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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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当志愿者?谁愿意啊?”尤那斯晃动着一张打印纸在班上吆喝。
  “干什么啊?”马里欧问,“志愿吃汉堡包还是志愿喝可乐?”常有一些食品公司、饮料公司为了做广告,会让人免费品尝他们的产品。
  尤那斯说:“对不起,跟吃没关系,主要是精神享受。”
  爱尔安笑道:“不会是去阿拉斯加钓鱼旅游吧?”
  尤那斯故作吃惊状,“你真是天才,差一点就命中靶心了,还差一点!”
  昂纳说:“要么就是免费体验北极冰冻旅店。”
  “住旅店?佩服,你怎么猜出来的?”尤那斯拍着昂纳的肩膀,“不过那里面比一般旅店更安全,也更刺激,机不可失,快报名吧。”
  昂纳不想再废话,他夺过那张纸读了一遍——
  我们需要寻找愿意在位于阿拉斯加的新建监狱里住一晚上的志愿者。他们必须为新监狱做实验,也让新的监狱工作人员获得练习的机会。
  志愿者们必须在下午15:00至17:00来监狱报到。要履行按手印、拍照等手续后才能入住。志愿者将于次日早晨6:00至9:00被释放出狱。在狱内一律穿橘红色囚犯号衣,晚餐和早餐均由监狱内部烹饪并提供。一共备有囚床96张供志愿者使用。
  这是尤那斯在一个美国官方网站上刚刚下载的真实消息。
  同学们立刻议论开了。
  里查得说:“最后怎么不加上这两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史蒂凡说:“美国佬可真想得出,试监狱找志愿者,下一步是不是要找志愿者试试他们的屠宰机器了?比如说,‘请来尝试一下新型毒气室——不过敬请放心,我们会在关键时刻关上气阀的。’”
  昂纳也不放过这个哗众取宠的机会,“或者来一个广告——欢迎免费尝试我们的电椅,可以无偿为你们的剃须刀、计算机或者心脏起搏器充电。”
  马里欧说:“为什么不找那些真的罪犯去试?”
  美拉妮说:“要是真的罪犯去了,逃跑了怎么办?”
  女生们顿生恐惧。
  马里欧又说:“我可不愿意放弃自由,尽管是一个晚上,尽管是假的。”
  爱尔安看看马里欧,心想:马里欧有一个那么强硬的妈妈,怪不得他这样珍惜自由。
  如果不是换了范妮来当社会科学老师,大概爱尔安他们这辈子也不会走进监狱里。
  
  爱尔安的妈妈每次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都要感叹一番。她在中国上学时的班级都是超过50多个学生的大班,老师的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满了几个班级的作业,那就是上百本!都是用下课后的时间改,常常还要带回家改。因为老师实在忙不过来,作为班长兼学习委员的她有时还要帮助老师改测验卷。
  听妈妈讲这些事情,爱尔安会问:“那谁还愿意当老师呢?”
  和中国的老师相比,在德国当教师太享福了。德国老师从来不用改家庭作业,课堂上随便提问一下就过去了。这样一来,好学生靠自觉,偷懒的就会抱侥幸心理,小学的缺陷会被拖到中学。比如尤那斯,计算机很熟练,数学也不差,就是德语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不好。每次考试都被老师的红笔圈了又圈,语法错误通篇都是。可是无论老师还是尤那斯自己都没有想到过,这本来是可以通过学校的订正作业等等措施得到改善的。许多德国家庭只知道去外面找家教。当尤那斯那次德语得了个4减的时候,妈妈对他说:“你如果要请课外辅导员的话,我们出一半钱,你自己也要出一半才对。”尤那斯坚持了一个月,也就是四次补习,他的零用钱一下就少了24欧元,对于他来说就是两本半电脑杂志没有了。他决定放弃补习。妈妈说:“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我不管了。”
  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时候,昂纳趁科尔喝得晕头转向时问他:“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想起来当老师的?”
  科尔一面用酒瓶底敲着自己的脑袋,一面得意地回答:“其他职业都有特殊要求,只有老师这个职业不一样,就是像我这样什么都不会的人才最适合当老师呢。”
  当然,像科尔这样的老师毕竟还是少数,尽管他们也会为了那个州的工资比这个州高三百欧元就换学校,但是工作起来一般还是挺敬业的。这个新老师范妮,原来在科隆的一家高中教书,最近刚刚转过来。她换工作只是因为她刚认识了一年的男朋友在这个城市工作。
  范妮长得不是很漂亮,却有个性而且耐看。染成栗壳色的头发剪得挺新潮,一边留到耳下,一边却在耳上。浓密的刘海正好压住弯弯柳眉。一双蓝眼睛虽然不算大,却能闪烁出一些深意。身着雪白牛仔长裤和鲜红牛仔短衣的范妮走进教室时,班上鸦雀无声,几秒钟后才响起数声口哨。
  和前面的老师相比,范妮洋溢出蓬勃的青春气息。她听说这个班级的学生近来常有无所谓的思想,发言不积极,讨论没兴趣,连参加小组活动也是无精打采。范妮虽然只有两年教龄,但她觉得自己还是有把握改变这种局面的。
  这堂课是讲国家机构的功能。当讲到法院、监狱的惩罚作用时,范妮一边用右手把左边滑下的头发抿到耳朵后面,一边问大家:“你们怎样看待死刑?为什么德国没有死刑?”
  美拉妮举手说:“那个康拉德,四年害了九个孩子,最小的才六岁。孩子的家长找大家签名,要求政府对康拉德这样的疯子恢复死刑。要是他们找到我,我肯定会签名。”
  尤那斯反对道:“我不同意枪毙康拉德!”
  美拉妮生气地问:“为什么?”
  “因为——”尤那斯朝美拉妮做个鬼脸,“因为太便宜他了。应该像他对待那些孩子一样,不让他睡觉,不给他喝水,慢慢折磨他。”
  爱尔安说:“不能用犯罪的手段对付犯罪。”
  昂纳以前上社会科学课时不是请假看牙医就是做别的作业,可今天他来劲了,“要是不杀掉这些罪犯,他们出狱以后还会犯罪的。可以研制一种药,通过化学物质改变罪犯们的荷尔蒙分泌,使他们不会再起犯罪的念头。”
  范妮笑道:“要让罪犯们不再重新犯罪,现在已经有办法了。”
  大家问:“什么办法?”
  范妮不慌不忙说出答案:“教育。”
  美拉妮不以为然:“这些人如果能接受教育,就不会成为罪犯了。”
  范妮说:“关于罪犯们是怎样接受教育的,下节课你们就会了解到。接下来是分组讨论,有三个讨论题目,各小组可以自选一个……”
  
  爱尔安回到家。
  他看见桌上的生菜色拉已经拌好,红的是杨花水萝卜,黄的是甜玉米粒,白的是水晶梨。生活如此美好,但他向妈妈提了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妈妈:“你知道那桩大学生绑架案吧?”
  妈妈说:“就是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绑架了银行家的儿子?”
  “对。警察抓到那个大学生,问他人质在哪儿,他就是不说。在紧急情况下,执行警官用了刑,才逼问出人质的藏身地点。范妮给我们出的讨论题目是:警察作为民众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是否可以刑讯逼供?”
  妈妈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
  关于那个大学生的犯罪动机有种种传言,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是——他的成绩少了5分,感到不平衡,所以做了这事。他的沉默保持了一天多,警察觉得人质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再拖延,就采取了“让他疼就会说”的办法。警察捏犯罪嫌疑人的耳朵,那上面有能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穴位。犯罪嫌疑人的手臂骨关节也被拉脱臼。但这些都不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受伤。不到十分钟,犯罪嫌疑人招供了。
  爱尔安又问:“妈妈,如果我被人绑架了,你会同意警察这样做吗?”
  “那当然。”妈妈说,“为了争取时间,每一个母亲都会同意这样做。”
  “可这是违法的行为呢,警察属于知法犯法。”爱尔安说,“不过,在今天的讨论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救人要紧。他们说,罪犯自己犯法,就不应该享受正常待遇。”
  妈妈说:“这就叫合情不合理,合理的也未必合情。而且警察的职责是保护人民,当人民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必须及时解救。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注意人身权利。”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刑讯逼供那一套,弄不好又回到中世纪了。而且也容易造成冤案。妈妈,”爱尔安想到什么,忽然兴奋起来,“你知道范妮给我们上的下一节课是什么内容?”
  妈妈说:“我怎么知道。”
  爱尔安满脸通红地说:“下一节课的内容是——监狱是怎样教育犯人的!”
  妈妈觉得奇怪:“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激动。”
  爱尔安说:“在我们的课本上,怎样教育犯人不是专门的一节课,这是范妮特地为我们安排的。而且,这节课不是在学校里上,我们要走进监狱,是真的监狱!”
  妈妈有点吃惊了:“这可能吗?就算是范妮愿意,监狱那边也不一定愿意啊。”
  爱尔安笑道:“监狱的大门不让我们进,我们可以从后面进——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开后门’吗?范妮的男朋友萨什就在西郊监狱工作。”
  
  星期一下午,将近四点。
  爱尔安和他的同学们从没想过,他们会站在监狱门口。
  马里欧抬头仰望,嘴里嘟哝着:“那就是电网吧?”
  萨什带客人们通过荷枪实弹的岗哨。
  接着便是深邃的通道。偶尔路过一小片见天的空地。
  一边往里走,范妮一边向学生介绍萨什的工作。
  萨什不是警察,不是管犯人的,他在这里管一个电台。这个电台不会一会儿一个广告,因为它是不赢利的。它是用来教育犯人的,它的维持主要靠州里的新闻传媒系统、劳动局和彩票部门的一些资助。
  昂纳问范妮:“萨什做的工作是不是每天通过电台向犯人训话?”
  范妮解释道:“电台对犯人的教育作用,主要通过专业培训,让他们成功地做出一期又一期播音节目。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责任感、准时、可靠、目的性、相互配合,提高他们的分析思考能力和处理能力,多方面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
  同学们交换着眼色——我们的老师开始上课了。
  萨什告诉大家,平均每次播出需要六到八个青少年犯共同工作。14岁到17岁是少年犯,18岁到20岁是青年犯。这里是全德国最大的青少年监狱,没有20岁以上的犯人。
  美拉妮问:“你们的电台每天都播出吗?”
  “不,”萨什说,“半个月播一次,每次一小时,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我们会请来各种专家,有时候便由我自己担任,给自愿参加播音工作的服刑者提供培训,如语言、记述、编导、录音、剪辑,以及学做播音记者和播音主持人。”
  正说着,他们来到一块由四面的楼房夹出的手球场,每一个出界的球都会被楼房弹回来。
  他们看见一群男孩子在这儿喊叫着打球。
  尤那斯问萨什:“这些人是工作人员吗?”
  “不像,”索菲怀疑道,“他们太年轻了。”
  萨什说:“他们都是犯人。”
  “可是,”尤那斯觉得奇怪,“犯人的衣服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应该都有号码的吧?”
  萨什说:“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他们可以穿自己带来的衣服。不过这需要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后不能随意更改。跟囚衣不同,自己带来的衣服必须自己出钱洗涤。”
  索菲感叹道:“尽管洗囚衣不用自己出钱,可他们还是喜欢穿自己带来的衣服,我想他们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暂时不像个犯人。”
  这时场上出现了传球失误,球被掷出界外。在这个球还没碰到楼房的墙壁之前,它被眼明手快地接住了。
  接球的是爱尔安。作为球技高超的手球俱乐部前锋,他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
  场上的年轻犯人们鼓起掌来。
  其中一人笑道:“你们不是新来的吧?”
  “当然不是,”另一人瞟了瞟美拉妮她们,“这里又没有女监!”
  犯人们欢迎爱尔安上场一起玩玩。
  爱尔安注意到,所有的犯人都对他称呼“您”。
  萨什说:“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对所有的人以‘您’相称。如果知道对方的名字,还要加‘先生’或‘女士’。看守人员也必须这样称呼犯人,比如他们会对十几岁的少年犯说:‘莱理先生,您必须从您收到的5公斤复活节包裹里取出2公斤食品寄回去。因为您知道,您的圣诞节包裹可以达到5公斤,而复活节包裹是不能超过3公斤的。’”
  爱尔安忽然发现,有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独自站在场边,对着手里的小机器不厌其烦地重复:“州长先生,州长先生……”
  爱尔安问萨什:“他在向州长申诉?他可以直接呼叫州长吗?”
  萨什介绍道:“他叫鲁安卡,是我们电台培训的主持人。昨天州长来参观,鲁安卡错把‘州长先生’说成了‘部长先生’,需要补录一下。”
  “他是在录音吗?为什么不在播音室里录,而选了这个闹哄哄的地方?”
  “是这样的,昨天州长在这里观看了犯人的手球训练,鲁安卡那段话就是在手球场说的。如果在播音室补录,背景声就会不一致。所以鲁安卡必须到同样的场景效果中多录几遍,从中挑选比较理想的一句。”
  
  他们来到播音室。
  范妮提醒同学们:“这里需要保持安静。”
  萨什却说:“今天不录音,不用太小心。”
  他将正在整理听众来稿的卡斯滕介绍给客人们。“这是卡斯滕,是我们‘动力电台’最早的主持人。别看他只有二十岁,他已经是两岁男孩的父亲了。”
  同学们发出小声的惊呼。
  萨什继续说:“卡斯滕最近有大喜事,他将在下一期节目里向所有的听众宣布——他要结婚了。”
  美拉妮立刻问卡斯滕:“是跟你孩子的妈妈吗?”
  卡斯滕说:“是。”
  大家纷纷祝贺卡斯滕。
  史蒂凡问:“监狱里也能结婚吗?”
  萨什说:“监狱里是可以举行婚礼的,不过卡斯滕要去外面结婚。”
  “他快毕业了吗——对不起,说错了,他快被释放了吗?”
  “他还有两年刑满,但他可以请假出去。连续劳动两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假期,服刑一年以上可以有18天带工资的休假……”
  马里欧小声问范妮:“如果这样,罪犯们可以经常请假出去,不是很可怕吗?”
  范妮也小声答道:“监狱会根据犯人的服刑表现来决定是否批准他们请假外出。不过,一般犯人是不会利用假期到外面闲逛的。”
  “为什么?”
  “因为休假的天数可以换算成减刑,谁都想早一天结束做犯人的生活啊。”
  这时萨什开始检查卡斯滕的工作:“卡斯滕先生,您发现好稿子了吗?”
  “萨什先生,我发现有一首诗写得不错,您也许会同意我的评价。”
  “好啊,那就请您给我们大家读一读。”
  卡斯滕转身对旁边的爱尔安做个鬼脸,“知道我最盼望什么吗?”
  “什么?”
  “盼望萨什不用叫我‘卡斯滕先生’,我不用称他‘您’。这要到两年以后了,那时我不再是个需要教育的犯人。”
  卡斯滕便来朗读那首犯人写的小诗:
  墙
  沉默不语
  我
  在寻找另一个自己
  
  听了这首诗,大家像墙一样沉默了。
  
  接着,范妮布置同学们分组采访。
  
  对卡斯滕的采访
  索菲:我们可以不叫你“卡斯滕先生”吗?
  卡斯滕:应该可以吧,因为你们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索菲:卡斯滕,请问你们的播音节目包括哪些内容?
  卡斯滕:包括对监狱日常生活和一些活动的报道。这里经常有人来参观,有球星、歌星,总统也来过。还有宗教咨询,为犯人中的教徒做些解答。医药卫生节目帮大家解决失眠、皮肤病之类的问题。另外还有些轻松愉快的东西。有播音花絮,像昨天鲁安卡把“州长先生”说成“部长先生”的失误。还有“有奖竞猜”,以及一些关于罪犯和警察的笑话。
  尤那斯:说一个笑话听听吧。
  卡斯滕:警察接到报警,说有人要抢劫超市。警察赶去一看,见一个老人正抡着锤子砸超市的外墙。警察问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干,老人回答:我要砸个洞,好进去。他们怕我再拿他们的东西,不让我进大门。
  索菲:有奖竞猜,让大家猜什么?
  卡斯滕:比如,德国监狱里什么时候开始有暖气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答案是十九世纪。德国最大的监狱在哪里?在斯图加特、柏林,还是慕尼黑?答案是柏林。这个监狱一共有多少犯人?多少管理人员?给一堆数字。最后答案:犯人1660名,管理人员960名。
  美拉妮:差不多每两个犯人就要配一个管理人员!
  卡斯滕:还有一个问题。有一座监狱刚造好,一位州法律司副司长亲自在监狱启用前试住了一夜。请问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美拉妮:假的。
  卡斯滕:不对,是真的。
  尤那斯:我以为这种奇闻只会发生在美国,没想到德国也赶上时髦啦。那,竞猜正确的奖什么?奖金还是奖品?
  卡斯滕:没有奖金也没有奖品,会让猜对的人上电台当一次嘉宾,大家都非常乐意上电台呢。
  尤那斯:卡斯滕,不好意思,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问?
  卡斯滕:问吧。
  尤那斯: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进来的?
  卡斯滕:我抢了报亭的钱箱,还伤了人。
  美拉妮:卡斯滕,刚开始接触电台的工作时,你有什么感觉?
  卡斯滕:哦,那时啊,我讨厌把耳机套在头上,因为头发会被压得扁扁的。我乐意有机会在这儿说说我坐牢的苦闷,说出来会痛快一点。但我根本不知道听众想了解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愿望选择我自己感兴趣的音乐。我曾经对培训我们的人说:“你别跟我说这么多,我不想听,今天不想,明天不想,后天也不会想。”萨什要我为电台的工作安排一下时间,我对他说:“安排什么,我的时间由我自己决定。”他说:“那这次的节目就要空缺了。”我就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美拉妮:现在不会这样了吧?
  卡斯滕:现在我已经离不开电台了。我会在周末早上六点之前就来播音室门口等候,我几乎放弃了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上次总统先生来参观时,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一是想跟我孩子的妈妈结婚,二是希望出去后能当个电台播音员。我跟总统的对话上了报纸也上了电视,我想那些电台会注意到我吧。
  尤那斯: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能够上网通讯吗?
  卡斯滕:犯人只被允许离线写作,不可以在线阅读,只能读到打印下来的网友回复。邮寄信件也必须通过检查,来往的信都要查。除非是寄给欧盟,或者世界公认的人权组织,以及国家政府部门,但是收件人一定要确有其人。
  尤那斯:唉,做个自由人真好啊。
   对莱理的采访
  昂纳:我能知道你们的作息时间吗?
  莱理:早上6:00叫醒,早餐。7:00集合,去劳动。12:00午餐。12:30到16:00劳动。16:00以后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现在就是自由活动时间。18:00晚餐。18:30以后在自己房间看电视,看书,做手工等。
  昂纳:做什么手工?做帆船吗?
  莱理:做帆船也行,做军舰也行。21:00熄灯睡觉。
  马里欧:你们的劳动,都干什么?
  莱理:我们到厨房,到洗衣房,到所有需要打扫的地方。我们还接受培训,木工、水暖工、电工等等。学点一技之长,为出狱后找工作做准备。
  爱尔安:莱理,你觉得在狱中电台学播音给你带来了什么?
  莱理:啊,就像这电台的名字,给我带来了“动力”吧。其实,开始时负责培训的专家并不满意我的口语发音,我几乎没说出过一个发音完全正确的句子。但我不甘心,练了一阵发音后,又去电台申请了一次。正好前面的播音员刑满了,萨什就让我再试试。我每说完一个句子都要问他:“行吗?”他就一次又一次表扬我:“很好。”于是我把每句话后面的“行吗”和“很好”都录进去了,虽然剪辑起来很费事,但我非常高兴。
  爱尔安:有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莱理:当然有。培训时专家要我们做笔记,我不做,我相信自己的脑子。我用自由活动时间向其他犯人做采访问卷,得到了三十个各种各样的回答。我很得意,可是拿回来一放,却没有声音。原来,我虽然学过录音,却没记清楚,专家指给我看——音量居然在零的位置上。我去重新采访时,大家都笑我笨蛋!
  马里欧: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考砸了,你在这里面心情肯定好不了,也会影响播音吧?
  莱理:那次我要出庭,因为怕说出真情会再多判,就不想说。播音的时候我心事重重,连连出错。萨什知道了,他告诉我,要是同伙说出来了我会被判得更重,要想开始新生活就不能再说谎。在法庭上,我终于说出实情。我被加判了13个月,但是心里轻松了,以后播音再没出过错。萨什真好,他说他为我感到骄傲。
  爱尔安:莱理,在监狱外面能不能收听到你们的电台?
  莱理:能!我把频率告诉你们……
  爱尔安:我会听你们的节目。如果我猜对了什么,你们也会请我来当嘉宾吗?
  莱理:会的。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外面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她是一个给犯人看过病的退休医生。■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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