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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高峰的近旁， 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没有人作过解释。
实在想不起到底是艾迪还是迈克说：6000米不到的山，就像爬滑梯一样，你一口气还没喘完，就已经站到了平顶上，边叹冰川、边享受照进非洲大陆的第一缕阳光了。
一口？我数着那从肚脐眼被泵上肺叶、被抽进支气管，最后到了鼻腔和舌苔上时滚烫似火的气息，从五十口到一百口，再到更多，天上的飞星亮起又滑落，眼前却还是一片冰雪顽石的荒漠。
艾迪见我越走越慢，气也喘得越来越粗，可又硬着脖颈不愿意让他帮忙背包，叹气说：不要老去数你的步子，越数越难熬，思考下那些看不见的事情嘛。
于是我便开始在脑子里构建漫无边际的山岭江河和荒城废池：下一秒太阳会不会无预兆地蹦跶出来，眼前这个忽而风暴忽而冰雹的乱纪元就会被万物复苏的恒纪元所替代？那被马赛人称作“纳加奇-纳加依”的西主峰，会不会一转过下个崖角，就能让人忽然看见峭壁里被冻住的豹子尸体？风干了应该只能剩下一副皮和一具骨了吧，血和肉都没了，估计看起来挺滑稽骇人。
这么多人在找它，不晓得它又在找什么呢？
艾迪
这是旱季，金合欢树大伞似的影子投在乞力马扎罗（以下简称“乞力”）山脚下那片开阔的浅棕色平原上，平原上还远远地长着更多的合欢和灌木丛，被混合了砂石的飞尘罩着，显得有些朦胧。更远一些的地方起了一阵旋风，看起来像条被搭到半山腰上的土梯子。
艾迪说，“影子投在平原上”的“投（reflect）”字用得挺妙。我告诉他那是海明威写的，我只是随手借用一下。他瞥一眼我手边那本小说，扯了扯嘴角：“看来我们这些靠山而活的人，能维持生计还真多亏了Uhuru（乞力最高点）上的那一丁点儿雪呢，假如十年后这雪化光了，我们估计也吃不成这口饭了。”
那是登山的头一天下午，由我、同在孤儿院当志愿者的瑞士姑娘和一个德国中年男人组成的迷你非专业队伍，来到了山脚下几乎所有登山者都必定经过的小镇，摩什。
艾迪一手举着接机牌，圆滚的手指搭在纸皮上，像木头砧板上四根待宰的香肠，另一只手揣在沙滩裤的裤兜里，啤酒肚稳妥挡在两臂之间，拱出一座曲面光滑的小山丘。
“嘿伙计们，我是即将带领你们在未来六天里征服非洲第一高峰的登山向导，欢迎来到Kili。”
之后，32岁土生土长的摩什人艾迪开车载我们在镇上吃饭、试装备，时不时插播几则不好笑的土段子，最后在夜幕降临之前，把我们卸在了宾馆门口。
“温馨提示：爬山简单得很，登顶成功率为85%，只要四肢健全、心脏、脑筋和血压没病，吃好睡好，玩似的你会发现自己怎么就已经到顶了。”
德国男瞄了眼他那缺乏锻炼的体格和气场，一脸不满：“队长，请问你自己登上过Uhuru多少次？”
艾迪笑了，露出一小片卡在大牙缝隙之间的淡粉色泡泡糖：“上过，次数不多，也就八十多次吧。”
第二天当我们在乞力1879米的入口处再见到队长先生时，心中的问号便又多了几个。除去换了件同样菜干似的T恤之外，他的打扮和接机时一摸一样，甚至连脚上穿的，也还是昨天那双看起来快要开胶的沙滩凉鞋，只不过不是光脚，而是套了一双虎纹的棉袜子。
没有冲锋衣速干衣登山杖，要是不加那个50升的户外背囊的话，艾迪看起来就和绝大多数美剧里标配的那种胖子没多大区别。
从1800米至2700米的这段距离，登山客都需要在热带雨林中徒步三个小时左右。雨林里特有的巨树虽然替人遮了阳，却也把风挡得严严实实。我们身上汗如大潮，艾迪更是湿了个透，肚子看起来比之前还无精打采。他双手插在裤袋，随着有一搭没一搭的步子左右晃动着悬在外头的那两节胳膊肘，隔不了多久就停下来往嘴里灌水、撩起T恤下摆来胡乱擦脸。
我和瑞士姑娘嫌几个男人爬得太过没劲，便自顾自小跑上到了1号营地。
一个小时后男人们才现了身。
“现在跑得飞快，到最后登顶那500米可别哭着让我背哦。”艾迪叼着根棒棒糖，吧唧吧唧地吮着，眯眼上下来回打量着我们，“不过看你们也没几斤肉，我吃点亏也能背一下。”
瑞士姑娘翻着白眼，在我耳朵旁边抱怨：早知道就不该省那一丁点钱找这家便宜的旅行社，看这下好了，来个像他这样的人要跟我们六天。
艾迪大概听见了什么，也不变脸色，笑得更黏。他肚子一挺，把胖脸凑到我们鼻尖前说：“六天哪够，要是下了山你们舍不得，我就再免费多陪kitties（小猫们）几天。”
连他身边站着的副队长迈克也听不下去，把他肩膀一撞，进了休息室。
艾迪还是笑嘻嘻，甩了一句：“OKOK，你们都是有格调有品行的人，只有我低能又俗气。6点餐厅吃饭，别太晚过来……”
厨子
两个小时后当我们看见餐桌上摆放整齐的碗盘锅碟和里头分量充足、热气腾腾的鸡汁煎土豆块、黑椒牛柳、新鲜沙拉和大片的牛油果时，说实话，有些惊艳。
艾迪已经坐在桌前，正对着手机屏幕用两根大拇指飙车，见我们盯着桌上的食物不放，又笑，边站起来边一手勾过来旁边一个端着托盘的小伙子：“这是在这一路保证我们能强健而愉快地活着的关键人之一，我们的厨师达弗克。”
年轻的厨子不說话，只是浅淡地点个头，把桌子上被艾迪碰歪的一支叉子轻轻扶正，朝我们一挥手，便从后门出了餐吧，走到屋檐拐角的阴影里，点了一支烟。其实所有营地都是不允许抽烟的。 窗外的夕阳还剩下最后一缕冷橘色的光，悬在重山和青空之间，任何时候都可能消失不见。星星却已经漫天闪烁。在马赛部落的荒凉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火山顶上的熔岩湖旁、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夜空下、纳米比亚沙漠公路边的帐篷外，我都看过壮阔非凡的星空，但从没有哪一个夜，能够像乞力这样感人至深。
记得在5500米以上登顶的最后一晚，一场风雪过后，苍穹明晰得让人心悸。迈克朝山那边肯尼亚的方向看了半晌，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在乞力，天空才不是sky（天空），而是universe（宇宙）。
后来有次我问艾迪觉得sky和universe有什么区别，那是在几天的相处之后，我们的关系已不算糟。他还是在飙车，听了我的问题没按暂停，连头也没抬，说：大概吧，universe是邁克那种有点想法、却又苦于现实的人用的；sky是达弗克那种现实又镇定的人用的。对了，还有一个词，是heavens（同译为“天空”，也有天堂、极乐世界之意），这就是你们这种来爬山还捧着海明威小说的人用的。
“那你呢？”
“我？我跟你们都不一样，”这下他按了暂停，皮笑肉不笑地看了我一眼，“我这种人，根本不谈论什么天不天的。我不用这些词。”
不知道厨子达弗克自己怎么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喜欢“仰望星空”的人。每个傍晚在不同的营地给我们上好热乎乎的饭菜，他都默然走出后门，在暗处用火柴点烟，然后望着天边抽一小会儿，再把剩下的半支放回烟盒。
每天晚饭前的十分钟达弗克过来摆桌，晚饭后再过来收桌，这是我们惟一能碰面的一刻钟，白天或爬山或小憩，从不曾见到他。
对所有的登山队伍来说，一般只有正副向导与游人同路，其余所有的随队工人，都走另一条更为省时而风景稍微逊色的“员工通道”，其中每个游人都必须配备（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规定）至少两名搬运工、一个厨子和至少两名向导，有些还带安保、医务人员和专职服务生。即便选择最低配置，一个三人登山队怎么也得有九人随行。于是，这九个人的吃喝、工资以及最后行程结束时所期望得到的小费，自然都由登山客负责。
如此一来，缴给旅行社的六天人均900美金的费用，便显得合情合理。
第二天晚餐后闲聊，不知不觉便扯到了高昂的“团费”话题上。
“我们已经是最便宜的啦，你们这些白人（在几乎所有非洲人的眼里，黑皮肤之外的所有人种，都是“白人”）在自己的国家赚得那么多，区区1000美金不到还斤斤计较……”
德国男一听，脸色瞬间暗了两度：“这不是给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浪费资源的问题，你看，我们每人必须带两个搬运工，一个难道不够吗？我们又没多少东西，帐篷都不用。”
刚好达弗克来收拾碗碟，听见这话手上的活停了停，不过也就两秒钟不到的样子。他扫了我们一眼，还是沉默，离开了。
那是他惟一一次，连晚安都没有说。
第四天清晨吃过早餐，我背靠营地前那块标示着海拔3720米的木牌坐着，俯视不远处那些小型峰峦上披着的薄雾。有好些同样肥硕的山鼠和乌鸦在露台边上，忙活着吃刚才那支意大利队伍掉下的法式面包屑。
这时达弗克和六个搬运工从工人休息区鱼贯而出，他们已经打好了大包小包，准备出发到下一个营地。他看见我，停了脚步，扭头对身后的搬运工说了几句，那人便跟着他朝我走过来。
到了跟前，这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肩上卸下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特大帆布包，叮铃哐啷地搁到地上，再解开袋口的麻绳。
“Ray，你来看。”达弗克说，声音不带什么情绪。
里面是一套合金做成的锅碗瓢盆、平时饭桌上摆的那一整套餐具，还有一个20公斤装的小型煤气罐。
他伸出手，依次按顺序指向正怔怔看向我们的另外几个人，“瓦里玛，背六天所有的蔬菜水果；约翰，所有干粮和肉；柯林斯、艾维特和卡伦，所有的水，喝的矿泉水、给你们煮咖啡的和煮饭的、洗碗的；还不光是这些，你们的衣服、睡袋也都是我们在背。每次你们到一个营地前，我们就必须先到，烧水、做饭、铺床，为了把一切都弄好，不被游客投诉，天天拼命赶路，有时天气不好走得不够快了，连午饭都没得吃。你看看他们，有几个是还能站得直的？让你那个朋友来试试，恐怕走半个小时就趴下了！要不是为了赚钱为了生存，谁愿意干这样的工作？”
达弗克还想接着再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带着瓦里玛约翰柯林斯他们走了。
最后他看了我一眼，像是一个父亲看无知的孩子做错了事的那种目光，没有太多责备，反而掺了些好笑和怜悯。
守夜人
从海拔3720到4720这1000米，我们经历了不说四季吧，至少也有三季。上午还穿着短袖、头顶烈日走得大汗满身，中午在休息区才吃了个三明治，20分钟的功夫，一阵妖风便卷着铅云不速而至。
先是一股像雾又像烟的气体从四周将人包围，浓稠到似乎只要你伸出手去，就能从中抓出一把棉絮。接着是小雨，小到你几近感受不到任何水滴，能见度随之下跌到十米之内，一棵棵Senecio（乞力特有的荒漠树种）用它们粗壮且不带任何旁枝的躯干奋力向东西南北扩张，企图挣脱迷雾。
“我说啊，达弗克这小子就像Senecio一样，树干太直，就算长错了方向，也还是不懂得让枝子拐个弯再接着长。但你别看他个性这么硬，里头其实很讲究，尊严啊人权啊什么鬼的，这和Senecio是一个道理，你在之前的热带雨林里看见过它么？没有吧，而且一会儿进了沙漠，一样找不到。它就是外表皮实，其实很讲究，水分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且光挑最干净的水源边上长……”艾迪边说边笑，“不过这树虽然说起来有些做作，但长出来还是很好看的，你说是吧？”
他早晨远远看到了达弗克和我对话的场景，怕我放在心上，便左拉右扯地打探口风。
天越来越阴，乌云不但没有散去的迹象，反而越积越厚。为了尽量不被大雨淋个正着，我们囫囵啃完便当盒里的东西，抓紧上路。结果该湿的还是湿了。 沙漠之雨并不常见，但一按下播放键，便像有人端了盆凉水，朝你劈头盖脑泼过来，而且还加了碎冰。我们冷得牙齿和四肢一起打颤，手忙脚乱翻出雨衣雨裤，好不容易在狂风中挣扎着穿好，冰雹冷雨却忽的停了。
紧接着火球再次登场，天晴得离奇。刚披上的塑料材质，因为已经湿了所以没办法脱掉放回包里，加上底下被汗和雨轮流浸泡过的短袖，一层两层，像焗桑拿一样软绵绵地捆在身上。
“我们虽然卖力卖命累死累活，但其实还算幸运，至少不用住在这儿。可真不是人呆的呀……”艾迪边嚼泡泡糖边感叹。
“就是，你说像那些Kibo营地的守夜人，两三个月才下山一次，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迈克连连点头。
Kibo Hut是登顶乞力前的最后一個营地，海拔4750米。放眼四顾，没有一点绿色，连土黄焦黄橘黄棕黄梨黄也不见，只有雪的亮白、天的湖蓝、冻土的黑褐以及巨岩碎石的干灰。
高德菲从营地最中间的小屋里探出头，看见终于有人来了，咧大了嘴笑着，脸上肌肉一活动，被风刃刻出的条条裂纹顿时在眼耳口鼻周围织成了一张网。他把手从大棉袄兜里掏出来，要跟我们握，掌背上的口子比脸上还多。
我们跟他进了既是“管理处”又是宿舍的木房子里签到，里头三张高低床、一个煤炉子、一套糙木桌椅加一个漆已经掉得七七八八的橱柜，惟一醒目的，是墙角立着的一把民谣吉他和一只中型兽皮鼓。
高德菲冷得嗷嗷直叫，问他为什么不点炉子，他搓着一双手说，现在是最淡季，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等晚上全部人都回到房间之后，才能用电用煤。房间里除了他，还住了两名守夜人、两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士兵。
“现在还早，你们休息一下之后要是没事干，来这儿大家聊聊天唱唱歌嘛，这段时间爬山的人好少，挺无聊的。”
高德菲说话时眼睛里是天真又活泼无忌的神色，却满脸沧桑，让人不禁猜测他的年纪。两个小时后，当我们应邀来“聊天唱歌”时，瑞士姑娘便按捺不住好奇心，打听起来。
“我啊，我已经快三十啦，在山上时间看着挺难捱的，其实过得可真快。”
“在Kibo呆多少年了呢？”
“到今年7月就满五年了。”
她和我交换了个眼神，我们心里都在琢磨着同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窗外下起了雪，撒盐似的。
“最初的两年，我是被派来搞医务的，本来在上职中的时候学的就是基础护理。那时也确实觉得挺有意义，救死扶伤嘛。直到有一次，一个法国登山客从Uhuru下来，半路上心脏病发，结果中午之前就不行了，我和另外一个医务人员扛着担架跑上去抬他，还没到kibo就断了气。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大公司的总裁，一切都好，人也很好，就是心脏一直不好。我当时想，这不是变相自杀吗？人活着啊……”
从那以后，高德菲就向乞力国家公园的人力资源部提出了从医务人员转为守夜人的申请。守夜人的工作量比医护人员大、薪水还低，一般不好招人，所以上头一下子就批了。
“为什么不干脆下山去找份轻松又舒服些的工作呢？”
“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啊，轻不轻松、舒不舒服，是由喜欢不喜欢来决定的。我要是不喜欢，就算下了山，换个不苦不累的工作，下班回到家躺在沙发上还有人给我切牛排剥龙虾，但我不高兴的话，日子怎么可能好过？”
“可你……”话还没问完，高德菲的其他几个同事就露了面，他们身上夹带着寒气，从屋外呼啦啦涌进来。
他们见终于来了客，兴奋地边寒暄边点煤炉子，有人在摘帽子围巾、有人啃压缩饼干、有人边喝滚烫的姜茶边打了个响亮的饱嗝，刹那间，煤味儿风雪味儿糕点味儿姜味儿灌满了十几平米的小屋，一下子就暖和起来。
高德菲也显得愈发开心，他一个箭步迈到墙角，抄起那把旧吉他，开始交替弹起GCED几个和弦。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埃略得也拿过鼓，用两只大掌和着敲起来。俩人对了个眼神，笑，张嘴，开唱。
也是巧，所唱的那一段，正好是我们三人都会的、为数不多的斯瓦希里语（属班图语系，是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也是非洲语言当中最多人使用的一种）歌之一。准确说来，它并不是一首歌，而是一首很古老的赞美诗，平时周日在维多利亚湖边的孤儿院里做礼拜，时不时会唱到，大致意思是：你真美好，真美好，每个清晨、夜晚，耶稣，你对我真好。
另外几个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加入了不同声部，他们嗓子里那股被大风吹出的颗粒感，混合着脸上的褶子、皮屑和小疤，被诗里的明亮一照，味道便更加复杂。
之后我们一起在外面的空地上生起了一堆篝火。天黑得很早，雪已经停了，连微风也没有，周围安静得让人能听见头顶上冰川消融的声音。
除了守夜人之外，向导、厨子、搬运工们，以及营地除我们之外惟一的一拨印度登山客也被火光的温暖给吸引了过来，大家围坐成一圈，烤手也烤土豆。
星星依旧多如海沙。高德菲说，这样的天，不论看多少次，总会让人不知不觉想起些一般不会想起的事。他用的是heavens。
旁边的男人们笑着揶揄：别讲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想女人就想女人嘛。
他也不还嘴，继续喃喃自语道：“倒有点想家里人。”
瑞士姑娘安慰似的说他们肯定也很想你的。
高德菲没有接话，倒是之前打鼓的埃略得说：“想什么想，你以为我们这儿像你们发达国家呀，吃穿不愁了才把小孩当神拜，这里随便一家都是一生七八个十几个，父母能把这些孩子都养活早点送出去就不错了，那都是有钱人干的事情……”
德国男立刻表示反对，“这是人的情感需求，跟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照你这么说，唯独有钱人才讲亲情讲友情，没钱的就因为物质缺乏，连精神世界也营养不良了？”
埃略得像是一时半会理不顺回击思路，艾迪却从手机游戏里抬起头来：“银行家（德国男在来非洲当志愿者前一直是慕尼黑银行的高管）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过过真正的穷日子，就是饿得眼冒金星、只能靠喝水喝到吐来往肚子里灌东西、看到老鼠黑蚂蚁飞蛾都想抓了烤来吃的那种，哪怕是一天？” “没有，但是……”
“既然没有的话，我劝你就不要用自己的欧洲标准去猜想那种日子会是什么样，连试都不要试，因为那是你再怎么使劲、装作能感同身受也想象不来的。”
德国男不讲话，盯着噼啪作响的火苗不放。光随着气流在他脸上飘来荡去，很难看出表情。
埃略得见对方辩友理亏，嘚瑟起来：你以为我们没钱，就连脑筋也不清不楚么？
这又踩到了德国男的尾巴，“你们不要老是给自己装一颗被殖民者楚楚可怜又忿忿不平的玻璃心，现在非洲已经独立了，这么好的一片土地，为什么总是发展不起来？不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些不正常的心态，你说饿得快死看到老鼠蝗虫都想吃，这难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就像我们德国这个NGO在坦桑尼亚建学校、医院、孤儿院，还派志愿者过来，能得到什么好处？为了钱吗？不就是为了纠正你们这种意识上的问题，帮你们学会勤劳、思考、创造，现在看来，路还长得很！”
我和瑞士姑娘都突然意识到，这好像已经不是在讨论物质层面富裕与否的问题了。此刻，“居高临下”不再单单因为拥有金钱和权力，而升级成为一种精神甚至道德上的优越感。
“那是因为你们德国人以前做了连自己的良心都过意不去的事儿，现在跑来赎罪了……”
德国人把手上的一颗生土豆用力砸向火里。赶在他发飙之前，高德菲开了腔。“其实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呢？不过是人的骄傲在里面，越膨胀越摇晃，又没办法讲赢，于是只好去戳对方的伤口。设想一下你们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说不定就要动手，动手动脚还不过瘾的话，就要动刀动枪，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以前我也像这样，争啊争啊，什么都希望能攒在自己手里，结果拳头卡在瓶颈拿不出来又塞不回去，也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直到那一年到这里以后，看见远处的风景那么好，又体会到眼前的生活那么难，这种矛盾竟慢慢改变了我，渐渐感觉，好像除了生命本身之外，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了。一下子把玻璃瓶敲碎，反而自由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也找到了。”
厨子达弗克抽完昨天剩下的半支烟，又点了一支新的。
艾迪清了清嗓子，又回到了没正形的胖子形象，说：“想不想明天早上6点半在冰川旁边看日出？想的话就乖乖听队长的话赶紧去睡四个小时，我们半夜12点出发，可是要爬一整夜呢！”
迈克
“艾迪，我们不爬了，实在不行了……”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德国男和瑞士姑娘一个小时前就开始四肢并用、左摇右摆，眼神迷离。
那是凌晨4点，零下12度，那从远处看起来“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光滑”的雪变得愈发张牙舞爪，我们顶过了两场骤雪夹冰雨，以60度或更大的坡度爬到了顶峰的第一个点——吉尔曼点，海拔5685米，标示牌上写着：你现在正站在非洲大陆之巅……
至此德国男已经提出过两次想要放弃，瑞士姑娘还咬牙逞强，嘴唇却已经紫得发黑，身为滑雪和潜水教练的她，实在很难接受自己竟然在登山上打了败仗。我却并不觉得太辛苦，大概是因为前年冬天在阿里高原呆了两个月。其实论体能的话，他们随便都胜我好几筹。
上到吉尔曼点前，艾迪一路都在鼓励他们，说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呀，直到瞥见瑞士姑娘几乎要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旁边的深渊里，要不是迈克在后面把她的背包用力一拽，说不定就香消玉殒了。
艾迪一下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住，瞪着一双眼睛打量着他们。
“迈克你带他们两个回Kibo营地，”他又顺带扫了我一眼，“我带她继续上去。”
瑞士姑娘一下就醒了几分：“不是说还有一个多两个小时就到Uhuru了吗？我可以坚持的。”
“那是为了让你们觉得好过一点骗你们的，至少还要三个小时才能到，到时候你累得半死了，还得下山，下山更危险。而且到了吉尔曼也算是到顶了，只不过没有到最高点，一样有国家公园发的登顶证书。”瑞士姑娘听过这话，只好答应。
“这就通情达理了，丢了命多不划算是不是？迈克，这两个人交给你了，一路小心。”
在艾迪头灯的照射下，迈克眉间的纹路、眼里的血丝和唇上的死皮像被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并没有立刻接话，也没有动，几秒之后，才压低了声音用斯瓦希里语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好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带人继续上，你带不行的人下营地吗？”
艾迪瞄了我们一眼，用英文回答道：“迈克，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我是正队长，成功登顶的次数也是你的两倍，我上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而且你现在讨论这些有的没的，他们两个一会儿反应更剧烈，连下都下不去了，你负得起这個责任？”
“唉，你这个人……”
“迈克，谁上谁下有什么关系呢，你早跟我们回去还能多休息几个小时，快走吧，你看她（指瑞士姑娘）都快吐了。”德国男说。
当时我们都不明白，这个一向少言少语的副队长为什么在登顶的问题上如此坚持。
见四个人都直直盯着他，似乎他就是决定全队生死存亡的那块扳机，迈克缓慢低了低头，拿过他们二人的随身背包，转了身。
艾迪和我沿峭壁边缘继续前进。说也奇怪，随着海拔的升高，艾迪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mountain goat（山地羊，本地人对登山好手的称谓）”，浑身带劲，连两只眼睛都炯炯地发着光。
我们一路都没有再说话。我一边喘粗气一边听队长大人的指引拼命胡思乱想；艾迪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嘴里嚼着泡泡糖，不知道在想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想。
惟一的响动，依然只有冰川消融的声音。思维发散来发散去，迈克临下山前的最后那个神情却总在眼前晃悠，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三体2》里关于“谁走谁留”的情节。
天悄悄地就亮了起来。早晨6点28分，照进非洲大陆的第一束光终于映在了我们脸上。
艾迪费解地盯着我，问：哭什么？
“对比你第一次登顶的感觉和这一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他挠头想了一下，“大致差不多，那时更辛苦一点，现在就不怎么费劲了。”
“站在非洲最高点不激动吗？”
“工作嘛，为了养活自己，有什么好激动的？”他又翻了个白眼。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能让你激动的？”
“……赚钱吧。”
我拍完照，在冰川前的雪地上坐了会儿，默默喝了一杯保温壶里的咖啡，跟着艾迪下了山。
在Kibo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吃东西和睡觉。我没怎么睡着，便在营地转悠，想找迈克聊聊，结果没找到，反而碰到了高德菲，我问他：对于一个向导来说，能带队员上到Uhuru，和只上到吉尔曼点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大了，作为正副向导，只有带队员上到了Uhuru，才算是登顶。一年下来的奖金、转正和升级的机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登顶次数决定的。”
继续下行的过程中，迈克还是一脸郁结。赶路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起了他的家庭生活和理想。他说等到当上正向导、再存够钱，就要开家自己的旅行社，专门做登山，不坑钱也不势利的那种，“就是想让外国人看看，坦桑尼亚也有他们没有的风景。”
“你现在基础都打得差不多了，这个目标应该也不难实现吧。”
这下却又把迈克的话给剪断了，过了五分钟，他才接着说：“怕就怕我这样在山里转到老，大半辈子都耗完，最终也还是别人的副手。”
小费
习惯来说，乞力之行结束前的最后一夜，是让登山客和队伍里所有工作人员道别的。
在员工休息室里，艾迪组织所有人围了一圈，给我们又蹦又跳地唱了一首《乞力之歌》。休息室里的低瓦数灯泡特别暗，又不能生火，他们就戴着头灯，深深浅浅的光打在彼此脸上，看起来让人发笑。
歌毕，我们互相握手拥抱、调侃祝福，温温融融欢乐无限。接着，程序进入下一个环节：给小费。
出发前我们就在论坛里向其他背包客打听过关于小费的数目，综合各种回复，基本情况是：搬运工每人30，厨子40，向导每人50。总共320刀。
我们准备钱的时候银行家还在犯嘀咕：一般国外的游客觉得没什么，我在坦桑尼亚生活了三年就知道，这收入可比大公司里一般的中高层白领都要高。他们说白了干的不就是体力活嘛，本身有工资，小费还这么多，真不公平……但我们还是按规矩给了。
他们拿着钱，愣了，脸上挂着的不知是错愕不满悲伤担忧还是窘迫，达弗克抽起烟来，没人说话。我们也跟着不知所措起来。破木门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吹开，冷风随之灌了进来。
终于还是队长打破了尴尬：“你们出发前，没有打听过或者上网查过关于小费的事情？”
“网上写的就是搬运工每人30，厨子……”
“那是指每天30，行程有六天。我自己无所谓，但你们给的，跟他们所期待的，差太多了。”
这回轮到我们愣了。九个人望着我们，看不出太多表情，被头灯的白炽光直射着，变得有点吓人。我们惟有说要回房间商量一下再给答复。
打电话核实了这个数字，一番抱怨、迷惑、纠结、商议之后，我們决定，同样的日薪，按三天给，就成了搬运工每人90、厨子120、向导每人150，总共960刀。这让我们几乎成了负资产。
艾迪拿着钱，依次数给了搬运工、厨子和副队长，最后把300刀揣进了自己口袋，又恢复了那副毫不正经的笑嘻嘻。木屋里的气氛忽然变了，像是弦已崩断，每个人都轻松起来。
“谢谢啊，志愿者们，也真是难为你们了。”
这时外面生起了篝火，艾迪搭住我们的肩膀，兴致勃勃地说：走，烤肉去。
除了吃肉我们还开了瓶红酒，银行家喝得有些微熏，但估计心里还是梗得慌，就问艾迪：“你说像你这么势利的人，除了钱之外，究竟还爱什么呀？”
艾迪哈哈哈大笑几声，清了清嗓子，站起来朗诵。“爱是一坨屎，”他抑扬顿挫地提了提声调，“我就是那只站在屎堆上喔喔叫的公鸡。”（海明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男主人公哈里的对白。）
实在想不起到底是艾迪还是迈克说：6000米不到的山，就像爬滑梯一样，你一口气还没喘完，就已经站到了平顶上，边叹冰川、边享受照进非洲大陆的第一缕阳光了。
一口？我数着那从肚脐眼被泵上肺叶、被抽进支气管，最后到了鼻腔和舌苔上时滚烫似火的气息，从五十口到一百口，再到更多，天上的飞星亮起又滑落，眼前却还是一片冰雪顽石的荒漠。
艾迪见我越走越慢，气也喘得越来越粗，可又硬着脖颈不愿意让他帮忙背包，叹气说：不要老去数你的步子，越数越难熬，思考下那些看不见的事情嘛。
于是我便开始在脑子里构建漫无边际的山岭江河和荒城废池：下一秒太阳会不会无预兆地蹦跶出来，眼前这个忽而风暴忽而冰雹的乱纪元就会被万物复苏的恒纪元所替代？那被马赛人称作“纳加奇-纳加依”的西主峰，会不会一转过下个崖角，就能让人忽然看见峭壁里被冻住的豹子尸体？风干了应该只能剩下一副皮和一具骨了吧，血和肉都没了，估计看起来挺滑稽骇人。
这么多人在找它，不晓得它又在找什么呢？
艾迪
这是旱季，金合欢树大伞似的影子投在乞力马扎罗（以下简称“乞力”）山脚下那片开阔的浅棕色平原上，平原上还远远地长着更多的合欢和灌木丛，被混合了砂石的飞尘罩着，显得有些朦胧。更远一些的地方起了一阵旋风，看起来像条被搭到半山腰上的土梯子。
艾迪说，“影子投在平原上”的“投（reflect）”字用得挺妙。我告诉他那是海明威写的，我只是随手借用一下。他瞥一眼我手边那本小说，扯了扯嘴角：“看来我们这些靠山而活的人，能维持生计还真多亏了Uhuru（乞力最高点）上的那一丁点儿雪呢，假如十年后这雪化光了，我们估计也吃不成这口饭了。”
那是登山的头一天下午，由我、同在孤儿院当志愿者的瑞士姑娘和一个德国中年男人组成的迷你非专业队伍，来到了山脚下几乎所有登山者都必定经过的小镇，摩什。
艾迪一手举着接机牌，圆滚的手指搭在纸皮上，像木头砧板上四根待宰的香肠，另一只手揣在沙滩裤的裤兜里，啤酒肚稳妥挡在两臂之间，拱出一座曲面光滑的小山丘。
“嘿伙计们，我是即将带领你们在未来六天里征服非洲第一高峰的登山向导，欢迎来到Kili。”
之后，32岁土生土长的摩什人艾迪开车载我们在镇上吃饭、试装备，时不时插播几则不好笑的土段子，最后在夜幕降临之前，把我们卸在了宾馆门口。
“温馨提示：爬山简单得很，登顶成功率为85%，只要四肢健全、心脏、脑筋和血压没病，吃好睡好，玩似的你会发现自己怎么就已经到顶了。”
德国男瞄了眼他那缺乏锻炼的体格和气场，一脸不满：“队长，请问你自己登上过Uhuru多少次？”
艾迪笑了，露出一小片卡在大牙缝隙之间的淡粉色泡泡糖：“上过，次数不多，也就八十多次吧。”
第二天当我们在乞力1879米的入口处再见到队长先生时，心中的问号便又多了几个。除去换了件同样菜干似的T恤之外，他的打扮和接机时一摸一样，甚至连脚上穿的，也还是昨天那双看起来快要开胶的沙滩凉鞋，只不过不是光脚，而是套了一双虎纹的棉袜子。
没有冲锋衣速干衣登山杖，要是不加那个50升的户外背囊的话，艾迪看起来就和绝大多数美剧里标配的那种胖子没多大区别。
从1800米至2700米的这段距离，登山客都需要在热带雨林中徒步三个小时左右。雨林里特有的巨树虽然替人遮了阳，却也把风挡得严严实实。我们身上汗如大潮，艾迪更是湿了个透，肚子看起来比之前还无精打采。他双手插在裤袋，随着有一搭没一搭的步子左右晃动着悬在外头的那两节胳膊肘，隔不了多久就停下来往嘴里灌水、撩起T恤下摆来胡乱擦脸。
我和瑞士姑娘嫌几个男人爬得太过没劲，便自顾自小跑上到了1号营地。
一个小时后男人们才现了身。
“现在跑得飞快，到最后登顶那500米可别哭着让我背哦。”艾迪叼着根棒棒糖，吧唧吧唧地吮着，眯眼上下来回打量着我们，“不过看你们也没几斤肉，我吃点亏也能背一下。”
瑞士姑娘翻着白眼，在我耳朵旁边抱怨：早知道就不该省那一丁点钱找这家便宜的旅行社，看这下好了，来个像他这样的人要跟我们六天。
艾迪大概听见了什么，也不变脸色，笑得更黏。他肚子一挺，把胖脸凑到我们鼻尖前说：“六天哪够，要是下了山你们舍不得，我就再免费多陪kitties（小猫们）几天。”
连他身边站着的副队长迈克也听不下去，把他肩膀一撞，进了休息室。
艾迪还是笑嘻嘻，甩了一句：“OKOK，你们都是有格调有品行的人，只有我低能又俗气。6点餐厅吃饭，别太晚过来……”
厨子
两个小时后当我们看见餐桌上摆放整齐的碗盘锅碟和里头分量充足、热气腾腾的鸡汁煎土豆块、黑椒牛柳、新鲜沙拉和大片的牛油果时，说实话，有些惊艳。
艾迪已经坐在桌前，正对着手机屏幕用两根大拇指飙车，见我们盯着桌上的食物不放，又笑，边站起来边一手勾过来旁边一个端着托盘的小伙子：“这是在这一路保证我们能强健而愉快地活着的关键人之一，我们的厨师达弗克。”
年轻的厨子不說话，只是浅淡地点个头，把桌子上被艾迪碰歪的一支叉子轻轻扶正，朝我们一挥手，便从后门出了餐吧，走到屋檐拐角的阴影里，点了一支烟。其实所有营地都是不允许抽烟的。 窗外的夕阳还剩下最后一缕冷橘色的光，悬在重山和青空之间，任何时候都可能消失不见。星星却已经漫天闪烁。在马赛部落的荒凉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火山顶上的熔岩湖旁、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夜空下、纳米比亚沙漠公路边的帐篷外，我都看过壮阔非凡的星空，但从没有哪一个夜，能够像乞力这样感人至深。
记得在5500米以上登顶的最后一晚，一场风雪过后，苍穹明晰得让人心悸。迈克朝山那边肯尼亚的方向看了半晌，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在乞力，天空才不是sky（天空），而是universe（宇宙）。
后来有次我问艾迪觉得sky和universe有什么区别，那是在几天的相处之后，我们的关系已不算糟。他还是在飙车，听了我的问题没按暂停，连头也没抬，说：大概吧，universe是邁克那种有点想法、却又苦于现实的人用的；sky是达弗克那种现实又镇定的人用的。对了，还有一个词，是heavens（同译为“天空”，也有天堂、极乐世界之意），这就是你们这种来爬山还捧着海明威小说的人用的。
“那你呢？”
“我？我跟你们都不一样，”这下他按了暂停，皮笑肉不笑地看了我一眼，“我这种人，根本不谈论什么天不天的。我不用这些词。”
不知道厨子达弗克自己怎么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喜欢“仰望星空”的人。每个傍晚在不同的营地给我们上好热乎乎的饭菜，他都默然走出后门，在暗处用火柴点烟，然后望着天边抽一小会儿，再把剩下的半支放回烟盒。
每天晚饭前的十分钟达弗克过来摆桌，晚饭后再过来收桌，这是我们惟一能碰面的一刻钟，白天或爬山或小憩，从不曾见到他。
对所有的登山队伍来说，一般只有正副向导与游人同路，其余所有的随队工人，都走另一条更为省时而风景稍微逊色的“员工通道”，其中每个游人都必须配备（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规定）至少两名搬运工、一个厨子和至少两名向导，有些还带安保、医务人员和专职服务生。即便选择最低配置，一个三人登山队怎么也得有九人随行。于是，这九个人的吃喝、工资以及最后行程结束时所期望得到的小费，自然都由登山客负责。
如此一来，缴给旅行社的六天人均900美金的费用，便显得合情合理。
第二天晚餐后闲聊，不知不觉便扯到了高昂的“团费”话题上。
“我们已经是最便宜的啦，你们这些白人（在几乎所有非洲人的眼里，黑皮肤之外的所有人种，都是“白人”）在自己的国家赚得那么多，区区1000美金不到还斤斤计较……”
德国男一听，脸色瞬间暗了两度：“这不是给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浪费资源的问题，你看，我们每人必须带两个搬运工，一个难道不够吗？我们又没多少东西，帐篷都不用。”
刚好达弗克来收拾碗碟，听见这话手上的活停了停，不过也就两秒钟不到的样子。他扫了我们一眼，还是沉默，离开了。
那是他惟一一次，连晚安都没有说。
第四天清晨吃过早餐，我背靠营地前那块标示着海拔3720米的木牌坐着，俯视不远处那些小型峰峦上披着的薄雾。有好些同样肥硕的山鼠和乌鸦在露台边上，忙活着吃刚才那支意大利队伍掉下的法式面包屑。
这时达弗克和六个搬运工从工人休息区鱼贯而出，他们已经打好了大包小包，准备出发到下一个营地。他看见我，停了脚步，扭头对身后的搬运工说了几句，那人便跟着他朝我走过来。
到了跟前，这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肩上卸下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特大帆布包，叮铃哐啷地搁到地上，再解开袋口的麻绳。
“Ray，你来看。”达弗克说，声音不带什么情绪。
里面是一套合金做成的锅碗瓢盆、平时饭桌上摆的那一整套餐具，还有一个20公斤装的小型煤气罐。
他伸出手，依次按顺序指向正怔怔看向我们的另外几个人，“瓦里玛，背六天所有的蔬菜水果；约翰，所有干粮和肉；柯林斯、艾维特和卡伦，所有的水，喝的矿泉水、给你们煮咖啡的和煮饭的、洗碗的；还不光是这些，你们的衣服、睡袋也都是我们在背。每次你们到一个营地前，我们就必须先到，烧水、做饭、铺床，为了把一切都弄好，不被游客投诉，天天拼命赶路，有时天气不好走得不够快了，连午饭都没得吃。你看看他们，有几个是还能站得直的？让你那个朋友来试试，恐怕走半个小时就趴下了！要不是为了赚钱为了生存，谁愿意干这样的工作？”
达弗克还想接着再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带着瓦里玛约翰柯林斯他们走了。
最后他看了我一眼，像是一个父亲看无知的孩子做错了事的那种目光，没有太多责备，反而掺了些好笑和怜悯。
守夜人
从海拔3720到4720这1000米，我们经历了不说四季吧，至少也有三季。上午还穿着短袖、头顶烈日走得大汗满身，中午在休息区才吃了个三明治，20分钟的功夫，一阵妖风便卷着铅云不速而至。
先是一股像雾又像烟的气体从四周将人包围，浓稠到似乎只要你伸出手去，就能从中抓出一把棉絮。接着是小雨，小到你几近感受不到任何水滴，能见度随之下跌到十米之内，一棵棵Senecio（乞力特有的荒漠树种）用它们粗壮且不带任何旁枝的躯干奋力向东西南北扩张，企图挣脱迷雾。
“我说啊，达弗克这小子就像Senecio一样，树干太直，就算长错了方向，也还是不懂得让枝子拐个弯再接着长。但你别看他个性这么硬，里头其实很讲究，尊严啊人权啊什么鬼的，这和Senecio是一个道理，你在之前的热带雨林里看见过它么？没有吧，而且一会儿进了沙漠，一样找不到。它就是外表皮实，其实很讲究，水分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而且光挑最干净的水源边上长……”艾迪边说边笑，“不过这树虽然说起来有些做作，但长出来还是很好看的，你说是吧？”
他早晨远远看到了达弗克和我对话的场景，怕我放在心上，便左拉右扯地打探口风。
天越来越阴，乌云不但没有散去的迹象，反而越积越厚。为了尽量不被大雨淋个正着，我们囫囵啃完便当盒里的东西，抓紧上路。结果该湿的还是湿了。 沙漠之雨并不常见，但一按下播放键，便像有人端了盆凉水，朝你劈头盖脑泼过来，而且还加了碎冰。我们冷得牙齿和四肢一起打颤，手忙脚乱翻出雨衣雨裤，好不容易在狂风中挣扎着穿好，冰雹冷雨却忽的停了。
紧接着火球再次登场，天晴得离奇。刚披上的塑料材质，因为已经湿了所以没办法脱掉放回包里，加上底下被汗和雨轮流浸泡过的短袖，一层两层，像焗桑拿一样软绵绵地捆在身上。
“我们虽然卖力卖命累死累活，但其实还算幸运，至少不用住在这儿。可真不是人呆的呀……”艾迪边嚼泡泡糖边感叹。
“就是，你说像那些Kibo营地的守夜人，两三个月才下山一次，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迈克连连点头。
Kibo Hut是登顶乞力前的最后一個营地，海拔4750米。放眼四顾，没有一点绿色，连土黄焦黄橘黄棕黄梨黄也不见，只有雪的亮白、天的湖蓝、冻土的黑褐以及巨岩碎石的干灰。
高德菲从营地最中间的小屋里探出头，看见终于有人来了，咧大了嘴笑着，脸上肌肉一活动，被风刃刻出的条条裂纹顿时在眼耳口鼻周围织成了一张网。他把手从大棉袄兜里掏出来，要跟我们握，掌背上的口子比脸上还多。
我们跟他进了既是“管理处”又是宿舍的木房子里签到，里头三张高低床、一个煤炉子、一套糙木桌椅加一个漆已经掉得七七八八的橱柜，惟一醒目的，是墙角立着的一把民谣吉他和一只中型兽皮鼓。
高德菲冷得嗷嗷直叫，问他为什么不点炉子，他搓着一双手说，现在是最淡季，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等晚上全部人都回到房间之后，才能用电用煤。房间里除了他，还住了两名守夜人、两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士兵。
“现在还早，你们休息一下之后要是没事干，来这儿大家聊聊天唱唱歌嘛，这段时间爬山的人好少，挺无聊的。”
高德菲说话时眼睛里是天真又活泼无忌的神色，却满脸沧桑，让人不禁猜测他的年纪。两个小时后，当我们应邀来“聊天唱歌”时，瑞士姑娘便按捺不住好奇心，打听起来。
“我啊，我已经快三十啦，在山上时间看着挺难捱的，其实过得可真快。”
“在Kibo呆多少年了呢？”
“到今年7月就满五年了。”
她和我交换了个眼神，我们心里都在琢磨着同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窗外下起了雪，撒盐似的。
“最初的两年，我是被派来搞医务的，本来在上职中的时候学的就是基础护理。那时也确实觉得挺有意义，救死扶伤嘛。直到有一次，一个法国登山客从Uhuru下来，半路上心脏病发，结果中午之前就不行了，我和另外一个医务人员扛着担架跑上去抬他，还没到kibo就断了气。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大公司的总裁，一切都好，人也很好，就是心脏一直不好。我当时想，这不是变相自杀吗？人活着啊……”
从那以后，高德菲就向乞力国家公园的人力资源部提出了从医务人员转为守夜人的申请。守夜人的工作量比医护人员大、薪水还低，一般不好招人，所以上头一下子就批了。
“为什么不干脆下山去找份轻松又舒服些的工作呢？”
“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啊，轻不轻松、舒不舒服，是由喜欢不喜欢来决定的。我要是不喜欢，就算下了山，换个不苦不累的工作，下班回到家躺在沙发上还有人给我切牛排剥龙虾，但我不高兴的话，日子怎么可能好过？”
“可你……”话还没问完，高德菲的其他几个同事就露了面，他们身上夹带着寒气，从屋外呼啦啦涌进来。
他们见终于来了客，兴奋地边寒暄边点煤炉子，有人在摘帽子围巾、有人啃压缩饼干、有人边喝滚烫的姜茶边打了个响亮的饱嗝，刹那间，煤味儿风雪味儿糕点味儿姜味儿灌满了十几平米的小屋，一下子就暖和起来。
高德菲也显得愈发开心，他一个箭步迈到墙角，抄起那把旧吉他，开始交替弹起GCED几个和弦。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埃略得也拿过鼓，用两只大掌和着敲起来。俩人对了个眼神，笑，张嘴，开唱。
也是巧，所唱的那一段，正好是我们三人都会的、为数不多的斯瓦希里语（属班图语系，是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也是非洲语言当中最多人使用的一种）歌之一。准确说来，它并不是一首歌，而是一首很古老的赞美诗，平时周日在维多利亚湖边的孤儿院里做礼拜，时不时会唱到，大致意思是：你真美好，真美好，每个清晨、夜晚，耶稣，你对我真好。
另外几个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加入了不同声部，他们嗓子里那股被大风吹出的颗粒感，混合着脸上的褶子、皮屑和小疤，被诗里的明亮一照，味道便更加复杂。
之后我们一起在外面的空地上生起了一堆篝火。天黑得很早，雪已经停了，连微风也没有，周围安静得让人能听见头顶上冰川消融的声音。
除了守夜人之外，向导、厨子、搬运工们，以及营地除我们之外惟一的一拨印度登山客也被火光的温暖给吸引了过来，大家围坐成一圈，烤手也烤土豆。
星星依旧多如海沙。高德菲说，这样的天，不论看多少次，总会让人不知不觉想起些一般不会想起的事。他用的是heavens。
旁边的男人们笑着揶揄：别讲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想女人就想女人嘛。
他也不还嘴，继续喃喃自语道：“倒有点想家里人。”
瑞士姑娘安慰似的说他们肯定也很想你的。
高德菲没有接话，倒是之前打鼓的埃略得说：“想什么想，你以为我们这儿像你们发达国家呀，吃穿不愁了才把小孩当神拜，这里随便一家都是一生七八个十几个，父母能把这些孩子都养活早点送出去就不错了，那都是有钱人干的事情……”
德国男立刻表示反对，“这是人的情感需求，跟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照你这么说，唯独有钱人才讲亲情讲友情，没钱的就因为物质缺乏，连精神世界也营养不良了？”
埃略得像是一时半会理不顺回击思路，艾迪却从手机游戏里抬起头来：“银行家（德国男在来非洲当志愿者前一直是慕尼黑银行的高管）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过过真正的穷日子，就是饿得眼冒金星、只能靠喝水喝到吐来往肚子里灌东西、看到老鼠黑蚂蚁飞蛾都想抓了烤来吃的那种，哪怕是一天？” “没有，但是……”
“既然没有的话，我劝你就不要用自己的欧洲标准去猜想那种日子会是什么样，连试都不要试，因为那是你再怎么使劲、装作能感同身受也想象不来的。”
德国男不讲话，盯着噼啪作响的火苗不放。光随着气流在他脸上飘来荡去，很难看出表情。
埃略得见对方辩友理亏，嘚瑟起来：你以为我们没钱，就连脑筋也不清不楚么？
这又踩到了德国男的尾巴，“你们不要老是给自己装一颗被殖民者楚楚可怜又忿忿不平的玻璃心，现在非洲已经独立了，这么好的一片土地，为什么总是发展不起来？不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些不正常的心态，你说饿得快死看到老鼠蝗虫都想吃，这难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就像我们德国这个NGO在坦桑尼亚建学校、医院、孤儿院，还派志愿者过来，能得到什么好处？为了钱吗？不就是为了纠正你们这种意识上的问题，帮你们学会勤劳、思考、创造，现在看来，路还长得很！”
我和瑞士姑娘都突然意识到，这好像已经不是在讨论物质层面富裕与否的问题了。此刻，“居高临下”不再单单因为拥有金钱和权力，而升级成为一种精神甚至道德上的优越感。
“那是因为你们德国人以前做了连自己的良心都过意不去的事儿，现在跑来赎罪了……”
德国人把手上的一颗生土豆用力砸向火里。赶在他发飙之前，高德菲开了腔。“其实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呢？不过是人的骄傲在里面，越膨胀越摇晃，又没办法讲赢，于是只好去戳对方的伤口。设想一下你们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说不定就要动手，动手动脚还不过瘾的话，就要动刀动枪，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以前我也像这样，争啊争啊，什么都希望能攒在自己手里，结果拳头卡在瓶颈拿不出来又塞不回去，也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直到那一年到这里以后，看见远处的风景那么好，又体会到眼前的生活那么难，这种矛盾竟慢慢改变了我，渐渐感觉，好像除了生命本身之外，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了。一下子把玻璃瓶敲碎，反而自由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也找到了。”
厨子达弗克抽完昨天剩下的半支烟，又点了一支新的。
艾迪清了清嗓子，又回到了没正形的胖子形象，说：“想不想明天早上6点半在冰川旁边看日出？想的话就乖乖听队长的话赶紧去睡四个小时，我们半夜12点出发，可是要爬一整夜呢！”
迈克
“艾迪，我们不爬了，实在不行了……”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德国男和瑞士姑娘一个小时前就开始四肢并用、左摇右摆，眼神迷离。
那是凌晨4点，零下12度，那从远处看起来“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光滑”的雪变得愈发张牙舞爪，我们顶过了两场骤雪夹冰雨，以60度或更大的坡度爬到了顶峰的第一个点——吉尔曼点，海拔5685米，标示牌上写着：你现在正站在非洲大陆之巅……
至此德国男已经提出过两次想要放弃，瑞士姑娘还咬牙逞强，嘴唇却已经紫得发黑，身为滑雪和潜水教练的她，实在很难接受自己竟然在登山上打了败仗。我却并不觉得太辛苦，大概是因为前年冬天在阿里高原呆了两个月。其实论体能的话，他们随便都胜我好几筹。
上到吉尔曼点前，艾迪一路都在鼓励他们，说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呀，直到瞥见瑞士姑娘几乎要失去平衡一头栽进旁边的深渊里，要不是迈克在后面把她的背包用力一拽，说不定就香消玉殒了。
艾迪一下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站住，瞪着一双眼睛打量着他们。
“迈克你带他们两个回Kibo营地，”他又顺带扫了我一眼，“我带她继续上去。”
瑞士姑娘一下就醒了几分：“不是说还有一个多两个小时就到Uhuru了吗？我可以坚持的。”
“那是为了让你们觉得好过一点骗你们的，至少还要三个小时才能到，到时候你累得半死了，还得下山，下山更危险。而且到了吉尔曼也算是到顶了，只不过没有到最高点，一样有国家公园发的登顶证书。”瑞士姑娘听过这话，只好答应。
“这就通情达理了，丢了命多不划算是不是？迈克，这两个人交给你了，一路小心。”
在艾迪头灯的照射下，迈克眉间的纹路、眼里的血丝和唇上的死皮像被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并没有立刻接话，也没有动，几秒之后，才压低了声音用斯瓦希里语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好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带人继续上，你带不行的人下营地吗？”
艾迪瞄了我们一眼，用英文回答道：“迈克，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我是正队长，成功登顶的次数也是你的两倍，我上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而且你现在讨论这些有的没的，他们两个一会儿反应更剧烈，连下都下不去了，你负得起这個责任？”
“唉，你这个人……”
“迈克，谁上谁下有什么关系呢，你早跟我们回去还能多休息几个小时，快走吧，你看她（指瑞士姑娘）都快吐了。”德国男说。
当时我们都不明白，这个一向少言少语的副队长为什么在登顶的问题上如此坚持。
见四个人都直直盯着他，似乎他就是决定全队生死存亡的那块扳机，迈克缓慢低了低头，拿过他们二人的随身背包，转了身。
艾迪和我沿峭壁边缘继续前进。说也奇怪，随着海拔的升高，艾迪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mountain goat（山地羊，本地人对登山好手的称谓）”，浑身带劲，连两只眼睛都炯炯地发着光。
我们一路都没有再说话。我一边喘粗气一边听队长大人的指引拼命胡思乱想；艾迪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嘴里嚼着泡泡糖，不知道在想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想。
惟一的响动，依然只有冰川消融的声音。思维发散来发散去，迈克临下山前的最后那个神情却总在眼前晃悠，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三体2》里关于“谁走谁留”的情节。
天悄悄地就亮了起来。早晨6点28分，照进非洲大陆的第一束光终于映在了我们脸上。
艾迪费解地盯着我，问：哭什么？
“对比你第一次登顶的感觉和这一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他挠头想了一下，“大致差不多，那时更辛苦一点，现在就不怎么费劲了。”
“站在非洲最高点不激动吗？”
“工作嘛，为了养活自己，有什么好激动的？”他又翻了个白眼。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能让你激动的？”
“……赚钱吧。”
我拍完照，在冰川前的雪地上坐了会儿，默默喝了一杯保温壶里的咖啡，跟着艾迪下了山。
在Kibo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吃东西和睡觉。我没怎么睡着，便在营地转悠，想找迈克聊聊，结果没找到，反而碰到了高德菲，我问他：对于一个向导来说，能带队员上到Uhuru，和只上到吉尔曼点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大了，作为正副向导，只有带队员上到了Uhuru，才算是登顶。一年下来的奖金、转正和升级的机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登顶次数决定的。”
继续下行的过程中，迈克还是一脸郁结。赶路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起了他的家庭生活和理想。他说等到当上正向导、再存够钱，就要开家自己的旅行社，专门做登山，不坑钱也不势利的那种，“就是想让外国人看看，坦桑尼亚也有他们没有的风景。”
“你现在基础都打得差不多了，这个目标应该也不难实现吧。”
这下却又把迈克的话给剪断了，过了五分钟，他才接着说：“怕就怕我这样在山里转到老，大半辈子都耗完，最终也还是别人的副手。”
小费
习惯来说，乞力之行结束前的最后一夜，是让登山客和队伍里所有工作人员道别的。
在员工休息室里，艾迪组织所有人围了一圈，给我们又蹦又跳地唱了一首《乞力之歌》。休息室里的低瓦数灯泡特别暗，又不能生火，他们就戴着头灯，深深浅浅的光打在彼此脸上，看起来让人发笑。
歌毕，我们互相握手拥抱、调侃祝福，温温融融欢乐无限。接着，程序进入下一个环节：给小费。
出发前我们就在论坛里向其他背包客打听过关于小费的数目，综合各种回复，基本情况是：搬运工每人30，厨子40，向导每人50。总共320刀。
我们准备钱的时候银行家还在犯嘀咕：一般国外的游客觉得没什么，我在坦桑尼亚生活了三年就知道，这收入可比大公司里一般的中高层白领都要高。他们说白了干的不就是体力活嘛，本身有工资，小费还这么多，真不公平……但我们还是按规矩给了。
他们拿着钱，愣了，脸上挂着的不知是错愕不满悲伤担忧还是窘迫，达弗克抽起烟来，没人说话。我们也跟着不知所措起来。破木门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吹开，冷风随之灌了进来。
终于还是队长打破了尴尬：“你们出发前，没有打听过或者上网查过关于小费的事情？”
“网上写的就是搬运工每人30，厨子……”
“那是指每天30，行程有六天。我自己无所谓，但你们给的，跟他们所期待的，差太多了。”
这回轮到我们愣了。九个人望着我们，看不出太多表情，被头灯的白炽光直射着，变得有点吓人。我们惟有说要回房间商量一下再给答复。
打电话核实了这个数字，一番抱怨、迷惑、纠结、商议之后，我們决定，同样的日薪，按三天给，就成了搬运工每人90、厨子120、向导每人150，总共960刀。这让我们几乎成了负资产。
艾迪拿着钱，依次数给了搬运工、厨子和副队长，最后把300刀揣进了自己口袋，又恢复了那副毫不正经的笑嘻嘻。木屋里的气氛忽然变了，像是弦已崩断，每个人都轻松起来。
“谢谢啊，志愿者们，也真是难为你们了。”
这时外面生起了篝火，艾迪搭住我们的肩膀，兴致勃勃地说：走，烤肉去。
除了吃肉我们还开了瓶红酒，银行家喝得有些微熏，但估计心里还是梗得慌，就问艾迪：“你说像你这么势利的人，除了钱之外，究竟还爱什么呀？”
艾迪哈哈哈大笑几声，清了清嗓子，站起来朗诵。“爱是一坨屎，”他抑扬顿挫地提了提声调，“我就是那只站在屎堆上喔喔叫的公鸡。”（海明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男主人公哈里的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