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旧话题，一百多年前就曾经闹得不可开交，在摹古成风的当下，旧话重提显然并非多余。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在美术领域，汉代的沉雄、唐代的华美、宋代的精微，都是时代精神在美术作品上的反映。三百多年前，石涛明确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的画学理论，其清新明快的画风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陈腐黑暗的清代画坛的夜空。
　　眼下，许多中国画家虽对石涛“笔墨当随时代”这六个字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但在绘画实践中却执迷不悟、顽固不化，沉醉于传统的文人画泥潭不能自拔。
　　传统文人画发轫于北宋，盛于元明，至清代已成强弩之末。文人画之所以肇始于北宋，当时因推行文官制度，使苏轼、文同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得以进入官场。这些文人士大夫并不具备专业画家那样的写实功夫，但他们扬长避短，不追求形象的逼真，而重视笔墨的写意情趣，形成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画。相对于“惟妙惟肖”的工笔画，文人画无疑是一种创新。只是从元代到元清，文人画也落入窠臼，变得俗套起来。
　　艺术的兴衰，决定于能否与时俱进，中国画亦如此，改革文人画的呼声，自辛亥革命以来不绝于耳，潘天寿、陆俨少走的是传统出新之路，而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走的是中西融合之路。
　　对于西方文化，一些以传统文人画家自居的人似乎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心理，认为引进西方文明就是崇洋媚外，是对本土文化的背叛。恰恰相反，一个国家越是强大，越有文化自信，就越有开放的胸怀。况且，中西融合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有针对性地吸收西方优秀的艺术元素，为我所用。
　　世界文明成果是不分国界的，如何让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中国画大可吸收、借鉴西方艺术元素，就像无论巧克力还是麦芽糖，咖啡还是中国茶，只要有益于身心健康，何必纠结于姓“中”还是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