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探讨了人物写作的标题、开头、语言、细节直到结尾的一些技巧问题。说到技巧，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雕塑家说的话：“雕塑其实靠的不是雕塑的技巧，而是砍掉多余的东西的技巧。”这话大有深意。我们把他这话套用过来，可不可以这样说：写作其实不是靠写的技巧，而是去掉多余的材料的技巧。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去掉多余材料的问题，作为人物写作的结束语。
　　善于去掉多余的材料，是人物写作的一个大诀窍。因为写人物不是给一个人做鉴定、做总结，而是要把他最打动人、最能给人启发的那一块事迹告诉读者。初学写稿，常常把握不住这一点。只要受了感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主人公有几个侧面，一股脑往上写。比如，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个警察在追捕歹徒时英勇牺牲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如何抵制不正之风等等。一篇文章本来是写一位教师如何讲好语文课的，却非要加上他如何对待家庭困难，如何关心同学身体健康等等。还有一些写先进人物的文章，常从祖宗三代写起。为什么非要面面俱到呢？恐怕是觉得事迹都挺感人，只写一点，太可惜了。
　　岂不知，文有主题军有帅。主题定下来后，它就要统帅稿件中所有的材料。这时候，就要动脑子分析一番：那些是有关的？那些是无关的？那些是非写不可的？那些是可写可不写的？一定要梳理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把对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都写进去，往往就会淹没最突出、最感人的那一点。而且，这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写得越感人，主题就越不突出了。古人为文，讲究“占尽花枝，去其残叶”。就是说，对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不管它多么感人，都要噼里啪啦地砍掉它，万万不要恋恋不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习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气派。
　　据说罗丹塑完巴尔扎克的雕像后，感到非常满意，就把他的学生叫来欣赏。学生们看来看去，目光渐渐集中到雕像的手上。那双手叠合起来放在胸前，十分逼真。大家都称赞说：“老师，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手啊！”罗丹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提起一把大斧，直奔雕像，噼里啪啦，砍掉了那双完美的手。学生们都吓呆了。罗丹对学生们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
　　罗丹的雕像，主要是表现巴尔扎克的精神、气质。那双手太突出了，人们只顾欣赏手的完美，就破坏了雕塑的完整艺术表现。罗丹砍掉了这双手，就如同去掉了一个瘤，反尔增加了雕像的感染力量，使巴尔扎克的雕像成了世界雕塑艺术的精品。罗丹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看历来写人物的优秀作品，都是突出了主人公最本质的那一点，才获得成功的。写刘胡兰，只写了那么一个壮烈牺牲的场面，就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写黄继光，也只写了他堵枪眼的壮举，照样流传千古。他们在别的方面有没有感人事迹？肯定有。但稿件里都没有写。我看作者就有点罗丹的气派。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要让我们一些作者来写，可不得了，非从祖宗三代写起不可。
　　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曾经写过一位典型人物，讲的是植树老人潘从正几十年植树的种种遭遇。据穆青同志讲，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就几次忍痛割爱。比如，潘从正的苗圃是全村孩子们最爱玩的地方，有时免不了踩坏树苗。潘从正经常找到家长，要他们对孩子严加管教。这可惹恼了那些顽皮的孩子，他们在苗圃里垒了个“坟”，插上个幡，写上老潘的名字，咒他。这些材料很生动。但作者反复掂量，认为给老人造林事业带来灾难的并不是这些孩子，而是人为的政治运动。如果把这些生动的但又是次要的材料全写进去，就会冲淡主题。所以，他们就坚决割爱了。
　　我当记者多年，也多次遇到过这类情况。那年，我曾写过一篇《他这样拨动战士的心弦》，讲的是优秀政治教员、指导员薛晓明上好政治课的事迹。薛晓明有个未婚妻，远在昆明，热心支持他钻研讲课艺术，多方为他搜集讲课资料。采访中听到这些事，我觉得这体现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一心想写进去。但是，详细分析材料之后，就发现，这些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不起主要作用。相反，如果把他未婚妻的事写多了，势必会冲淡主题。想到这里，还是横下心来，把它砍掉了。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好新闻，恐怕是得益于“罗丹的斧头”吧。
　　不过，罗丹的斧头也不是那么好抡的。只有对成堆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素材进行了分析，提炼出了明确、集中、单一的主题，抡起斧头来才能有依据，不走形。让我们在实践中去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