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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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以我国历史之悠久、幅员之辽阔、民族之众多、文化之灿烂,边疆研究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研究领域。边疆研究涉及许多学科,应该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一些老一辈的专家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作出了许多成绩。解放后建立的一批研究机构、培养的一批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已经成长。他们奋战在各大中心城市,也奋战在边疆第一线。各方面的力量如果能够分工协作、取长补短,一定可以将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向纵深发展。
其他文献
<正> 一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地方志占很大比重,现存8000余种地方志,记载着我国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可以说是我国独特的地方史百科全书。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晋乘》、《楚梼杌》及《鲁春秋》等一类地方史著作,而《尚书·禹贡》篇更是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可与《山海经》并称我国地方志的鼻祖。“地方志”又称“方志”,宋代以降始名。隋唐时多称“图志”。由于不断改进体例、取材渐博、所涉日富,先为史地分载,继为史地合记,
<正>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江应梁教授是和本人同受业于中国人类学开山大师之一杨成志教授之门。我们相交近半个世纪了。回忆江兄在广州任教期间,由于所学相同,而江兄则早已毕业,故不少问题,时向他请教,他作为大师兄亦以余能受教,有问必答,使本人所习,日有进步。反映江兄教育家的风度。江应梁教授学问渊博,六十年来,为我国社会学、人类学作出巨大贡献,今日仙游,使学人深为痛惜,本人感受亦深,特为文纪念。并将江兄教导成序诗如下:珠海相从四十年,得聆高论胜前贤。启我坚修人类学,苗瑶黎族共相研。
<正> 《中国边疆图籍录》是一部长达55万字的有关中国边疆文献和舆图资料的综合性目录著作,邓衍林编,1958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所选历代专著及刊物之文献及舆图近8千种(包括一部分佚书存目),体例上主要兼顾资料的不同门类、地域及著作年代三者关系编立专目。全书包括“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墙史料”、
<正> 1989年11月23日下午,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总干事李学智先生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第二次访问“边疆中心”,李先生十分高兴地会晤了老朋友,也结识了新朋友。“边疆中心”为李先生的来访召开了小型座谈会,会上“边疆中心”领导吕一燃、马大正向客人介绍了“边疆中心”一年多来开展的工作及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学术动向,并强调了加强海峡两岸学者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和良好愿望。
<正> 台湾的边疆史地研究承袭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术界边疆史地研究和政府边政研究的传统。其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历代的边疆沿革,行政建置、地理考释、边疆政策、宗教信仰、民族民俗、语言文字等,与我们习惯上开展的民族史、地方史、民族学、民俗学以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60年代以来台湾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边疆史研究著作,其选题方向和研究深度都有较高水平。同时,台湾出版商竞相影印出版大型系列资料丛书,如《中国边疆丛书》一、二辑(30种117册),《中国方略丛书》一、二辑(30种244册),
<正>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42年前的1946年12月,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太平、中业二军舰前去收复,海军官兵远航南海,胜利完成了收复南沙群岛的任务,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1988年12月14至16日,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在广州市联合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收复南沙群岛42周年。座谈会邀请了当年参与接收的原国民政府的海军官兵、历史见证人,以及海军、政协、科研单位的有关人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应邀派
“生产方式”及其“衔接”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想脉络的重要线索,也是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的重要路径。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进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过程中,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衔接过程中的问题。
<正> 一、亦失哈与女真中国东北的女真地区是亦失啥每次出使的目的地。在明朝以前,女真和中国(此指中原王朝——译者)的交往已达数世纪之久。事实上,从1115年到1234年,他们一直占有并统治中国北部许多地区,创建了金朝这样的中国朝代。1234年,亚洲腹地的一个新集团即蒙古人击溃了女真人,并将他们大部分赶出中国(此指中原——译者)北部。在蒙古统治时期,少数女真人仍留在中国(此指中原——译者),大多数则定居于满洲.蒙古人设置了七路:辽阳、大
《辽史》记载,道宗弟和鲁斡在天祚朝被册封为“皇太叔”,而近年出土的辽代石刻却称其封号为“皇太叔祖”,论者大多认为《辽史》当有夺文。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通过文献考索及辽朝政治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和鲁斡的“皇太叔”封号是无可置疑的,它体现了辽朝独具特色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沿名之风”的政治文化特征。至于辽代石刻中的“皇太叔祖”,则可能是墓志作者按照汉人的伦理观念,根据和鲁斡的行辈加以修正的,不宜据此轻易否定《辽史》的记载。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讹古乃传》述讹古乃仕履,云“皇统元年,以功授宁远大将军,迭刺唐古部节度使”。按“迭剌”二字,百衲本、南监本、北监本及殿本《金史》原作“豪刺”。此名在金朝文献中颇为罕见,故施国祁《金史详校》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