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人类世界总是充满太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机制处于深刻变革之际，新冠肺炎疫情——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目前已影响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全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抗疫形势。这场疫情不仅是人类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共同面临的一场严峻大考，也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全球抗疫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叠加，使其成为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建构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和推动力量，为大变局之“变”按下了“快进键”。
　　疫情不能不触发我们更深层次的审视和思考：疫情之下，中西方作出了哪些不同的价值抉择？一些西方国家的消极抗疫、单边孤立、傲慢偏见暴露出何种缺失？面对国际秩序的演变，我们应当作何种深刻反思和理性改进？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应当有哪些新的认知？面对未来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如何危中求机、变中求进？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中虽然隐藏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许多机遇。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方式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经此一“疫”，我们深刻认识到，传统上西方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理念和实践模版的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确实已相对式微;我们深刻认识到，推动全球化、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建立更加健康、良性、平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变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而中国的防疫成绩以及对他国的积极援助使其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为塑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外交新格局创造了条件;我们深刻认识到，面对疫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是最好的良药，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大势所趋，是我们把握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的最佳途径。
　　2020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给出了一个看似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主题——“西方的缺失”。有评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文字游戏，并没有得到与会各方的积极回应。然而，从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的字里行间，都可以读到最近一些年来，欧洲的政治界、知识界以及公众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忧虑。这些忧虑不仅涉及到欧洲内部的稳定与繁荣，而且事关未来国际体系的整体走向;它们也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是反映了欧洲人对其基本制度与发展模式及未来全球发展走向的思考。
　　慕尼黑安全会议素有“西方世界的家庭聚会”之称。主办方在这样一个场合抛出了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主题，一方面是基于对发展前景的焦虑，另一方面显然是希望能够在西方世界内部推动更加深入的讨论，并针对种种现实问题构筑西方世界内部的共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缺失”不仅仅是西方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被汇总在“西方的缺失”这一主题之下的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是超出西方世界的范围的，它们程度不同地在全球不同国家中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冷战之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从不同的方面冲击了战后民族国家体系稳定的基础，这是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根源。在全球化遭遇多重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何去何从？这也是世界各国需要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理解“西方的缺失”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西方”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同时具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内涵;它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语境之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仅聚焦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西方”所界定的地理范围和国家群体就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初期，“西方”通指“西方列强”，它们多是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最早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并开始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它们不仅把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带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在全球复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体系，因此，与“西方”紧密相联的一个概念就是“西方化”，这也常常被视为“现代化”。一种迄今为止仍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其他地区和社会或迟或早将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改变了“西方”的地理范畴。二戰结束后不久即开启的冷战，将原本为西方世界地理中心的欧洲分为两半，欧洲本身成为东、西对峙的前沿。“西方”逐渐与北约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内容，除了北约所确立的军事同盟关系外，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为维系西方阵营的重要纽带。在这一时期，“西方”对立面不仅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广大的第三世界。“西方”国家是富裕的发达工业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多半还是农业国或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处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位置。冷战重新塑造了“西方”这个概念，意识形态与发展成为与“西方”密切关联的两个议题。

　　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但是，“西方”这个概念仍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西方”有关的种种讨论也往往集中在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领域。以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例，其报告明确指出，“西方”世界的基础是尊重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及在国际性机制中的国际合作。这种认识使得报告关于“西方的缺失”的讨论被限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报告认为，“西方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国家内部极端政治势力的兴起挑战了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开放、多元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影响了相当多西方国家的政府构成和政策走向，而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精英还是现有体制，都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极端势力带来的挑战。第二，在传统安全领域，西方国家管控全球性和区域性危机的能力受到挑战。目前，中东、北非、乌克兰、阿富汗等地区的局势持续动荡，不仅带来了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内部安全与社会稳定，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展现出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三，战后西方国家借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国际机构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以来，呼吁对联合国和WTO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而近期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和做法更使得这些国际机构的处境雪上加霜。就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来说，西方国家的整体影响力也在下降。 　　毫無疑问，这些讨论清晰地反映出了西方国家的忧患意识。但是，将讨论局限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领域，则会妨碍深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冷战之后的一些重要的变化并非发生在这些领域，比如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力量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疆域和制度限制而不断国际化，其摆脱国家干预的能力不断增强;新技术正在不断地重新塑造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向现有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提出挑战，等等。《慕安会报告》中提到的极端政治势力也往往持有反全球化的观点，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需要扩展观察的视野，才能深入理解“西方”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概念所导致的片面认知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入手的观察导致了对社会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片面理解。西方国家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而市场经济又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唯一途径。在冷战结束后，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共舆论之中，这种观点一枝独秀，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然而，这种理解无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根本规律，并没有准确反映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
　　“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资本主义最早发源于欧洲，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作为资本主义阵营，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在马克思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催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它独立于人类社会，并带来了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双向运动”：一方面，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会组织起来寻求自我保护。市场与社会成为一对矛盾体，必须有“市场干预”才能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国家承担起了进行市场干预的职能。
　　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市场干预的方式是不同的，受到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与政治制度的关联甚微。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最早发生的英国，社会主流观念长期认为贫困等社会问题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个人责任”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任由市场力量自由发展，很少采取大范围的干预措施为底层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的保护。缓慢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带有强烈的“补缺”色彩，领取救助的社会群体往往需要进行强制劳动，救助的水平也低于劳动收入。而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其工业化起步之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原本在封建制度之下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没有被完全瓦解，例如行会这样的组织仍然承担着为成员提供社会保护的责任，加之一些封建领主转变成了新兴资本家，其仍然抱有封建大家长的观念;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英法等国兴起，并传播到德国，一些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开始了社会主义实验;同时，普鲁士王国为了实现德国统一，需要获得底层人民的支持。这些因素推动着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率先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雇主、雇员共同付费来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帮助。这是一种与英国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提供保障的方式不同，而且其所确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不同，它还反映了背后不同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制度和观念的差异持续至今。瑞典著名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在其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详细分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模式（也称俾斯麦模式或欧洲大陆模式）以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北欧模式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最早建立起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国家，尽管它们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发展历程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它们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有差别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仅以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基准的“西方”概念则抹去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制度性差异，甚至也忽略了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社会观念的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代议民主制才在西欧国家中巩固下来。民主制度的稳定与战后西欧长期的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自由、稳定与繁荣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但是，民主制并不是给西欧带来经济繁荣的唯一因素。
　　在战后初期，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例如，德国1951年颁布了“共同决策法”，规定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劳工代表有权列席管理层的会议，并就企业经营事宜发表意见。在多数西欧国家内部，一种“三方对话”机制被巩固下来，雇主和雇员会就与劳动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资水平、社会福利等议题展开对话，国家（政府）居间组织和协调。“三方对话”极大缓和了二战之前欧洲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体现了劳、资之间的妥协。一方面，劳工组织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企业主承诺将自身收益的一部分重新投资到国民经济之中，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些协商和对话机制为“社会团结”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观念创造了基础。由于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得到保障，产权制度也得以重建和巩固。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权威重新确立起来，关于生产过程中所有权等基本问题的争论让位于投入、产出和生产效率等，工作道德和工作纪律不再只是资本家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外在的要求，而且成为工人自律的行为准则。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以“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成就了欧洲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后代议民主制在西欧国家中普遍确立下来，从理论上看，民众可以通过选举左右政府的政策，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在现实之中民众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受到了多方限制。“三方对话”机制缓和了欧洲原本存在的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重新塑造了劳动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影响了主流的社会观念，并改变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议题。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十分相似，它们一方面通过社会和税收政策，实现社会再分配，让劳动者受益;另一方面要求企业主为雇员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收入再分配问题与非经济的、社会政治的、以及文化的争论搅在一起，党派之间的深层政治冲突不是体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而是体现在对有限资源的集体分配上。党派斗争变成了为配置资源而进行的“民主程序”的斗争，对劳动者的划分不是根据财产而是根据教育程度、职业情况以及性别和就业领域等新的标准，而按照这些标准分类的劳动者所关心的政治事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个人，尤其是劳动者，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活动来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而是被纳入不同的利益集团，被疏导到不同的协商过程中，并由此进入错综复杂的政治制定程序。没有被代表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成为影响最终政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