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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西方作品中就存在一种东方主义的倾向，男性都是软弱、怯懦的形象，而女性都是美丽的受害者形象，而严歌苓在其作品《扶桑》中颠覆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写出了高贵、充满雌性的女性形象扶桑和勇敢、刚毅的男性形象大勇，解构了东方主义的霸权，力图将真实的东方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重现被文本历史排斥在外的那个团体的真实面貌，为被主流历史消音了的集体找回了声音。
关键词： 严歌苓小说《扶桑》 大勇 东方主义 解构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讲述了19世纪在美国唐人街红极一时的妓女扶桑的故事，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与白人小男孩克里斯和地痞恶霸大勇之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在异质文化下华人的生存状态和种族争斗、文化压迫、性别歧视等多种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在他们的情感纠葛中，作者还着重刻画了三人的性格特征，尤其是扶桑和大勇的形象颠覆了一直以来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偏见，远离了扁平的东方形象，用生动、丰满、充满人性的形象解构了长久以来存在于西方作品中的东方主义倾向。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相似的中国人形象：女人通常都是裹小脚、温柔顺从的受害者，男人都是小眼睛、小个子、扎辫子唯唯诺诺的懦夫或者贼头贼脑的小偷和惯犯。在《扶桑》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白人小男孩克里斯作为白人的代表，描写了他眼中的东方。扶桑，一个乡下茶农的女儿，被人拐卖，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差一点被饿死，千辛万苦地来到美国，却沦落风尘，饱受折磨，成为名噪一时的妓女。克里斯在见她第一眼时就爱上了她，在他的眼中扶桑美丽异常，东方式的美丽面孔、花苞般的三寸金莲、温顺痴傻的性格和苦难的经历都具有像魔一般的吸引力，吸引着克里斯和其他的白人男性，让他们排着队等在扶桑的门前，等着一睹这个名妓的风采。与其他嫖客不同的是，克里斯并不是为了占有扶桑的肉体，他是真心实意地爱着扶桑，甚至一度想要抛弃自己的家族、身份、地位和扶桑携手一生。但就是这样一份看似纯真的爱情，背后却存在着东方主义的实质。他爱扶桑是由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促成的，因为扶桑身上具有一切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想象，他真正爱着的是扶桑背后的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扶桑只是东方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扶桑其实一直被摆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从他们刚认识起，扶桑就像一个物件一样被躲在树影里的克里斯用小镜子仔细地打量了每个细部，她的三寸金莲、她一身的红绸衣还有她嗑瓜子的样子，都使克里斯深深着迷。当他第一次看到扶桑的脚时，不禁赞叹：“这哪里是人类的足？克里斯想。他走近它们。这是一种在退化与进化之间的肢体。这是种似是而非的肢体。他不知不觉跪在床边，手伸去触碰它们，它们看去更像是鱼类的尾部；最敏感、最易受伤的生命根梢。”[1]扶桑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东方古董，精致、遥远、新奇，每一个小细节都能让你感受到东方的魅力。
很显然，在他们的爱情中，扶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她是落后民族和文化的代表，而克里斯则以先进文化的代表自居，想把扶桑从落后的文化中拯救出来。他一次次地幻想着自己是神话中的骑士，扶桑是一个落了难的美丽尤物，等待着他去拯救，从落后、粗野的文明中拯救出来。华裔女性“是奇异的、存在缺陷的，是奇怪而神秘的尤物，也是受到威胁和需要拯救的对象，必须要由西方人怜悯或提升，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性并不是真人，而是被异化的‘神’或‘妖’，是西方对东方的白日梦”。[2]所以，当扶桑被拯救会送进医院，脱掉了红绸衫，穿上纯洁的白色衣服时，在克里斯眼中反而失却了魅力。因为红绸衣是罪恶、堕落的象征，扶桑脱下了红绸衣就等于脱下了罪恶和堕落，也就失去了她身上最大的特色，不再是落后东方文化的代表，也不再需要别人拯救，而克里斯的白日梦也就会随之破碎，所以克里斯不愿再接近她。
在克里斯的心中显然存在着东方主义的偏见，在他看来，扶桑就是东方的缩影，是被欣赏和研究的客体，但作者却通过对扶桑细腻的描写，展示了她性格深处的真实内涵，呈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作品中单一刻板的东方女性形象。
在扶桑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傻”，这种“痴傻”绝不同于白人眼中的逆来顺受、麻木不仁，而是代表着仁慈、宽容，也正是她的这份“痴傻”，让她在艰难的世道中得以活得平静。在被人拐卖之后，她是第一个没有闹绝食的，顺从地喝下了人贩子给她端的粥；在来美国的途中许多人都因疾病、饥饿死了，她却靠吃红薯活得面色红润；面对摧残她的嫖客，她从不怨恨，刻意地不去记他们的名字；在病入膏肓被人抬进太平间等死的时候，她靠吃死人留下来的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对她来说，一切事情顺其自然就好，顶要紧的就是先活着，所以其他妓女都因受到折磨十八、九岁便开始脱发、落齿，不到二十岁便死了，而扶桑却因这种淡然的处世哲学活到了她们永远活不到的年岁。
其次，扶桑的“痴傻”还来源于她的善良、仁慈和包容。在妓院中，扶桑每天都遭到鸨母的虐打和嫖客的蹂躏，但是她从没有抱怨，而是真心实意地对每个客人微笑，她用笑容去感化世人、原谅世人，尤其是对克里斯，扶桑用母亲般的胸怀包容、谅解了他，使得克里斯在往后的岁月中一直不断忏悔。当时，年少的克里斯参加了一场白人针对唐人街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扶桑被狂暴的人们拖到了大街上轮奸了，而这些人当中就有不知就里的克里斯。面对施暴者扶桑没有喊救命，没有骂，没有抓，没有咬，而是尽量张开自己的身体，然后用牙咬下他们胸口的纽扣，在暴动结束之后，她的两手已满是纽扣。对于这些伤害她的人，她从未想过报复，只是把咬下的纽扣藏在一个盒子里，慢慢地成为一个久远的记忆。而当她知道克里斯也是其中一员的时候，她没有责怪过他，也从未想过将真相告诉他，而是把属于他的那颗纽扣缠在自己的头发里，永远地尘封起来。她包容他们的恶行，就像是沙滩盛着海，任其拍打。就是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又身份低下的来自异国的妓女，她的肉体被摧残，但是她的身上却具有最原始的雌性精神，表现为善良、坚韧、包容和谅解。
扶桑的口慢脑筋慢，长得高大、实惠，嘴角上翘，天生的两撇微笑，使得她具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圣母模样，在她的身上，雌性被阐释得淋漓尽致。雌性使得她面对苦难能够表现出坚韧、逆来顺受和包容。面对命运中的多次变故，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伤心绝望，而是顺着命运给她指的路一直走下去。正是这种雌性使得受难的意义不再是对人的一种践踏，受难也可以有高尚的含义，雌性“使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3]这种雌性让她虽然肉体受人压迫，在精神上却绝对的自由、高贵，占据至高的地位，跪着却能让站着的人们为她折服，向她致敬。 在《扶桑》中还有另外一个让人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大勇。在以往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华人男性的性格特点多为胆小怕事、隐忍退让，这在《扶桑》中也有所表现。像被白人吊在树上欺凌致死的捕蟹人、被白人工友殴打致死的老厨子、在茶馆里对克里斯卑躬屈膝的菜农，除此之外，还有白人所迷恋的被女性化的唱旦角的男戏子，这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于华人男性形象的界定。当偶尔有一些人打破了这一界定时，他们就将之妖魔化，想当然地把他想成一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的恶人。对于大勇，严歌苓摒弃了西方文学作品中一贯的或懦夫或魔鬼的形象，率先站在人性的高度展示了一个具有阳刚气息和复杂人性的更立体的华人男性形象。
大勇身材宽厚高大，留着一根极黑极粗如同马鬃和狮鬃般的长辫子，不同于其他小心隐忍的华人，大勇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靠在赌马案中舞弊发了家渐渐声名鹊起，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得罪了他，他就会向对方报复，是白人的眼中钉，唐人街的一霸。他在唐人街几乎无恶不作，贩卖人口、办春药厂、垄断洗衣行业、暗杀白人。他暴虐凶残，在警察突袭奴隶拍卖场时毫不犹豫地掐死了啼哭的婴儿，又残忍地杀害了帮助自己舞弊的同伙，不到二十岁，身上便欠了五条人命、九条马命。严歌苓没有刻意回避大勇身上残暴和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他的勇猛和残暴是一体的，他的残暴实际上在无形中保护了其他中国人，成了勇猛的一种变形。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华人备受歧视，他们的合法权益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多华人无奈地选择了退让来息事宁人。大勇的这种残暴从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暴制暴”的方法维持了唐人街的秩序和安宁，所以他在中国人当中有极高的威名，甚至有妓女高价买他的照片作为邪咒来保平安，甚至一些白人也暗自佩服他。在白人中间有一个传说，大勇的身上有一排涂满毒药的飞镖，飞镖很少用来杀人除非万不得已，而他一旦拔出飞镖，你便逃不掉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见过大勇掷飞镖，而大勇每一次也只是做一做样子地把飞镖拿出来，但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枉送自己的性命，大勇的胆识和智慧足以让白人相信他拥有传说中的本领，即便是将要奔赴刑场，他也是慷慨赴死，很有尊严地服了法，也让两个白人狱卒对他另眼相看。
就是这样一个半兽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仍然隐藏着泯灭的“善”。他对死人极其尊重，他认为死是人最后一次登台，所以不管逃得有多急，他都会帮对方擦干净脸上的血，整理好头发和衣服，把对方弄得干净体面；他为同胞打抱不平，在几十个中国男人被剪了辫子之后，他就去划烂上百个白人的衣裳；他孝顺父母，按时给他们寄去钱财，而在他心里最让他牵挂的则是家乡从未见过面的妻子。“他无论怎样九死一生，最终将有个地方来收容他。那地方，他的功过将不被仲裁，所有的孽债都将一笔勾销：那便是妻子的怀抱。”[4]他从小便离乡背井，一直过着漂泊的日子，艰难的生活渐渐地为他的心筑起了一个坚硬的外壳，但在内心深处仍然为自己的妻子留下了一丝柔情。他深深地爱着远方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小心地收藏着送给妻子的定情手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妻子一起过上平静的生活，从此远离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因为妻子的怀抱才是他最终的归宿。对妻子的这份深情最终让这个铮铮铁汉放下了武器，心甘情愿地服了法。
大勇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正义和邪恶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他暴力却又不乏温情，邪恶却用自己“以暴制暴”的生存哲学反抗着社会的不公，保护了唐人街那些失去保障的华人，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通过对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复杂人性的人物的描写，严歌苓重现了中国人刚强、勇敢的一面，消解了一直以来被西方的刻板印象，伸张了华裔男性身上的英雄气概，恢复了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一直以来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下华裔的弱者形象作出了反抗。并且作者还指出像大勇这样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人物并不是个例，其实华人身上还有很多难得的品质，只是一直被主流社会忽视了而已：例如他们很自重，虽然他们活得如同蝼蚁一般，但是即使再穷，他们也要自食其力从不去行乞；不会占人便宜，如果在决斗中有人不小心掉了兵器，则对方一定会等着他拾起再拼杀，因为这样才公平；仗义，在决斗中如果有人牺牲了，则他在家乡的父老必定会得到妥善的照顾并会收到由朋友、兄弟凑起来的一笔抚恤金。他们也可以非常勇敢，在著名的港口之嘴决斗中，“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他们借这一切来展示他们的视死如归，像某些人展示财富，另一些人展示品格、天赋。他们以这番血换血、命换命的厮杀展示一个精神：死是可以非常壮丽的”。[5]他们不惧流血和死亡，用自己的生命彰显了战死沙场的气概。
福柯主张“话语即权力”，当两个民族、两种文化进行交锋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沦为被建构的“他者”，西方人将自己的理想加在东方民族的身上，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对中国人的形象进行任意的想象，将东方民族和文化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民族本质的“东方”，作为本民族强大神话的陪衬和证明。《扶桑》还原了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并通过扶桑和大勇这两个鲜明的形象指出所谓的刻板印象只不过是西方不了解东方，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采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先是肯定了西方人对华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的确有一些是正确的，但不是华人性格的全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出人物性格更深层次的内涵，使人物形象得以多侧面、全方位、更丰富的呈现，解构了东方主义的霸权，力图将真实的东方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重现被文本历史排斥在外的那个团体的真实面貌，为被主流历史消音了的集体找回了声音。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2.
[2]周颖菁.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9.
[3]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91.
[4]严歌苓.扶桑[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40.
[5]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32.
关键词： 严歌苓小说《扶桑》 大勇 东方主义 解构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讲述了19世纪在美国唐人街红极一时的妓女扶桑的故事，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与白人小男孩克里斯和地痞恶霸大勇之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在异质文化下华人的生存状态和种族争斗、文化压迫、性别歧视等多种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在他们的情感纠葛中，作者还着重刻画了三人的性格特征，尤其是扶桑和大勇的形象颠覆了一直以来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偏见，远离了扁平的东方形象，用生动、丰满、充满人性的形象解构了长久以来存在于西方作品中的东方主义倾向。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相似的中国人形象：女人通常都是裹小脚、温柔顺从的受害者，男人都是小眼睛、小个子、扎辫子唯唯诺诺的懦夫或者贼头贼脑的小偷和惯犯。在《扶桑》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白人小男孩克里斯作为白人的代表，描写了他眼中的东方。扶桑，一个乡下茶农的女儿，被人拐卖，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漂泊差一点被饿死，千辛万苦地来到美国，却沦落风尘，饱受折磨，成为名噪一时的妓女。克里斯在见她第一眼时就爱上了她，在他的眼中扶桑美丽异常，东方式的美丽面孔、花苞般的三寸金莲、温顺痴傻的性格和苦难的经历都具有像魔一般的吸引力，吸引着克里斯和其他的白人男性，让他们排着队等在扶桑的门前，等着一睹这个名妓的风采。与其他嫖客不同的是，克里斯并不是为了占有扶桑的肉体，他是真心实意地爱着扶桑，甚至一度想要抛弃自己的家族、身份、地位和扶桑携手一生。但就是这样一份看似纯真的爱情，背后却存在着东方主义的实质。他爱扶桑是由一种猎奇的心理所促成的，因为扶桑身上具有一切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想象，他真正爱着的是扶桑背后的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扶桑只是东方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扶桑其实一直被摆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从他们刚认识起，扶桑就像一个物件一样被躲在树影里的克里斯用小镜子仔细地打量了每个细部，她的三寸金莲、她一身的红绸衣还有她嗑瓜子的样子，都使克里斯深深着迷。当他第一次看到扶桑的脚时，不禁赞叹：“这哪里是人类的足？克里斯想。他走近它们。这是一种在退化与进化之间的肢体。这是种似是而非的肢体。他不知不觉跪在床边，手伸去触碰它们，它们看去更像是鱼类的尾部；最敏感、最易受伤的生命根梢。”[1]扶桑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东方古董，精致、遥远、新奇，每一个小细节都能让你感受到东方的魅力。
很显然，在他们的爱情中，扶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她是落后民族和文化的代表，而克里斯则以先进文化的代表自居，想把扶桑从落后的文化中拯救出来。他一次次地幻想着自己是神话中的骑士，扶桑是一个落了难的美丽尤物，等待着他去拯救，从落后、粗野的文明中拯救出来。华裔女性“是奇异的、存在缺陷的，是奇怪而神秘的尤物，也是受到威胁和需要拯救的对象，必须要由西方人怜悯或提升，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性并不是真人，而是被异化的‘神’或‘妖’，是西方对东方的白日梦”。[2]所以，当扶桑被拯救会送进医院，脱掉了红绸衫，穿上纯洁的白色衣服时，在克里斯眼中反而失却了魅力。因为红绸衣是罪恶、堕落的象征，扶桑脱下了红绸衣就等于脱下了罪恶和堕落，也就失去了她身上最大的特色，不再是落后东方文化的代表，也不再需要别人拯救，而克里斯的白日梦也就会随之破碎，所以克里斯不愿再接近她。
在克里斯的心中显然存在着东方主义的偏见，在他看来，扶桑就是东方的缩影，是被欣赏和研究的客体，但作者却通过对扶桑细腻的描写，展示了她性格深处的真实内涵，呈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作品中单一刻板的东方女性形象。
在扶桑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傻”，这种“痴傻”绝不同于白人眼中的逆来顺受、麻木不仁，而是代表着仁慈、宽容，也正是她的这份“痴傻”，让她在艰难的世道中得以活得平静。在被人拐卖之后，她是第一个没有闹绝食的，顺从地喝下了人贩子给她端的粥；在来美国的途中许多人都因疾病、饥饿死了，她却靠吃红薯活得面色红润；面对摧残她的嫖客，她从不怨恨，刻意地不去记他们的名字；在病入膏肓被人抬进太平间等死的时候，她靠吃死人留下来的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对她来说，一切事情顺其自然就好，顶要紧的就是先活着，所以其他妓女都因受到折磨十八、九岁便开始脱发、落齿，不到二十岁便死了，而扶桑却因这种淡然的处世哲学活到了她们永远活不到的年岁。
其次，扶桑的“痴傻”还来源于她的善良、仁慈和包容。在妓院中，扶桑每天都遭到鸨母的虐打和嫖客的蹂躏，但是她从没有抱怨，而是真心实意地对每个客人微笑，她用笑容去感化世人、原谅世人，尤其是对克里斯，扶桑用母亲般的胸怀包容、谅解了他，使得克里斯在往后的岁月中一直不断忏悔。当时，年少的克里斯参加了一场白人针对唐人街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扶桑被狂暴的人们拖到了大街上轮奸了，而这些人当中就有不知就里的克里斯。面对施暴者扶桑没有喊救命，没有骂，没有抓，没有咬，而是尽量张开自己的身体，然后用牙咬下他们胸口的纽扣，在暴动结束之后，她的两手已满是纽扣。对于这些伤害她的人，她从未想过报复，只是把咬下的纽扣藏在一个盒子里，慢慢地成为一个久远的记忆。而当她知道克里斯也是其中一员的时候，她没有责怪过他，也从未想过将真相告诉他，而是把属于他的那颗纽扣缠在自己的头发里，永远地尘封起来。她包容他们的恶行，就像是沙滩盛着海，任其拍打。就是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又身份低下的来自异国的妓女，她的肉体被摧残，但是她的身上却具有最原始的雌性精神，表现为善良、坚韧、包容和谅解。
扶桑的口慢脑筋慢，长得高大、实惠，嘴角上翘，天生的两撇微笑，使得她具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圣母模样，在她的身上，雌性被阐释得淋漓尽致。雌性使得她面对苦难能够表现出坚韧、逆来顺受和包容。面对命运中的多次变故，她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伤心绝望，而是顺着命运给她指的路一直走下去。正是这种雌性使得受难的意义不再是对人的一种践踏，受难也可以有高尚的含义，雌性“使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3]这种雌性让她虽然肉体受人压迫，在精神上却绝对的自由、高贵，占据至高的地位，跪着却能让站着的人们为她折服，向她致敬。 在《扶桑》中还有另外一个让人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大勇。在以往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华人男性的性格特点多为胆小怕事、隐忍退让，这在《扶桑》中也有所表现。像被白人吊在树上欺凌致死的捕蟹人、被白人工友殴打致死的老厨子、在茶馆里对克里斯卑躬屈膝的菜农，除此之外，还有白人所迷恋的被女性化的唱旦角的男戏子，这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于华人男性形象的界定。当偶尔有一些人打破了这一界定时，他们就将之妖魔化，想当然地把他想成一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的恶人。对于大勇，严歌苓摒弃了西方文学作品中一贯的或懦夫或魔鬼的形象，率先站在人性的高度展示了一个具有阳刚气息和复杂人性的更立体的华人男性形象。
大勇身材宽厚高大，留着一根极黑极粗如同马鬃和狮鬃般的长辫子，不同于其他小心隐忍的华人，大勇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靠在赌马案中舞弊发了家渐渐声名鹊起，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得罪了他，他就会向对方报复，是白人的眼中钉，唐人街的一霸。他在唐人街几乎无恶不作，贩卖人口、办春药厂、垄断洗衣行业、暗杀白人。他暴虐凶残，在警察突袭奴隶拍卖场时毫不犹豫地掐死了啼哭的婴儿，又残忍地杀害了帮助自己舞弊的同伙，不到二十岁，身上便欠了五条人命、九条马命。严歌苓没有刻意回避大勇身上残暴和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他的勇猛和残暴是一体的，他的残暴实际上在无形中保护了其他中国人，成了勇猛的一种变形。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华人备受歧视，他们的合法权益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多华人无奈地选择了退让来息事宁人。大勇的这种残暴从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暴制暴”的方法维持了唐人街的秩序和安宁，所以他在中国人当中有极高的威名，甚至有妓女高价买他的照片作为邪咒来保平安，甚至一些白人也暗自佩服他。在白人中间有一个传说，大勇的身上有一排涂满毒药的飞镖，飞镖很少用来杀人除非万不得已，而他一旦拔出飞镖，你便逃不掉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见过大勇掷飞镖，而大勇每一次也只是做一做样子地把飞镖拿出来，但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枉送自己的性命，大勇的胆识和智慧足以让白人相信他拥有传说中的本领，即便是将要奔赴刑场，他也是慷慨赴死，很有尊严地服了法，也让两个白人狱卒对他另眼相看。
就是这样一个半兽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仍然隐藏着泯灭的“善”。他对死人极其尊重，他认为死是人最后一次登台，所以不管逃得有多急，他都会帮对方擦干净脸上的血，整理好头发和衣服，把对方弄得干净体面；他为同胞打抱不平，在几十个中国男人被剪了辫子之后，他就去划烂上百个白人的衣裳；他孝顺父母，按时给他们寄去钱财，而在他心里最让他牵挂的则是家乡从未见过面的妻子。“他无论怎样九死一生，最终将有个地方来收容他。那地方，他的功过将不被仲裁，所有的孽债都将一笔勾销：那便是妻子的怀抱。”[4]他从小便离乡背井，一直过着漂泊的日子，艰难的生活渐渐地为他的心筑起了一个坚硬的外壳，但在内心深处仍然为自己的妻子留下了一丝柔情。他深深地爱着远方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小心地收藏着送给妻子的定情手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妻子一起过上平静的生活，从此远离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因为妻子的怀抱才是他最终的归宿。对妻子的这份深情最终让这个铮铮铁汉放下了武器，心甘情愿地服了法。
大勇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正义和邪恶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他暴力却又不乏温情，邪恶却用自己“以暴制暴”的生存哲学反抗着社会的不公，保护了唐人街那些失去保障的华人，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通过对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复杂人性的人物的描写，严歌苓重现了中国人刚强、勇敢的一面，消解了一直以来被西方的刻板印象，伸张了华裔男性身上的英雄气概，恢复了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一直以来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下华裔的弱者形象作出了反抗。并且作者还指出像大勇这样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人物并不是个例，其实华人身上还有很多难得的品质，只是一直被主流社会忽视了而已：例如他们很自重，虽然他们活得如同蝼蚁一般，但是即使再穷，他们也要自食其力从不去行乞；不会占人便宜，如果在决斗中有人不小心掉了兵器，则对方一定会等着他拾起再拼杀，因为这样才公平；仗义，在决斗中如果有人牺牲了，则他在家乡的父老必定会得到妥善的照顾并会收到由朋友、兄弟凑起来的一笔抚恤金。他们也可以非常勇敢，在著名的港口之嘴决斗中，“他们不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是在借自相残杀而展示和炫耀这古典东方的、抽象的勇敢和义气……他们借这一切来展示他们的视死如归，像某些人展示财富，另一些人展示品格、天赋。他们以这番血换血、命换命的厮杀展示一个精神：死是可以非常壮丽的”。[5]他们不惧流血和死亡，用自己的生命彰显了战死沙场的气概。
福柯主张“话语即权力”，当两个民族、两种文化进行交锋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沦为被建构的“他者”，西方人将自己的理想加在东方民族的身上，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对中国人的形象进行任意的想象，将东方民族和文化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民族本质的“东方”，作为本民族强大神话的陪衬和证明。《扶桑》还原了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并通过扶桑和大勇这两个鲜明的形象指出所谓的刻板印象只不过是西方不了解东方，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采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先是肯定了西方人对华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的确有一些是正确的，但不是华人性格的全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出人物性格更深层次的内涵，使人物形象得以多侧面、全方位、更丰富的呈现，解构了东方主义的霸权，力图将真实的东方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重现被文本历史排斥在外的那个团体的真实面貌，为被主流历史消音了的集体找回了声音。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2.
[2]周颖菁.近三十年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9.
[3]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91.
[4]严歌苓.扶桑[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40.
[5]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