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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但人们更多的是在探讨翻译理论时引用它,在探讨翻译批评时提到它,很少有人对该文在翻译批评实践上的借鉴价值予以揭示。本文从客观角度分析钱钟书的翻译批评,探讨《林纾的翻译》一文之于翻译批评实践的垂范作用。
关键词:钱钟书 客观 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
一
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这“媒”或“诱”的新意义才是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钱钟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林纾的翻译展开批评的。
二
该文中间穿插的作者对于林译的兴味一段特别值得一提。咋一看,觉得这一段似乎与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格格不入,批评者对于被批评译作的个人兴味带有很主观的倾向,怎么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篇批评文章中呢?作者自有他的用意。“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作者并未沉浸于个人好恶之中,而是进而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然明知是“讹”,为何还喜欢读呢?由此可见钱先生不懈的探索精神。
另一方面,作者虽坦述了自己对林译的喜爱,但并没有让个人的好恶遮住批评者的眼睛。例如,在评价林译对原作的增补时,作者指出,“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 作者还指出林译中的“颠倒讹脱”相当普遍,不能一概归咎于排印的疏忽,林纾引以为豪的译书速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上文生动地说明了翻译批评者难免会有个人的好恶,然而是沉浸于个人好恶的津津乐道之中,还是勇于挖掘个人好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取决于翻译批评者能否将个人的好恶限制在同行公认的学术规则之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学术含量。
三
有所创新的文章才会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创新并非无中生有。钱钟书正是凭着自己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对林译与其后他人译本、林纾早期与后期译作的比较中,在对译文与原文细致入微的比照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大家一向都知道林纾删节原作,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对原作的增补,作者则指出前期林译中有很多别有特色的增补。大家因林纾不懂外文对其从宽发落时,作者指出林译的“讹”不能全归于助手,有些是林纾的明知故犯。作者对林纾用古文译书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而非古文。由此可见,站在比集体偏见更高一些的地方看问题,目光会更长远一些,视野会更宽广一些,笔下的批评也会更客观一些。
批评者在批评时采取了几个不同的视角,即译作的社会影响、译作中的“讹”、译者的翻译生涯、译者从事翻译的文体、译者对于写作和翻译的态度。在一篇翻译批评文章中采取几个不同的视角审视译作当然可以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有更为客观的认识。难得可贵的是,批评者在每个视角的审视中都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具体细致的实例分析之上,让事实说话,而不妄下评断。
四
在对批评的理论依据进行透彻的阐释、将翻译批评标准贯穿始终的同时,钱钟书先生勇于探索个人好恶背后的原因,不人云亦云,敢于创新,使自己的批评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作为翻译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垂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
作者简介:赵静,女,1975—,河北保定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涿州分校。
关键词:钱钟书 客观 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
一
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这“媒”或“诱”的新意义才是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钱钟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林纾的翻译展开批评的。
二
该文中间穿插的作者对于林译的兴味一段特别值得一提。咋一看,觉得这一段似乎与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格格不入,批评者对于被批评译作的个人兴味带有很主观的倾向,怎么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篇批评文章中呢?作者自有他的用意。“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作者并未沉浸于个人好恶之中,而是进而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然明知是“讹”,为何还喜欢读呢?由此可见钱先生不懈的探索精神。
另一方面,作者虽坦述了自己对林译的喜爱,但并没有让个人的好恶遮住批评者的眼睛。例如,在评价林译对原作的增补时,作者指出,“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 作者还指出林译中的“颠倒讹脱”相当普遍,不能一概归咎于排印的疏忽,林纾引以为豪的译书速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上文生动地说明了翻译批评者难免会有个人的好恶,然而是沉浸于个人好恶的津津乐道之中,还是勇于挖掘个人好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取决于翻译批评者能否将个人的好恶限制在同行公认的学术规则之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学术含量。
三
有所创新的文章才会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创新并非无中生有。钱钟书正是凭着自己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对林译与其后他人译本、林纾早期与后期译作的比较中,在对译文与原文细致入微的比照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大家一向都知道林纾删节原作,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对原作的增补,作者则指出前期林译中有很多别有特色的增补。大家因林纾不懂外文对其从宽发落时,作者指出林译的“讹”不能全归于助手,有些是林纾的明知故犯。作者对林纾用古文译书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而非古文。由此可见,站在比集体偏见更高一些的地方看问题,目光会更长远一些,视野会更宽广一些,笔下的批评也会更客观一些。
批评者在批评时采取了几个不同的视角,即译作的社会影响、译作中的“讹”、译者的翻译生涯、译者从事翻译的文体、译者对于写作和翻译的态度。在一篇翻译批评文章中采取几个不同的视角审视译作当然可以使读者对林纾的翻译有更为客观的认识。难得可贵的是,批评者在每个视角的审视中都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具体细致的实例分析之上,让事实说话,而不妄下评断。
四
在对批评的理论依据进行透彻的阐释、将翻译批评标准贯穿始终的同时,钱钟书先生勇于探索个人好恶背后的原因,不人云亦云,敢于创新,使自己的批评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作为翻译批评,《林纾的翻译》一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垂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
作者简介:赵静,女,1975—,河北保定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涿州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