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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不是药神》以具有社会广泛覆盖性的现实痛点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叙事上对现实关系变化丰富性的真实呈现展现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用类型化的表述方法既保证了影片的传播价值，也保证了经济效益，同时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背后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生活认真细致的观察，同时敢于把社会现实难题作为题材进行电影创作，以此来展现不同的社会层面、反思社会问题而引发全民讨论，也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人物关系；类型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我不是药神》堪称2018年暑期档最强势的影片，自7月5日上映后在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分，票房超过30亿。[1]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位进入中年危机的男主因偶然的机会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变成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获得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本来并无野心但是面对唯利是图的商人榨取病人钱财、昔日挚友的因病致死，他不惜踩着法律的红线尽自己所能救助病人，由此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在波涛暗涌中展开。
该片所引发的电影行业内的关注以及电影外的讨论使其意义已经不只限于电影。就电影本身而言：其选取的是极具广泛覆盖性的具有痛感的现实题材，能够最大程度地在情感上唤起部分观众的共鸣，影片的故事是从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在故事呈现上依照现实，对现实关系的丰富变化性给予了艺术范围的真实呈现，同时影片遵循了商业化和类型化的创作模式，将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充分对接而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就电影的社会影响而言：伴随口碑炸裂而来的是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电影所衍生的话题已延伸到医疗体制及改革，引发人们对进口药及医疗制度的大讨论。影片的原型人物有“代购印度抗癌药第一人”之称的陆勇被推到大众面前，关于他的真实故事被各大媒体报道。在影片的结尾，警察对程勇说：“现在没人弄假药了，正版药进医保了。”而现实中相关政策也正在推进，在影片上映第14天，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社会舆论特别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要“急群众所急”，推动相关措施加快落到实处。[2]故事的原型人物陆勇被撤诉，体现了法理和温情，这代表司法的进步；将格列宁纳入医保，代表着国家医疗制度的进步；而这种题材的拍摄及上映并引发广泛关注，是中国电影及电影人的进步。
鉴于《我不是药神》引起的广泛性关注，探讨其成为爆款的原因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虽然我国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3]，出现了既有票房又有口碑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类型片《湄公河行动》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成功改造、根据寻子事件改编的陈可辛导演的影片《亲爱的》以情动人、传记题材影片《我是医生》《邹碧华》展现了当代英雄模范人物等，但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反响如《我不是药神》這样的“爆款”并不多见。笔者认为《我不是药神》的成功与其创作上和现实生活的共鸣、影片叙事呈现真实的现实关系、故事内容充沛的人文含量、丰富的人物关系、精准的类型定位，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喜闻乐见密不可分。
一、题材上：极具社会广泛覆盖性的痛感的现实问题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强调：“电影艺术的主题理应是现实的世界，电影只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精准描绘，才能实现让时间免于腐朽的伟大理想。”[4]77现实如同电影取之不尽的巨大素材库，电影以最直接和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将社会现实呈现给身处其中的人们，所以电影从现实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广泛传播后又会对现实产生一定影响，即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在有效地改变着生活现实。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在《电影和历史》一书中提出电影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他认为：“电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呈现者，同时也可以通过镜头语言揭示社会被掩盖被忽视的一面，电影对社会具有‘反分析’作用。”[5]22笔者认为他所指的“反分析”作用是指：电影在利用影像呈现现实社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社会现实。现实题材影片具有其他类型片无可比拟的镜像功能，它通过逼真的拟化能力和虚拟艺术特性，辅之以先进的影像技术手段，获得表现世界的能力。观众通过影像既能看到反映生活、透视生活及创作生活的被戏剧化的现实，又能通过被加工和处理的影像探寻现实背后隐藏的话语，折射出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而唤起观众对当下生活空间的关注和反思。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存在的事件，是以当事人为原型进行改编的典型的社会题材电影，是以现实为蓝本的社会镜像。影片在“药”上做文章，一颗小小的药丸既是救命药，也是“害人”药，既是希望又是沉重的负担，以此为切入点，折射出人生百态和人性光辉，相较于宏大叙事给观众带来的瞬时的热血沸腾感而言，这种着眼于现实生活的某一横截面的痛苦和挣扎的题材更值得让人回味。
现实题材影片的魅力就在于当艺术描写与观众自身经验相重合时，便能带来巨大的共鸣。本片就是一部以热点聚焦痛点、以痛点的广泛性引发共鸣的影片，它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覆盖性，触及了13亿中国人最无奈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看病贵，看病难”的痛点。影片中“你能保证一辈子不得病吗”“最大的病是穷病”等已不仅仅是台词，而是直抵人心的叩问，这是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矛盾与困境，无论是病人的痛苦、病人家属的绝望与希望、警察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甚至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这些角色都可以被不同身份的观众认同。
二、故事上：对现实关系的变化丰富性的真实呈现
《我不是药神》依靠对现实关系变化的丰富性表现打动人心，通过描写普遍而又复杂的法律与人情、对与错、警察与罪犯、患病者家庭、药品买卖之间的现实关系而赢得观众的共鸣，这些关系已然突破了二元对立模式，而呈现多元化和多义性，而每一层关系都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社会广泛性的现实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线，就影片本身展现的是人物精神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影像的人文关系，在影片之外则是影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科学文明的发展关系变化的深层思考。 影片在故事叙事上，围绕程勇这一架构型人物而展开故事，其他人物以程勇为圆心而演化和跃进，进而呈现出丰富的人物关系。
就架构型人物程勇而言，影片用前段、中段、后段叙事分别从三个层面诠释了“英雄”的含义，探究他自身的心理变化与行为关系。影片前段叙事中，主人公程勇的出发点就是谋利，他是一名投机小商贩，从印度商那里进口神药，这是一种常规的人情人性。卖药团队是社会底层平民，他们各自身份不同，但有着同样的命运：被白血病侵袭、地位低下、生活艰难。这些小人物如同现实中病人的缩影，他们只为求生活。影片中段叙事中，随着程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意识到这种利益的获取是踩在法律的红线上，随时面临被处罚的风险，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放弃了进口印度神药的生意，踏实地开了一个纺织厂。这种表现，使影片的内在人物关系及矛盾凸显，对于程勇来说，是走上正路，但对于患病者来说，没有了药物的来源，他们面临的就是等死。至此，法律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关系开始凸显，而影片的话题性也由此展开。影片的后段叙事中，目睹昔日的伙伴曾经的朋友因为没有了药物维持而病逝，这对程勇来说是巨大的触动，也是他从小商贩转变为富有正义感的斗士的关键因素。此时，他抛弃自身的利益，并以纺织厂的利润来补贴进口药的差价以低于进口价格卖给患者，成为了患病者口中的“药神”，他以一己之力踩着法律的红线捍卫着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被救赎的权力。“他才20岁，想活命有什么罪？”这是对警察的拷问；“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可我还想活着。”这是对生存的渴望。这时的程勇在人情人性层面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故事中人物的经济损失。叙事至此，影片的主人公走私药物的违法事实与其救人的本义之间出现矛盾，他本人也将面临着法律的惩罚，由此他的个人行为也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远远超过了第一层面的获利。在影片的后段中，程勇的任务已经不再仅仅是获利，而是走在钢丝上救人，他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帮助癌症患者。在这三段叙事中，程勇从只顾获利的市井小民到意识到违法而走向正途，再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之间的转变把人物性格塑造得异常丰满。程勇经历了与自身的对话，影片的现实主义在这个层面中也超越了前两个层面，获得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的深度，以及对生命救赎的反思，同时也借此使人物达到了影片想要表达的人文高度。
影片通过生动的人物关系的呈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人物被赋予具体、可感的立体性格，形象更加丰满：黄毛对程勇由最初的看不起到最后的舍命相救，为给女儿治病在KTV跳钢管舞的刘思慧对程勇的误判，因停药而去世的吕受益对程勇的打击，这些人物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是程勇由胸无大志发展为悲情英雄、黄毛的义气、吕受益等的求生本能等，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立体，在故事叙事中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不幸，却又有各自的坚持。影片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触动而塑造了程勇这种另类平民英雄形象。
三、类型上：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对接
电影的商业性可以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构的，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影更多强调教化功能。进入90年代，特殊的历史节点让商业电影和主旋律会演创造了市场高峰，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商业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样态。我们的电影从重视艺术忽视市场到看重市场漠视艺术，在适应时世与市场变换的同时，也担心过分矫枉导致偏狭，如今却已经演变为“不求艺术有功但求市场有益”的局面。这种商业化趋重的势头直接导致电影和现实的关系被扭曲：现实题材影片在视听震撼上给观众带来的刺激远远低于科幻、动作等类型电影，所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是一些优秀的现实题材影片也难以摆脱受众量小、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这导致在创作层面上大多数电影从业者更执着于武侠、历史、神怪、玄幻等类型题材，很少有创作者去继承发扬20世纪30、40年代开创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化高度上讨论当代现实主义话题；而是竭尽全力抢占市场，集体远离现实。电影远离现实造成的另外一种现象便是，处于电影产业高端的商业大片吞噬和腐蚀产业低端的从业者，产生吸入效应，如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对现实的关切态度在《疯狂的赛车》中已消失殆尽，而在《心花路放》中更成为极致癫狂的粗俗娱乐。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商业性与现实主义不排斥，现实主义也可以产生大片，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这些影片将社会现实和影片叙事有机融合，获得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影片《我不是药神》再次证明了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可以充分对接，影片虽然表现方式是现实题材，但遵循了类型化与商业化的规律，既保证了其传播价值，也提升了经济效益：在创作元素上融合了喜剧、动作甚至警匪类型元素，营造类型的同时也在努力避开常规，既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期待，既给观众既带来满足感又带来新体验，体现出新意；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出人物关系的复杂多元，如片中警察不再是刻板的符号，在法理和人情的较量中，人情人性透过只言片语流露，让故事充满人情味，触动大众的情感，引发共鸣。
四、现实意义深远
影片《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所带来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在创作层面上的启示是现实主义题材需要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既要有人性，也要有社会性和艺术性，只有真正关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才能引起观众在价值观层面的共鸣，赢得口碑与票房。在内涵层面上要讲求对个体命运、生命本真的尊重，将立意主题与对人的尊重联系在一起。
《我不是药神》通过表面的人物矛盾关系展示了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由创作者对生活认真细致地观察，因而才能写出看似平常的故事的另一面。对电影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存有艺术和现实互动的认知和时代责任感，在当下的电影生态下多创作有温度和人性关怀的现实题材影片，让现实题材影片成为时代发展的见证者。该片的成功表明，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样能带来震撼，并且是因其真实性而对观众心理所产生的震撼，这种对观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单凭高科技特效所带来的震撼无法比拟的。在偶像当道的娱乐时代，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仍然有市场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对应的艺术作品提供这一认同渠道。影片用一波三折的剧情最大程度地展现了高价救命药与低价走私药、道德与法律、法理与人情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矛盾冲突，以此来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层面、反思社会问题：面对病痛，原本无价的生命被贫富左右，如何在保证现实医学进步、市场有序的同时，让普通人都能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一方面正是程勇的走私救助了一大批患者，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病人求生是保证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另一方面打击盗版是维护市场平衡有序发展的必要措施，当这两者形成矛盾的时候，究竟该如何做才能保证生命的尊严又维护市场平衡有序发展，这才是影片的现实意味所在。影片结尾用人性化的形式表现程勇被抓，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正义，从具体的事件中的人物描写出对社会现象和价值的重视，才能获得心灵振动。
当然，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现实难题，不是通过一部电影上映引来舆论关注就可以解决的，但它至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不是药神》敢于把棘手的现实难题作为题材进行电影创作，这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全民对人性矛盾和社会价值的大讨论，才是其闪光之处。影片在悲情中落幕，但现实中的故事在延续，“格列宁”已经纳入19个省市的医保目录，药品价格下调，取消进口关税[2]，这种银幕上下的互动也证实了电影的力量。
总之，现实题材的作品要想激荡人心，必须植根于现实，发掘潜在的理想主义精神。創作者要和普通人民大众一样，对民生疾苦和时代精神感同身受，保持对现实问题、社会进步的敏锐关注和热情。这样才能使作品既有现实的质感，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同时又具备文化和艺术的维度。近年来电影商业化的趋重导致其和现实的关系扭曲，如果创作不从文化高度上探讨当代话题，即便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让中国电影和当代社会间保持一种互动关系，既不疏离冷漠也不扭曲掩饰，这样才使得艺术、现实和受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以而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总票房-电影票房排行榜[EB/OL].http：//58921.com/alltime，2018-08-02.
[2]李克强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热议作批示[EB/OL].中国政府网.（2018-07-18）.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8/content_5307223.htm？_zbs_baidu_bk.
[3]赵卫防.我看现实题材影视创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3-17（11）.
[4]（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法）马克费罗.电影和历史[M].彭妹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 《我不是药神》；现实题材；人物关系；类型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我不是药神》堪称2018年暑期档最强势的影片，自7月5日上映后在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分，票房超过30亿。[1]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位进入中年危机的男主因偶然的机会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变成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获得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本来并无野心但是面对唯利是图的商人榨取病人钱财、昔日挚友的因病致死，他不惜踩着法律的红线尽自己所能救助病人，由此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在波涛暗涌中展开。
该片所引发的电影行业内的关注以及电影外的讨论使其意义已经不只限于电影。就电影本身而言：其选取的是极具广泛覆盖性的具有痛感的现实题材，能够最大程度地在情感上唤起部分观众的共鸣，影片的故事是从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在故事呈现上依照现实，对现实关系的丰富变化性给予了艺术范围的真实呈现，同时影片遵循了商业化和类型化的创作模式，将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充分对接而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就电影的社会影响而言：伴随口碑炸裂而来的是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电影所衍生的话题已延伸到医疗体制及改革，引发人们对进口药及医疗制度的大讨论。影片的原型人物有“代购印度抗癌药第一人”之称的陆勇被推到大众面前，关于他的真实故事被各大媒体报道。在影片的结尾，警察对程勇说：“现在没人弄假药了，正版药进医保了。”而现实中相关政策也正在推进，在影片上映第14天，李克强总理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社会舆论特别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要“急群众所急”，推动相关措施加快落到实处。[2]故事的原型人物陆勇被撤诉，体现了法理和温情，这代表司法的进步；将格列宁纳入医保，代表着国家医疗制度的进步；而这种题材的拍摄及上映并引发广泛关注，是中国电影及电影人的进步。
鉴于《我不是药神》引起的广泛性关注，探讨其成为爆款的原因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虽然我国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3]，出现了既有票房又有口碑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类型片《湄公河行动》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成功改造、根据寻子事件改编的陈可辛导演的影片《亲爱的》以情动人、传记题材影片《我是医生》《邹碧华》展现了当代英雄模范人物等，但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反响如《我不是药神》這样的“爆款”并不多见。笔者认为《我不是药神》的成功与其创作上和现实生活的共鸣、影片叙事呈现真实的现实关系、故事内容充沛的人文含量、丰富的人物关系、精准的类型定位，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喜闻乐见密不可分。
一、题材上：极具社会广泛覆盖性的痛感的现实问题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强调：“电影艺术的主题理应是现实的世界，电影只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精准描绘，才能实现让时间免于腐朽的伟大理想。”[4]77现实如同电影取之不尽的巨大素材库，电影以最直接和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将社会现实呈现给身处其中的人们，所以电影从现实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广泛传播后又会对现实产生一定影响，即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在有效地改变着生活现实。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在《电影和历史》一书中提出电影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他认为：“电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呈现者，同时也可以通过镜头语言揭示社会被掩盖被忽视的一面，电影对社会具有‘反分析’作用。”[5]22笔者认为他所指的“反分析”作用是指：电影在利用影像呈现现实社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社会现实。现实题材影片具有其他类型片无可比拟的镜像功能，它通过逼真的拟化能力和虚拟艺术特性，辅之以先进的影像技术手段，获得表现世界的能力。观众通过影像既能看到反映生活、透视生活及创作生活的被戏剧化的现实，又能通过被加工和处理的影像探寻现实背后隐藏的话语，折射出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而唤起观众对当下生活空间的关注和反思。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存在的事件，是以当事人为原型进行改编的典型的社会题材电影，是以现实为蓝本的社会镜像。影片在“药”上做文章，一颗小小的药丸既是救命药，也是“害人”药，既是希望又是沉重的负担，以此为切入点，折射出人生百态和人性光辉，相较于宏大叙事给观众带来的瞬时的热血沸腾感而言，这种着眼于现实生活的某一横截面的痛苦和挣扎的题材更值得让人回味。
现实题材影片的魅力就在于当艺术描写与观众自身经验相重合时，便能带来巨大的共鸣。本片就是一部以热点聚焦痛点、以痛点的广泛性引发共鸣的影片，它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覆盖性，触及了13亿中国人最无奈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看病贵，看病难”的痛点。影片中“你能保证一辈子不得病吗”“最大的病是穷病”等已不仅仅是台词，而是直抵人心的叩问，这是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矛盾与困境，无论是病人的痛苦、病人家属的绝望与希望、警察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甚至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这些角色都可以被不同身份的观众认同。
二、故事上：对现实关系的变化丰富性的真实呈现
《我不是药神》依靠对现实关系变化的丰富性表现打动人心，通过描写普遍而又复杂的法律与人情、对与错、警察与罪犯、患病者家庭、药品买卖之间的现实关系而赢得观众的共鸣，这些关系已然突破了二元对立模式，而呈现多元化和多义性，而每一层关系都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社会广泛性的现实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线，就影片本身展现的是人物精神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影像的人文关系，在影片之外则是影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科学文明的发展关系变化的深层思考。 影片在故事叙事上，围绕程勇这一架构型人物而展开故事，其他人物以程勇为圆心而演化和跃进，进而呈现出丰富的人物关系。
就架构型人物程勇而言，影片用前段、中段、后段叙事分别从三个层面诠释了“英雄”的含义，探究他自身的心理变化与行为关系。影片前段叙事中，主人公程勇的出发点就是谋利，他是一名投机小商贩，从印度商那里进口神药，这是一种常规的人情人性。卖药团队是社会底层平民，他们各自身份不同，但有着同样的命运：被白血病侵袭、地位低下、生活艰难。这些小人物如同现实中病人的缩影，他们只为求生活。影片中段叙事中，随着程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意识到这种利益的获取是踩在法律的红线上，随时面临被处罚的风险，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放弃了进口印度神药的生意，踏实地开了一个纺织厂。这种表现，使影片的内在人物关系及矛盾凸显，对于程勇来说，是走上正路，但对于患病者来说，没有了药物的来源，他们面临的就是等死。至此，法律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关系开始凸显，而影片的话题性也由此展开。影片的后段叙事中，目睹昔日的伙伴曾经的朋友因为没有了药物维持而病逝，这对程勇来说是巨大的触动，也是他从小商贩转变为富有正义感的斗士的关键因素。此时，他抛弃自身的利益，并以纺织厂的利润来补贴进口药的差价以低于进口价格卖给患者，成为了患病者口中的“药神”，他以一己之力踩着法律的红线捍卫着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被救赎的权力。“他才20岁，想活命有什么罪？”这是对警察的拷问；“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可我还想活着。”这是对生存的渴望。这时的程勇在人情人性层面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故事中人物的经济损失。叙事至此，影片的主人公走私药物的违法事实与其救人的本义之间出现矛盾，他本人也将面临着法律的惩罚，由此他的个人行为也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远远超过了第一层面的获利。在影片的后段中，程勇的任务已经不再仅仅是获利，而是走在钢丝上救人，他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帮助癌症患者。在这三段叙事中，程勇从只顾获利的市井小民到意识到违法而走向正途，再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之间的转变把人物性格塑造得异常丰满。程勇经历了与自身的对话，影片的现实主义在这个层面中也超越了前两个层面，获得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的深度，以及对生命救赎的反思，同时也借此使人物达到了影片想要表达的人文高度。
影片通过生动的人物关系的呈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人物被赋予具体、可感的立体性格，形象更加丰满：黄毛对程勇由最初的看不起到最后的舍命相救，为给女儿治病在KTV跳钢管舞的刘思慧对程勇的误判，因停药而去世的吕受益对程勇的打击，这些人物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是程勇由胸无大志发展为悲情英雄、黄毛的义气、吕受益等的求生本能等，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立体，在故事叙事中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不幸，却又有各自的坚持。影片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触动而塑造了程勇这种另类平民英雄形象。
三、类型上：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对接
电影的商业性可以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构的，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影更多强调教化功能。进入90年代，特殊的历史节点让商业电影和主旋律会演创造了市场高峰，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商业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样态。我们的电影从重视艺术忽视市场到看重市场漠视艺术，在适应时世与市场变换的同时，也担心过分矫枉导致偏狭，如今却已经演变为“不求艺术有功但求市场有益”的局面。这种商业化趋重的势头直接导致电影和现实的关系被扭曲：现实题材影片在视听震撼上给观众带来的刺激远远低于科幻、动作等类型电影，所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是一些优秀的现实题材影片也难以摆脱受众量小、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这导致在创作层面上大多数电影从业者更执着于武侠、历史、神怪、玄幻等类型题材，很少有创作者去继承发扬20世纪30、40年代开创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化高度上讨论当代现实主义话题；而是竭尽全力抢占市场，集体远离现实。电影远离现实造成的另外一种现象便是，处于电影产业高端的商业大片吞噬和腐蚀产业低端的从业者，产生吸入效应，如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对现实的关切态度在《疯狂的赛车》中已消失殆尽，而在《心花路放》中更成为极致癫狂的粗俗娱乐。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商业性与现实主义不排斥，现实主义也可以产生大片，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这些影片将社会现实和影片叙事有机融合，获得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影片《我不是药神》再次证明了现实题材与商业片可以充分对接，影片虽然表现方式是现实题材，但遵循了类型化与商业化的规律，既保证了其传播价值，也提升了经济效益：在创作元素上融合了喜剧、动作甚至警匪类型元素，营造类型的同时也在努力避开常规，既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期待，既给观众既带来满足感又带来新体验，体现出新意；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出人物关系的复杂多元，如片中警察不再是刻板的符号，在法理和人情的较量中，人情人性透过只言片语流露，让故事充满人情味，触动大众的情感，引发共鸣。
四、现实意义深远
影片《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所带来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在创作层面上的启示是现实主义题材需要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既要有人性，也要有社会性和艺术性，只有真正关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才能引起观众在价值观层面的共鸣，赢得口碑与票房。在内涵层面上要讲求对个体命运、生命本真的尊重，将立意主题与对人的尊重联系在一起。
《我不是药神》通过表面的人物矛盾关系展示了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由创作者对生活认真细致地观察，因而才能写出看似平常的故事的另一面。对电影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存有艺术和现实互动的认知和时代责任感，在当下的电影生态下多创作有温度和人性关怀的现实题材影片，让现实题材影片成为时代发展的见证者。该片的成功表明，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样能带来震撼，并且是因其真实性而对观众心理所产生的震撼，这种对观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单凭高科技特效所带来的震撼无法比拟的。在偶像当道的娱乐时代，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仍然有市场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对应的艺术作品提供这一认同渠道。影片用一波三折的剧情最大程度地展现了高价救命药与低价走私药、道德与法律、法理与人情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矛盾冲突，以此来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层面、反思社会问题：面对病痛，原本无价的生命被贫富左右，如何在保证现实医学进步、市场有序的同时，让普通人都能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一方面正是程勇的走私救助了一大批患者，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病人求生是保证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另一方面打击盗版是维护市场平衡有序发展的必要措施，当这两者形成矛盾的时候，究竟该如何做才能保证生命的尊严又维护市场平衡有序发展，这才是影片的现实意味所在。影片结尾用人性化的形式表现程勇被抓，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正义，从具体的事件中的人物描写出对社会现象和价值的重视，才能获得心灵振动。
当然，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现实难题，不是通过一部电影上映引来舆论关注就可以解决的，但它至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并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不是药神》敢于把棘手的现实难题作为题材进行电影创作，这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全民对人性矛盾和社会价值的大讨论，才是其闪光之处。影片在悲情中落幕，但现实中的故事在延续，“格列宁”已经纳入19个省市的医保目录，药品价格下调，取消进口关税[2]，这种银幕上下的互动也证实了电影的力量。
总之，现实题材的作品要想激荡人心，必须植根于现实，发掘潜在的理想主义精神。創作者要和普通人民大众一样，对民生疾苦和时代精神感同身受，保持对现实问题、社会进步的敏锐关注和热情。这样才能使作品既有现实的质感，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同时又具备文化和艺术的维度。近年来电影商业化的趋重导致其和现实的关系扭曲，如果创作不从文化高度上探讨当代话题，即便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让中国电影和当代社会间保持一种互动关系，既不疏离冷漠也不扭曲掩饰，这样才使得艺术、现实和受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以而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总票房-电影票房排行榜[EB/OL].http：//58921.com/alltime，2018-08-02.
[2]李克强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热议作批示[EB/OL].中国政府网.（2018-07-18）.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8/content_5307223.htm？_zbs_baidu_bk.
[3]赵卫防.我看现实题材影视创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3-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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