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一个智慧型校长的管理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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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得”一词,最早出自于明朝袁了凡所著之《了凡四训》:“舍得”者,实无所舍,亦元所得,是谓“舍得”。因其合乎庄子道学精神,故迅速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不但成为一种生活的哲学,更成为一种管理的艺术。
  今天来看,后六中学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并成为农村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正是源于胡建军校长的“舍得”哲学。
  因为懂得“舍”,胡建军校长“得”以回归了人的本质,以精神引领的方式,带领后六中学的教师走出了“精神彷徨期”,奠定了后六中学奋起的道德基础。
  客观而言。后六中学所遇到的“不可承受之重”足以压垮任何一所学校。而胡建军在2004年8月以“维持会长”的身份接任后六中学校长之时,被合并或直接撤校的阴云也的确一度笼罩在后六中学的上空。
  从今日后六中学的成就来看,很显然,当初胡建军并没有将“维持会长”作为己任,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胡建军非常智慧地抓住了后六中学发展中的软肋——教师普遍没有精神。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的,如果没有精神,人生就缺乏实质,或者人的实质就会轻飘,就会呈现出一种“存在之轻”。
  于是胡建军在踏进后六中学的第一天,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行政座谈会,响亮地喊出了“后中人,人人有希望,个个须努力;只有拼搏今天,才能拥有灿烂明天”的口号,并且热切地制定出“一年求生存,二年谋发展,三年展宏图”的发展目标和奋斗方向,从精神上呼唤教师的心灵回归。
  在人人只图自保和骨干教师不断外流的情况下,胡建军此举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教师对既有待遇不满,就提高待遇,这是一般学校的做法,但是胡建军却始终相信:“教师毕竟是教师,教师有着超越社会平均水平的道德需求。”
  所以他没有去当“外交官”,没有去“跑钱”,而是回归了人的本质,不断地呼喊和鼓励,以精神引领的方式,带领后六中学的教师走出了“精神彷徨期”,奠定了后六中学奋起的道德基础。
  正是胡建军“舍”掉了传统思维,“舍”掉了“本该如此”,“舍”掉了墨守陈规,后六中学异军突起,凭着小米加步枪,照样办出了大教育。
  因为懂得“舍”,胡建军校长没有去掀起“课堂上的改革”,没有去“让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而是“得”以踏踏实实地回归常规,做精做实每一件细微的事,在“扫地也要扫个天下第一”的素朴常规观下,后六中学创造了奇迹。
  德鲁克在其不朽著作《管理:使命、责任与实践》中,把使命放到了管理的几大要素的最前面。确实,一件事。我们首先得明确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因此明确管理的使命成为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在使命都未明确之前去谈方法,谈技术,到最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恐怕也不自知。
  在胡建军看来,后六中学只有先稳定,先人心齐,才能求突破。而他也正是将“做精做实”每一件小事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学校的使命。
  与严苛地控制教师的课时相对的,是胡建军对于副科的“偏爱”,在他看来,“副科不副”,“副科不认真上就是破坏”。胡建军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习惯”。副科不仅要开齐开足,还要保证质量。对此,后六中学在制度上采取了措施。学校规定,主科教师不能任教同一年级或同一班级的副科,副科教学的考绩条例与主科教学考绩条例一样严格规范,这就从制度上为保证副科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
  应该说,这是颇具远见的决定。胡建军“舍”掉了用副科来加强主科教学的时间和空间,“舍”掉了考试成绩的“立竿见影”,却“得”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这一“舍”一“得”之间,就看出了胡建军的睿智和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
  这是胡建军的“创造”吗?应该说这是创造,只是创造得比较小、比较慢,但是教育本身就是细节的艺术、慢的艺术,胡建军就是在改变一点点中实现了创造,增加了后六中学常规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因为懂得“舍”,胡建军校长以其纯朴的品质修养,在后六中学的管理实践中,“得”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长风格,后六中学的教师深深地为这种风格所感染,继而呈现出高效、务实的管理作风、教学作风,为学校的提升、精进开拓出无数的可能性。
  所谓校长风格,指的是校长运用一定的艺术、方法、知识、能力,领导管理下属以期完成工作的方式,显示出办学特有的风貌和色彩。从领导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指校长这个主体通过对被管理者这个客体施加影响,使之显示出来的特征。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校长主体对领导、管理客体施加影响的结果;其二,这个结果所显示出来的是某些独特的风采。
  风格是如此重要,所以雨果说:“没有风格,也许你也会成功,但那是一时的;只有风格,才会让你真正成功。”
  然而,校长风格,绝不是领导、管理方式方法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校长有意识地在适合自己个性特征、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领导、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反复的实践而形成的一种既独具个性魅力又具有稳定性的领导与管理特色。
  法国作家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那么对于后六中学来说,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胡建军。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无论是从2004年开始后六中学的异军突起,还是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基础教育界掀起“后六奇迹”,胡建军都一如既往地“跟着国家的规定走”。国家规定几点放学就几点放学;国家规定节假日不得补课,后六中学就不补课;国家规定副科要开齐开足,后六中学就开齐开足……
  从表面上看,胡建军似乎没有发挥出“校长的主动性”,没有谋求学校的“发展”,但是应该说,现行教育政策法规,包括课程体系,都是经过长期的操作和实践后制定出的,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理想教育的追求之举”。很多时候,很多有“创造性”的校长,会对这种理想化的教育持怀疑态度——“这怎么可能实现!”、“这是说梦话!”于是大多数人在并未尝试后,就转向了短、平、快的“抓分”、“抓率”,某些时候甚至背离了教师、学生的成长规律。
  从教育发展的规律来说,当下,教育的回归已是大势所趋。一位校长,一则是否有相应的理论储备,二则是否有宏大的教育视野,三则是否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这三个问题尚未得出清楚的答案之前,校长过多、过频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害无益,毕竟,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正如成尚荣先生所言——“不搞花样。不做表面文章,不玩繁琐哲学,朴实,简单,然而给教师和学生留下了创造的空间。简单之下存有丰富,存有发展,因而是智慧的。”
  以此来评价胡建军的“舍得哲学”,浑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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