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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川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1909年9月29日生于河北省完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好学，完县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29〜1932年，他先后在河北省冀县、蠢县等地当小学教师。目睹旧中国农村愚昧、落后的现状，他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社会制度腐朽，经常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启蒙教育。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他在山西临汾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总队部担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战斗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秋又赴延安，历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延安《解放日报》社通讯采访部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浩川重返教育岗位，先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复校，后迁冀中束鹿、正定)教育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副主任和教育系系主任，协助吴玉章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副校长培训了大批青年，为全国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干部。
1950年春，丁浩川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投入了这一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师大总支书记(即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副教务长、教务长等职务，并被选为北京市区人大代表。他团结广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改造。为了启发师生的觉悟，他亲自给全校人员作形势任务报告，讲政治理论课，讲党课、团课，培养教育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亲自抓全校教学和改革，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为北师大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秋，他调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长春市人大代表。他尊循党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把东北师大建设成为培养人民教师的基地做出了贡献。
热爱教师工作，勤于教师研究
丁浩川对教师及教师工作饱含感情，且颇有研究。他曾经发表《我热爱教育工作》《为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而自豪吧》和《给青年朋友的八封信》等文章，对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任务、作用，以及人民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丁浩川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有大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和各种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同时，还必须提高一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而教师工作对这两方面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工作，没有这种最基本的工作，任何人才的培养，任何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谈不到的。因此，人民教师所从事的是向新一代传播科学真理和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事业，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
丁浩川认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不能像野草那样任其自然成长的，需要人来培植，正如花园里的花草需要园丁来精心灌溉、培育一样，人民教师就是培育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园丁。但和园丁不尽相同的是，一代新人是以教师为榜样而成长着的。教师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知识水平、工作态度、生活习惯，以至爱好，总之，一言一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青少年，起着示范作用。所以作为教师，不仅是在传授知识，而且是时时刻刻在雕塑着学生的灵魂。因此，把教师称为“灵魂工程师”是最恰当的。
丁浩川说，教师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教师的职责既然是用最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来培育一代新人，就不能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课本上的东西，而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并把它融化到自己的教学中，充实课程的内容，提高培育质量。同时，每个青少年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特点，把这些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青少年，引导到既定的共同目标上，这样的组织教学活动，是一种十分微妙、十分细致，需要高度洞察力和机动灵活性的艺术劳动。他说，工程师只能从他所设计的桥梁上看到他的劳动成果，医生只能从他所治愈的患者身上感到劳动的喜悦，而教师却能从整个一代人的成长中看到劳动的成果，能从各条战线的成就中间接地感到劳动的喜悦。
丁浩川十分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他说，“教学总是会的人教不会的人，知识多的人教知识少的人，明白道理的人教不明白道理的人”，在这一双边活动中，领头带路的总是教的一方，而不是学的一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是教师的社会职责，而且是教学过程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的要求。只要有教学过程存在，就有教师主导作用存在，否认了教师主导作用，也就否认了教学过程本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方面。因此，教师要树立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和劳动态度，除了加强备课之外，还必须认真了解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相长，有成效地完成教学任务。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当教师“不光荣”“没出息”“呆板”“没意思”“贡献不大”等论调，瞧不起教师，不遵重教师的劳动，甚至辱骂、殴打教师的野蛮行为也时有发生。丁浩川对这些现象非常不满。他在《我对<教师报>的希望》一文中大声疾呼:“要告诉那些对教育后一代的事业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人们:人，才是最后决定事业成败的因素。要告诉那些把教师看做无足轻重的人们，你们的儿女将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成为走在生活前面的优秀人物，还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成为一个让人们伤脑筋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你们今天‘看不起’的教师。”
他还经常写文章或参加座谈，讨论人民教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怎样去争取具备这些条件，鼓励那些身为教师但还对这一工作意义认识不足的人热爱自己的岗位，努力钻研业务，加强品德修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为师范事业倾尽心血
他关心师范教育的前途与未来。师范大学每年招生，他都给报刊、电台写文章介绍师范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亲自去中学作报告，和中学毕业生讨论青年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怎样选择升学志愿等课题，鼓励他们投考高等师范院校，准备担当起培养祖国下一代的神圣任务，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在东北师大期间，他主张把教育系办成师大的首系。他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名誉主任，积极参加教研室编写教材、审定教学大纲等教学活动。他主持编写的《教育学》课本，成为当时师范学校广泛应用的教材。他每次听课，总是早早进入教室，坐在最后，静静地听教师讲课，下课后到学生中听取反映。发现问题，找教师谈话，也总是先肯定优点，使教师增强信心，然后指出不足，帮助教师总结经验，研究改进措施。
为了办好高等师范教育,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精神,他提出了从坚持培养规格到建立教育实验基地,从教师队伍建设到提高教学质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要求全校人员,一切工作都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而团结奋斗。他提出了培养规格,即“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及教育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体魄健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学师资”。为培养合乎规格的中学师资,他一贯主张把面向中学作为师范大学教学方针的重要内容。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提出师范大学的系科设置和教学计划必须符合中学教学的要求,各科教学大纲必须符合培养中学各科教师的需要。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实习工作,关心附中、附小的建设,主持制订了与中小学经常联系的制度。
诲人不倦，学而不厌
丁浩川身居学校的领导岗位，但一直注意参加教学活动，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他认为，作为高等学校领导成员，如果不掌握一门专业，或不亲自进行教学，就不了解教师的甘苦，不了解学生的思想要求，不了解教学；不占有这些生动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就很难对教学有发言权，不能对教学质量做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判断而成为内行。因此，他在北京师大时亲自兼任教育系主任，讲授《教育学概论》《教育政策法令》等课程。他课前会认真备课，摸清学生情况，讲课时联系实际，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他非常重视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注意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历史和现状，发表过《苏联教育的实况》《美国教育概况及最近趋势》和《印度教育概况》等译文。在北京师大曾系统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教政策》，并在《教师报》连续发表《文教政策学习笔记》16篇，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性质、方针和任务，都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在东北师大工作期间，他关心与积极培养教育科学理论队伍。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时，还对高师教育科学队伍的建设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他一贯反对照搬外国现成的教育科学理论，他说，尽嚼人家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自己应当去研究、总结、创造。
在长期的繁重工作中,他一贯地不知疲倦地坚持学习。参加革命前,他只是一个没有读完师范的中学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终能胜任党交给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但他从不满足于此，一直坚持学习。他青年时期就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年近五旬时,还拜学校外语系曲秉诚教授为师，挤时间学习俄语。他真正做到了对青年“诲而不倦”,对自己“学而不厌”。
长期的劳累过度使他的健康水平大大下降。1961年9月6日,他心脏病猝发,陷入昏迷状态。即使这样,他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他面色痛苦地对守候在身边的夫人说:“快打电话告诉教育系,给我请假,61级新生座谈会我不能参加了!”次日早晨,年仅52岁的丁校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他真正实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诺言。
丁浩川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师范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方面更加突出,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延安时的老战友、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曾以“一代师表”的题词,对其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教育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丁浩川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热爱教师工作，勤于教师研究；他曾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为师范事业倾尽心血；他一生勤于学习，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被世人称为一代师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他在山西临汾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总队部担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战斗青年》，宣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秋又赴延安，历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延安《解放日报》社通讯采访部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浩川重返教育岗位，先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复校，后迁冀中束鹿、正定)教育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二部副主任和教育系系主任，协助吴玉章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副校长培训了大批青年，为全国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干部。
1950年春，丁浩川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投入了这一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师大总支书记(即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副教务长、教务长等职务，并被选为北京市区人大代表。他团结广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改造。为了启发师生的觉悟，他亲自给全校人员作形势任务报告，讲政治理论课，讲党课、团课，培养教育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亲自抓全校教学和改革，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为北师大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秋，他调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长春市人大代表。他尊循党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把东北师大建设成为培养人民教师的基地做出了贡献。
热爱教师工作，勤于教师研究
丁浩川对教师及教师工作饱含感情，且颇有研究。他曾经发表《我热爱教育工作》《为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而自豪吧》和《给青年朋友的八封信》等文章，对人民教师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任务、作用，以及人民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丁浩川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有大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和各种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同时，还必须提高一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而教师工作对这两方面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工作，没有这种最基本的工作，任何人才的培养，任何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谈不到的。因此，人民教师所从事的是向新一代传播科学真理和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事业，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
丁浩川认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不能像野草那样任其自然成长的，需要人来培植，正如花园里的花草需要园丁来精心灌溉、培育一样，人民教师就是培育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园丁。但和园丁不尽相同的是，一代新人是以教师为榜样而成长着的。教师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知识水平、工作态度、生活习惯，以至爱好，总之，一言一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青少年，起着示范作用。所以作为教师，不仅是在传授知识，而且是时时刻刻在雕塑着学生的灵魂。因此，把教师称为“灵魂工程师”是最恰当的。
丁浩川说，教师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教师的职责既然是用最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来培育一代新人，就不能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课本上的东西，而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并把它融化到自己的教学中，充实课程的内容，提高培育质量。同时，每个青少年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特点，把这些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青少年，引导到既定的共同目标上，这样的组织教学活动，是一种十分微妙、十分细致，需要高度洞察力和机动灵活性的艺术劳动。他说，工程师只能从他所设计的桥梁上看到他的劳动成果，医生只能从他所治愈的患者身上感到劳动的喜悦，而教师却能从整个一代人的成长中看到劳动的成果，能从各条战线的成就中间接地感到劳动的喜悦。
丁浩川十分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他说，“教学总是会的人教不会的人，知识多的人教知识少的人，明白道理的人教不明白道理的人”，在这一双边活动中，领头带路的总是教的一方，而不是学的一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是教师的社会职责，而且是教学过程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的要求。只要有教学过程存在，就有教师主导作用存在，否认了教师主导作用，也就否认了教学过程本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方面。因此，教师要树立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的思想和劳动态度，除了加强备课之外，还必须认真了解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相长，有成效地完成教学任务。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听到当教师“不光荣”“没出息”“呆板”“没意思”“贡献不大”等论调，瞧不起教师，不遵重教师的劳动，甚至辱骂、殴打教师的野蛮行为也时有发生。丁浩川对这些现象非常不满。他在《我对<教师报>的希望》一文中大声疾呼:“要告诉那些对教育后一代的事业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人们:人，才是最后决定事业成败的因素。要告诉那些把教师看做无足轻重的人们，你们的儿女将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成为走在生活前面的优秀人物，还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成为一个让人们伤脑筋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你们今天‘看不起’的教师。”
他还经常写文章或参加座谈，讨论人民教师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怎样去争取具备这些条件，鼓励那些身为教师但还对这一工作意义认识不足的人热爱自己的岗位，努力钻研业务，加强品德修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为师范事业倾尽心血
他关心师范教育的前途与未来。师范大学每年招生，他都给报刊、电台写文章介绍师范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亲自去中学作报告，和中学毕业生讨论青年人应当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怎样选择升学志愿等课题，鼓励他们投考高等师范院校，准备担当起培养祖国下一代的神圣任务，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在东北师大期间，他主张把教育系办成师大的首系。他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名誉主任，积极参加教研室编写教材、审定教学大纲等教学活动。他主持编写的《教育学》课本，成为当时师范学校广泛应用的教材。他每次听课，总是早早进入教室，坐在最后，静静地听教师讲课，下课后到学生中听取反映。发现问题，找教师谈话，也总是先肯定优点，使教师增强信心，然后指出不足，帮助教师总结经验，研究改进措施。
为了办好高等师范教育,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精神,他提出了从坚持培养规格到建立教育实验基地,从教师队伍建设到提高教学质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要求全校人员,一切工作都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而团结奋斗。他提出了培养规格,即“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及教育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体魄健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学师资”。为培养合乎规格的中学师资,他一贯主张把面向中学作为师范大学教学方针的重要内容。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提出师范大学的系科设置和教学计划必须符合中学教学的要求,各科教学大纲必须符合培养中学各科教师的需要。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实习工作,关心附中、附小的建设,主持制订了与中小学经常联系的制度。
诲人不倦，学而不厌
丁浩川身居学校的领导岗位，但一直注意参加教学活动，坚持深入教学第一线。他认为，作为高等学校领导成员，如果不掌握一门专业，或不亲自进行教学，就不了解教师的甘苦，不了解学生的思想要求，不了解教学；不占有这些生动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就很难对教学有发言权，不能对教学质量做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判断而成为内行。因此，他在北京师大时亲自兼任教育系主任，讲授《教育学概论》《教育政策法令》等课程。他课前会认真备课，摸清学生情况，讲课时联系实际，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他非常重视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注意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历史和现状，发表过《苏联教育的实况》《美国教育概况及最近趋势》和《印度教育概况》等译文。在北京师大曾系统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教政策》，并在《教师报》连续发表《文教政策学习笔记》16篇，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性质、方针和任务，都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在东北师大工作期间，他关心与积极培养教育科学理论队伍。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时，还对高师教育科学队伍的建设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他一贯反对照搬外国现成的教育科学理论，他说，尽嚼人家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自己应当去研究、总结、创造。
在长期的繁重工作中,他一贯地不知疲倦地坚持学习。参加革命前,他只是一个没有读完师范的中学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终能胜任党交给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但他从不满足于此，一直坚持学习。他青年时期就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年近五旬时,还拜学校外语系曲秉诚教授为师，挤时间学习俄语。他真正做到了对青年“诲而不倦”,对自己“学而不厌”。
长期的劳累过度使他的健康水平大大下降。1961年9月6日,他心脏病猝发,陷入昏迷状态。即使这样,他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他面色痛苦地对守候在身边的夫人说:“快打电话告诉教育系,给我请假,61级新生座谈会我不能参加了!”次日早晨,年仅52岁的丁校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他真正实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诺言。
丁浩川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在师范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方面更加突出,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延安时的老战友、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曾以“一代师表”的题词,对其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教育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丁浩川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热爱教师工作，勤于教师研究；他曾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为师范事业倾尽心血；他一生勤于学习，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被世人称为一代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