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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多数人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概念并不熟悉。然而，他们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建立并消耗自己的信用值——信用卡记录、在淘宝网上的买卖行为及每一个评价，等等。
信用是现代经济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小到个人去银行借贷，企业间做赊账交易，大到一国发行货币、公债，都以信用为支撑。信用体系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防范交易风险。
然而，散落在各处的点滴的信用信息需要严谨细致的收集工作，这就是征信。
风靡一时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与华生初次见面，就通过华生的发型、站姿、话语，甚至皮肤晒黑的方式，推断出华生刚从阿富汗战场回来。
实际上，征信活动与“侦探”有些相似，指通过采集、整理、加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计算，判断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违约率。
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不可能脱离征信业的发展。而在中国，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行业才刚刚起步。
官方征信发展缓慢
中国征信系统建设发展缓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企业债券发行和个人房贷、车贷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设征信系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增大，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风险日益突出，促生了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征信机构。
1988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1992年，中国首家致力于企业征信的公司——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实际上，目前，中国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取得的成果主要在金融领域，即上述的央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系统一直因为数据源单一、更新速度慢、征信技术落后等问题饱受诟病。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我去央行征信中心打过一次征信报告。当时我的电话号码、住址、职位早已经变了，但征信报告上都没有更新。更新最快的只有银行信贷记录那段。”
“商业化的征信机构如果拿出10个指标，9个都是过期的，怎么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呢？”陈贵认为，数据更新慢的症结在于“央行征信系统是垄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第二选择”。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发达的征信市场，让市场化的征信机构起主导作用。”
对于官方主导模式，潘功胜认为，“这种发展思路可能速度快、短期有效果，但长期是否可持续值得商榷;而且，如果政府出面自己干，将不会给征信市场发展留下空间，进而会压制征信市场的发展。”
尚未开发的民间潜力
官方征信系统留下的空缺，为民间征信服务市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显示，2013年中国征信市场上共有征信机构150多家，整体规模在20亿元。然而，这与美国相比差距显著：2013年，美国三大个人征信公司的营收规模达500亿元人民币。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对本刊记者说：“要在制定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发展以人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主导、市场化征信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格局。”他认为，市场化征信机构应依托不同的数据资源和行业特性，发展特色各异的征信产品和征信服务，和央行征信体系共同构成立体的、全息化的社会征信体系。
“信用要流通才有价值。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我们一起把这些信息流转起来。这需要大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和牵引。”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品牌与公众沟通部公关专家葛瑞超说。
“在中国，信用的许多需求是被压抑的。这意味着远景更大，挑战更多。但在立法政策上，国外更清晰，国内还不太明朗。”闪银创始人兼CEO支正春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如此，业内人士对民间征信市场的发展仍然持乐观态度，普遍推测假如能达到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中国征信业的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因此，中国的民间征信市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企业和资本的涌入。他们在传统征信模式之外另辟蹊径跑马圈地。2014年6月，宜信、金电联行等26家公司获得央行授予的国内首批第三方企业征信机构牌照，其中北京21家，上海5家。据悉，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名单也即将公布。
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
征信的过程实际上是信息和数据收集的过程。然而在中国，由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与人为设限，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从事征信业务的金电联行有过协助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省市政府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经历。对于该公司创始人兼CEO范晓忻来说，几次合作中，政府不愿开放数据，成为他最头疼的问题。
有一次，某区政府组织曾专门召开会议，动员工商、税务、公安、消防、武警等部门为金电联行提供数据。“那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部门之间互相争吵。有的部门受上一级部门的管理，开放数据要层层上报。有的部门会站起来说，数据开放涉及国家安全。”范晓忻说，政府坐在数据的金山上，却吃糠咽菜。
他认为，数据开放是必要条件，希望政府设立准入门槛，让有实力的征信企业助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欧美国家的信用体系之所以发展比较完善，因其政府开放数据的水平较高，所以他们有许多可获取的第三方数据源。”宜信首席战略官陈欢对本刊记者表示。
然而，在数据难以开放的反面，却是对公民隐私的侵犯行为日益猖獗。过去的征信机构主要依靠客户填报，新兴征信技术则是无孔不入的爬虫，全面侵入人们的生活。
《征信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
然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却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人的所有行为、所有声音，都被录制下来，我们没有绝对的隐私。”
房地产、医院、电商、物流等机构掌握的大量个人信息，常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廉价打包出售。
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看来，对保护信息安全的理解应该转变思路。“问题不是规定征信机构怎么获取数据，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数据。要防止个人信息被盗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制定法规控制这些信息的商业用途。”
信用是现代经济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小到个人去银行借贷，企业间做赊账交易，大到一国发行货币、公债，都以信用为支撑。信用体系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防范交易风险。
然而，散落在各处的点滴的信用信息需要严谨细致的收集工作，这就是征信。
风靡一时的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与华生初次见面，就通过华生的发型、站姿、话语，甚至皮肤晒黑的方式，推断出华生刚从阿富汗战场回来。
实际上，征信活动与“侦探”有些相似，指通过采集、整理、加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计算，判断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违约率。
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不可能脱离征信业的发展。而在中国，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行业才刚刚起步。
官方征信发展缓慢
中国征信系统建设发展缓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企业债券发行和个人房贷、车贷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设征信系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增大，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风险日益突出，促生了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征信机构。
1988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1992年，中国首家致力于企业征信的公司——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实际上，目前，中国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取得的成果主要在金融领域，即上述的央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但是时至今日，这个系统一直因为数据源单一、更新速度慢、征信技术落后等问题饱受诟病。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我去央行征信中心打过一次征信报告。当时我的电话号码、住址、职位早已经变了，但征信报告上都没有更新。更新最快的只有银行信贷记录那段。”
“商业化的征信机构如果拿出10个指标，9个都是过期的，怎么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呢？”陈贵认为，数据更新慢的症结在于“央行征信系统是垄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第二选择”。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发达的征信市场，让市场化的征信机构起主导作用。”
对于官方主导模式，潘功胜认为，“这种发展思路可能速度快、短期有效果，但长期是否可持续值得商榷;而且，如果政府出面自己干，将不会给征信市场发展留下空间，进而会压制征信市场的发展。”
尚未开发的民间潜力
官方征信系统留下的空缺，为民间征信服务市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显示，2013年中国征信市场上共有征信机构150多家，整体规模在20亿元。然而，这与美国相比差距显著：2013年，美国三大个人征信公司的营收规模达500亿元人民币。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对本刊记者说：“要在制定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发展以人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主导、市场化征信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格局。”他认为，市场化征信机构应依托不同的数据资源和行业特性，发展特色各异的征信产品和征信服务，和央行征信体系共同构成立体的、全息化的社会征信体系。
“信用要流通才有价值。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我们一起把这些信息流转起来。这需要大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和牵引。”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品牌与公众沟通部公关专家葛瑞超说。
“在中国，信用的许多需求是被压抑的。这意味着远景更大，挑战更多。但在立法政策上，国外更清晰，国内还不太明朗。”闪银创始人兼CEO支正春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如此，业内人士对民间征信市场的发展仍然持乐观态度，普遍推测假如能达到美国市场的渗透率，中国征信业的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因此，中国的民间征信市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企业和资本的涌入。他们在传统征信模式之外另辟蹊径跑马圈地。2014年6月，宜信、金电联行等26家公司获得央行授予的国内首批第三方企业征信机构牌照，其中北京21家，上海5家。据悉，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名单也即将公布。
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
征信的过程实际上是信息和数据收集的过程。然而在中国，由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与人为设限，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从事征信业务的金电联行有过协助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省市政府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经历。对于该公司创始人兼CEO范晓忻来说，几次合作中，政府不愿开放数据，成为他最头疼的问题。
有一次，某区政府组织曾专门召开会议，动员工商、税务、公安、消防、武警等部门为金电联行提供数据。“那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部门之间互相争吵。有的部门受上一级部门的管理，开放数据要层层上报。有的部门会站起来说，数据开放涉及国家安全。”范晓忻说，政府坐在数据的金山上，却吃糠咽菜。
他认为，数据开放是必要条件，希望政府设立准入门槛，让有实力的征信企业助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欧美国家的信用体系之所以发展比较完善，因其政府开放数据的水平较高，所以他们有许多可获取的第三方数据源。”宜信首席战略官陈欢对本刊记者表示。
然而，在数据难以开放的反面，却是对公民隐私的侵犯行为日益猖獗。过去的征信机构主要依靠客户填报，新兴征信技术则是无孔不入的爬虫，全面侵入人们的生活。
《征信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
然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却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人的所有行为、所有声音，都被录制下来，我们没有绝对的隐私。”
房地产、医院、电商、物流等机构掌握的大量个人信息，常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廉价打包出售。
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看来，对保护信息安全的理解应该转变思路。“问题不是规定征信机构怎么获取数据，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数据。要防止个人信息被盗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制定法规控制这些信息的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