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从“殖民说”到“贸易论”，“资源观”和“制度观”，都不能完整解释中国对非投资行为。本文利用2003年-2010年中国对49个非洲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提出“友好论”：中非之间历史悠久的友谊和日趋紧密的友好合作，是中非经贸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对非投资的重要动因。
关键词：中国；对非投资；友好
一、引言
“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日益显现的非洲成为不少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首选，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十年内增长了14倍，非洲已成为中国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 “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掠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在加强与非洲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积极的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项目，提供各方面援助，与“控制经济命脉”的新殖民主义相去甚远。对于中国对非投资的另一种说法是纯粹的“贸易论”，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投资，因而会选择投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且投资环境好的国家。但事实却是，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还包括诸如毛里塔尼亚、马里、贝宁、安哥拉等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的贫穷国家。那么，在经济利益之外，是否还在存在别的因素呢？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友好论”之上的。
中非关系与其他关系不同，中非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的纠纷和现实的政治冲突。中国与非洲有着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经贸联系日趋紧密。经文献记载，在许多大事件年份，如：万隆会议、三次中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是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增进而加强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广泛参与非洲事务，新任领导人将对非洲的访问提至重要日程，双边友好关系维护和强化了中非长期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友好联系有助于解释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中國与非洲友好联系因素作为新的动因并进行实证分析，友好联系因素将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时间、互访次数、是否有过断交，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为了保证分析的有效和稳定，将友好因素与前人文献所用的因素一起进行实证检验。鉴于前人无法检验所有的非洲国家可能带来的结论偏误，本文搜集了49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文献综述）和假说形成，第三部分为研究样本与方法，第四部分为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结果讨论，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形成
已有的文献大多从“贸易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对外和对非的投资行为。“贸易论”其中一个视角是“资源观”，即任何对外投资都是与资源有关的。Buckley 等（ 2007） 认为，中国企业是基于四种动机进行对外投资的，即“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程惠芳和阮翔（2004）基于中国对32个国家对外投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正相关。Ramasamy等（2012） 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寻求自然资源。蒋冠宏等（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董艳等（2011）采集中国在2005-2007年对90个国家的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主要取决于目标国经济、市场及能源储量。
近年来，一些新兴的学术研究考虑了中国对非洲投资企业中，政府和国有经济的高度参与，提出了“贸易论”的另一个视角“制度观”。制度观认为，传统的资源观忽略了政府对于塑造经济主体目标和方法的作用。Peng（2003）认为，由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缺少竞争性稀缺资源，同时母国制度不完善，所以引入制度观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与竞争优势形成的内在机制。陈岩等（2012）根据中国2003-2009年对非洲投资数据，分析表明东道国资源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和母国制度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制度观相比资源观，着眼于从企业所处环境来解释对外投资行为，超越了企业自身边界，分析更全面。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缺陷，即不论是从“贸易论”的资源视角还是制度视角都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对非的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仍然会对资源和制度不这么有利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中非之间的历史与国情。自中国与非洲各国建交以来，从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到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问非洲三国提出的“非洲梦”，中国一直坚持同非洲的团结合作方针。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伴随着技术合作和援助工作。《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10》指出， 2010 年底，中国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对非援助覆盖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中国国内大学和培训中心接待了成千上万非洲学生和工人。中非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仅是中非经贸联系紧密的表现，更是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动力。
Buckley（2007）曾提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受益于中国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联系。张娟等（2012）提出，中非关系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还承担着国家战略利益。陈岩等（2012）强调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对投资的影响。这些研究和事实，共同指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投资是建立在中非关系之上的，从本质上看，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前人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着眼于取得的收益，而忽略了从风险这一角度去解释投资行为。坚持友好投资，即友好联系程度高，意味双方能够获取更多信息，从而降低风险。董艳（2011）指出，有些风险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为中未受到足够重视。关注风险，提高友好程度，将是中国跨国企业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本文在“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友好论”，以更贴切的解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行为。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中非之间友好程度越高，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
前人的研究虽有涉及“友好论”的观点，但均未具体化这一因素的衡量方法，没有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衡量友好联系因素：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往来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是否有过断交。
政治往来密切度，将采用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次数来衡量。领导人的访问，是促进双边关系的重大步骤，往往会产生巨大反响。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非洲六国进行访问，发表《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演讲，非洲国家对江泽民的访问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访问对发展中非友谊具有全局性影响。1997年中国总理李鹏对非洲六国进行访问，双方取得广泛共识，签订加强经贸方面关系的合作文件达20多项。领导人的访问之后，往往双边经贸合作会掀起高潮。
建交时间长度，在中非投资决策中也可能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常发展期（ 1956—1978）、过渡转型期（ 1978—1994） 和快速上升期（ 1995—至今）。在第一个阶段，新中国与最早一批建交的非洲国家，同处于第三世界国的地位和命运，相同的境遇令双方相互扶持。现今国际形势变化，但历史深厚的友谊仍可能是加深经贸合作的基石，本文将它纳入友好联系因素中，实证检验它的显著性。
是否有过断交，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两国友好的持续性。一旦两国出现断交，一定是违背了原则性问题，恢复友好经贸合作将成为困难。
三、非洲投资概况、研究样本与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准确性，我们尽可能的拓宽样本规模，本文中中国对非各国投资额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数据始于2003年的，更新至2010年，共有49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不包括与中国至今断交的非洲国家和无投资额的国家）。本文在数据上的主要优势是在现有可用数据信息情况下最大化了样本规模，能更真实更全面的反映我国对非投资的现状以及解释变量的解釋力。
表1 模型中涉及得所有变量的来源及数据长度
数据名称来 源完整度
建交时间长度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互访次数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是否有过断交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全部数据 完整
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一次性能源产量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人力资源（人口）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航空基础设施CIA； The World Fact Book部分数据缺失
通信基础设施CIA； The World Fact Book部分数据缺失
东道国经济开放度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美国传统基金会
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商业自由度美国传统基金会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贸易政策自由度美国传统基金会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手机拥有量CIA； The World Fact Book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家庭消费支出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通货膨胀指数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腐败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距离Geobytes City Distance Calculator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注：互访次数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非洲各国“双边关系”和“相关新闻”两大板块整理而成。同一个时间段，一个中国领导人作为国家代表访问一个非洲国家，即使会见不同领导人，“互访次数”记为一次，同理，一个非洲领导人作为国家代表访问一个中国，“互访次数”也记为一次。
（二） 研究方法
被解释变量：我们选取中国对非洲东道国的对外投资（O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为了清晰的阐述对非友好联系因素在我国对非投资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五个模型来考察。每个模型中所包含的解释变量不完全相同。
在模型一中我们首先考虑友好因素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忽略其他各种母国因素。 具体包含的解释变量有：政治往来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是否有过断交。
模型二从资源的角度考虑中国对非投资的动因。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直接判断，单纯考虑友好联系因素忽略了东道国自身实际情况的影响，模型一做出的是有偏估计，所以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非洲东道国的资源因素。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考虑加入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非投资额的影响。东道国的资源不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因素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陈岩在这一方面做了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模型三中借鉴了陈岩（2012）《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的研究中考虑的变量和模型一的解释变量。由于本文的研究扩宽了样本的范围，增加了年份和国家，因此在运用陈岩研究中的变量时，某些数据严重缺失，如制度变量“劳工自由度”，另外母国制度变量“中国信贷政策”无法获得，我们的模型中忽略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模型四是借鉴了董燕（2011）《走进非洲》一文所做的研究，综合了目标国经济、地缘、政治与环境多方面因素，本文在原文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三个中非友好因素。 模型五是全要素模型，将前面四个模型中涉及的重要解释变量全部包含其中（删除了通货膨胀和家庭消费支出这两个没有显著的影响的因素），考察友好因子的解释力的变化。
（三）模型与估计方法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中关于ODI决定因素的研究，引入中非友好联系因素这个可能影响中国ODI的因素，将两国领导人互访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和是否有过断交引入模型。
对于前面已经提及到的五个模型均采用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二至五是对模型一的稳定性检验，考察在其他假说成立的情况下，友好联系因素的解释力。因次本文的核心模型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 C + 中国对非友好因素+εit
其中i表示不同地区，t表示时间，ε表示残差项（均值为零，方差相同）。首先建立模型一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检验，然后在模型一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我们要研究的影响因素，考察新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以及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后对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 同时为了避免变量间剧烈波动一起异方差影响，本文对ODI和GDP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估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为模型中存在虚拟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时出现了近似奇异矩阵，因此本文最后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
四、统计结果
（一）回归结果
按照上诉模型设定，运用GLS估计方法，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2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全模型
建交时间长度0534831**（00232）
0411504*（002423）
0339195*（002285）
0355191*（002278）
0395507*（0022564）
往来密切度3463103***（00929）
1759904**（00916）
1654268*（009136）
2221948***（009159）
1892485**（0090461）
是否有過断交6277642（10538）
-0249625（10194）
087529（009462）
-1169842（09389）
-1027394（ 093484）
国内生产总值对数793301***（0301211）
7041524**（02608）
6600788**（02627）
6191366**（ 028608）
一次性能源产量000013 *（748e-06）
0000214**（728e-06）
0000158*（810e-06）
0000205**（907e-06）
人力资源（人口）437e-12（788e-09）
693e-12（001405）
831e-09（746e-09）
119e-11*（807e-09）
航空基础设施-000027**（ 0000123）
-0000169（ 0000137）
-0000217（ 0000233）
-0000147（00000134）
通信基础设施028275***（000459）
0260177***（001591）
东道国经济开放度-0077685（000432）
0028177（000837）
-0011046（00085489）
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
0145561（001405）0146192（00111179）
商业自由度-0070035（000996）
-0124332（00141517）
贸易政策自由度0112011（001372）
0178583（00002325）
手机拥有量-0070544（ 0043683）
-0069082（00043051）
家庭消费支出-0052074（0296397）
通货膨胀指数0182313（001799）
腐败指数5457017***（013844）
4658833***（01412213）
距离-0000742（0000199）-823e-06
（00001954）
R平方01042026810276102943
029
观测值392392392392392
注释： 各变量第一行为回归系数，第二行为标准误，*、**、***分别代表统计结果在10%、5% 和1%的水平显著（ 双尾检验） 。
可见，中非友好联系因素的确是影响中国对非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建交时间长度和往来密切度都是非常显著，在加入友好因素后对原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明显的影响，友好因素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对独立。
是否有过断交这一变量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在任何设定下都不很显著。在历史上，有个别非洲国家曾与我国解除建交关系，其中有些后来又恢复建交，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决策，但并不显著。外交原则是经贸合作的基础，对于至今仍与中国断交的国家，我国不会对其进行任何贸易往来，但对于后来恢复建交的国家，中国还会继续以友好的姿态跟其往来。其他解释变量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将在下一章做具体讨论。 模型二至五的检验结果显示，友好因素：互访频次和建交时长的显著性在资源假说、全要素假设下不变，证明友好确实是中国对非投资决策中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我们对以上模型做随机效应的回归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不发生改变，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本文的研究结果不因研究方法的变化而改变，结果相当稳定。
五、结果讨论
以下我们结合文献从理论和事件背景上对上述回归结果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本文发现中国对非友好联系因素对中国投资非洲有重要的影响。建交时间长度与互访次数这两个变量在五个模型中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两个变量可以代表中非关系的特征，因此对它的回归结果的讨论，应从中非关系历史的角度来解析。
中非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已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中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政治独立，非洲国家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中非贸易额很少。亚非万隆会议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和贸易支付协议，与此同时，双边的领导人开始加多互访次数。这一时期的中非贸易对中国和非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也支撑着双方的情感，当时的中国与非洲同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敌对情绪。独立初期的中国自身经济也有困难，但仍以真诚的态度支援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帮助其建立了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从1956 年到1977年底，中国向3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4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50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助的70%。中非以往的兄弟情谊对如今的中国对非投资也产生一定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结果中看出，“建交时间长短”变量显著。
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客观形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联合的力量获取对己有利的发展空间，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变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国的战略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确定两大战略决策： 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方针。在这个环境下，中国与非洲开始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更注重互利共赢。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成为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的指导原则。1997年中央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对非经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对非经贸工作，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对非投资规划方案，中国投资非洲的速度加快，双方的贸易额也迅速增加。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中国在非洲设立的投资企业为57家，双方协议金额为25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金额为21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多，约占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92%。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国家集体对话和双边磋商的全新合作机制的正式确立，进而开启了中非合作的新纪元。中非友好联系程度不再仅仅用历史来衡量。
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互访数量，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现阶段的中非友好程度。该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可见政府间的良好关系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一，给予企业投资的信心和一定政策的指向暗示，第二，带动对方非洲国家互相交流的积极性。这个结果印证了中非关系发展的事实。高层领导的对话往往会引起多方的关注，早在1963和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非洲就引起了巨大国际反响。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非洲访问的次数明显增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领导人互访达800多起。2001年至2004年，中国主要领导人先后22次访问非洲，36位非洲国家的总统、总理和议长访华。2005至今，中非双方政治交往更加密切，2007年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八国，2013年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国事访问选择了非洲三国，在坦桑尼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主席将中国和非洲比作“命运共同体”，宣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努力实现各自的“中国梦”和“非洲梦”。领导人访问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公报，签署经贸、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文件，推动双边进一步友好合作。中非国家领导人的密切互访，反映了双方对发展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推进。
虽然中国对非的投资更注重双方的经济效益，但对触及到外交的原则问题仍态度坚决，从回归结果看到，“是否断交过”这个变量的系数为负，数据显示所有断交的国家都为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即违背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外交基本原则，对于这类国家，没有“友好”可言，中国对其投资额为零，双方没有贸易往来。可见，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平等合作的经济利益上的，历史的情谊加强了如今平等互信的可能，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有着良好联系的非洲国家。维持良好关系，也包括国家认同接受双方的文化，即文化接近度较高，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的国家是与中国文化相近相亲的，这个结果与Buckley等（2007）提出的中国OFDI与文化接近度正相关是一致的。
另外，本文发现东道国的特征变量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从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中国对外投资进程中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自然资源、市场规模两个变量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数且显著，与Buckley等（2007）、董艳等（2011）、陈岩（2012），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结论吻合。贸易政策自由度和财政政策自由度的系数也为正，与陈岩（2012）等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腐败指数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腐败指数越大意味着政府越清廉，这个结论与董艳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见，中国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市场环境更好，能源储量更多，制度较有保障的国家。在东道国的其他变量中，基础设施变量并不显著，甚至系数为负，这与董艳等（2011）关于中国对外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航空基础设施的回归结果是与陈岩（2012）等的结论吻合的。可见，中国对非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基础设施并不是最关键的。事实上，中国对非投资的企业往往先帮助非洲的国家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然后再对其投资。造成这两点与中国投资非洲的主体为国有企业的事实相吻合，国有企业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责任，并不完全是市场的行为。中国政府选择中国建筑公司承建大型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以鼓励市场拓展和小企业进入非洲（Desta和Rafael，2009 ）。朱镕基副总理1995 年访问非洲时指出： “为了支持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的企业举办合资项目，中国将提供由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以部分解决这些合资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过去十年，中国与近五十个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个贸易和投资网络，购买非洲自然资源、投资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行为急剧增加（Zafar，2007），2007年中国金融机构设立的中非发展基金成立，專门用于支持国内企业对非投资，这些足以证明国家在中国对非投资中的作用。 这里说的政府责任主要有两点，第一，推动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战略下，中国鼓励更多国内企业到海外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近几十年来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一个补充，另外，中国企业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第二，扩大中国的社会网络，中国对非投资关系作为中非关系的重要一环，应该加强巩固，这一点在“中非友好联系”因素中有更深刻的体现。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论对政府完善对非洲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坚持与非洲建立持久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外交上，坚持平等互信的原则，加深双方联系的密切程度。在经贸交流上，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利用中非合作论坛发展双方联系，和平签订更多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建立相应政策为中国对非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优惠。在民间交流上，鼓励学术机构加强对非洲的研究，举办双边的活动，创建更多民间交流的平台。
第二，中国政府应鼓励更多私营企业进军非洲进行投资。当今对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它们承担着国家利益。然而，私营企业对于完善中非双方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更有利的，更能创造活力和繁荣。大力发展私营企业的同时，应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运用政府手段适当调节和缓解市场的缺陷。
本文结论对于潜在的对非洲投资企业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一，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应根据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非洲由50多个国家组成，差异显著，各国国情各不行同。因此，进行投资行为前应该了解具体投资对象国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不仅要关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更要掌握中国与该国是否有良好的外交联系，以减少安全隐患。
第二，中国企业在对非洲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将公益、环境保护等内容放入考虑范围内。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维持一个友好环境是进行有效率而长久投资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38： 499-518
[2] Peng MW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3] Lucy Corkin & Christopher Burke，China's Engagement of Africa： Preliminary Scoping of African case studies： A scoping exercise evaluating China’s engagement of six African case studies”，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September 2007
[4] 董艳，张大永，蔡栋梁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1（02）
[5] 陈岩，马利灵，钟昌标 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 2012（10）
[6] 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 2004（11）
[7]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07）
[8] 朴英姬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路径及策略选择[J]西亚非洲 2009（07）
[9] 张娟 刘钻石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资源寻求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12（03）
[10]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04）
[11] 黄梅波，范修礼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 2009（10）
[12] 商务部《2010年度中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2011
关键词：中国；对非投资；友好
一、引言
“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日益显现的非洲成为不少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首选，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十年内增长了14倍，非洲已成为中国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 “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掠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在加强与非洲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积极的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项目，提供各方面援助，与“控制经济命脉”的新殖民主义相去甚远。对于中国对非投资的另一种说法是纯粹的“贸易论”，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投资，因而会选择投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且投资环境好的国家。但事实却是，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还包括诸如毛里塔尼亚、马里、贝宁、安哥拉等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的贫穷国家。那么，在经济利益之外，是否还在存在别的因素呢？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友好论”之上的。
中非关系与其他关系不同，中非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的纠纷和现实的政治冲突。中国与非洲有着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经贸联系日趋紧密。经文献记载，在许多大事件年份，如：万隆会议、三次中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是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增进而加强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广泛参与非洲事务，新任领导人将对非洲的访问提至重要日程，双边友好关系维护和强化了中非长期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友好联系有助于解释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中國与非洲友好联系因素作为新的动因并进行实证分析，友好联系因素将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建交时间、互访次数、是否有过断交，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为了保证分析的有效和稳定，将友好因素与前人文献所用的因素一起进行实证检验。鉴于前人无法检验所有的非洲国家可能带来的结论偏误，本文搜集了49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文献综述）和假说形成，第三部分为研究样本与方法，第四部分为检验结果，第五部分为结果讨论，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形成
已有的文献大多从“贸易论”的角度分析中国对外和对非的投资行为。“贸易论”其中一个视角是“资源观”，即任何对外投资都是与资源有关的。Buckley 等（ 2007） 认为，中国企业是基于四种动机进行对外投资的，即“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程惠芳和阮翔（2004）基于中国对32个国家对外投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正相关。Ramasamy等（2012） 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寻求自然资源。蒋冠宏等（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董艳等（2011）采集中国在2005-2007年对90个国家的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主要取决于目标国经济、市场及能源储量。
近年来，一些新兴的学术研究考虑了中国对非洲投资企业中，政府和国有经济的高度参与，提出了“贸易论”的另一个视角“制度观”。制度观认为，传统的资源观忽略了政府对于塑造经济主体目标和方法的作用。Peng（2003）认为，由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缺少竞争性稀缺资源，同时母国制度不完善，所以引入制度观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与竞争优势形成的内在机制。陈岩等（2012）根据中国2003-2009年对非洲投资数据，分析表明东道国资源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和母国制度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制度观相比资源观，着眼于从企业所处环境来解释对外投资行为，超越了企业自身边界，分析更全面。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缺陷，即不论是从“贸易论”的资源视角还是制度视角都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对非的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仍然会对资源和制度不这么有利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中非之间的历史与国情。自中国与非洲各国建交以来，从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到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问非洲三国提出的“非洲梦”，中国一直坚持同非洲的团结合作方针。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伴随着技术合作和援助工作。《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10》指出， 2010 年底，中国与4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对非援助覆盖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中国国内大学和培训中心接待了成千上万非洲学生和工人。中非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不仅是中非经贸联系紧密的表现，更是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动力。
Buckley（2007）曾提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受益于中国与东道国政府的政治联系。张娟等（2012）提出，中非关系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还承担着国家战略利益。陈岩等（2012）强调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对投资的影响。这些研究和事实，共同指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投资是建立在中非关系之上的，从本质上看，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前人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着眼于取得的收益，而忽略了从风险这一角度去解释投资行为。坚持友好投资，即友好联系程度高，意味双方能够获取更多信息，从而降低风险。董艳（2011）指出，有些风险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为中未受到足够重视。关注风险，提高友好程度，将是中国跨国企业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本文在“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友好论”，以更贴切的解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行为。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中非之间友好程度越高，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
前人的研究虽有涉及“友好论”的观点，但均未具体化这一因素的衡量方法，没有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衡量友好联系因素：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往来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是否有过断交。
政治往来密切度，将采用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次数来衡量。领导人的访问，是促进双边关系的重大步骤，往往会产生巨大反响。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非洲六国进行访问，发表《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演讲，非洲国家对江泽民的访问做出高度评价，认为访问对发展中非友谊具有全局性影响。1997年中国总理李鹏对非洲六国进行访问，双方取得广泛共识，签订加强经贸方面关系的合作文件达20多项。领导人的访问之后，往往双边经贸合作会掀起高潮。
建交时间长度，在中非投资决策中也可能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常发展期（ 1956—1978）、过渡转型期（ 1978—1994） 和快速上升期（ 1995—至今）。在第一个阶段，新中国与最早一批建交的非洲国家，同处于第三世界国的地位和命运，相同的境遇令双方相互扶持。现今国际形势变化，但历史深厚的友谊仍可能是加深经贸合作的基石，本文将它纳入友好联系因素中，实证检验它的显著性。
是否有过断交，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两国友好的持续性。一旦两国出现断交，一定是违背了原则性问题，恢复友好经贸合作将成为困难。
三、非洲投资概况、研究样本与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准确性，我们尽可能的拓宽样本规模，本文中中国对非各国投资额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数据始于2003年的，更新至2010年，共有49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不包括与中国至今断交的非洲国家和无投资额的国家）。本文在数据上的主要优势是在现有可用数据信息情况下最大化了样本规模，能更真实更全面的反映我国对非投资的现状以及解释变量的解釋力。
表1 模型中涉及得所有变量的来源及数据长度
数据名称来 源完整度
建交时间长度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互访次数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是否有过断交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49个国家全部数据 完整
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一次性能源产量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人力资源（人口）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航空基础设施CIA； The World Fact Book部分数据缺失
通信基础设施CIA； The World Fact Book部分数据缺失
东道国经济开放度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美国传统基金会
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商业自由度美国传统基金会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贸易政策自由度美国传统基金会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手机拥有量CIA； The World Fact Book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家庭消费支出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通货膨胀指数世界银行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腐败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距离Geobytes City Distance Calculator49个国家03-10年全部数据 完整
注：互访次数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非洲各国“双边关系”和“相关新闻”两大板块整理而成。同一个时间段，一个中国领导人作为国家代表访问一个非洲国家，即使会见不同领导人，“互访次数”记为一次，同理，一个非洲领导人作为国家代表访问一个中国，“互访次数”也记为一次。
（二） 研究方法
被解释变量：我们选取中国对非洲东道国的对外投资（O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为了清晰的阐述对非友好联系因素在我国对非投资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五个模型来考察。每个模型中所包含的解释变量不完全相同。
在模型一中我们首先考虑友好因素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有多大，忽略其他各种母国因素。 具体包含的解释变量有：政治往来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是否有过断交。
模型二从资源的角度考虑中国对非投资的动因。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直接判断，单纯考虑友好联系因素忽略了东道国自身实际情况的影响，模型一做出的是有偏估计，所以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非洲东道国的资源因素。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考虑加入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非投资额的影响。东道国的资源不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因素也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陈岩在这一方面做了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模型三中借鉴了陈岩（2012）《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的研究中考虑的变量和模型一的解释变量。由于本文的研究扩宽了样本的范围，增加了年份和国家，因此在运用陈岩研究中的变量时，某些数据严重缺失，如制度变量“劳工自由度”，另外母国制度变量“中国信贷政策”无法获得，我们的模型中忽略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模型四是借鉴了董燕（2011）《走进非洲》一文所做的研究，综合了目标国经济、地缘、政治与环境多方面因素，本文在原文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三个中非友好因素。 模型五是全要素模型，将前面四个模型中涉及的重要解释变量全部包含其中（删除了通货膨胀和家庭消费支出这两个没有显著的影响的因素），考察友好因子的解释力的变化。
（三）模型与估计方法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中关于ODI决定因素的研究，引入中非友好联系因素这个可能影响中国ODI的因素，将两国领导人互访密切度、建交时间长度和是否有过断交引入模型。
对于前面已经提及到的五个模型均采用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二至五是对模型一的稳定性检验，考察在其他假说成立的情况下，友好联系因素的解释力。因次本文的核心模型为：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 C + 中国对非友好因素+εit
其中i表示不同地区，t表示时间，ε表示残差项（均值为零，方差相同）。首先建立模型一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检验，然后在模型一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我们要研究的影响因素，考察新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以及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后对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 同时为了避免变量间剧烈波动一起异方差影响，本文对ODI和GDP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估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常用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为模型中存在虚拟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时出现了近似奇异矩阵，因此本文最后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
四、统计结果
（一）回归结果
按照上诉模型设定，运用GLS估计方法，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2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全模型
建交时间长度0534831**（00232）
0411504*（002423）
0339195*（002285）
0355191*（002278）
0395507*（0022564）
往来密切度3463103***（00929）
1759904**（00916）
1654268*（009136）
2221948***（009159）
1892485**（0090461）
是否有過断交6277642（10538）
-0249625（10194）
087529（009462）
-1169842（09389）
-1027394（ 093484）
国内生产总值对数793301***（0301211）
7041524**（02608）
6600788**（02627）
6191366**（ 028608）
一次性能源产量000013 *（748e-06）
0000214**（728e-06）
0000158*（810e-06）
0000205**（907e-06）
人力资源（人口）437e-12（788e-09）
693e-12（001405）
831e-09（746e-09）
119e-11*（807e-09）
航空基础设施-000027**（ 0000123）
-0000169（ 0000137）
-0000217（ 0000233）
-0000147（00000134）
通信基础设施028275***（000459）
0260177***（001591）
东道国经济开放度-0077685（000432）
0028177（000837）
-0011046（00085489）
财政政策自由化程度
0145561（001405）0146192（00111179）
商业自由度-0070035（000996）
-0124332（00141517）
贸易政策自由度0112011（001372）
0178583（00002325）
手机拥有量-0070544（ 0043683）
-0069082（00043051）
家庭消费支出-0052074（0296397）
通货膨胀指数0182313（001799）
腐败指数5457017***（013844）
4658833***（01412213）
距离-0000742（0000199）-823e-06
（00001954）
R平方01042026810276102943
029
观测值392392392392392
注释： 各变量第一行为回归系数，第二行为标准误，*、**、***分别代表统计结果在10%、5% 和1%的水平显著（ 双尾检验） 。
可见，中非友好联系因素的确是影响中国对非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建交时间长度和往来密切度都是非常显著，在加入友好因素后对原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明显的影响，友好因素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对独立。
是否有过断交这一变量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在任何设定下都不很显著。在历史上，有个别非洲国家曾与我国解除建交关系，其中有些后来又恢复建交，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决策，但并不显著。外交原则是经贸合作的基础，对于至今仍与中国断交的国家，我国不会对其进行任何贸易往来，但对于后来恢复建交的国家，中国还会继续以友好的姿态跟其往来。其他解释变量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将在下一章做具体讨论。 模型二至五的检验结果显示，友好因素：互访频次和建交时长的显著性在资源假说、全要素假设下不变，证明友好确实是中国对非投资决策中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我们对以上模型做随机效应的回归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不发生改变，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本文的研究结果不因研究方法的变化而改变，结果相当稳定。
五、结果讨论
以下我们结合文献从理论和事件背景上对上述回归结果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本文发现中国对非友好联系因素对中国投资非洲有重要的影响。建交时间长度与互访次数这两个变量在五个模型中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两个变量可以代表中非关系的特征，因此对它的回归结果的讨论，应从中非关系历史的角度来解析。
中非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已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中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政治独立，非洲国家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中非贸易额很少。亚非万隆会议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和贸易支付协议，与此同时，双边的领导人开始加多互访次数。这一时期的中非贸易对中国和非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也支撑着双方的情感，当时的中国与非洲同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敌对情绪。独立初期的中国自身经济也有困难，但仍以真诚的态度支援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帮助其建立了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从1956 年到1977年底，中国向3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4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50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助的70%。中非以往的兄弟情谊对如今的中国对非投资也产生一定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结果中看出，“建交时间长短”变量显著。
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客观形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联合的力量获取对己有利的发展空间，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变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国的战略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确定两大战略决策： 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方针。在这个环境下，中国与非洲开始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更注重互利共赢。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成为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的指导原则。1997年中央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对非经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对非经贸工作，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对非投资规划方案，中国投资非洲的速度加快，双方的贸易额也迅速增加。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中国在非洲设立的投资企业为57家，双方协议金额为25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金额为21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多，约占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92%。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国家集体对话和双边磋商的全新合作机制的正式确立，进而开启了中非合作的新纪元。中非友好联系程度不再仅仅用历史来衡量。
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互访数量，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现阶段的中非友好程度。该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可见政府间的良好关系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一，给予企业投资的信心和一定政策的指向暗示，第二，带动对方非洲国家互相交流的积极性。这个结果印证了中非关系发展的事实。高层领导的对话往往会引起多方的关注，早在1963和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非洲就引起了巨大国际反响。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非洲访问的次数明显增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领导人互访达800多起。2001年至2004年，中国主要领导人先后22次访问非洲，36位非洲国家的总统、总理和议长访华。2005至今，中非双方政治交往更加密切，2007年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八国，2013年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国事访问选择了非洲三国，在坦桑尼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主席将中国和非洲比作“命运共同体”，宣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努力实现各自的“中国梦”和“非洲梦”。领导人访问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公报，签署经贸、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文件，推动双边进一步友好合作。中非国家领导人的密切互访，反映了双方对发展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推进。
虽然中国对非的投资更注重双方的经济效益，但对触及到外交的原则问题仍态度坚决，从回归结果看到，“是否断交过”这个变量的系数为负，数据显示所有断交的国家都为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即违背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外交基本原则，对于这类国家，没有“友好”可言，中国对其投资额为零，双方没有贸易往来。可见，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基于平等合作的经济利益上的，历史的情谊加强了如今平等互信的可能，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有着良好联系的非洲国家。维持良好关系，也包括国家认同接受双方的文化，即文化接近度较高，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的国家是与中国文化相近相亲的，这个结果与Buckley等（2007）提出的中国OFDI与文化接近度正相关是一致的。
另外，本文发现东道国的特征变量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从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中国对外投资进程中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自然资源、市场规模两个变量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数且显著，与Buckley等（2007）、董艳等（2011）、陈岩（2012），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结论吻合。贸易政策自由度和财政政策自由度的系数也为正，与陈岩（2012）等关于中国对非投资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腐败指数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腐败指数越大意味着政府越清廉，这个结论与董艳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见，中国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市场环境更好，能源储量更多，制度较有保障的国家。在东道国的其他变量中，基础设施变量并不显著，甚至系数为负，这与董艳等（2011）关于中国对外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航空基础设施的回归结果是与陈岩（2012）等的结论吻合的。可见，中国对非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基础设施并不是最关键的。事实上，中国对非投资的企业往往先帮助非洲的国家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然后再对其投资。造成这两点与中国投资非洲的主体为国有企业的事实相吻合，国有企业承担着一部分政府责任，并不完全是市场的行为。中国政府选择中国建筑公司承建大型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以鼓励市场拓展和小企业进入非洲（Desta和Rafael，2009 ）。朱镕基副总理1995 年访问非洲时指出： “为了支持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的企业举办合资项目，中国将提供由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以部分解决这些合资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过去十年，中国与近五十个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个贸易和投资网络，购买非洲自然资源、投资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行为急剧增加（Zafar，2007），2007年中国金融机构设立的中非发展基金成立，專门用于支持国内企业对非投资，这些足以证明国家在中国对非投资中的作用。 这里说的政府责任主要有两点，第一，推动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战略下，中国鼓励更多国内企业到海外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近几十年来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一个补充，另外，中国企业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第二，扩大中国的社会网络，中国对非投资关系作为中非关系的重要一环，应该加强巩固，这一点在“中非友好联系”因素中有更深刻的体现。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论对政府完善对非洲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坚持与非洲建立持久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外交上，坚持平等互信的原则，加深双方联系的密切程度。在经贸交流上，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利用中非合作论坛发展双方联系，和平签订更多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建立相应政策为中国对非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优惠。在民间交流上，鼓励学术机构加强对非洲的研究，举办双边的活动，创建更多民间交流的平台。
第二，中国政府应鼓励更多私营企业进军非洲进行投资。当今对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它们承担着国家利益。然而，私营企业对于完善中非双方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更有利的，更能创造活力和繁荣。大力发展私营企业的同时，应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运用政府手段适当调节和缓解市场的缺陷。
本文结论对于潜在的对非洲投资企业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一，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应根据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非洲由50多个国家组成，差异显著，各国国情各不行同。因此，进行投资行为前应该了解具体投资对象国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不仅要关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更要掌握中国与该国是否有良好的外交联系，以减少安全隐患。
第二，中国企业在对非洲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将公益、环境保护等内容放入考虑范围内。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维持一个友好环境是进行有效率而长久投资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Buckley， P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38： 499-518
[2] Peng MW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3] Lucy Corkin & Christopher Burke，China's Engagement of Africa： Preliminary Scoping of African case studies： A scoping exercise evaluating China’s engagement of six African case studies”，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September 2007
[4] 董艳，张大永，蔡栋梁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1（02）
[5] 陈岩，马利灵，钟昌标 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 2012（10）
[6] 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 2004（11）
[7]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07）
[8] 朴英姬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路径及策略选择[J]西亚非洲 2009（07）
[9] 张娟 刘钻石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资源寻求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12（03）
[10]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04）
[11] 黄梅波，范修礼中非经贸关系：现状、问题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 2009（10）
[12] 商务部《2010年度中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