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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我总在想究竟什么样的现实才可以进入小说，以及借作家之笔进入小说之后的现实又会比现实本身多出一些什么。或者说，我真正在想的是我们身边的日常，我们普通人每天生存其间的凡俗庸常，是否可以被有效地整合进小说，以及当它们进入小说之后会生长出怎样的异质性，这样的异质性会不会对读者形成有效的触动、冲击乃至震撼。这些一直缠绕着我的迷思，在我阅读《光线笔直地照射》的过程中，逐一地得到了解答，像一个疙里疙瘩盘踞在内心深处的毛线团被笔直照射的光线之手细致而耐心地慢慢解开。小说家刘宁让我明白，生活本身，即使是过于平凡的你每天生活其间的生活本身其实也并不缺乏精彩的戏剧性，每个平凡者的人生其实都是戏剧人生。正如他在自己的大多数小说中反复写下的那句标志性的话语：“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是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精彩而繁复，就是这样雾霾笼罩，就是这样缓缓尘埃落定，充满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特异之质，只是我们大多数人，深陷于现实庸常之中无暇自拔，作为正在亲身体验的体验者，却并没有体验出这样的“其实”，进而怀疑这样的“其实”是否存在。更明确地说，作为一个环境之中的视察者我们可能从未真正注视过自己楼上楼下的万般隐秘，以及家门四周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日常，我们更没有从每天都投入的职业之间发现它既黑沉沉又熠熠闪光的每一个焦点，并用内心的显影液将这一片阴影呈现出时间遗留下的刻痕与细节。我们的日常性疏忽形成了我们永久性的空洞与虚无，这就使刘宁这样的从平凡现实中的发掘性写作显得异常必要，而他从生活表面轻轻一刀切入之后所发掘出的戏剧性又绝对有效。其有效性依然体现在，读着他书的人会一拍脑门惊叫起来——哎哟，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刘宁的中短篇小说集《光线笔直地照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的“晋军方阵第二辑”系列图书中的一本，其中辑录了作者富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14篇。这些篇章所涉及的生活图景皆与作者的现实人生息息相关，以至于它们形成了一条清晰而有力的既像血脉、又像缆绳的线索，好像你猛然一提，就能牵动作者刘宁所经历的那些气息浓烈的人生片段，它们又像一艘搁浅在时光河流中的驳船一样，伴随着你阅读中思维的一拉一扯，便带着生活底层的腥涩之气向你缓缓地一点点地压制过来。那些来自于两条铁路经行的晋北县城里的人，那些活跃于省城底层生活里的人，那些游荡于生活边缘妄图在迁徙中提升自我人生的人，尤其是那些个既妖娆多姿又多多少少带一些“问题性”的美丽女人，便一个一个活跃在你的眼前，而生活的戏剧又无一例外地逐一毁灭了他（她）们的梦想乃至血肉之躯，只余一缕缕淡淡的忧伤与空茫在微妙的时间里萦绕着、消散着。而“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啊，这几乎是你在读完每一篇刘宁小说之后都回荡在心底里的异样声响。它像铜锣一样镗镗敲着，但你发散出去的意识却一时难以收兵回营。
而对于我来说，小说家刘宁又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离我这个晚到的阅读者实在是太近了，他的居所与我的居所之间的物理距离其实不超过两公里，他在坡上写作，我在坡下阅读，一个叫五龙口的地方是我们口头上共同的地标，而如果具体到脚步之下，我如果穿越五龙口铁路桥一路朝东上坡，二十分钟之内就能抵达他的楼下。但同时作为基本生活于同一城市范围里的两个人，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实在又太远了，我几乎是刚刚发现在自己身边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小说家。这让我在读他书的过程中始终惊讶不已，像突然发现自己隔壁其实隐藏着一个本领异常的绿林高手。他竟然还写出了这么多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富有强烈戏剧性的故事，尤其是这样的故事在进入他的小说之后竟然显得离我的经验如此遥远而陌生，散发着我浑不熟悉的异样气息，这就使我对自己日常的疏忽无法容忍，又不得不对他和他的写作产生特别的敬意。这样的敬意，与同一个寺庙里的两个和尚之间的微妙敬意是相似的，因为在同一口铜钟之上，一个人撞出了另一个人可能永远撞不出来的金声玉振。他振振有词，让你不由得理屈词穷，只能对着他高踞在坡度之上的一颗硕大的光头频频致意。
比如他的中篇小说《光线笔直地照射》就取材于几年前省城大东关偶然发生的一起恶性凶杀案。一个修自行车的男人用大号铁扳手和十字头长柄改锥极其残忍地杀死了他修车摊近旁一个开文印店的女人和她年仅八岁的儿子。这起凶杀案当时被省城各路媒体密切关注、深入报道，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它发生地近旁的一个市民，我却并没有过于热心地去关注过它的细枝末节。我根本没有进入过这一事件本身，而只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从它旁边十米以外轻轻擦过，将其作为一个恶性的市井争执事件匆匆扔进了时间的垃圾箱。这也可能是我对大多数发生在家门口的日常现实的通常处理方法，我的眼光似乎永久性地投注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别处。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近在咫尺的事件却被刘宁生发成一篇具有鲜明悬疑特色的罪案小说。其实我并不是怀疑这一事件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它的突然性与刺激程度绝对不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起凶杀案低多少。但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我身边的一个人会迅速地从相似的生活背景之中突入这一事件，调兵遣将、攻城略地迅速完成一桩闪闪发光的事业。同样作为一个凶杀案发生地近旁的人，刘宁对这一事件显现出与我完全不同程度的关注力。我甚至觉得这起凶杀案极大程度地刺激了他，让他生出了过分强烈的好奇与兴奋，以致立即奋尽全力投入了对此案的追踪与调查。在这篇小说中，他像亨弗莱鲍佳经常饰演的私家侦探那样，心里揣着猎犬与高倍数的放大镜歪戴着一顶黑礼帽摸黑出发了。他既顺藤摸瓜捋清楚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又深入几个主要人物的深层心理，将其激烈而异样的身体行为的心理动因解析得一览无遗。尤其是对杀人凶手王卫东，作家不但写出了其瞬间冲动杀人的必然性，又对这种底层人物在时代的撕扯错位中不由自主地披挂在身上的浓郁的屈辱感抱有深深的同情。这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庞大而冷漠的日常生活该有的悲悯态度，它缓缓地从生活的高坡度上释放并降落下来，沉落在坡底生活的小人物头上，像早晨五龙口奇异的光束一般，在那些罪恶而懵懂的头颅四周形成慈悲的光轮。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高踞在一个坡度之上的刘宁在呈现他生活近旁血淋淋的暴力、罪恶与苦难的同时，对这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坡下生活，以及这生活里悲惨、压抑、屈辱、无奈、最终不得不以奋起杀害其他无辜者为代价来维持自身尊严的生命，他始终有一种深浓的身在其中的悲愤感。这一悲愤，在小说中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在最终的揭破时分则显得相当明显而坚固，隐隐然如一声对时代庞然之恶的断喝。他借助报道这一案件的电视台主持人杨建涛的心理与行为间接地表达了这一价值判断。作为一个法制节目的当红主持人，杨建涛当然对发生在本土的凶杀案敏感而兴奋，他最初甚至将这种案件作为自己进一步走红的阶梯来对待，以至于在报道中虽然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但始终却透着那么一股身在事外、言不由衷的市侩气息。但随着案情因由的一步步明朗，尤其是在最后对案犯王卫东的狱中直播环节里，站于摄像机镜头之后充当着正义审判者的杨建涛愕然发现，带着镣铐坐在镜头前的被审判者王卫东竟然是一位故人、一位当年的铁路宿舍小区里的邻居、一个与自己的家庭相交甚密的父辈人物。小说的“良心”在此刻突然显现，一束奇异的神光迅速介入了血色淋漓的事件。它不但使小说里的人物杨建涛在大吃一惊之后迅速反省自己对这一案件、这一案犯的态度，进而使小说迅速由相对简单的事件批判进入社会反思的复杂程度，也使我们这些读者的神经为之一颤，迅速生出从作者此前挖出的叙述之坑里爬上来重作观照的欲望。在这一刻，所有的阅读者都是小说中意欲一探究竟的杨建涛，都是在社会的正义已经宣判之后仍想用个体的良心重做一次审判的审判者。当夜幕之中那只在文印店铝合金边框的玻璃门上抬腿撒尿的金毛突然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良心都颤抖了起来，且一连颤抖了三次。一只夜晚被无良主人肆意放纵登门撒尿的狗引发了一对母子对一个修车人的当面质问与侮辱，而修车人因自身家庭的屈辱已经临近爆发的边缘，一声貌似平常的侮辱之辞成为点燃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秋日阳光笔直地照射下，他顺手挥舞起了凶器。而那些夺走了无辜者人命的大号铁扳手和十字头长柄改锥，在多年之前这个人的手里，曾经作为带有阶级意味的工具，送给他一个无比骄傲的身份与一份响彻心底的荣耀。而此刻，同样的铁质工具在时代的变异之中却成为击在人脑与反复插进人胸腹的利器。工具的变异就这样富有了深刻而复杂的寓意，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城市人群的失落与无奈，而小说家注视着并放大了这一切，并以颤动之心赋予它一束笔直的阳光，使它既生动鲜活，又持久地刺激着，像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的某样器官，记录着时代对个体的某一次切割与毁灭。这是我如此喜欢《阳光笔直地照射》的理由之一，也是我忽然对刘宁此人生出由衷敬意与强烈好奇心的驱动，我甚至想在日后经常性地约出这个近邻，在我们共同的地标周遭，认真地一米一米行走，听他讲讲从这里捡拾过的隐秘细节。
但刘宁又不仅仅是个隐藏在我家坡上伞儿树村里的一个城市近邻，他也根本不是这个城市里单纯的土著，他的来路要比一个城市土著复杂得多，甚至连他的血统来源都比我们这座城里的大多数人要曲折悠远。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看看他那张异相丛生的脸孔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生存经历异常丰富的人，他展现在此刻的城市形象只是一个片段，像一段闪闪发光绵延过来伸展在你眼前的铁轨，其实只是漫长铁路之中的一段，而他则是铁路本身。哦，请原谅我有意无意地引入了铁路意象，因为铁路以及与铁路有关的一切之于小说家刘宁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刘宁的出生地首先与铁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两条经行此处的著名铁路赋予了那个晋北城镇以巨大的身份意义。铁路穿过了出生地，并用黑色的翅膀带跑了它。这一点，对于生长在此间的少数人来说拥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一出生，肋骨两侧就先天性地插上了飞出去的无形之翅，他只需要使自己的灵魂呼扇起来，就可以飞得很远很远。而刘宁，就是这群从铁路沿线的小城镇飞出来的少数人之一。但他的人生飞行亦是曲折的，有些时间里竟然呈现出某种候鸟的茫然姿态。在飞行中他首先成为了一个出生地的基层铁路职工，又顺着蜿蜒伸展的铁路成为省城铁路系统里的驻勤机关报记者。这是一段颇不平凡的飞行之旅，它几乎耗尽了小说家刘宁的青年时代。在那些年里的往返飞行中，他用铁路系统内部的通票乘坐一辆绿皮通勤小票车一次一次往返于出生地与省城之间，在那辆车上他注视过多少人，在景色单调的铁路线上想过多少事，都已经无法确考，但是一篇《天堂一直下雨》却部分地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弥留着青春尾季的忧伤现场，目睹了一段生命里的奇遇、聚合与别离。
在我读来，这显然是一篇多少带有作家本人生命印记的小说，因为那里面有一种不停散射出来的来自生命本身的疼痛感。而疼痛感与欣喜不同，那是无法伪装的一种深沉情感。此刻它弥漫在小说的每个角落，借助一个读《圣经》的美丽女乘务员和一个铁路报驻勤记者的相遇一缕一缕浮上纸面。一开始，记者欣喜于这一段“有女同车”的单调旅途，怀揣着某种并不高尚的“将翱将翔”的勾引意识，他借助自己的丰富学识逐步地接近了美丽而忧郁的女乘务员。在时间之中，他与她逐步地熟悉起来，慢慢地又有了某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但二者之间对彼此的人生路径并不熟悉，而是刻意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神秘距离。而当火车穿越某一次旅途之上那唯一的黑暗隧道，抵挡突变发生的某一个停靠小站时，男记者的生命突然与女乘务员的生命匆促叠加在一起。记者隔窗看到一群人顺着月台蜂拥而至，在抵达女乘务员身后时他们突然大打出手，那一刻记者梦幻般地跳窗而出，英雄救美，代女受过，在被打断了肋骨、打掉了下巴的同时，他也悲惨地丢掉了自己在省城驻勤工作的资格，被迫返回出生地重新做了一名铁路基层职工。理所当然，他在堕落至此的同时获得了女乘务员发誓以身答报的爱情，他与她迅速地融合在一起，但这份爱情对他而言却并不是生命重新起飞的助翼，而像一只戴丝绒手套的黑手再次将他推至人生的另一重谷底。女乘务员过于奇特而悲惨的前史造成了一种来自世俗与伦理的双重压力，而女乘务员过分的美丽又使这种压力过于引人注目。当他与她在城镇的集市上突然被身后来历不明的石子飞打，扭回头却只有人群灰色而恶毒的沉默时，他真正地恐惧起来，最终连他的父亲都开始以拒绝同桌吃饭来坚决抵制他。此刻，一本《圣经》拯救不了这深陷困境中的男女，远在天堂的耶稣也没有向着他们伸出标志性的怀抱。天堂一直下雨，她在一个秋雨淋漓的清晨登上一列南下的火车决绝地逃离，而他手里捏着同一趟列车的硬卧车票选择了对爱情的抛弃。而“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让本属于天堂的爱情归于天堂，让本属于大地的雨水重新回到大地，永久地淋湿你青春际遇中的某次怯懦与犹疑，而铁路依然延伸着，朝向你永远无法抵达的幸福与天堂。 《天堂一直下雨》就这样成为我最喜欢的刘宁小说，也是截止目前以来我阅读范围内最值得怀念的爱情小说之一。它是高级的文学产品，它的高级绝不是因为它引入了《圣经》段落，并对那些著名段落予以有效阐释，而是因为它给出了《圣经》中的人生奥义以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现实中的悲伤形象。如果说《圣经》是黑暗悲伤人世里光明与希望的奥义书，那么《天堂一直下雨》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湿淋淋的人世，其实有着奥义书所无法阐释更无力解救的个体命运。女乘务员陆晓玲乘坐着火车逃向了她臆想中的陌生天涯，但那里也无非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生死场，她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逃离者向着光明一面的翻身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轻松与容易。
刘宁作为小说家，是一个显然的塑造女性形象的高手。他这本集子中十四篇小说里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令人过目难忘且久久回想的女人。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美丽、精明、坚韧、强大、不满于现实，有着不住向外张望与突破的意识与现实行动，但同时也无一例外地被她们所生存的世界与日常生活逐一地损害与毁灭。无论是开篇中《啊，小寇》里的小寇的女人、《光线笔直地照射》里的文印店女老板郝翠花，还是《古山》里的佟玉洁、《下水道有鱼》里的王晖、《戴鸭舌帽的瘦削女人》里的唐嫣华、《瑞士军刀》里的杨二妮，以及《美女》中令人惊艳的“蓝色妖姬”和《流水与岩石》中那个出场即逝的南方女人都是如此。损害与毁灭她们的并不是多么奇异、诡秘与邪恶的黑暗势力，而恰是她们所梦想的那种光明与幸福的日常生活本身。而“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啊”，生活本身的深灰色质地像隐伏在暗处磨着利牙的怪兽，一口一口地吞掉了她们美如香玉的肉体与灵魂。而作为观照者的刘宁显然是一个怜香惜玉者。怜香惜玉，在有些人纯属一时性起且目的暧昧，而之于另一些人，如刘宁这样的小说家，怜惜却是天生长在骨头缝里的悲悯情怀。他们好像先天性地具备在人群中准确嗅到那种被侮辱、欺凌与损害的气息，并总能一步上前紧紧将那气息的发射者——那些美丽而带有问题的女性拥到眼前。而那些被拥抱者最终构成了他残破内心里最无法被庸常生活所软化的硬核，和着他的辛酸与悲悯在小说里开成了一朵一朵带泪的美艳之花。
我始终认为，小说家的想象力绝不是没有来头的，绝不是凭空臆造信手偶得，这里虽然有才华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了生命的全力投入和灵魂的深度下潜。所以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刘宁摹写女性形象时那些饱涨着想象力且堪称神奇的段落时，我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一片暴雨浇淋之后的花园。他珍爱着她们，并时时刻刻地检视着她们，并在小说里伸出笔尖一样颤抖的手指，轻轻地为她们拭去了面颊上随同雨水而至的两行清泪。
刘宁的中短篇小说集《光线笔直地照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的“晋军方阵第二辑”系列图书中的一本，其中辑录了作者富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14篇。这些篇章所涉及的生活图景皆与作者的现实人生息息相关，以至于它们形成了一条清晰而有力的既像血脉、又像缆绳的线索，好像你猛然一提，就能牵动作者刘宁所经历的那些气息浓烈的人生片段，它们又像一艘搁浅在时光河流中的驳船一样，伴随着你阅读中思维的一拉一扯，便带着生活底层的腥涩之气向你缓缓地一点点地压制过来。那些来自于两条铁路经行的晋北县城里的人，那些活跃于省城底层生活里的人，那些游荡于生活边缘妄图在迁徙中提升自我人生的人，尤其是那些个既妖娆多姿又多多少少带一些“问题性”的美丽女人，便一个一个活跃在你的眼前，而生活的戏剧又无一例外地逐一毁灭了他（她）们的梦想乃至血肉之躯，只余一缕缕淡淡的忧伤与空茫在微妙的时间里萦绕着、消散着。而“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啊，这几乎是你在读完每一篇刘宁小说之后都回荡在心底里的异样声响。它像铜锣一样镗镗敲着，但你发散出去的意识却一时难以收兵回营。
而对于我来说，小说家刘宁又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离我这个晚到的阅读者实在是太近了，他的居所与我的居所之间的物理距离其实不超过两公里，他在坡上写作，我在坡下阅读，一个叫五龙口的地方是我们口头上共同的地标，而如果具体到脚步之下，我如果穿越五龙口铁路桥一路朝东上坡，二十分钟之内就能抵达他的楼下。但同时作为基本生活于同一城市范围里的两个人，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实在又太远了，我几乎是刚刚发现在自己身边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小说家。这让我在读他书的过程中始终惊讶不已，像突然发现自己隔壁其实隐藏着一个本领异常的绿林高手。他竟然还写出了这么多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富有强烈戏剧性的故事，尤其是这样的故事在进入他的小说之后竟然显得离我的经验如此遥远而陌生，散发着我浑不熟悉的异样气息，这就使我对自己日常的疏忽无法容忍，又不得不对他和他的写作产生特别的敬意。这样的敬意，与同一个寺庙里的两个和尚之间的微妙敬意是相似的，因为在同一口铜钟之上，一个人撞出了另一个人可能永远撞不出来的金声玉振。他振振有词，让你不由得理屈词穷，只能对着他高踞在坡度之上的一颗硕大的光头频频致意。
比如他的中篇小说《光线笔直地照射》就取材于几年前省城大东关偶然发生的一起恶性凶杀案。一个修自行车的男人用大号铁扳手和十字头长柄改锥极其残忍地杀死了他修车摊近旁一个开文印店的女人和她年仅八岁的儿子。这起凶杀案当时被省城各路媒体密切关注、深入报道，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它发生地近旁的一个市民，我却并没有过于热心地去关注过它的细枝末节。我根本没有进入过这一事件本身，而只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从它旁边十米以外轻轻擦过，将其作为一个恶性的市井争执事件匆匆扔进了时间的垃圾箱。这也可能是我对大多数发生在家门口的日常现实的通常处理方法，我的眼光似乎永久性地投注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别处。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近在咫尺的事件却被刘宁生发成一篇具有鲜明悬疑特色的罪案小说。其实我并不是怀疑这一事件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它的突然性与刺激程度绝对不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起凶杀案低多少。但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我身边的一个人会迅速地从相似的生活背景之中突入这一事件，调兵遣将、攻城略地迅速完成一桩闪闪发光的事业。同样作为一个凶杀案发生地近旁的人，刘宁对这一事件显现出与我完全不同程度的关注力。我甚至觉得这起凶杀案极大程度地刺激了他，让他生出了过分强烈的好奇与兴奋，以致立即奋尽全力投入了对此案的追踪与调查。在这篇小说中，他像亨弗莱鲍佳经常饰演的私家侦探那样，心里揣着猎犬与高倍数的放大镜歪戴着一顶黑礼帽摸黑出发了。他既顺藤摸瓜捋清楚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又深入几个主要人物的深层心理，将其激烈而异样的身体行为的心理动因解析得一览无遗。尤其是对杀人凶手王卫东，作家不但写出了其瞬间冲动杀人的必然性，又对这种底层人物在时代的撕扯错位中不由自主地披挂在身上的浓郁的屈辱感抱有深深的同情。这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庞大而冷漠的日常生活该有的悲悯态度，它缓缓地从生活的高坡度上释放并降落下来，沉落在坡底生活的小人物头上，像早晨五龙口奇异的光束一般，在那些罪恶而懵懂的头颅四周形成慈悲的光轮。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高踞在一个坡度之上的刘宁在呈现他生活近旁血淋淋的暴力、罪恶与苦难的同时，对这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坡下生活，以及这生活里悲惨、压抑、屈辱、无奈、最终不得不以奋起杀害其他无辜者为代价来维持自身尊严的生命，他始终有一种深浓的身在其中的悲愤感。这一悲愤，在小说中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在最终的揭破时分则显得相当明显而坚固，隐隐然如一声对时代庞然之恶的断喝。他借助报道这一案件的电视台主持人杨建涛的心理与行为间接地表达了这一价值判断。作为一个法制节目的当红主持人，杨建涛当然对发生在本土的凶杀案敏感而兴奋，他最初甚至将这种案件作为自己进一步走红的阶梯来对待，以至于在报道中虽然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但始终却透着那么一股身在事外、言不由衷的市侩气息。但随着案情因由的一步步明朗，尤其是在最后对案犯王卫东的狱中直播环节里，站于摄像机镜头之后充当着正义审判者的杨建涛愕然发现，带着镣铐坐在镜头前的被审判者王卫东竟然是一位故人、一位当年的铁路宿舍小区里的邻居、一个与自己的家庭相交甚密的父辈人物。小说的“良心”在此刻突然显现，一束奇异的神光迅速介入了血色淋漓的事件。它不但使小说里的人物杨建涛在大吃一惊之后迅速反省自己对这一案件、这一案犯的态度，进而使小说迅速由相对简单的事件批判进入社会反思的复杂程度，也使我们这些读者的神经为之一颤，迅速生出从作者此前挖出的叙述之坑里爬上来重作观照的欲望。在这一刻，所有的阅读者都是小说中意欲一探究竟的杨建涛，都是在社会的正义已经宣判之后仍想用个体的良心重做一次审判的审判者。当夜幕之中那只在文印店铝合金边框的玻璃门上抬腿撒尿的金毛突然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良心都颤抖了起来，且一连颤抖了三次。一只夜晚被无良主人肆意放纵登门撒尿的狗引发了一对母子对一个修车人的当面质问与侮辱，而修车人因自身家庭的屈辱已经临近爆发的边缘，一声貌似平常的侮辱之辞成为点燃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秋日阳光笔直地照射下，他顺手挥舞起了凶器。而那些夺走了无辜者人命的大号铁扳手和十字头长柄改锥，在多年之前这个人的手里，曾经作为带有阶级意味的工具，送给他一个无比骄傲的身份与一份响彻心底的荣耀。而此刻，同样的铁质工具在时代的变异之中却成为击在人脑与反复插进人胸腹的利器。工具的变异就这样富有了深刻而复杂的寓意，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城市人群的失落与无奈，而小说家注视着并放大了这一切，并以颤动之心赋予它一束笔直的阳光，使它既生动鲜活，又持久地刺激着，像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的某样器官，记录着时代对个体的某一次切割与毁灭。这是我如此喜欢《阳光笔直地照射》的理由之一，也是我忽然对刘宁此人生出由衷敬意与强烈好奇心的驱动，我甚至想在日后经常性地约出这个近邻，在我们共同的地标周遭，认真地一米一米行走，听他讲讲从这里捡拾过的隐秘细节。
但刘宁又不仅仅是个隐藏在我家坡上伞儿树村里的一个城市近邻，他也根本不是这个城市里单纯的土著，他的来路要比一个城市土著复杂得多，甚至连他的血统来源都比我们这座城里的大多数人要曲折悠远。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看看他那张异相丛生的脸孔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生存经历异常丰富的人，他展现在此刻的城市形象只是一个片段，像一段闪闪发光绵延过来伸展在你眼前的铁轨，其实只是漫长铁路之中的一段，而他则是铁路本身。哦，请原谅我有意无意地引入了铁路意象，因为铁路以及与铁路有关的一切之于小说家刘宁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刘宁的出生地首先与铁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两条经行此处的著名铁路赋予了那个晋北城镇以巨大的身份意义。铁路穿过了出生地，并用黑色的翅膀带跑了它。这一点，对于生长在此间的少数人来说拥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一出生，肋骨两侧就先天性地插上了飞出去的无形之翅，他只需要使自己的灵魂呼扇起来，就可以飞得很远很远。而刘宁，就是这群从铁路沿线的小城镇飞出来的少数人之一。但他的人生飞行亦是曲折的，有些时间里竟然呈现出某种候鸟的茫然姿态。在飞行中他首先成为了一个出生地的基层铁路职工，又顺着蜿蜒伸展的铁路成为省城铁路系统里的驻勤机关报记者。这是一段颇不平凡的飞行之旅，它几乎耗尽了小说家刘宁的青年时代。在那些年里的往返飞行中，他用铁路系统内部的通票乘坐一辆绿皮通勤小票车一次一次往返于出生地与省城之间，在那辆车上他注视过多少人，在景色单调的铁路线上想过多少事，都已经无法确考，但是一篇《天堂一直下雨》却部分地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弥留着青春尾季的忧伤现场，目睹了一段生命里的奇遇、聚合与别离。
在我读来，这显然是一篇多少带有作家本人生命印记的小说，因为那里面有一种不停散射出来的来自生命本身的疼痛感。而疼痛感与欣喜不同，那是无法伪装的一种深沉情感。此刻它弥漫在小说的每个角落，借助一个读《圣经》的美丽女乘务员和一个铁路报驻勤记者的相遇一缕一缕浮上纸面。一开始，记者欣喜于这一段“有女同车”的单调旅途，怀揣着某种并不高尚的“将翱将翔”的勾引意识，他借助自己的丰富学识逐步地接近了美丽而忧郁的女乘务员。在时间之中，他与她逐步地熟悉起来，慢慢地又有了某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但二者之间对彼此的人生路径并不熟悉，而是刻意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神秘距离。而当火车穿越某一次旅途之上那唯一的黑暗隧道，抵挡突变发生的某一个停靠小站时，男记者的生命突然与女乘务员的生命匆促叠加在一起。记者隔窗看到一群人顺着月台蜂拥而至，在抵达女乘务员身后时他们突然大打出手，那一刻记者梦幻般地跳窗而出，英雄救美，代女受过，在被打断了肋骨、打掉了下巴的同时，他也悲惨地丢掉了自己在省城驻勤工作的资格，被迫返回出生地重新做了一名铁路基层职工。理所当然，他在堕落至此的同时获得了女乘务员发誓以身答报的爱情，他与她迅速地融合在一起，但这份爱情对他而言却并不是生命重新起飞的助翼，而像一只戴丝绒手套的黑手再次将他推至人生的另一重谷底。女乘务员过于奇特而悲惨的前史造成了一种来自世俗与伦理的双重压力，而女乘务员过分的美丽又使这种压力过于引人注目。当他与她在城镇的集市上突然被身后来历不明的石子飞打，扭回头却只有人群灰色而恶毒的沉默时，他真正地恐惧起来，最终连他的父亲都开始以拒绝同桌吃饭来坚决抵制他。此刻，一本《圣经》拯救不了这深陷困境中的男女，远在天堂的耶稣也没有向着他们伸出标志性的怀抱。天堂一直下雨，她在一个秋雨淋漓的清晨登上一列南下的火车决绝地逃离，而他手里捏着同一趟列车的硬卧车票选择了对爱情的抛弃。而“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让本属于天堂的爱情归于天堂，让本属于大地的雨水重新回到大地，永久地淋湿你青春际遇中的某次怯懦与犹疑，而铁路依然延伸着，朝向你永远无法抵达的幸福与天堂。 《天堂一直下雨》就这样成为我最喜欢的刘宁小说，也是截止目前以来我阅读范围内最值得怀念的爱情小说之一。它是高级的文学产品，它的高级绝不是因为它引入了《圣经》段落，并对那些著名段落予以有效阐释，而是因为它给出了《圣经》中的人生奥义以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现实中的悲伤形象。如果说《圣经》是黑暗悲伤人世里光明与希望的奥义书，那么《天堂一直下雨》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湿淋淋的人世，其实有着奥义书所无法阐释更无力解救的个体命运。女乘务员陆晓玲乘坐着火车逃向了她臆想中的陌生天涯，但那里也无非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生死场，她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逃离者向着光明一面的翻身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轻松与容易。
刘宁作为小说家，是一个显然的塑造女性形象的高手。他这本集子中十四篇小说里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令人过目难忘且久久回想的女人。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美丽、精明、坚韧、强大、不满于现实，有着不住向外张望与突破的意识与现实行动，但同时也无一例外地被她们所生存的世界与日常生活逐一地损害与毁灭。无论是开篇中《啊，小寇》里的小寇的女人、《光线笔直地照射》里的文印店女老板郝翠花，还是《古山》里的佟玉洁、《下水道有鱼》里的王晖、《戴鸭舌帽的瘦削女人》里的唐嫣华、《瑞士军刀》里的杨二妮，以及《美女》中令人惊艳的“蓝色妖姬”和《流水与岩石》中那个出场即逝的南方女人都是如此。损害与毁灭她们的并不是多么奇异、诡秘与邪恶的黑暗势力，而恰是她们所梦想的那种光明与幸福的日常生活本身。而“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啊”，生活本身的深灰色质地像隐伏在暗处磨着利牙的怪兽，一口一口地吞掉了她们美如香玉的肉体与灵魂。而作为观照者的刘宁显然是一个怜香惜玉者。怜香惜玉，在有些人纯属一时性起且目的暧昧，而之于另一些人，如刘宁这样的小说家，怜惜却是天生长在骨头缝里的悲悯情怀。他们好像先天性地具备在人群中准确嗅到那种被侮辱、欺凌与损害的气息，并总能一步上前紧紧将那气息的发射者——那些美丽而带有问题的女性拥到眼前。而那些被拥抱者最终构成了他残破内心里最无法被庸常生活所软化的硬核，和着他的辛酸与悲悯在小说里开成了一朵一朵带泪的美艳之花。
我始终认为，小说家的想象力绝不是没有来头的，绝不是凭空臆造信手偶得，这里虽然有才华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了生命的全力投入和灵魂的深度下潜。所以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刘宁摹写女性形象时那些饱涨着想象力且堪称神奇的段落时，我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一片暴雨浇淋之后的花园。他珍爱着她们，并时时刻刻地检视着她们，并在小说里伸出笔尖一样颤抖的手指，轻轻地为她们拭去了面颊上随同雨水而至的两行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