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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故事，日本人想要购买一栋美国大楼，谈妥4亿美元，交易那天日方拿出一份新合同，成交价变成6.1亿。日方告诉摸不着头脑的美国人，老板发现单栋大厦成交价的吉尼斯纪录是6亿，想多花2.1亿刷新纪录。
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类似的故事讽刺全球出击的日本暴发户，但如今，当美国人看到帝国大厦的尖顶在中国国庆节被打上了红光，故事主角也就顺理成章地替换成了中国人。
中国炒房客变“公敌”
海外物业展上外国掮客的笑容依旧热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國投资客的阔气程度与他们在当地受到的礼遇成反比了。
几个月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市长候选人Peter Ladner公开表示，鉴于温哥华房地产价格飙升，政府应限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购买房子。“由于房价飙升，本地人已经大量迁出，同时阻止了新移民的进入。最后你得到的，已经不是我们曾为之自豪的城市。”
Ladner将当地房价高升归咎于中国炒房者。不止加拿大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7月开始，澳大利亚对外国人实施房屋限购令，这在号称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实属罕见，看来对外国人（以中国人为主）在澳大利亚炒房，当地人已经忍无可忍了。
的确，中国富人对移民热门城市的房产太有兴趣了。据媒体报道，5月底，在超过400人的排队抢购下，加拿大新威斯敏斯特市一栋153套的公寓在两个半小时内全部卖出。在最终成交名单中，中国买主占了40%。6月初，加拿大列治文市中心的一栋豪华公寓楼出售。本计划在一个周六开盘，但是从当周周三开始，就有80多位购房者冒雨排队——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说着汉语的买主让人恐慌，他们将墨尔本黄金地段的房产全部买断。这一股购房潮狂热得让人目瞪口呆，房地产经纪人以及居民甚至称，墨尔本有些城区的住宅区里，80%的房产是外国人购买的。”有关中国暴发户的新闻总能在当地报纸上抢到版面。
这几年，欧美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有华人处必有高房价。全球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聚集之地，如纽约唐人街、皇后区的法拉盛、布鲁克林的八大道，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唐人区，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等地，房价都被高高抬起。
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年轻人离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越来越远。已经买房的人也不见得轻松，西方很多国家按房价征收房产税，房价飞涨，住房支出也水涨船高，压减了生活的其他开支。当地人把原本用来听歌剧、看电影、旅游、减肥的钱拿去缴房产税，生活质量因中国“炒客”的到来而直线下降，当然会怨声载道。
加拿大人愤愤不平地抱怨，外来者改变了家园氛围，买下大片房产的外国购房者只是将它们当作投资，因此对房产的社区环境根本不关心。拥有大片茵茵绿草的房子被夷平，让位于只有巴掌大绿化带的大厦。温哥华的开发商收到本地人士的抗议电邮，指房价过高遗祸下一代，有人甚至扬言要炸毁开发商的办公室。
“当海外投资者带着大把大把的钱来到澳洲，在一个又一个房屋拍卖会上以高昂的价钱将澳人踢出局后，我们不禁要问，自置居所的伟大澳洲梦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澳洲梦已经变成了亚洲人的梦了？”澳大利亚人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控诉，中国人勤劳朴实的形象似乎已不复存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9%的加拿大人喜欢中国移民。
“过度存在”
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投资者如此反感？中国富人在当地所惹的麻烦，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过度存在——他们太富有，生活得太舒服，太会用钱和当地人竞争资源。这个词曾被英国人用来形容二战时期登陆英伦的美国大兵。
一个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在输出资本时，掘金海外的投资者总是最先被围攻。就像对待80年代在全球楼市撒钱的日本人一样，人们对带着满满金钱和欲望的暴发户总是缺乏好感。
和中国一样，日本海外投资的兴起也和国内房地产飞升有关。在1985年—1990年的泡沫经济期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上涨了2.5倍，大阪的上涨幅度更大，商业用地上涨了3.9倍，住宅用地上涨了3倍。
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一位学校的看门人在东京干了40多年，收入微薄，他退休后准备返回乡下安度晚年，于是托人把他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看门老人转眼成为富翁衣锦还乡——这种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故事听着很耳熟，生活在中国大都市的人都能体会。
楼市上涨使日本人变得空前富裕，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兑美元持续升值，大量热钱流向海外。当年的日本投资者看哪里的房子都太便宜了，于是根据国内的投资经验，以购买房地产的形式“登陆”全球，和今天的中国人做的似乎没啥两样。
日本投资最鼎盛时期，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日本人掌握了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直到如今夏威夷80％的高级饭店和几乎全部高尔夫球场还在日本人手上。
欧洲也是日本暴发户的目标。他们在伦敦购买了布什大楼，英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部的播音制作室就在这座大楼，《金融时报》待了几十年的布雷肯大厦也未能幸免，接下来是苏格兰著名的高尔夫饭店特恩贝里饭店……这张单子还可以列很长。
日本资金大量涌入，使大城市地价飞涨，很快引起欧美人不满。1988年，夏威夷的美国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购买土地和财产，呼吁政府从法律或宪法上加以限制。
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浪潮，引起人们对美国未来的担忧。美国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苏珊·托尔钦夫妇合作出版了《购买美国》一书，在作者看来，大量的日本资金流入美国是可怕的。当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之后，日本对美国的控制就会增强，如果日本大规模回撤资金，美国金融将会崩溃。欧洲人也陷入不安，法国《新观察家》抨击“日本人是杀手是屠夫”，标题是“日本人是怎样耐心地无情地围困法国和欧洲经济”。
当索尼公司买下好莱坞影视界三巨头之一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土地公司将洛克菲勒中心14栋楼收入囊中之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日本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在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注册商标自由女神像被换成了身穿和服、满脸淫笑的日本艺伎。
欧美人对日本的憎恶和今天对中国富人的不满如出一辙。外来竞争者让当地人感到不安，他们不但在房地产竞争中落败，也担心日后会在各种资源的争夺中落败，甚至连国家的经济命脉也被外来者掌控。
暴发户的成本
当年日本人疯狂的海外扩张踩到当地人的神经，很难说清这对美国下决心反攻日本起到什么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向海外高歌猛进的投资者正在推高中国人的移民成本。移民国家不断调高政策门槛，除此之外，急进的中国炒客抢占了当地人头脑里的印象高地，提高了往后中国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成本。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只是低价优质产品的代名词，西方人未必能在地图上准确指认中国的位置，对中国人的印象更少得可怜，只在功夫片里看到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中国富豪搬进当地的高档住宅，购买当地的服务或商品。他们出现在街头巷尾，商场公园，还带旺了一大批中餐馆。
原先欧美人心目的中国人和7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在“兔笼”里居住，就知道干活，把所有的时间都节约下来，不逛公园，也不休假，是典型的工作狂。但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批财大气粗、投机取巧的赌徒。
中国人真正“国际化”是在这几年开始。从80年代起，“国际化”在中国是一个反复提及口号，但只是一个口号，因为中国不像欧洲一些小国，公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广泛在世界各地旅行。但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和罗马的街头上充满各种各样中国游客，鼓鼓的钱包吸引着旅行社、抢劫者、骗子以及奢侈品店。
当中国不可避免参与到世界事务，既被世界影响，又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国富人开始学习西方喝红酒，而西方媒体又对中国面孔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买几万欧元红酒的花边新闻津津乐道。
在房地产上一掷千金后，下一步，中国人将用他们的庞大金钱干什么？很多人在关心。 当年日本在欧美购买大量工厂企业，雇佣当地人打工，通过给当地的政治基金、慈善事业捐款来施加影响。同时日本也在寻求与经济地位相当的话语权。1989年1月，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一本书《日本人应该说“不”》，认为随着日美经济的大逆转，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应该从依从转为抗衡。
“任何崛起的经济大国最终都要试图塑造其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家》副主编诺曼·麦克拉厄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后裕仁世纪》的文章中写道。
但暂时来说，中国富人似乎没想扮演别人给他们规划的时代角色。当年日本大企业冲在进军海外第一线，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大量购买土地兴建宾馆、高尔夫球场等休闲娱乐设施，而中国的主力军是“小米加步枪”的个人投资者，据移民中介介绍，中国人海外置业主要目的是方便子女留学或移民。
中国企业也开始蠢蠢欲动，但“炒客”已经在夏威夷引发游行了，企业家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类似的故事讽刺全球出击的日本暴发户，但如今，当美国人看到帝国大厦的尖顶在中国国庆节被打上了红光，故事主角也就顺理成章地替换成了中国人。
中国炒房客变“公敌”
海外物业展上外国掮客的笑容依旧热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國投资客的阔气程度与他们在当地受到的礼遇成反比了。
几个月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市长候选人Peter Ladner公开表示，鉴于温哥华房地产价格飙升，政府应限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购买房子。“由于房价飙升，本地人已经大量迁出，同时阻止了新移民的进入。最后你得到的，已经不是我们曾为之自豪的城市。”
Ladner将当地房价高升归咎于中国炒房者。不止加拿大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7月开始，澳大利亚对外国人实施房屋限购令，这在号称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实属罕见，看来对外国人（以中国人为主）在澳大利亚炒房，当地人已经忍无可忍了。
的确，中国富人对移民热门城市的房产太有兴趣了。据媒体报道，5月底，在超过400人的排队抢购下，加拿大新威斯敏斯特市一栋153套的公寓在两个半小时内全部卖出。在最终成交名单中，中国买主占了40%。6月初，加拿大列治文市中心的一栋豪华公寓楼出售。本计划在一个周六开盘，但是从当周周三开始，就有80多位购房者冒雨排队——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说着汉语的买主让人恐慌，他们将墨尔本黄金地段的房产全部买断。这一股购房潮狂热得让人目瞪口呆，房地产经纪人以及居民甚至称，墨尔本有些城区的住宅区里，80%的房产是外国人购买的。”有关中国暴发户的新闻总能在当地报纸上抢到版面。
这几年，欧美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有华人处必有高房价。全球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聚集之地，如纽约唐人街、皇后区的法拉盛、布鲁克林的八大道，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唐人区，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等地，房价都被高高抬起。
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年轻人离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越来越远。已经买房的人也不见得轻松，西方很多国家按房价征收房产税，房价飞涨，住房支出也水涨船高，压减了生活的其他开支。当地人把原本用来听歌剧、看电影、旅游、减肥的钱拿去缴房产税，生活质量因中国“炒客”的到来而直线下降，当然会怨声载道。
加拿大人愤愤不平地抱怨，外来者改变了家园氛围，买下大片房产的外国购房者只是将它们当作投资，因此对房产的社区环境根本不关心。拥有大片茵茵绿草的房子被夷平，让位于只有巴掌大绿化带的大厦。温哥华的开发商收到本地人士的抗议电邮，指房价过高遗祸下一代，有人甚至扬言要炸毁开发商的办公室。
“当海外投资者带着大把大把的钱来到澳洲，在一个又一个房屋拍卖会上以高昂的价钱将澳人踢出局后，我们不禁要问，自置居所的伟大澳洲梦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澳洲梦已经变成了亚洲人的梦了？”澳大利亚人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控诉，中国人勤劳朴实的形象似乎已不复存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9%的加拿大人喜欢中国移民。
“过度存在”
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投资者如此反感？中国富人在当地所惹的麻烦，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过度存在——他们太富有，生活得太舒服，太会用钱和当地人竞争资源。这个词曾被英国人用来形容二战时期登陆英伦的美国大兵。
一个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在输出资本时，掘金海外的投资者总是最先被围攻。就像对待80年代在全球楼市撒钱的日本人一样，人们对带着满满金钱和欲望的暴发户总是缺乏好感。
和中国一样，日本海外投资的兴起也和国内房地产飞升有关。在1985年—1990年的泡沫经济期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上涨了2.5倍，大阪的上涨幅度更大，商业用地上涨了3.9倍，住宅用地上涨了3倍。
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一位学校的看门人在东京干了40多年，收入微薄，他退休后准备返回乡下安度晚年，于是托人把他在东京的一所小房子卖掉，不料这所房子竟以800万美元的价格出手。看门老人转眼成为富翁衣锦还乡——这种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故事听着很耳熟，生活在中国大都市的人都能体会。
楼市上涨使日本人变得空前富裕，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兑美元持续升值，大量热钱流向海外。当年的日本投资者看哪里的房子都太便宜了，于是根据国内的投资经验，以购买房地产的形式“登陆”全球，和今天的中国人做的似乎没啥两样。
日本投资最鼎盛时期，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日本人掌握了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直到如今夏威夷80％的高级饭店和几乎全部高尔夫球场还在日本人手上。
欧洲也是日本暴发户的目标。他们在伦敦购买了布什大楼，英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部的播音制作室就在这座大楼，《金融时报》待了几十年的布雷肯大厦也未能幸免，接下来是苏格兰著名的高尔夫饭店特恩贝里饭店……这张单子还可以列很长。
日本资金大量涌入，使大城市地价飞涨，很快引起欧美人不满。1988年，夏威夷的美国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购买土地和财产，呼吁政府从法律或宪法上加以限制。
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浪潮，引起人们对美国未来的担忧。美国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苏珊·托尔钦夫妇合作出版了《购买美国》一书，在作者看来，大量的日本资金流入美国是可怕的。当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之后，日本对美国的控制就会增强，如果日本大规模回撤资金，美国金融将会崩溃。欧洲人也陷入不安，法国《新观察家》抨击“日本人是杀手是屠夫”，标题是“日本人是怎样耐心地无情地围困法国和欧洲经济”。
当索尼公司买下好莱坞影视界三巨头之一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菱土地公司将洛克菲勒中心14栋楼收入囊中之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日本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在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注册商标自由女神像被换成了身穿和服、满脸淫笑的日本艺伎。
欧美人对日本的憎恶和今天对中国富人的不满如出一辙。外来竞争者让当地人感到不安，他们不但在房地产竞争中落败，也担心日后会在各种资源的争夺中落败，甚至连国家的经济命脉也被外来者掌控。
暴发户的成本
当年日本人疯狂的海外扩张踩到当地人的神经，很难说清这对美国下决心反攻日本起到什么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向海外高歌猛进的投资者正在推高中国人的移民成本。移民国家不断调高政策门槛，除此之外，急进的中国炒客抢占了当地人头脑里的印象高地，提高了往后中国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成本。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只是低价优质产品的代名词，西方人未必能在地图上准确指认中国的位置，对中国人的印象更少得可怜，只在功夫片里看到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中国富豪搬进当地的高档住宅，购买当地的服务或商品。他们出现在街头巷尾，商场公园，还带旺了一大批中餐馆。
原先欧美人心目的中国人和7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在“兔笼”里居住，就知道干活，把所有的时间都节约下来，不逛公园，也不休假，是典型的工作狂。但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批财大气粗、投机取巧的赌徒。
中国人真正“国际化”是在这几年开始。从80年代起，“国际化”在中国是一个反复提及口号，但只是一个口号，因为中国不像欧洲一些小国，公民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广泛在世界各地旅行。但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和罗马的街头上充满各种各样中国游客，鼓鼓的钱包吸引着旅行社、抢劫者、骗子以及奢侈品店。
当中国不可避免参与到世界事务，既被世界影响，又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国富人开始学习西方喝红酒，而西方媒体又对中国面孔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买几万欧元红酒的花边新闻津津乐道。
在房地产上一掷千金后，下一步，中国人将用他们的庞大金钱干什么？很多人在关心。 当年日本在欧美购买大量工厂企业，雇佣当地人打工，通过给当地的政治基金、慈善事业捐款来施加影响。同时日本也在寻求与经济地位相当的话语权。1989年1月，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一本书《日本人应该说“不”》，认为随着日美经济的大逆转，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应该从依从转为抗衡。
“任何崛起的经济大国最终都要试图塑造其所处的时代。”《经济学家》副主编诺曼·麦克拉厄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后裕仁世纪》的文章中写道。
但暂时来说，中国富人似乎没想扮演别人给他们规划的时代角色。当年日本大企业冲在进军海外第一线，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大量购买土地兴建宾馆、高尔夫球场等休闲娱乐设施，而中国的主力军是“小米加步枪”的个人投资者，据移民中介介绍，中国人海外置业主要目的是方便子女留学或移民。
中国企业也开始蠢蠢欲动，但“炒客”已经在夏威夷引发游行了，企业家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