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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当山古建筑群不全是砖石？为什么这些古建筑不能像罗马、希腊、埃及那样坚硬呢？朱元璋晚年大肆屠戮功臣，为何独独放过统治云南的黔宁沐英一族？到了永乐皇帝朱棣，甚至与沐家结为儿女亲家？“文艺复兴标志，位居华夏何方；比肩佛罗伦萨，太岳冠武之当。”在91岁高龄的建筑学老教授张良皋的心中，武当山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建筑史文艺复兴的标志；修建武当的20万“匠户”，则是一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建筑技术工匠队伍。张良皋曾主编《武当山古建筑群》，多次进入武当山调查。记者日前走进他家中，从老人口中得以窥见一个“你不知道的武当”。
钟情武当，几乎年年登临已不计其数
2014年9月27日傍晚，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西二区教师寓所。
幽静的暮色中，斜阳轻柔地抚摸着校园的葱葱绿树。91岁的张良皋老教授所住的寓所显得如此安静。轻轻敲开2楼的房门，眼前这位胡子眉毛头发花白的老人，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他身穿一件摄影马甲，脖子上挂着一副黑框眼镜，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家中。
作为著名建筑学教授，他的生活却如此简朴。在这座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高校校园，这寓所可有些年头了，甚至可以说已略显斑驳沧桑。屋子很简朴，普通瓷砖地板，室内没有装修，也没有摆放高档器物。卧室堆放的全是书，如果不是靠墙放着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会错以为是进了一间书库。
张良皋是武汉汉阳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上世纪40年代，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从大学生中征召近5000名译员，张良皋是其中一员，成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解放后，他在上海、武汉一些建筑设计单位任建筑师，1975年从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退休。1982年应华中工学院（即今华中科技大学）聘为建筑系教授，是建筑系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当代著名建筑遗产保护大师，他被授予2013年度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终身成就奖。
弹指一挥，岁月流转。在这小屋里，张良皋书海为伴，杂学旁搜，交游俊彦，游刃于建筑学、红学、巴楚学之中；走出校园，他游历祖国各地、世界诸国、谈笑各讲坛之上。如今，他已是权威的建筑史学家、红学家、人类学家，其书法散淡洒脱、凝练简洁，虽已年逾九旬还能随时收发电子邮件，与后辈晚生论辩，乐此不疲。
对于仙山武当，张良皋可谓是情有独钟，陶醉其间。他曾先后两次从南岩下到蒿口，所见树木虽欠郁闭，但那仙气灵氛仍令人陶醉。那么，他究竟登临考察了多少次武当，老人自己也记不清楚，“只要有机会，几乎年年都要上，可以说是不计其数。”1990年，张良皋曾带领一批师生，对遇真宫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测绘，师生们返校后用几周的时间进行手工整理，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图表和数据。当时留下的数据和图表，为日后的遇真宫复建提供了必要的测绘数据。
“武当山建筑形式上，有古典的，也有创新的。比如遇真宫的那个镏金斗拱，用的是‘真昂’，以前仅见北京社稷坛拜殿用‘真昂’一例，武当山遇真宫用‘真昂’可证此例不孤，应是明朝定制。当年我们在武当山丈量的时候，学生爬上去摸，下来直惊呼。”张良皋认为，武当山从整体规划、空间布局、结构处理以及材料运用，处处都体现出建筑的标准与美妙。
“六材并用”，武当古建筑堪比故宫
1982年秋天，受十堰有关方面邀请，张良皋第一次来到武当山。“那时武当山是原汁原味，但其荒凉令我伤感。仙山怎么沦落到这个样子，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会破破烂烂，要倒不倒。”这次仙山之行，他遇到了一位“奇人”——故宫博物院老学者朱家潘。此前，朱家潘已经上了四趟武当山。“这一次，朱老是代表国家文物局来武当山鉴定库藏文物的等级，使得我和同游的黄树业教授大开眼界。我们敢说叨朱老之光，武当山每一件文物都得目睹。朱老‘鉴宝’经验丰富，很多文物过不了他的法眼。我和黄教授往往一旁央求：请朱老高抬贵手提升级别。朱老奈何不得，往往也点个头，所以我们也为武当山贡献过功德。”
“我是玄天执戟士，谪居犹在武当山。朱家潘老先生有一首诗的这两句，我至今记忆犹新。”张良皋回忆说，朱家潘当时在山上介绍武当山、讲解宗教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了解武当山的第一课，上得非常好。朱老讲课内容很有吸引力，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二人是一见如故，张良皋以后每次到北京都会拜访朱家潘。“朱老是大学者、大玩家，我很欣赏他，90多岁还上台与梅葆玖配戏。”
张良皋直言，正是因为朱家潘对武当山的讲解，他才与武当结下了深深的情缘。那次由于在金顶遇雨，不能下山，十堰文化馆长胡昌福计上心来，要求朱老讲学，一路讲到十堰方休。“朱老对武当的保护措施建议至今还值得尊重。”张良皋回忆说。
随后，武当山向武汉建筑学会、土建学会发出邀请，请武汉的专家学者为武当山发展出谋划策。于是，张良皋等20多人浩浩荡荡开赴武当山。“大家仿佛感到鄂西北武当山一带的文化积淀，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积淀，或许堪称中国文化的源头。当然，要破解此谜，就一言难尽。”
他通过研究发现，武当山古建筑群大量使用了砖石、木材、琉璃乃至金属，至金顶铜殿而登峰造极。“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所使用砖石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北京故宫，而其中许多殿都是用琉璃所建。此处所用琉璃，大抵是宋朝通过与阿拉伯交往而引入的新技术，传入中国后又有革新。”
为什么武当山古建筑群不全是砖石？为什么这些古建筑不能像罗马、希腊、埃及的建筑那样坚硬呢？面对不少人提出的疑问，张良皋总是这样回答：中国古代不是不用砖石，而是六材并用，金、木、土、石、革、草都是“百工”用材，木结构建筑多。“因为我们资源丰富。他们想用，有那么多木头给他用吗？人家是没办法，只有石头可以用。经过汉、唐、宋，中国的建筑在多材并用上已经相当成熟与完善。宋朝时期国家办的画院，十三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筑科，其他绘画、雕刻等都是为建筑服务的。”
“武当山的建筑与山形的美妙结合，真是处处都让你佩服。该有房屋的地方一定有房屋，不该有房屋的地方一定没有。”张良皋激情澎湃地告诉记者，武当古建筑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又服从于山形地势，不必拘泥于皇家建筑的传统与规整，武当山上的建筑在山水之间自然存在。 20万“匠户”，无与伦比的建筑技术工匠队伍
明朝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用黄榜诏告天下：“武当天下名山……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而今起倩些军民，去那里创建宫观……”
“这次是重建武当！且不看那些宫观间数面积，只看每年动员的匠户人数，20万！这就非同小可。”张良皋强调说，“匠户”与“军户”在明朝多是世袭，不许改行。但“匠户”也造就了世袭的建筑工匠队伍，客观上促进了建筑技术的进步，能与明朝规模宏大的建筑事业配套。
张良皋语调铿锵地说，这是“重建”武当。因为至迟在东汉，武当已是道教胜地，典籍有记。在唐朝开国不久就有唐太宗敕建五龙祠，武当山的建制已得到皇家关注。此后，历经五代、两宋、元朝至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对武当尊崇与建制的关注几乎都是有增无减。他认为，20万“匠户”当然比不上秦朝驱使70万“刑徒”为秦始皇修陵那样人数众多，但“刑徒”基本上无技术可言。20万与埃及为法老建金字塔的10万奴隶人数相比只多一倍，但奴隶又有何技术可言呢？其技术水平恐远不足以与明朝“匠户”正规技术工作队伍相比。张良皋自信地说，修建武当山的20万“匠户”，恐怕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一支建筑技术工匠队伍。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就是明朝向大西南张开的一只巨眼。因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蒙古在云南的梁王余孽还绕道青海，与漠北的蒙元朝廷保持联系。看重沐氏，也就是看重云南，包括整个大西南。”张良皋说，朱元璋晚年大肆屠戮功臣，却独独放过统治云南的黔宁沐英一族。到了永乐皇帝朱棣，甚至与沐家结为儿女亲家。在大建武当开始之日，永乐皇帝就把女婿驸马都尉沐昕召到武当山主持工程。大西南民族关系复杂，但此后与中央政权保持坚牢的凝聚力，极少重大“反侧”之举。“明朝开国四大工程：南京、北京、凤阳中都、武当山，都是耗资钜亿。后以国力不继，宁可缩减凤阳，也不削弱武当，正因武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明朝中都祖陵。”
武当山金顶全部铜铸，是按明朝初年的构造标准，堪称最准确的“足尺”建筑模型。“你看现在那个镏金，仍然金灿灿的，这个铜铸技术在当时极其先进。”张良皋赞叹地说，当时人们把做好的零件从北京经运河、沿长江和汉水运到武当。古代人们对付金属的方法常常用“吹焊法”，焊点有几个就很牢固了。人们用很细的吹管吹出一条温度很高的火，很巧妙地在某些要害的点用“吹焊”焊出来。“这种吹焊技术在武当山用得神乎其神，现在你都看不见一点焊缝。古神道上，每隔几步都钉着钢钉，牢固得很。与故宫相比，武当山建筑群更为大胆地运用了新材料和新方法。”
他说，明朝处理武当山地区政务大事，不止大规模重建武当山建筑，还有一桩足以佐证的大事——建立“郧阳巡抚”。这是明朝在全国13个布政使司以外的一个“特区”。
文艺复兴，艺术水准比肩佛罗伦萨
在老人的心中，武当山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建筑史文艺复兴的标志。他认为，武当山自公元1412年重修至今600多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艺复兴标志，位居华夏何方；比肩佛罗伦萨，太岳冠武之当。”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思维敏捷的张良皋坐在藤条椅上侃侃而谈。他自豪地讲，如果说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完工，是开启了意大利建筑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么武当山的大规模兴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建筑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朝代的建筑可以与之相比。没有哪个建筑如此宏伟，如此超前。武当山古建筑群无论从建筑用材还是建筑形式上，都引用了许多新的意识与元素。”
欧洲史学家一般认为，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是黑暗时代的开始。公元141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主教堂正式开工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有文艺复兴的！”他认为，武当山建筑群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从公元1412年重修、公元1418年建成，到2018年就是整整600年了。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的主教堂，于公元1419年重修成现在的形态，到2019年也是整整600年。
张良皋指出，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的建筑标志，不难举出从长安到洛阳的京邑建筑群，遍布全国的宗教建筑群，但犯难的是不知是指认哪一个作为顶尖标志。第二次中国文艺复兴建筑标志不难举出南京、北京、中都三处京邑和武当山一处宗教建筑群，武当山尤为其中翘楚。武当山的宗教建筑群，与丰富的环境条件相结合，驰想于神仙世界，容许发挥大匠的想象力，让新材料、新技术、新构图……有宽宏的用武之地。“其他官方与民间的建置，也如雨后春笋。其规模之宏大，成就之辉煌，中国才是人类文艺复兴的领头羊。”他说。
“中国文艺复兴标志建筑的完工，比西洋文艺复兴标志建筑开工还早一年，颇具喜剧意味。”张良皋说，若把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形象与武当山主体宫观对比，就知二者不在一个水平。无论从教堂总平面、个体体量、富丽程度……比起武当山道教建筑群，都只能算是小敲小打，我们当然决不小看它在欧洲文艺复兴中的显赫影响！
张良皋认为，任何时候张扬武当山在中国文化复兴中的作用及其世界地位，都为时不晚。“2018年，希望有关方面在武当山举行一个纪念大建武当完工600年庆典，来一次与佛罗伦萨的对话。让欧洲人看看，武当山作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标志是否够格。次年的2019年，欧洲如若借佛罗伦萨主教堂正式开工之日庆祝欧洲文艺复兴600年，届时武当回访佛罗伦萨，让全人类共享一份圣洁的欢乐。”
钟情武当，几乎年年登临已不计其数
2014年9月27日傍晚，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西二区教师寓所。
幽静的暮色中，斜阳轻柔地抚摸着校园的葱葱绿树。91岁的张良皋老教授所住的寓所显得如此安静。轻轻敲开2楼的房门，眼前这位胡子眉毛头发花白的老人，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他身穿一件摄影马甲，脖子上挂着一副黑框眼镜，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家中。
作为著名建筑学教授，他的生活却如此简朴。在这座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高校校园，这寓所可有些年头了，甚至可以说已略显斑驳沧桑。屋子很简朴，普通瓷砖地板，室内没有装修，也没有摆放高档器物。卧室堆放的全是书，如果不是靠墙放着一张简单的单人床，会错以为是进了一间书库。
张良皋是武汉汉阳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上世纪40年代，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从大学生中征召近5000名译员，张良皋是其中一员，成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解放后，他在上海、武汉一些建筑设计单位任建筑师，1975年从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退休。1982年应华中工学院（即今华中科技大学）聘为建筑系教授，是建筑系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当代著名建筑遗产保护大师，他被授予2013年度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终身成就奖。
弹指一挥，岁月流转。在这小屋里，张良皋书海为伴，杂学旁搜，交游俊彦，游刃于建筑学、红学、巴楚学之中；走出校园，他游历祖国各地、世界诸国、谈笑各讲坛之上。如今，他已是权威的建筑史学家、红学家、人类学家，其书法散淡洒脱、凝练简洁，虽已年逾九旬还能随时收发电子邮件，与后辈晚生论辩，乐此不疲。
对于仙山武当，张良皋可谓是情有独钟，陶醉其间。他曾先后两次从南岩下到蒿口，所见树木虽欠郁闭，但那仙气灵氛仍令人陶醉。那么，他究竟登临考察了多少次武当，老人自己也记不清楚，“只要有机会，几乎年年都要上，可以说是不计其数。”1990年，张良皋曾带领一批师生，对遇真宫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测绘，师生们返校后用几周的时间进行手工整理，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图表和数据。当时留下的数据和图表，为日后的遇真宫复建提供了必要的测绘数据。
“武当山建筑形式上，有古典的，也有创新的。比如遇真宫的那个镏金斗拱，用的是‘真昂’，以前仅见北京社稷坛拜殿用‘真昂’一例，武当山遇真宫用‘真昂’可证此例不孤，应是明朝定制。当年我们在武当山丈量的时候，学生爬上去摸，下来直惊呼。”张良皋认为，武当山从整体规划、空间布局、结构处理以及材料运用，处处都体现出建筑的标准与美妙。
“六材并用”，武当古建筑堪比故宫
1982年秋天，受十堰有关方面邀请，张良皋第一次来到武当山。“那时武当山是原汁原味，但其荒凉令我伤感。仙山怎么沦落到这个样子，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会破破烂烂，要倒不倒。”这次仙山之行，他遇到了一位“奇人”——故宫博物院老学者朱家潘。此前，朱家潘已经上了四趟武当山。“这一次，朱老是代表国家文物局来武当山鉴定库藏文物的等级，使得我和同游的黄树业教授大开眼界。我们敢说叨朱老之光，武当山每一件文物都得目睹。朱老‘鉴宝’经验丰富，很多文物过不了他的法眼。我和黄教授往往一旁央求：请朱老高抬贵手提升级别。朱老奈何不得，往往也点个头，所以我们也为武当山贡献过功德。”
“我是玄天执戟士，谪居犹在武当山。朱家潘老先生有一首诗的这两句，我至今记忆犹新。”张良皋回忆说，朱家潘当时在山上介绍武当山、讲解宗教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了解武当山的第一课，上得非常好。朱老讲课内容很有吸引力，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二人是一见如故，张良皋以后每次到北京都会拜访朱家潘。“朱老是大学者、大玩家，我很欣赏他，90多岁还上台与梅葆玖配戏。”
张良皋直言，正是因为朱家潘对武当山的讲解，他才与武当结下了深深的情缘。那次由于在金顶遇雨，不能下山，十堰文化馆长胡昌福计上心来，要求朱老讲学，一路讲到十堰方休。“朱老对武当的保护措施建议至今还值得尊重。”张良皋回忆说。
随后，武当山向武汉建筑学会、土建学会发出邀请，请武汉的专家学者为武当山发展出谋划策。于是，张良皋等20多人浩浩荡荡开赴武当山。“大家仿佛感到鄂西北武当山一带的文化积淀，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积淀，或许堪称中国文化的源头。当然，要破解此谜，就一言难尽。”
他通过研究发现，武当山古建筑群大量使用了砖石、木材、琉璃乃至金属，至金顶铜殿而登峰造极。“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所使用砖石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北京故宫，而其中许多殿都是用琉璃所建。此处所用琉璃，大抵是宋朝通过与阿拉伯交往而引入的新技术，传入中国后又有革新。”
为什么武当山古建筑群不全是砖石？为什么这些古建筑不能像罗马、希腊、埃及的建筑那样坚硬呢？面对不少人提出的疑问，张良皋总是这样回答：中国古代不是不用砖石，而是六材并用，金、木、土、石、革、草都是“百工”用材，木结构建筑多。“因为我们资源丰富。他们想用，有那么多木头给他用吗？人家是没办法，只有石头可以用。经过汉、唐、宋，中国的建筑在多材并用上已经相当成熟与完善。宋朝时期国家办的画院，十三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筑科，其他绘画、雕刻等都是为建筑服务的。”
“武当山的建筑与山形的美妙结合，真是处处都让你佩服。该有房屋的地方一定有房屋，不该有房屋的地方一定没有。”张良皋激情澎湃地告诉记者，武当古建筑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又服从于山形地势，不必拘泥于皇家建筑的传统与规整，武当山上的建筑在山水之间自然存在。 20万“匠户”，无与伦比的建筑技术工匠队伍
明朝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用黄榜诏告天下：“武当天下名山……历代都有宫观，元末被乱兵焚尽……而今起倩些军民，去那里创建宫观……”
“这次是重建武当！且不看那些宫观间数面积，只看每年动员的匠户人数，20万！这就非同小可。”张良皋强调说，“匠户”与“军户”在明朝多是世袭，不许改行。但“匠户”也造就了世袭的建筑工匠队伍，客观上促进了建筑技术的进步，能与明朝规模宏大的建筑事业配套。
张良皋语调铿锵地说，这是“重建”武当。因为至迟在东汉，武当已是道教胜地，典籍有记。在唐朝开国不久就有唐太宗敕建五龙祠，武当山的建制已得到皇家关注。此后，历经五代、两宋、元朝至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对武当尊崇与建制的关注几乎都是有增无减。他认为，20万“匠户”当然比不上秦朝驱使70万“刑徒”为秦始皇修陵那样人数众多，但“刑徒”基本上无技术可言。20万与埃及为法老建金字塔的10万奴隶人数相比只多一倍，但奴隶又有何技术可言呢？其技术水平恐远不足以与明朝“匠户”正规技术工作队伍相比。张良皋自信地说，修建武当山的20万“匠户”，恐怕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一支建筑技术工匠队伍。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就是明朝向大西南张开的一只巨眼。因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蒙古在云南的梁王余孽还绕道青海，与漠北的蒙元朝廷保持联系。看重沐氏，也就是看重云南，包括整个大西南。”张良皋说，朱元璋晚年大肆屠戮功臣，却独独放过统治云南的黔宁沐英一族。到了永乐皇帝朱棣，甚至与沐家结为儿女亲家。在大建武当开始之日，永乐皇帝就把女婿驸马都尉沐昕召到武当山主持工程。大西南民族关系复杂，但此后与中央政权保持坚牢的凝聚力，极少重大“反侧”之举。“明朝开国四大工程：南京、北京、凤阳中都、武当山，都是耗资钜亿。后以国力不继，宁可缩减凤阳，也不削弱武当，正因武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明朝中都祖陵。”
武当山金顶全部铜铸，是按明朝初年的构造标准，堪称最准确的“足尺”建筑模型。“你看现在那个镏金，仍然金灿灿的，这个铜铸技术在当时极其先进。”张良皋赞叹地说，当时人们把做好的零件从北京经运河、沿长江和汉水运到武当。古代人们对付金属的方法常常用“吹焊法”，焊点有几个就很牢固了。人们用很细的吹管吹出一条温度很高的火，很巧妙地在某些要害的点用“吹焊”焊出来。“这种吹焊技术在武当山用得神乎其神，现在你都看不见一点焊缝。古神道上，每隔几步都钉着钢钉，牢固得很。与故宫相比，武当山建筑群更为大胆地运用了新材料和新方法。”
他说，明朝处理武当山地区政务大事，不止大规模重建武当山建筑，还有一桩足以佐证的大事——建立“郧阳巡抚”。这是明朝在全国13个布政使司以外的一个“特区”。
文艺复兴，艺术水准比肩佛罗伦萨
在老人的心中，武当山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建筑史文艺复兴的标志。他认为，武当山自公元1412年重修至今600多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艺复兴标志，位居华夏何方；比肩佛罗伦萨，太岳冠武之当。”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思维敏捷的张良皋坐在藤条椅上侃侃而谈。他自豪地讲，如果说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完工，是开启了意大利建筑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么武当山的大规模兴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建筑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朝代的建筑可以与之相比。没有哪个建筑如此宏伟，如此超前。武当山古建筑群无论从建筑用材还是建筑形式上，都引用了许多新的意识与元素。”
欧洲史学家一般认为，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是黑暗时代的开始。公元141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主教堂正式开工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有文艺复兴的！”他认为，武当山建筑群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从公元1412年重修、公元1418年建成，到2018年就是整整600年了。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的主教堂，于公元1419年重修成现在的形态，到2019年也是整整600年。
张良皋指出，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的建筑标志，不难举出从长安到洛阳的京邑建筑群，遍布全国的宗教建筑群，但犯难的是不知是指认哪一个作为顶尖标志。第二次中国文艺复兴建筑标志不难举出南京、北京、中都三处京邑和武当山一处宗教建筑群，武当山尤为其中翘楚。武当山的宗教建筑群，与丰富的环境条件相结合，驰想于神仙世界，容许发挥大匠的想象力，让新材料、新技术、新构图……有宽宏的用武之地。“其他官方与民间的建置，也如雨后春笋。其规模之宏大，成就之辉煌，中国才是人类文艺复兴的领头羊。”他说。
“中国文艺复兴标志建筑的完工，比西洋文艺复兴标志建筑开工还早一年，颇具喜剧意味。”张良皋说，若把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形象与武当山主体宫观对比，就知二者不在一个水平。无论从教堂总平面、个体体量、富丽程度……比起武当山道教建筑群，都只能算是小敲小打，我们当然决不小看它在欧洲文艺复兴中的显赫影响！
张良皋认为，任何时候张扬武当山在中国文化复兴中的作用及其世界地位，都为时不晚。“2018年，希望有关方面在武当山举行一个纪念大建武当完工600年庆典，来一次与佛罗伦萨的对话。让欧洲人看看，武当山作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标志是否够格。次年的2019年，欧洲如若借佛罗伦萨主教堂正式开工之日庆祝欧洲文艺复兴600年，届时武当回访佛罗伦萨，让全人类共享一份圣洁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