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就经济发展新形势发表演讲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远超“非典”。但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之后会有经济反弹。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防控举措不断升级，疫情拖累GDP已成事实，转型期累积的痼疾会在疫情后爆发出来。那么，由疫情促更深层的社会变革、产业重构，则是必选项。
　　疫情稳定下来后，政策努力方向一方面要保住经济存量、支持企业复工，另一方面要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各大行业将重新洗牌，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新一轮行业倒闭潮和由此引发的下岗潮。
　　在上一年度减税减费的基础上，国务院常务会议最近决定，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缓缴住房公积金。这是对企业真正的利好。举国上下应认识到，稳住企业是比战胜病毒更艰巨的任务。
　　当前，企业复工需要政府支持，需要更加灵活变通的办法。政企双方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而地方政府重任在肩，需要在物流、人流、资金、财政及政策诸方面予以支持，加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发力点，首先是保外贸、保出口、稳住产业链。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新近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后，美国就可以对获得补贴和退税的企业进行制裁。对此，中国企业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逐渐减少对出口退税的依赖;此外，要开辟新的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
　　其次，需要全力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今年一季度的消费不容乐观，仅1～2月消费就减少1.38万亿元。因此在促消费上，政府要出台相应刺激政策，比如可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同时又要警惕走房地产刺激的老路上去，否则“房住不炒”的政策将前功尽弃。
　　再次，要及时发现新的增长点。本次疫情期间，数字化技术极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成为反弹的新经济增长点。比如在线教育消费有望增加300%，在线短视频消费上升了60%。此外，疫情还会对政府服务、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产生倒逼效应。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抗疫有助于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提升。例如，抗疫中“浙江经验”所表现出的低调务实;不空谈、不张扬;言必行、行必果的做法，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参考。
　　我们看到，一场疫情暴露了某些城市的短板。近年来热衷于“人才大战”的新一线城市要认识到，城市的管理水平、法治水平、营商环境才是留住人才的法宝，而不仅仅是户籍、房价或“宏伟蓝图”。
　　这场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契機，激发我们从更深层面来认识社会管理存在的体制性问题。这场疫情也是供给侧改革的良机。假如这场“大考”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国家和人民为这场危机付出的巨大代价才算没有白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