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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信诚则大信立。诚信，乃修身处世之根本、企业发展之基石、社会治理之纲要、文明社会之标志。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其永不褪色、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而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魅力和力量。
现如今，面对生活中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们更应该严守道德、良知和法律底线，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既不欺骗自己，也不失信于众，让诚信意识不仅熔铸于我们的信念中，更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诚信不但是一种自尊、自重、自爱，更是真实的自我、坦荡的自我、诚信的自我。这是一种光荣。有了火光才能照亮黑暗，有了诚信才能立足天下。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说人如果没有信用，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立足于社会，就像是大车没有了车辕与轭相连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它还怎么行走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把与朋友交往是否遵守信用纳人每天反省的主要内容之一。荀子则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在荀子看来，要想保持父子、兄弟关系的和睦，就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孟子更是把诚信提高到了“五伦”的高度，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对于以诚实守信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人而言，诚信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庄子》记载了尾生抱柱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然而到了约定时间，那个女子却没有来。此时，洪水不断上涨。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尾生没有离开，一直抱着桥柱守候在那里，直到洪水无情地将他淹没。尾生固然有执拗呆板的一面，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把守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
《韩非子》记载了“曾子杀猪”的故事，以教子的实例反映了曾子对诚信的重视。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孩子哭闹着要跟随。妻子哄骗孩子说，你好好听话，不要跟我去，等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回家后，吃惊地发现丈夫竟然真的要杀猪，赶紧阻止，说我不过是哄骗孩子罢了，你怎么还当真呢？曾子却说，在小孩子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从父母那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如果父母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而且现在哄骗了孩子，孩子将来也不会信任父母。这样一来，父母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曾子毅然把猪杀了。由此可见，待人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身教重于言教，对孩子更应言而有信，诚实无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将诚信视为千金不易的可贵品质，关于诚信的历史故事更是比比皆是。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宁失千金，不失诚信”。然而，现实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诚信缺失现象屡屡发生：说假话、办假证、购买假发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明星逃税、设法骗保、虚假广告、网络诈骗……正是这些不诚不信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怀疑、猜忌和不信任感，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身而诚”，重视诚信对人的塑造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除了对个人品行的塑造以外，诚信在成就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论语》记载了子张问学的故事。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則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孔子看来，信与恭、宽、敏、惠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共同构成了“仁”的基础，成为建立功业、赢得众人拥护的前提。荀子认为诚信可以促使经济发展、商业兴旺、国家繁荣。他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反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春秋战国之交的“陶朱公”范蠡，三次经商均成巨富，而后又三散家财。后世许多生意人都供奉他的塑像，尊其为“中华商祖”。范蠡在经商过程中非常重视诚信，流传后世的陶朱公商训、十二戒、经商十八法等集中体现了以诚聚财、以德致富的经商思想。古代中国商人以“儒商”闻名于世，儒商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在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经商经验教训的书籍，如《三台万用正宗》《生意世事初阶》等。这些书对诚信的论述可谓不惜笔墨。至于零散呈现于地方志、家规族谱、文艺作品和个人文集中的反映诚信经商的故事、实例、训言，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典籍文献中也有一些反例，体现了失去信誉所带来的恶果。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记载了济阴商人失信的故事。济阴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趴在水中的浮草上，大声呼救。有个渔人撑船去救，还没等到那里，商人就迫不及待地喊：“我是济阴的富人，如果你能救我的命，我给你一百两银子！”渔人用船载着他到了岸上，商人却只给了渔人十两银子。渔人说：“刚才你许诺给一百两，怎么现在却只给十两？”商人听完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打鱼的人，一天能赚多少钱？现在突然得到十两银子，还不知足吗？”渔人只好不高兴地离开了。又一天，那个富人乘船从吕梁顺流而下，撞到礁石翻船了，原来那个渔人就在那里看着。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救他啊？”渔夫轻蔑地回答：“这是那位答应给我百两银子却又说了不算的人。”于是，渔夫把船停在岸边，看着那位商人在水里挣扎一阵就沉没水中了。不可否认，这个故事具有偶然性，但是商人得不到好的结局却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人尤其是经商者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守信，便会失去众人的信任，一旦失信于人且又处于困境之中，其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黄金资产。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诚信，才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的“通行证”，资本才可以有序有效地流动。因为诚信是灵魂、是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失去诚信，企业必将衰亡，市场经济也无从持续。百年老字号六必居酱园秉承“黍必齐，曲必实，湛必洁，器必良，火必得，泉必香，京华古都传统，必严必信”的古训，以诚信铸造金字招牌，历经沧桑而常青不衰。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都以诚信传家立业，引领商业风骚数百年。今天中国的金融经济，规模达到几十万亿，每笔交易都有信用在其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须诚信经营，才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不守信用、不讲诚信的企业，即便一时兴盛，也终将因信用“赤字”而被淘汰出局。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级官员能够以信任待人，民众就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不会受到尊敬。“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讲：“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诚信;树立了诚信，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政府要实現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政府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就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之道，“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商鞅徙木立信的画像砖
《史记》记载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秦国孝公时期，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令，并让老百姓遵循，就必须要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支持。于是，商鞅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说有能把这木头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的赏赐。百姓感到非常奇怪，哪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所以没有人去搬这根木头。随后，商鞅又说，搬者赏赐五十金。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这一做法，让秦国民众相信商鞅言而有信，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宋代王安石写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理家也好，治国也罢，都需要讲信用。政府信守承诺是取信于民众的第一要素，它既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表现了从政者对自身的尊重。东汉时期“郭伋待期”的故事同样也是从政者重约守信的典范。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东汉时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他为官清廉，信义为先，对待百姓素来注重恩德。任并州太守时，他到西河郡美稷县巡查。当地数百名骑竹马的孩子闻讯后，自发聚集在道旁欢迎，并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时我们还要来迎送。”郭伋计算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由于公务非常顺利，郭伋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完成。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他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入城。郭伋身为太守，却不肯失信于小孩子，宁可露宿野外也要在约定的日期与孩子们告别，可以说做到了守信的极致。
从政者应该精诚于内，行为世范。《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有精诚发于内，方能感动他人，进而影响社会。古今中外，凡是从政者情操高尚、重视信誉，社会的风气就正，国家才会兴旺;反之则会诚信缺失，人心涣散，社会道德走向下坡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丧失诚信的反例。周幽王为博取宠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他们得知这是君王为博宠妃一笑而使用的花招后，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因此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不再相信，也不再应召而来。一天，西戎大举攻周，幽王再燃烽火时，诸侯不以为令。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因此政府更要以自身诚信为表率，引领社会诚信建设，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选自《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6期。有删节）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而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魅力和力量。
现如今，面对生活中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们更应该严守道德、良知和法律底线，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既不欺骗自己，也不失信于众，让诚信意识不仅熔铸于我们的信念中，更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诚信是处世之本
诚信不但是一种自尊、自重、自爱，更是真实的自我、坦荡的自我、诚信的自我。这是一种光荣。有了火光才能照亮黑暗，有了诚信才能立足天下。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说人如果没有信用，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立足于社会，就像是大车没有了车辕与轭相连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它还怎么行走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把与朋友交往是否遵守信用纳人每天反省的主要内容之一。荀子则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在荀子看来，要想保持父子、兄弟关系的和睦，就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孟子更是把诚信提高到了“五伦”的高度，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对于以诚实守信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人而言，诚信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庄子》记载了尾生抱柱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然而到了约定时间，那个女子却没有来。此时，洪水不断上涨。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尾生没有离开，一直抱着桥柱守候在那里，直到洪水无情地将他淹没。尾生固然有执拗呆板的一面，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把守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
《韩非子》记载了“曾子杀猪”的故事，以教子的实例反映了曾子对诚信的重视。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孩子哭闹着要跟随。妻子哄骗孩子说，你好好听话，不要跟我去，等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回家后，吃惊地发现丈夫竟然真的要杀猪，赶紧阻止，说我不过是哄骗孩子罢了，你怎么还当真呢？曾子却说，在小孩子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从父母那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如果父母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而且现在哄骗了孩子，孩子将来也不会信任父母。这样一来，父母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曾子毅然把猪杀了。由此可见，待人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身教重于言教，对孩子更应言而有信，诚实无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将诚信视为千金不易的可贵品质，关于诚信的历史故事更是比比皆是。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宁失千金，不失诚信”。然而，现实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诚信缺失现象屡屡发生：说假话、办假证、购买假发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明星逃税、设法骗保、虚假广告、网络诈骗……正是这些不诚不信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怀疑、猜忌和不信任感，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身而诚”，重视诚信对人的塑造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诚信是立业之基
除了对个人品行的塑造以外，诚信在成就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论语》记载了子张问学的故事。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則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孔子看来，信与恭、宽、敏、惠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共同构成了“仁”的基础，成为建立功业、赢得众人拥护的前提。荀子认为诚信可以促使经济发展、商业兴旺、国家繁荣。他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反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春秋战国之交的“陶朱公”范蠡，三次经商均成巨富，而后又三散家财。后世许多生意人都供奉他的塑像，尊其为“中华商祖”。范蠡在经商过程中非常重视诚信，流传后世的陶朱公商训、十二戒、经商十八法等集中体现了以诚聚财、以德致富的经商思想。古代中国商人以“儒商”闻名于世，儒商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在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经商经验教训的书籍，如《三台万用正宗》《生意世事初阶》等。这些书对诚信的论述可谓不惜笔墨。至于零散呈现于地方志、家规族谱、文艺作品和个人文集中的反映诚信经商的故事、实例、训言，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典籍文献中也有一些反例，体现了失去信誉所带来的恶果。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记载了济阴商人失信的故事。济阴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趴在水中的浮草上，大声呼救。有个渔人撑船去救，还没等到那里，商人就迫不及待地喊：“我是济阴的富人，如果你能救我的命，我给你一百两银子！”渔人用船载着他到了岸上，商人却只给了渔人十两银子。渔人说：“刚才你许诺给一百两，怎么现在却只给十两？”商人听完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打鱼的人，一天能赚多少钱？现在突然得到十两银子，还不知足吗？”渔人只好不高兴地离开了。又一天，那个富人乘船从吕梁顺流而下，撞到礁石翻船了，原来那个渔人就在那里看着。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救他啊？”渔夫轻蔑地回答：“这是那位答应给我百两银子却又说了不算的人。”于是，渔夫把船停在岸边，看着那位商人在水里挣扎一阵就沉没水中了。不可否认，这个故事具有偶然性，但是商人得不到好的结局却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人尤其是经商者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守信，便会失去众人的信任，一旦失信于人且又处于困境之中，其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黄金资产。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诚信，才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的“通行证”，资本才可以有序有效地流动。因为诚信是灵魂、是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失去诚信，企业必将衰亡，市场经济也无从持续。百年老字号六必居酱园秉承“黍必齐，曲必实，湛必洁，器必良，火必得，泉必香，京华古都传统，必严必信”的古训，以诚信铸造金字招牌，历经沧桑而常青不衰。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都以诚信传家立业，引领商业风骚数百年。今天中国的金融经济，规模达到几十万亿，每笔交易都有信用在其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须诚信经营，才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不守信用、不讲诚信的企业，即便一时兴盛，也终将因信用“赤字”而被淘汰出局。
诚信是为政之要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级官员能够以信任待人，民众就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不会受到尊敬。“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讲：“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诚信;树立了诚信，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政府要实現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政府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就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之道，“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史记》记载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秦国孝公时期，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令，并让老百姓遵循，就必须要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支持。于是，商鞅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说有能把这木头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的赏赐。百姓感到非常奇怪，哪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所以没有人去搬这根木头。随后，商鞅又说，搬者赏赐五十金。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这一做法，让秦国民众相信商鞅言而有信，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宋代王安石写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理家也好，治国也罢，都需要讲信用。政府信守承诺是取信于民众的第一要素，它既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表现了从政者对自身的尊重。东汉时期“郭伋待期”的故事同样也是从政者重约守信的典范。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东汉时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他为官清廉，信义为先，对待百姓素来注重恩德。任并州太守时，他到西河郡美稷县巡查。当地数百名骑竹马的孩子闻讯后，自发聚集在道旁欢迎，并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时我们还要来迎送。”郭伋计算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由于公务非常顺利，郭伋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完成。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他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入城。郭伋身为太守，却不肯失信于小孩子，宁可露宿野外也要在约定的日期与孩子们告别，可以说做到了守信的极致。
从政者应该精诚于内，行为世范。《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有精诚发于内，方能感动他人，进而影响社会。古今中外，凡是从政者情操高尚、重视信誉，社会的风气就正，国家才会兴旺;反之则会诚信缺失，人心涣散，社会道德走向下坡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丧失诚信的反例。周幽王为博取宠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他们得知这是君王为博宠妃一笑而使用的花招后，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因此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不再相信，也不再应召而来。一天，西戎大举攻周，幽王再燃烽火时，诸侯不以为令。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因此政府更要以自身诚信为表率，引领社会诚信建设，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选自《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6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