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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是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传统、多发难题。从理论上看，从传统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等特殊诈骗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范畴，而普通诈骗罪在刑法中属于侵犯财产类罪范畴，基于不同的犯罪手段、不同的受侵害客体，作为特殊法领域的合同诈骗罪与作为普通法领域的诈骗罪之间，理应有着严格、清晰的界限。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区别
合同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二罪之间，主观方面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也同样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理论上看，二罪的主要区别就诈骗行为是否借助于“合同”实施，应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界限。因此，要寻找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较为明晰的脉络，仍然要从“合同”的判断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实务中的迷思。
一、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性质”
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97刑法设合同诈骗罪时，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有关合同的法律主要存在于《经济合同法》中。《经济合同法》第2条、第54条的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专业户、承包经营户、农户。但是，在合同诈骗罪中，其犯罪主体不仅仅包括单位，还包括了自然人。可见，将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观点并不正确。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其侵犯的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只有涉及市场范畴的合同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这样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所谓交易，即双方通过协商对各自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达成一致，从而进行的对价的、相互的经济活动。因此，该合同必须是双务的、有偿的合同。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主要受行政法、劳动法调整的行政合同、劳动合同以及与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有关的人身合同都在此之外。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实施诈骗，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只能以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形式”
刑事立法并未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作出明确的限定。该合同究竟采何种形式，理论界及实务界争论不休。书面合同当然符合要求，但口头合同及其他形式的合同是否符合要求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个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应以书面形式为主但不限于书面形式。理由如下：
首先，新刑法修订于1997年，而现行合同法颁布于1999年，刑法修订在合同法颁布之前。在合同法颁布之前中国规范合同法律关系的任务是由原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完成的，虽然该三大合同法律一致要求合同为书面的形式，但新刑法增设合同诈骗罪并没有采用“经济合同”的措词而是直接表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应是一种刻意要与即将颁布的新合同法对接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理解，在合同法未将合同形式限制于书面形式时，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亦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
其次，合同诈骗罪惩处的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只是合同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且实践中公司等其他单位利用口头合同在商品交换中实施欺诈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单位主体并不能构成普通诈骗罪，如果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仅仅限定为书面形式，将导致单位利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无法由刑法来调整，从而具有放纵之嫌。
再者，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这里的“履行”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即使“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也不影响“履行”口头合同的合法性。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尔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相同的诈骗行为。若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即前期行为定合同诈骗罪，后期行为定诈骗罪。对明显属于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的罪名且要数罪并罚，有违刑法的公正原则及判决的公信力。
三、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标的”
我们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标的”与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标的”并无严格区别，不能仅凭合同标的的属性作为定罪处刑的标准。那么，为何当“合同标的”为一般动产或者行为时，最终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件数远远超过了合同诈骗罪呢？
究其原因，在于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即该合同关系的履行应当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当场签订、当场交付的合同行为。因此，如果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即时清结，当场完成的，则应以诈骗罪论处，而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涉及不动产或者特殊动产的案件中，一般不存在当场履行的可能性，因此这样的案件以合同诈骗罪居多。而在涉及一般动产或者行为的案件中，其合同的目的往往是用于生活消费，当场履行者居多，因此以诈骗罪论处居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对于行为人诈骗合同标的以外的财物的行为，不以合同诈骗罪认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这意味着，所骗取的财物应与签订或履行合同相关，应为合同的标的物，而行为人虚构事实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建立关系，然后借此以其他各种名目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本质上还是普通诈骗行为，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
参考文献：
[1]郭大磊.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4，4：15-16.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区别
合同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二罪之间，主观方面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也同样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理论上看，二罪的主要区别就诈骗行为是否借助于“合同”实施，应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界限。因此，要寻找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较为明晰的脉络，仍然要从“合同”的判断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实务中的迷思。
一、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性质”
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97刑法设合同诈骗罪时，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有关合同的法律主要存在于《经济合同法》中。《经济合同法》第2条、第54条的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专业户、承包经营户、农户。但是，在合同诈骗罪中，其犯罪主体不仅仅包括单位，还包括了自然人。可见，将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观点并不正确。因此，我们还是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其侵犯的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只有涉及市场范畴的合同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这样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所谓交易，即双方通过协商对各自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达成一致，从而进行的对价的、相互的经济活动。因此，该合同必须是双务的、有偿的合同。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主要受行政法、劳动法调整的行政合同、劳动合同以及与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有关的人身合同都在此之外。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实施诈骗，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只能以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形式”
刑事立法并未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作出明确的限定。该合同究竟采何种形式，理论界及实务界争论不休。书面合同当然符合要求，但口头合同及其他形式的合同是否符合要求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个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应以书面形式为主但不限于书面形式。理由如下：
首先，新刑法修订于1997年，而现行合同法颁布于1999年，刑法修订在合同法颁布之前。在合同法颁布之前中国规范合同法律关系的任务是由原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完成的，虽然该三大合同法律一致要求合同为书面的形式，但新刑法增设合同诈骗罪并没有采用“经济合同”的措词而是直接表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应是一种刻意要与即将颁布的新合同法对接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理解，在合同法未将合同形式限制于书面形式时，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亦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
其次，合同诈骗罪惩处的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只是合同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且实践中公司等其他单位利用口头合同在商品交换中实施欺诈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单位主体并不能构成普通诈骗罪，如果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仅仅限定为书面形式，将导致单位利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无法由刑法来调整，从而具有放纵之嫌。
再者，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这里的“履行”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即使“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也不影响“履行”口头合同的合法性。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尔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相同的诈骗行为。若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即前期行为定合同诈骗罪，后期行为定诈骗罪。对明显属于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的罪名且要数罪并罚，有违刑法的公正原则及判决的公信力。
三、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标的”
我们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标的”与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标的”并无严格区别，不能仅凭合同标的的属性作为定罪处刑的标准。那么，为何当“合同标的”为一般动产或者行为时，最终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件数远远超过了合同诈骗罪呢？
究其原因，在于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即该合同关系的履行应当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当场签订、当场交付的合同行为。因此，如果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即时清结，当场完成的，则应以诈骗罪论处，而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涉及不动产或者特殊动产的案件中，一般不存在当场履行的可能性，因此这样的案件以合同诈骗罪居多。而在涉及一般动产或者行为的案件中，其合同的目的往往是用于生活消费，当场履行者居多，因此以诈骗罪论处居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对于行为人诈骗合同标的以外的财物的行为，不以合同诈骗罪认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这意味着，所骗取的财物应与签订或履行合同相关，应为合同的标的物，而行为人虚构事实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建立关系，然后借此以其他各种名目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本质上还是普通诈骗行为，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
参考文献：
[1]郭大磊.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4，4：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