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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在世时总是讲：“人情债大如山啊！”前几日到徐家汇，走过荡然无存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旧址，猛然想起多年来欠了一位热心影迷的“人情债”，当年一口答应带他参观电影厂，到摄影棚里看拍戏，吃午饭时在饭厅里看看一众电影演员……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永远从地图上抹去了，连尸骨都无处可觅了，请这位影迷参观摄影棚的“人情债”就永远也还不清了啊。
还是在奉贤五七干校的事情了，当时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齐衡睡在我对铺。一次发起烧来，医务室每天帮他打退烧针。打了针烧压下去了，半天后又反弹上来。我就画了一张表，每两个小时记录他的体温变化。两个星期过去，表上的体温曲线就像锦江乐园过山车一样，总是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拿给干校医务室看了，郭医生就问齐衡，这张表是谁帮你画的？当知道是我画的后，郭医生就拿着这张表到工军宣队营部，请他们批准让齐衡到上海瑞金医院去进一步检查，工军宣队爽快地批准了。
有必要写两句这个郭星荪医生，他一直是整个电影局的保健大夫，文革前常年骑一辆英国货“大炮”摩托车到各个下属厂巡回医疗，上海几代电影人老老少少的健康都是由他经手打理的。郭医生解放前在加拿大学医，与大名鼎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是同门校友。他的资本家老爸在自家汽车间里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父子俩就在这间实验室里竟然造出了“笑气”（一种今天还在使用的轻度麻醉气体，吸入时人会哈哈大笑而得名）。一解放，父子俩就将“笑气”生产工艺无偿献给了国家，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亲自颁发了奖状表示感谢，可见郭医生父子都是货真价实的爱国民主人士。郭医生酷爱打猎，颇有英国绅士风度，文革前得闲就出去打猎，连著名将帅许世友都慕名邀请郭大侠一同出猎。文革一来，这件事自然就成了郭医生遭批判的一条罪状，幸亏许世友是伟大领袖的忠臣，也因郭医生的猎枪早被公安局收缴，打猎一事才无人深究。我见到干校田间常有鸟雀出没，就用粗铅丝加自行车内胎做了一只弹弓送给他，让他过过打猎的瘾。郭医生很开心笑纳了，不过他说，还是不敢真用这个来打鸟，怕有人旧事重提，揪住不放。我说，伟人不是号召“除四害”吗？麻雀是“四害”之一，可以打嘛。郭医生笑笑说：“等运动过去，我们一起去打鸟，买两把气枪用铅弹打，不是比弹弓更好？”
说来也是缘分，我在干校里帮上吊自杀的大导演顾而已做心脏按摩，抢救的郭医生问我：“你怎么会急救法？”我如实说了家学渊源，我的几位长辈从医，同儿科泰斗苏祖斐老太太是世交，辛亥革命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张竹君女医师是我家的老祖宗。这以后我与郭医生亲近起来，成了忘年交。我对他讲：“小时候大娘舅带我去‘友乐宾’渔猎商店，这家店开在淮海路常熟路的一条大弄堂口，店面很大，最早是个外国老板，‘友乐宾’是英文European（欧洲人、欧洲的）的音译。后来盘给了中国人，店老板的儿子是大娘舅大学里的同学。那时候打猎钓鱼是非常时尚的事，我还小，只记得店堂里摆了两只小鸟的标本，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像活的一样……”讲归讲，郭医生还是没能活到清平世界的到来，否则，我一定会跟他一起背把气枪到郊区去打麻雀玩。
任凭风浪起，郭医生始终是位医生，从来没有忘记科学这两个字。记得干校有人打了一条蛇，郭医生把蛇的心脏要来放在一个小碟子里，这颗蛇心顽强地搏动了很长时间，郭医生详细观察记录了蛇心的搏动，对我说：“蛇心离开身体这么长时间，没有血液供应氧气，没有神经系统指挥，能够继续跳动，一定有种物质在起作用，如果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做药，就可以拯救千千万万心脏病患者的生命。”这时他还没有完全解放，问题还有个尾巴拖着，但是他心里却想着做医生的本分、悬壶济世的职责。对这样一个人，多写几笔读者想必不会见怪吧。
话讲回来，当时第二天一早，齐衡搭干校采购卡车回上海看病，我让他坐驾驶室的位置，自己在后车厢与箩筐、麻袋、杠棒、绳子挤在一起。驾驶员把车开到瑞金医院门口，我看见齐衡步履维艰地从驾驶室下来，就对驾驶员和另外一位采购员说：“我明天到菜场与你们碰头，今天我就陪齐衡去看病吧。”
到底发了两个多星期高烧，没怎么吃东西，路上又颠簸了三四个小时，齐衡软绵绵地倚在我手臂上进了医院。挂了号走到诊治室门口，人头拥挤之下没有一张椅子，我扶着齐衡靠墙站了一会儿，他支撑不住了。我顾不得干净肮脏，将他的行李袋放在地上，让他背靠墙坐在行李袋上。这时我才顾得上抬起头看看周围的情况：墙上有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粗黑的毛笔字加上鲜红的大叉叉，看上去触目惊心，大喇叭里一会儿是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发言，一会儿是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勒令声、叱骂声，“他妈的砸狗头滚滚滚”脏话粗话连篇。走廊上人头涌动拥挤不堪，不知是来革命大串联还是来看病。最难熬的是空气混浊不堪，人气味加上香烟味（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说），还有大蒜大葱等杂七杂八的味道，对我们两个刚从海边旷无人烟的五七干校上来的人来说，已经习惯了大自然清新空气的人一下子进到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不由得低下头去看了看齐衡，心中也是无计可施，实在无处可逃。虽然这种造反局面在电影厂也是司空见惯，可是电影厂早已停业闹革命，此地不同啊，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潜心治病专心救人吗？等了半天护士还没有叫到齐衡的号，只见他靠墙闭着眼睛微昂着头在喘气，周围乱哄哄乱糟糟的一片，我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有个人走过来看了看齐衡，不禁说了声：“‘吴老贵’嘛！”齐衡听见就张开了眼睛，来人又说：“我们医院是你们上影厂劳保单位，这个是演‘吴老贵’的演员齐衡。”我即刻醒悟过来，马上接口说：“对对，他就是《渡江侦察记》里演‘吴老贵’的齐衡，两个多星期高烧不退，我们刚刚从奉贤五七干校赶上来……”这个人熟练地从我手里拿过齐衡的病历卡翻了翻转身进了诊治室。我这才看清这位影迷大哥一身工役打扮，白短衫裤，不是穿着大夫的白大褂。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慢慢扶起齐衡靠墙站着，又弯腰拎起他的行李袋。只见这位影迷手里拿着一叠纸张出来，扬了扬说：“走，去验血、拍X光。”我就扶着齐衡跟他走。 走几步他回头看到我们缓慢地走着，就说：“你们等一下。”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不知他从啥地方弄来一把办公椅，哗哗地推着过来了。当时“粉末冶金”刚刚被研究出来，还上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可是生产出来的轴承，工业上根本不能用，就摆在虬江路这种地方贱卖，五角一个，一元一对。上海人会动脑筋，把这种轴承钉在一块木板上，做成小平板车，上面可以装载几十斤煤球或一袋米，省力地拖着走，这种轴承会发出响亮的哗哗声，马路上弄堂里不时可以听得到。今天，瑞金医院将这种粉末冶金轴承钉在四只椅子脚下，当轮椅推病人。我扶着齐衡坐上去，把行李袋放在他膝盖上，“哗哗”地推着他，跟着这位影迷走。这种“哗哗椅”过于简单，要笔直朝前不容易，我吃力地、歪歪扭扭地推着。亏得这位影迷热心地说：“我来推，你扶住‘吴老贵’坐好。”于是，“哗哗椅”就在他手底下听话地走着，我手里拎着行李袋跟着。
很快我发觉他带我们走的不是“正道”，而是七弯八拐的阴暗小路，明显是只供后勤工作人员走的“小弄堂、后弄堂、横弄堂”。不过，这倒是最最便捷的“正路”，不走一点冤枉路。而且，完全避开了革命造反的嚣闹，一路上没有什么大字报、大标语，也没有喇叭里哗啦哗啦的不知吵点啥，更好的是路上基本上只有我们三个人，静静的走廊上只听见轴承的“哗哗”声。我的心这时也定了下来，对坐在“哗哗椅”上的齐衡说：“快到了，先替你验血再拍片，就到了，就到了。”这位热心的影迷推着齐衡进了一部货梯，电梯摇摇晃晃地上升着，也不知道到了几楼，出了电梯一转弯没几步路就到了化验室后门。抽了血又沿着寂静的走廊哗哗走，又进电梯，出电梯，去拍X光……这个影迷人头熟赛过路路通，打个招呼就马上抽血、拍片子，等也不用等。一路上碰着人问他：“啥人啊？”他总是回答：“‘吴老贵’你知道吗？《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就这样“吴老贵”“吴老贵”，一路走过去畅通无阻，赛过今天的医院里来了个VIP看毛病，等也不用等，队也不用排。我只知道拎着齐衡的行李袋跟在他后头走。一路上这位影迷还不停地对我说：《渡江侦察记》片子他看过四五遍，孙道临与“吴老贵”演得最好。还向我打听：“孙道临好吗？他娶了个老婆是唱越剧的王文娟是吗？”他讲归讲，但脚下一刻也没停。想想，今天要是没有碰到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坐在椅子上的齐衡，精神也好了点，与碰着的人问他是不是“吴老贵”时，点头打招呼。
终于，“阿二”（我听见有几个人跟这位影迷打招呼时这样称呼他）叫我一手拿着两张湿淋淋的X光片，他手里拿着两张验血报告，来到一间工作间门前停下来，椅子哗哗声没了，只听见工作间传出来缝纫机的嗒嗒声。从“阿二”打开的门里我见到他拿着X光片与验血报告让一位坐在缝纫机前的中年妇女看，只见她就着灯光扶正了眼镜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低声对“阿二”说着。过了一会儿“阿二”拿着片子和报告出来对我们说：“走。”没几步我们又进了一部货梯，这次是摇摇晃晃朝下降。电梯里“阿二”对我讲：“这个女‘牛鬼’看片子在整个医院里最准了。”我不禁惊讶地想到，原来刚才看片子的竟然是个“牛鬼蛇神”，有问题的审查对象，怪不得踏缝纫机劳动改造，如果不是“阿二”，能请得到她看X光片子吗？此时，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货梯下到底楼，出去没几步路是大楼门前大草坪，“阿二”说：“你们等会儿。”只见他走向草坪当中临时搭的一个一尺高台，我只看了一眼头就胀了。“阿二”走到高台前大声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只见高台上立满的一排胸前挂着大木牌、弯腰示众的牛鬼蛇神中，有个人应声踉踉跄跄走了下来，他的木牌上写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名字上打了三个大红叉叉。我们三个随着“阿二”又进了大楼，“阿二”回头对“反动权威”说：“你把牌子夹在手里吧。”这位头颈里去掉了大木牌，走起路来轻松多了。我们从“后弄堂”走到一间房间门前，“阿二”摸出钥匙打开门，这是一间杂物仓库，我眼睛一扫，看到有个旧的大蒸笼，好几只大保温桶，一叠叠搪瓷碗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屋角竟然还吊着一具人的骨架，不知是标本还是教具，我无心多看。仓库里有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与一把靠背椅，“阿二”让“反动权威”坐下来，“反动权威”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举起X光片子看了看，又同“阿二”小声商议，然后，“权威”用权威的口气说：“‘吴老贵’（跟着‘阿二’叫顺嘴了）这个东西不太好，必须马上动手术拿掉它。”转而又同“阿二”商量，只见“阿二”连连点头说：“我会去安排的，一定尽快动手术。”出门前“阿二”特地对“权威”说：“你先把电灯关了，坐会儿，我等会儿来叫你出去，省得医学院‘红革会’、‘反到底’的那些人又要揪你上台。这两天我安排你去食堂剥蚕豆，养两天精神，到时候把刀开得好一点。”
“阿二”又问：“‘吴老贵’你住在什么地方？”一听地址就说：“不远，就在我们医院后面，我送你们回去。”我同齐衡在医院的一扇边门口等着，不一会儿神通广大的“阿二”骑着一辆“黄鱼车”来了，把“哗哗椅”放上去，扶齐衡坐好，让我坐在黄鱼车横档上，便稳稳地骑了起来。路上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电影厂。”我说：“现在去电影厂什么也看不到，人都在奉贤五七干校，我会记住的，等文革结束了，恢复拍电影后，我一定请你去看拍电影，让‘吴老贵’在厂门口等你。”
到了齐衡家门口，我们对他千谢万谢，“阿二”豪爽地笑笑说：“不用谢，‘吴老贵’你不要忘记，明天八点钟我在住院处等你们来办手续。刚才两位都是医院里替中央首长看病的专家权威，你们放心，没什么大事。”
待到齐衡在床上躺下，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小杨啊，你要不嫌弃，我们认个兄弟吧，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我这次可是全靠你捡了一条命啊。”我听了好不心酸，强忍着说：“哥，‘吴老贵’，你可是我的亲哥啊。”我自幼失怙，枯庙旗杆独一根，现在认了一个哥哥心中不知是悲是喜，真是欲哭无泪啊！
齐衡到底得的是恶病，尽管这次手术很成功，可是过了大半年就不行了，我最后一次从干校赶回来见他，他已经完全脱了形。他说：“医生开了入院通知，可老没床位……”我一听就说：“走，我们找‘阿二’去，他有办法。”我同齐衡撑到了瑞金医院住院处，我问：“请问‘阿二’在吗？”住院处一位中年妇女没好气地对我说：“他在地下室。”我又小心地问：“是哪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她瞪了我一眼说：“他在隔离审查，关起来了。”听明白她的话，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那个年代，不知怎么一来，好端端的“同志”就会变成“敌人”。看样子，“阿二”在医院里是革命工人、无产阶级，在一大堆臭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活络的人，说不定是一派革命组织的头头，今天呼云叱雨手下一大帮子人造反，明天一下子变成反革命被关起来，这种情况电影厂里见得多了，我也无暇多想，赶紧搀着齐衡去看病了。 进了诊治室，一位男医生看了看入院通知书冷冷地说：“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等死的地方。”我听了真想朝他脸上擂两拳！可是，文革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恶言相向，詈言咄咄”，何况边上还有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哥哥齐衡在。我低声下气地说：“他是《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你想法子收他进来吧。”想不到这位医生诧异地说：“《渡江侦察记》我看过好几遍了，他就是演‘吴老贵’的齐衡？哎呀，一生病瘦成这样都认不出来了。”他又对诊治室里其他的医生和护士说：“你们快来，这是《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顿时，齐衡身边就围上了好几位白衣天使……见状，我连忙求他们让齐衡住进医院。他们商量了一会就说：“这样吧，收他进来放在急症观察室里，过两天再看看有没有床位。不过你们化验拍片还是要做一做，否则我们不好签字留院观察。”我和齐衡是千谢万谢，临出诊治室他们还热情地鼓励着说：“‘吴老贵’等你身体好了再拍部好电影给我们看看。”
一路上齐衡勉强地挪着脚步，我兴奋地说：“哥，咱今天又遇到好人了，先住进来再说，他们肯帮忙一定有办法的。”齐衡说不出话，只是“嗯嗯”地应着。我见齐衡实在走不动，就把他横抱在我的双臂里走，可怜他瘦得皮包骨头了。他“嗯嗯”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我对他说：“哥，食堂里两百斤的米包我都扛得动，我行的，我抱得动你。”我抱着他走着，这次没有“阿二”带路，我艰难地在人堆里挤着、走着，一路上还不死心地朝见得到的每把椅子脚下看，盼望能见到一把钉着四只粉末冶金轴承的椅子，可以让齐衡坐上去，我哗哗地推着他走。我横抱着齐衡上楼下楼走东走西，百步无轻担啊！我一眼看见靠墙有一张舁床，我只是把齐衡放在这张床上好让自己歇一歇、接接力，可边上有个妇女马上尖声叫起来：“这张床刚刚抬过死人的。”吓得我一把抱起齐衡赶紧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对齐衡说：“哥，毛主席在此咱百无禁忌。”也不知道齐衡听清了没有，他只是在我怀里低声哼着，我坚持着吃力地朝前走着……
齐衡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伤心，演员方伯过来安慰我说：“小杨，我们几个老的谢谢你……”我不禁失声说：“他是我哥，我的老哥‘吴老贵’……”既然在他生命最后一程，这么多人都认得他是“吴老贵”，都待“吴老贵”这么热心、这么好，让我也称他一声老哥“吴老贵”吧。
现在想想，实在是对不起那位影迷“阿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姓宜，还是倪，或者严，也不知道他从地下室隔离审查出来后好不好。
“阿二”啊，实在对不起，上影厂早就拆光了，这笔人情债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我代“吴老贵”谢谢你，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
还是在奉贤五七干校的事情了，当时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齐衡睡在我对铺。一次发起烧来，医务室每天帮他打退烧针。打了针烧压下去了，半天后又反弹上来。我就画了一张表，每两个小时记录他的体温变化。两个星期过去，表上的体温曲线就像锦江乐园过山车一样，总是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拿给干校医务室看了，郭医生就问齐衡，这张表是谁帮你画的？当知道是我画的后，郭医生就拿着这张表到工军宣队营部，请他们批准让齐衡到上海瑞金医院去进一步检查，工军宣队爽快地批准了。
有必要写两句这个郭星荪医生，他一直是整个电影局的保健大夫，文革前常年骑一辆英国货“大炮”摩托车到各个下属厂巡回医疗，上海几代电影人老老少少的健康都是由他经手打理的。郭医生解放前在加拿大学医，与大名鼎鼎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是同门校友。他的资本家老爸在自家汽车间里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父子俩就在这间实验室里竟然造出了“笑气”（一种今天还在使用的轻度麻醉气体，吸入时人会哈哈大笑而得名）。一解放，父子俩就将“笑气”生产工艺无偿献给了国家，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亲自颁发了奖状表示感谢，可见郭医生父子都是货真价实的爱国民主人士。郭医生酷爱打猎，颇有英国绅士风度，文革前得闲就出去打猎，连著名将帅许世友都慕名邀请郭大侠一同出猎。文革一来，这件事自然就成了郭医生遭批判的一条罪状，幸亏许世友是伟大领袖的忠臣，也因郭医生的猎枪早被公安局收缴，打猎一事才无人深究。我见到干校田间常有鸟雀出没，就用粗铅丝加自行车内胎做了一只弹弓送给他，让他过过打猎的瘾。郭医生很开心笑纳了，不过他说，还是不敢真用这个来打鸟，怕有人旧事重提，揪住不放。我说，伟人不是号召“除四害”吗？麻雀是“四害”之一，可以打嘛。郭医生笑笑说：“等运动过去，我们一起去打鸟，买两把气枪用铅弹打，不是比弹弓更好？”
说来也是缘分，我在干校里帮上吊自杀的大导演顾而已做心脏按摩，抢救的郭医生问我：“你怎么会急救法？”我如实说了家学渊源，我的几位长辈从医，同儿科泰斗苏祖斐老太太是世交，辛亥革命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张竹君女医师是我家的老祖宗。这以后我与郭医生亲近起来，成了忘年交。我对他讲：“小时候大娘舅带我去‘友乐宾’渔猎商店，这家店开在淮海路常熟路的一条大弄堂口，店面很大，最早是个外国老板，‘友乐宾’是英文European（欧洲人、欧洲的）的音译。后来盘给了中国人，店老板的儿子是大娘舅大学里的同学。那时候打猎钓鱼是非常时尚的事，我还小，只记得店堂里摆了两只小鸟的标本，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像活的一样……”讲归讲，郭医生还是没能活到清平世界的到来，否则，我一定会跟他一起背把气枪到郊区去打麻雀玩。
任凭风浪起，郭医生始终是位医生，从来没有忘记科学这两个字。记得干校有人打了一条蛇，郭医生把蛇的心脏要来放在一个小碟子里，这颗蛇心顽强地搏动了很长时间，郭医生详细观察记录了蛇心的搏动，对我说：“蛇心离开身体这么长时间，没有血液供应氧气，没有神经系统指挥，能够继续跳动，一定有种物质在起作用，如果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做药，就可以拯救千千万万心脏病患者的生命。”这时他还没有完全解放，问题还有个尾巴拖着，但是他心里却想着做医生的本分、悬壶济世的职责。对这样一个人，多写几笔读者想必不会见怪吧。
话讲回来，当时第二天一早，齐衡搭干校采购卡车回上海看病，我让他坐驾驶室的位置，自己在后车厢与箩筐、麻袋、杠棒、绳子挤在一起。驾驶员把车开到瑞金医院门口，我看见齐衡步履维艰地从驾驶室下来，就对驾驶员和另外一位采购员说：“我明天到菜场与你们碰头，今天我就陪齐衡去看病吧。”
到底发了两个多星期高烧，没怎么吃东西，路上又颠簸了三四个小时，齐衡软绵绵地倚在我手臂上进了医院。挂了号走到诊治室门口，人头拥挤之下没有一张椅子，我扶着齐衡靠墙站了一会儿，他支撑不住了。我顾不得干净肮脏，将他的行李袋放在地上，让他背靠墙坐在行李袋上。这时我才顾得上抬起头看看周围的情况：墙上有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粗黑的毛笔字加上鲜红的大叉叉，看上去触目惊心，大喇叭里一会儿是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发言，一会儿是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勒令声、叱骂声，“他妈的砸狗头滚滚滚”脏话粗话连篇。走廊上人头涌动拥挤不堪，不知是来革命大串联还是来看病。最难熬的是空气混浊不堪，人气味加上香烟味（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说），还有大蒜大葱等杂七杂八的味道，对我们两个刚从海边旷无人烟的五七干校上来的人来说，已经习惯了大自然清新空气的人一下子进到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不由得低下头去看了看齐衡，心中也是无计可施，实在无处可逃。虽然这种造反局面在电影厂也是司空见惯，可是电影厂早已停业闹革命，此地不同啊，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潜心治病专心救人吗？等了半天护士还没有叫到齐衡的号，只见他靠墙闭着眼睛微昂着头在喘气，周围乱哄哄乱糟糟的一片，我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有个人走过来看了看齐衡，不禁说了声：“‘吴老贵’嘛！”齐衡听见就张开了眼睛，来人又说：“我们医院是你们上影厂劳保单位，这个是演‘吴老贵’的演员齐衡。”我即刻醒悟过来，马上接口说：“对对，他就是《渡江侦察记》里演‘吴老贵’的齐衡，两个多星期高烧不退，我们刚刚从奉贤五七干校赶上来……”这个人熟练地从我手里拿过齐衡的病历卡翻了翻转身进了诊治室。我这才看清这位影迷大哥一身工役打扮，白短衫裤，不是穿着大夫的白大褂。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慢慢扶起齐衡靠墙站着，又弯腰拎起他的行李袋。只见这位影迷手里拿着一叠纸张出来，扬了扬说：“走，去验血、拍X光。”我就扶着齐衡跟他走。 走几步他回头看到我们缓慢地走着，就说：“你们等一下。”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不知他从啥地方弄来一把办公椅，哗哗地推着过来了。当时“粉末冶金”刚刚被研究出来，还上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可是生产出来的轴承，工业上根本不能用，就摆在虬江路这种地方贱卖，五角一个，一元一对。上海人会动脑筋，把这种轴承钉在一块木板上，做成小平板车，上面可以装载几十斤煤球或一袋米，省力地拖着走，这种轴承会发出响亮的哗哗声，马路上弄堂里不时可以听得到。今天，瑞金医院将这种粉末冶金轴承钉在四只椅子脚下，当轮椅推病人。我扶着齐衡坐上去，把行李袋放在他膝盖上，“哗哗”地推着他，跟着这位影迷走。这种“哗哗椅”过于简单，要笔直朝前不容易，我吃力地、歪歪扭扭地推着。亏得这位影迷热心地说：“我来推，你扶住‘吴老贵’坐好。”于是，“哗哗椅”就在他手底下听话地走着，我手里拎着行李袋跟着。
很快我发觉他带我们走的不是“正道”，而是七弯八拐的阴暗小路，明显是只供后勤工作人员走的“小弄堂、后弄堂、横弄堂”。不过，这倒是最最便捷的“正路”，不走一点冤枉路。而且，完全避开了革命造反的嚣闹，一路上没有什么大字报、大标语，也没有喇叭里哗啦哗啦的不知吵点啥，更好的是路上基本上只有我们三个人，静静的走廊上只听见轴承的“哗哗”声。我的心这时也定了下来，对坐在“哗哗椅”上的齐衡说：“快到了，先替你验血再拍片，就到了，就到了。”这位热心的影迷推着齐衡进了一部货梯，电梯摇摇晃晃地上升着，也不知道到了几楼，出了电梯一转弯没几步路就到了化验室后门。抽了血又沿着寂静的走廊哗哗走，又进电梯，出电梯，去拍X光……这个影迷人头熟赛过路路通，打个招呼就马上抽血、拍片子，等也不用等。一路上碰着人问他：“啥人啊？”他总是回答：“‘吴老贵’你知道吗？《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就这样“吴老贵”“吴老贵”，一路走过去畅通无阻，赛过今天的医院里来了个VIP看毛病，等也不用等，队也不用排。我只知道拎着齐衡的行李袋跟在他后头走。一路上这位影迷还不停地对我说：《渡江侦察记》片子他看过四五遍，孙道临与“吴老贵”演得最好。还向我打听：“孙道临好吗？他娶了个老婆是唱越剧的王文娟是吗？”他讲归讲，但脚下一刻也没停。想想，今天要是没有碰到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坐在椅子上的齐衡，精神也好了点，与碰着的人问他是不是“吴老贵”时，点头打招呼。
终于，“阿二”（我听见有几个人跟这位影迷打招呼时这样称呼他）叫我一手拿着两张湿淋淋的X光片，他手里拿着两张验血报告，来到一间工作间门前停下来，椅子哗哗声没了，只听见工作间传出来缝纫机的嗒嗒声。从“阿二”打开的门里我见到他拿着X光片与验血报告让一位坐在缝纫机前的中年妇女看，只见她就着灯光扶正了眼镜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低声对“阿二”说着。过了一会儿“阿二”拿着片子和报告出来对我们说：“走。”没几步我们又进了一部货梯，这次是摇摇晃晃朝下降。电梯里“阿二”对我讲：“这个女‘牛鬼’看片子在整个医院里最准了。”我不禁惊讶地想到，原来刚才看片子的竟然是个“牛鬼蛇神”，有问题的审查对象，怪不得踏缝纫机劳动改造，如果不是“阿二”，能请得到她看X光片子吗？此时，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货梯下到底楼，出去没几步路是大楼门前大草坪，“阿二”说：“你们等会儿。”只见他走向草坪当中临时搭的一个一尺高台，我只看了一眼头就胀了。“阿二”走到高台前大声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只见高台上立满的一排胸前挂着大木牌、弯腰示众的牛鬼蛇神中，有个人应声踉踉跄跄走了下来，他的木牌上写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名字上打了三个大红叉叉。我们三个随着“阿二”又进了大楼，“阿二”回头对“反动权威”说：“你把牌子夹在手里吧。”这位头颈里去掉了大木牌，走起路来轻松多了。我们从“后弄堂”走到一间房间门前，“阿二”摸出钥匙打开门，这是一间杂物仓库，我眼睛一扫，看到有个旧的大蒸笼，好几只大保温桶，一叠叠搪瓷碗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屋角竟然还吊着一具人的骨架，不知是标本还是教具，我无心多看。仓库里有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与一把靠背椅，“阿二”让“反动权威”坐下来，“反动权威”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举起X光片子看了看，又同“阿二”小声商议，然后，“权威”用权威的口气说：“‘吴老贵’（跟着‘阿二’叫顺嘴了）这个东西不太好，必须马上动手术拿掉它。”转而又同“阿二”商量，只见“阿二”连连点头说：“我会去安排的，一定尽快动手术。”出门前“阿二”特地对“权威”说：“你先把电灯关了，坐会儿，我等会儿来叫你出去，省得医学院‘红革会’、‘反到底’的那些人又要揪你上台。这两天我安排你去食堂剥蚕豆，养两天精神，到时候把刀开得好一点。”
“阿二”又问：“‘吴老贵’你住在什么地方？”一听地址就说：“不远，就在我们医院后面，我送你们回去。”我同齐衡在医院的一扇边门口等着，不一会儿神通广大的“阿二”骑着一辆“黄鱼车”来了，把“哗哗椅”放上去，扶齐衡坐好，让我坐在黄鱼车横档上，便稳稳地骑了起来。路上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电影厂。”我说：“现在去电影厂什么也看不到，人都在奉贤五七干校，我会记住的，等文革结束了，恢复拍电影后，我一定请你去看拍电影，让‘吴老贵’在厂门口等你。”
到了齐衡家门口，我们对他千谢万谢，“阿二”豪爽地笑笑说：“不用谢，‘吴老贵’你不要忘记，明天八点钟我在住院处等你们来办手续。刚才两位都是医院里替中央首长看病的专家权威，你们放心，没什么大事。”
待到齐衡在床上躺下，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小杨啊，你要不嫌弃，我们认个兄弟吧，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我这次可是全靠你捡了一条命啊。”我听了好不心酸，强忍着说：“哥，‘吴老贵’，你可是我的亲哥啊。”我自幼失怙，枯庙旗杆独一根，现在认了一个哥哥心中不知是悲是喜，真是欲哭无泪啊！
齐衡到底得的是恶病，尽管这次手术很成功，可是过了大半年就不行了，我最后一次从干校赶回来见他，他已经完全脱了形。他说：“医生开了入院通知，可老没床位……”我一听就说：“走，我们找‘阿二’去，他有办法。”我同齐衡撑到了瑞金医院住院处，我问：“请问‘阿二’在吗？”住院处一位中年妇女没好气地对我说：“他在地下室。”我又小心地问：“是哪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她瞪了我一眼说：“他在隔离审查，关起来了。”听明白她的话，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那个年代，不知怎么一来，好端端的“同志”就会变成“敌人”。看样子，“阿二”在医院里是革命工人、无产阶级，在一大堆臭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活络的人，说不定是一派革命组织的头头，今天呼云叱雨手下一大帮子人造反，明天一下子变成反革命被关起来，这种情况电影厂里见得多了，我也无暇多想，赶紧搀着齐衡去看病了。 进了诊治室，一位男医生看了看入院通知书冷冷地说：“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等死的地方。”我听了真想朝他脸上擂两拳！可是，文革中，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恶言相向，詈言咄咄”，何况边上还有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哥哥齐衡在。我低声下气地说：“他是《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你想法子收他进来吧。”想不到这位医生诧异地说：“《渡江侦察记》我看过好几遍了，他就是演‘吴老贵’的齐衡？哎呀，一生病瘦成这样都认不出来了。”他又对诊治室里其他的医生和护士说：“你们快来，这是《渡江侦察记》里的‘吴老贵’。”顿时，齐衡身边就围上了好几位白衣天使……见状，我连忙求他们让齐衡住进医院。他们商量了一会就说：“这样吧，收他进来放在急症观察室里，过两天再看看有没有床位。不过你们化验拍片还是要做一做，否则我们不好签字留院观察。”我和齐衡是千谢万谢，临出诊治室他们还热情地鼓励着说：“‘吴老贵’等你身体好了再拍部好电影给我们看看。”
一路上齐衡勉强地挪着脚步，我兴奋地说：“哥，咱今天又遇到好人了，先住进来再说，他们肯帮忙一定有办法的。”齐衡说不出话，只是“嗯嗯”地应着。我见齐衡实在走不动，就把他横抱在我的双臂里走，可怜他瘦得皮包骨头了。他“嗯嗯”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我对他说：“哥，食堂里两百斤的米包我都扛得动，我行的，我抱得动你。”我抱着他走着，这次没有“阿二”带路，我艰难地在人堆里挤着、走着，一路上还不死心地朝见得到的每把椅子脚下看，盼望能见到一把钉着四只粉末冶金轴承的椅子，可以让齐衡坐上去，我哗哗地推着他走。我横抱着齐衡上楼下楼走东走西，百步无轻担啊！我一眼看见靠墙有一张舁床，我只是把齐衡放在这张床上好让自己歇一歇、接接力，可边上有个妇女马上尖声叫起来：“这张床刚刚抬过死人的。”吓得我一把抱起齐衡赶紧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对齐衡说：“哥，毛主席在此咱百无禁忌。”也不知道齐衡听清了没有，他只是在我怀里低声哼着，我坚持着吃力地朝前走着……
齐衡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伤心，演员方伯过来安慰我说：“小杨，我们几个老的谢谢你……”我不禁失声说：“他是我哥，我的老哥‘吴老贵’……”既然在他生命最后一程，这么多人都认得他是“吴老贵”，都待“吴老贵”这么热心、这么好，让我也称他一声老哥“吴老贵”吧。
现在想想，实在是对不起那位影迷“阿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姓宜，还是倪，或者严，也不知道他从地下室隔离审查出来后好不好。
“阿二”啊，实在对不起，上影厂早就拆光了，这笔人情债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我代“吴老贵”谢谢你，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