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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月湖学术，必须从浙东学术说起。一般认为“浙东学术”指宋明时期在浙东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心学为主要倾向的学术流派，包括永嘉学派、东发学派、深宁学派、四明学派、阳明学派、姚江书院学派、浙东史学派及其相关代表人物，学派有籍可考者近千人之多，其中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不下百人。
浙东学术就内容而言，主要指心学与史学两大部分。心学是义理之结构，是在“心”的层面上，而史学是义理之展开，是在“物”的层面上，或者说史学是心学精神在历史层面的展开，心学为体，史学为用，是对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精神的具体践行。因为浙东学术重在史学的缘故，“浙东学术”这一术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向“浙东史学”转型。
一般认为浙东史学应上溯至宋末元初宁波的黄震、王应麟等。黄震，慈溪人，字东发，著有《春秋集解》《礼记集解》《黄氏日钞》，创东发学派。在宋元之际，曾居住日湖之畔。王应麟，官至吏部尚书，南宋灭亡之后改号深宁居士，闭门隐居月湖汲古堂，专心著书教学。著作有《玉海》《困学纪闻》等，创深宁学派。在章太炎的阐述中，浙东史学始于黄宗羲，与黄宗羲对阳明心学后期“无”“空”思想泛滥的反拨有关。明末清初，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与社会现实之间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黄宗羲主导的浙东史学是治国经邦之术，经世致用之实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与总结。《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著作回答了时代对思想界提出的迫切要求，将宋明理学推进至又一新的阶段，对扭转社会思想发展方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客观上说，为近代思想的产生准备了资料，清除了障碍，铺垫了道路，成为中国由古代迈向近代的一块跳板。
对月湖之畔的史学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上来认识，就变得清晰了。浙东学术是儒家学术重要的区域化学理构建。南宋以后，宁波境内政治基本安定，月湖学脉基本没有中断过，心学与史学交相辉映，见证了浙东学术、中国儒学发展的转型。浙东史学第一个高潮就是王应麟的深宁学派，其特点是“博洽多闻”，专长在于经史的研究和考证。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有王良学、王昌世、王厚孙、胡三省、袁桷、史蒙卿、戴表元、孔昭孙、王惟贤等。袁桷的《延祐四明志》、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等都是著名史学著作。
而第二个高潮就是得黄宗羲真传的明末户部主事万泰八子。现在宁波城内万氏遗迹最为著名的是环城西路南段的白云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即为万泰的郊外祠庄。其实，万氏主要住处在城内，在月湖东岸广济桥西，以及子城西面。广济桥的住宅清初被清军占为提督署，万氏一度迁居白云庄，后又迁回月湖畔。万氏祖籍安徽定远，宁波的始迁祖为明威远将军万斌。此后，子孙定居宁波，世袭指挥佥事。到第七世万表始，以儒而显，其子达甫、孙邦孚都有文才。至第十世万泰时，弃武从文。万泰生活于明末，与黄宗羲等同从学于蕺山刘宗周，为明末复社成员，在宁波有开清初学风之功，为浙东学人领袖。万泰还与黄宗羲共同参与明末抗清活动，出生入死营救过被捕入狱的黄宗羲之弟黄宗炎。万泰以为“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故令诸子师事黄宗羲。万泰八子为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斯同，各在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领域有所成就，世称“八龙”。
黄宗羲博学声名在外，东林、复社人士兄弟子侄均向他请教学问，但黄宗羲最为属意的弟子却为甬上学子。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说：“故先生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及风波稍息，重举证人之席，虽尝一集于会稽，再集于海昌，三集于石门，而总不甚当先生之意。尝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尉起。”1657年11月，万泰去世，黄宗羲写信给万斯年，要他招万氏兄弟叔侄到余姚黄竹浦受业。1661年1月，万斯备、万斯同等到余姚化安山龙虎草堂拜访黄宗羲。1664年6月，万斯选到余姚访问黄宗羲，见老师诗稿零落，整理誊写，黄宗羲题为“南雷诗历”。1667年9月，黄宗羲在绍兴重新开设停讲24年的绍兴证人书院，以期重兴“读书谈道”之风。甬上弟子为之兴奋，万斯大带领策论会成员27人到余姚黄竹浦求学。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亲赴宁波，与学子聚于广济桥高氏家祠，后又會于延庆寺，以“证人书院”为名，每月集会两次，给甬上弟子开讲。为区别于绍兴证人书院，故称“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无固定讲堂，有延庆寺、陈赤衷家、陈氏云在楼、张氏黄过草堂等处，后以白云庄最久；书院听讲的前后有100多人，其中弟子66人，被黄宗羲推许的有18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黄宗羲授徒，经史科学并重，所习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历算等，治学严谨，立论大气精深。讲会之日先由司讲者就某一论题进行阐述，一俟讲毕，与会诸生即可对所讲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研讨一般要持续整整一天，中午在讲堂用便饭，只有两菜，极为俭朴。诸家子弟凡年龄在10岁以上者，均要求跟随听讲，以增知识。黄宗羲解惑释疑，时人记为“言论丰采，翕然可观”“讲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等。其中万斯大传黄氏经学，万斯同传黄氏史学，成就最为显著。万斯大专长于《春秋》《三礼》，传于世的有《宗法》8篇，黄宗羲盛赞“为冠古绝今必传之作”。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不署衔，不受俸，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月湖史学的第三个高潮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全氏在南宋时随康王南下，驻居鄞州洞桥镇沙港村，相传宋理宗、宋度宗的皇后均为沙港全氏。至15世纪时，全氏落户宁波城里。全祖望28岁考中举人，32岁中进士，选在翰林为庶吉士。后绝仕进之心，回乡居月湖青石巷，以著述、授徒为业。全祖望学术融会百家，并有独立思考。自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续修了《宋元学案》，增补共计32个学案，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过增补，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梳理，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鲒埼亭集》为其最主要著作，以评、传、碑铭、论、记、跋等各种文章，彰扬一大批明末忠节之士的精神。这些人大多曾经在月湖畔活跃过，如王翊、董志宁、冯京第、李邺嗣等。在清初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全祖望敢于这样做，确为宁波知识分子的典范。全祖望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情有独钟，也正因为全祖望的努力，浙东人文传统得以赓续绵延。除此之外，全祖望还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以实事求是之精神，推动清代浮躁学术风气的转变。
全祖望之后，浙东史学由邵晋涵、章学诚等发展史学理论，开创了古代方志学，并对浙东学术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晚清时代，甬人徐时栋、董沛、王梓材等是清代浙东史学派之殿军。徐时栋即湖西藏书楼烟屿楼主人，以校刻《宋元四明六志》、修《鄞县志》著名。董沛为徐时栋忘年之交，徐时栋在病危时将修治《鄞县志》之事托付董沛。董沛著有《唐书方镇志考证》《竹书纪年拾遗》等。王梓材，学者称閕轩先生，世居海曙柳庄坊，与冯云濠共同编撰《宋元学案补遗》100卷，共补遗七八百条。
回顾中国儒学随时代变迁而前行的历程，从春秋的原始儒学，到两汉的经学，到宋明理学，及至浙东史学，在一步步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文化热点随着经济等中心在中国大地上的空间转移而转移。宁波作为江南这一新文化中心的临海大港，自宋代至明清，因特殊的历史风云际会，宗师栖集，学脉绵延，并一时占据学术高峰。而月湖，作为浙东史学千年繁荣的钟毓之地，由此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朝圣之地。
浙东学术就内容而言，主要指心学与史学两大部分。心学是义理之结构，是在“心”的层面上，而史学是义理之展开，是在“物”的层面上，或者说史学是心学精神在历史层面的展开，心学为体，史学为用，是对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精神的具体践行。因为浙东学术重在史学的缘故，“浙东学术”这一术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向“浙东史学”转型。
一般认为浙东史学应上溯至宋末元初宁波的黄震、王应麟等。黄震，慈溪人，字东发，著有《春秋集解》《礼记集解》《黄氏日钞》，创东发学派。在宋元之际，曾居住日湖之畔。王应麟，官至吏部尚书，南宋灭亡之后改号深宁居士，闭门隐居月湖汲古堂，专心著书教学。著作有《玉海》《困学纪闻》等，创深宁学派。在章太炎的阐述中，浙东史学始于黄宗羲，与黄宗羲对阳明心学后期“无”“空”思想泛滥的反拨有关。明末清初，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与社会现实之间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黄宗羲主导的浙东史学是治国经邦之术，经世致用之实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与总结。《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著作回答了时代对思想界提出的迫切要求，将宋明理学推进至又一新的阶段，对扭转社会思想发展方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客观上说，为近代思想的产生准备了资料，清除了障碍，铺垫了道路，成为中国由古代迈向近代的一块跳板。
对月湖之畔的史学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上来认识，就变得清晰了。浙东学术是儒家学术重要的区域化学理构建。南宋以后，宁波境内政治基本安定，月湖学脉基本没有中断过，心学与史学交相辉映，见证了浙东学术、中国儒学发展的转型。浙东史学第一个高潮就是王应麟的深宁学派，其特点是“博洽多闻”，专长在于经史的研究和考证。一传、数传子孙及弟子有王良学、王昌世、王厚孙、胡三省、袁桷、史蒙卿、戴表元、孔昭孙、王惟贤等。袁桷的《延祐四明志》、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等都是著名史学著作。
而第二个高潮就是得黄宗羲真传的明末户部主事万泰八子。现在宁波城内万氏遗迹最为著名的是环城西路南段的白云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即为万泰的郊外祠庄。其实，万氏主要住处在城内，在月湖东岸广济桥西，以及子城西面。广济桥的住宅清初被清军占为提督署，万氏一度迁居白云庄，后又迁回月湖畔。万氏祖籍安徽定远，宁波的始迁祖为明威远将军万斌。此后，子孙定居宁波，世袭指挥佥事。到第七世万表始，以儒而显，其子达甫、孙邦孚都有文才。至第十世万泰时，弃武从文。万泰生活于明末，与黄宗羲等同从学于蕺山刘宗周，为明末复社成员，在宁波有开清初学风之功，为浙东学人领袖。万泰还与黄宗羲共同参与明末抗清活动，出生入死营救过被捕入狱的黄宗羲之弟黄宗炎。万泰以为“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故令诸子师事黄宗羲。万泰八子为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斯同，各在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领域有所成就，世称“八龙”。
黄宗羲博学声名在外，东林、复社人士兄弟子侄均向他请教学问，但黄宗羲最为属意的弟子却为甬上学子。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说：“故先生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及风波稍息，重举证人之席，虽尝一集于会稽，再集于海昌，三集于石门，而总不甚当先生之意。尝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尉起。”1657年11月，万泰去世，黄宗羲写信给万斯年，要他招万氏兄弟叔侄到余姚黄竹浦受业。1661年1月，万斯备、万斯同等到余姚化安山龙虎草堂拜访黄宗羲。1664年6月，万斯选到余姚访问黄宗羲，见老师诗稿零落，整理誊写，黄宗羲题为“南雷诗历”。1667年9月，黄宗羲在绍兴重新开设停讲24年的绍兴证人书院，以期重兴“读书谈道”之风。甬上弟子为之兴奋，万斯大带领策论会成员27人到余姚黄竹浦求学。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亲赴宁波，与学子聚于广济桥高氏家祠，后又會于延庆寺，以“证人书院”为名，每月集会两次，给甬上弟子开讲。为区别于绍兴证人书院，故称“甬上证人书院”。甬上证人书院无固定讲堂，有延庆寺、陈赤衷家、陈氏云在楼、张氏黄过草堂等处，后以白云庄最久；书院听讲的前后有100多人，其中弟子66人，被黄宗羲推许的有18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黄宗羲授徒，经史科学并重，所习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历算等，治学严谨，立论大气精深。讲会之日先由司讲者就某一论题进行阐述，一俟讲毕，与会诸生即可对所讲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研讨一般要持续整整一天，中午在讲堂用便饭，只有两菜，极为俭朴。诸家子弟凡年龄在10岁以上者，均要求跟随听讲，以增知识。黄宗羲解惑释疑，时人记为“言论丰采，翕然可观”“讲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等。其中万斯大传黄氏经学，万斯同传黄氏史学，成就最为显著。万斯大专长于《春秋》《三礼》，传于世的有《宗法》8篇，黄宗羲盛赞“为冠古绝今必传之作”。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不署衔，不受俸，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月湖史学的第三个高潮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全氏在南宋时随康王南下，驻居鄞州洞桥镇沙港村，相传宋理宗、宋度宗的皇后均为沙港全氏。至15世纪时，全氏落户宁波城里。全祖望28岁考中举人，32岁中进士，选在翰林为庶吉士。后绝仕进之心，回乡居月湖青石巷，以著述、授徒为业。全祖望学术融会百家，并有独立思考。自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续修了《宋元学案》，增补共计32个学案，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过增补，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梳理，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鲒埼亭集》为其最主要著作，以评、传、碑铭、论、记、跋等各种文章，彰扬一大批明末忠节之士的精神。这些人大多曾经在月湖畔活跃过，如王翊、董志宁、冯京第、李邺嗣等。在清初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全祖望敢于这样做，确为宁波知识分子的典范。全祖望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情有独钟，也正因为全祖望的努力，浙东人文传统得以赓续绵延。除此之外，全祖望还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以实事求是之精神，推动清代浮躁学术风气的转变。
全祖望之后，浙东史学由邵晋涵、章学诚等发展史学理论，开创了古代方志学，并对浙东学术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晚清时代，甬人徐时栋、董沛、王梓材等是清代浙东史学派之殿军。徐时栋即湖西藏书楼烟屿楼主人，以校刻《宋元四明六志》、修《鄞县志》著名。董沛为徐时栋忘年之交，徐时栋在病危时将修治《鄞县志》之事托付董沛。董沛著有《唐书方镇志考证》《竹书纪年拾遗》等。王梓材，学者称閕轩先生，世居海曙柳庄坊，与冯云濠共同编撰《宋元学案补遗》100卷，共补遗七八百条。
回顾中国儒学随时代变迁而前行的历程，从春秋的原始儒学，到两汉的经学，到宋明理学，及至浙东史学，在一步步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文化热点随着经济等中心在中国大地上的空间转移而转移。宁波作为江南这一新文化中心的临海大港，自宋代至明清，因特殊的历史风云际会，宗师栖集，学脉绵延，并一时占据学术高峰。而月湖，作为浙东史学千年繁荣的钟毓之地，由此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朝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