十分凶险，按照比较可靠的文献《逸周书·世俘》记载，在甲子商纣自焚后，战事频仍，武王向四方征讨，计攻灭九十九国，杀敌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生俘三十万又二百三十人，总计征服六百五十二国。这些数字无疑有极大的夸张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武王建国时面临的是非常险恶的环境，与马散华山之阳、牛散之桃林之野的描述完全不同。对统治者来说，周人被诸多反周势力环绕，力量尚显羸弱，并不具备大规模分封的政治基础；周武王的当务之急不是进行分封的政权建设，而是团结一切盟邦稳定局势、打击敌对势力。用司马迁这一记载来说明周初问题，就不如遴选更可靠的材料。
比如有老师选择并剖析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的铭文来描述分封制，就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土在江苏丹徒的宜侯夨簋，记载了周王把诸侯“虔侯”改封到“宜”地的历史事件。铭文说，在四月丁未那天，周王查看了前代统治者周武王、周成王伐商的地图和东国的地图。王在“宜”地的宗庙中面朝南，册命“虔侯”：让他到“宜”地当侯，赐予用于祭祀的酒和酒器、弓箭；赐予带有三百条沟的、三十五个“邑”的土地；赐予“宜”地的“王人”（周的同姓贵族），“奠”地的“七伯”及其相关人口，以及更多的“宜”地的“庶人”。这时的“虔侯”已经成为“宜侯”，感念王的恩德，作了祭祀自己父亲的青铜器。
基于此老师设问：
（一）铭文流露出怎样的时空信息？这是让学生定位时空观念，铭文出土在江苏丹徒，写的是“虔侯”改封到“宜”的事件，并且提到“东国”，可以推知这一事件发生在周王朝的东部边鄙。铭文中的时间是“四月丁未”，但是提到周武王、周成王伐商的地图，应在这两代王以后，专家综合诸多信息，推断这一铭文发生在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时期。这正是周王室平息殷民叛乱之后，大规模推行分封的事件。这些内容学术性强，老师应仔细诱导，随时予以补充。
（二）铭文中周王把“虔侯”改封到“宜”，目的何在？这一点学生不难作答，周王是让“虔侯”到“宜”地镇守疆土、拱卫王室；而周王拥有分封天下的至高权力。
（三）册命过程中，周王赏赐祭祀用酒及酒具、弓箭，说明什么？老师突出“祭祀”，是说明“祭祀”在早期国家礼仪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弓箭说明周王赐给“虔侯”征伐之权。这说明上古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特征。
（四）周王除器物外，請概括还赏赐给“虔侯”什么？不难发现是土地和人口，这正是分封制度的要件。
（五）周王赏赐“虔侯”的土地，从规模上和后代诸侯国（如战国七雄）相比，有什么特点？无疑规模要小得多，这说明上古时期的“小国寡民”特色。
（六）周王赏赐给“虔侯”的人口，有哪几类，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做？不难看出有三类：周人同姓贵族“王人”，来自其他地区的贵族“奠七伯”，以及“宜”地的土著居民。“王人”作为统治者处于社会顶层，“宜”地的土著居民是社会下层，来自其他地区的贵族“奠七伯”在两者之间。这样的作用是，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使得“宜”地的势力不能盘根错节，推动了部族融合，大大利于周人的统治。分封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样遴选铭文材料并精细解读，能够逼真地把学生带到历史背景中，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做法解读史料，体现了历史学科的深度，把核心素养落实在实处。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