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灰溜溜的青瓦单元楼，一模一样长、宽、高的进楼通道，哪个通往张大勇的家？
　　拍张照去向大勇求助，在家的他却哭笑不得：自己也认不出来。
　　大勇在这栋老居民楼里住了24年，最近一次下楼是2020年11月26日，他被救援队的朋友抱着、背着出去，给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过80大寿。再之前，大勇估算了一下，10年内自己出房门的次数不超过10次，当然，是横躺着“走”。
　　大勇只有腰部以上能活动。我走进屋，他仰卧在床上，1米85的身体从床头抵到床尾，笑起来两眼弯弯的，皮肤皱起来，像个年轻的小老头。一开口，言辞清晰流畅。
　　现在，他偶尔可以支撑下床做饭，20多年前，电视台在床前架着摄像机，记录下他足足耗费40多分钟下床的过程。如今，这个时间已被压缩成10分钟。
　　1月的洛阳，气温低至零下，老居民区没有暖气，大勇穿了2件棉衣，3条棉裤，身上盖一床厚厚的花棉被，身下这张床在十几年前原是木质的，但由于长期躺卧，汗液把床板沤烂了，后来才从医院里要来一张废置的单人铁床。
　　一根1米多长、一端带钩的木棍是大勇的“金箍棒”，“延长了我的手”，床板周围纵横几根长线，连着吊灯开关、房门开关，“我把这小块地方活成了一个世界”。
　　在这个自足而无限的世界里，大勇先趟过死亡，目击了死亡，然后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触摸与拷问死亡。

以死者之名

　　中国人向来是忌讳死亡的，但同时又对“身后事”给予极高的重视和敬意。
　　受儒、道文化的影响，东方传统观念里生死乃大，国人重视“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每个亡者都必须有名有实，才能算对生者有了一份沉重而真实的交代。而凭空消失的人，甚至是不被生者认可的。
　　有的人失踪太久了，亲人会想到死亡，然后将最后一丝希望掷向无名尸。“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没了，也要没得明明白白，最害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网站”里，安静盛放着全国各地搜集来的无名尸信息，包括逝者性别、大致年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死亡原因、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遗物照片等，附上事发当地警方、派出机构的联系方式。自2012年网站创办至今不断滚动更新，目前已有逾2000多条、100多页信息。
　　多数无名尸来自城市郊野、河堤灘涂、树林里、大坝上，有的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具白骨。
　　大勇决心要寻遍中国所有无名逝者，帮助他们找回名字与家人，入土为安。
　　在我国，如今每年有数亿人口流动，但也每天都有人在消失，因疾病、饥饿寒冻、意外等，每天有人在经历失去、离别。
　　然而，由于社会资源、警力等不均，全国各地始终存在大量无名逝者，无人认领或身份难辨，或因异地丢失而立案困难，一桩桩空头案，一个个无名逝者，不断有生命以匿名的形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媒体和警方刊登的寻人消息，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也仅一闪而过。
　　大勇曾了解到，郑州某大医院的太平间有20个位置，其中18个都被无名尸占用，只有2个能正常流通。“如果一天死亡3个人，就没地儿放了。”
　　按照我国现有规定，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的无名尸体，超过一定时间无人认领，就会被安排海葬、树葬。
　　大勇想，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始终有人在寻找，或许是家人、爱人，甚至是仇人。
　　于是，他在网站设有留言板，至今仍然每天更新。简短的、详述的寻找失者的呼助，字字浸着希望和绝望，承载着万千个体斑驳的思念和哀悼。有的人失踪了十数年了，还有人在找，有的明知生者已故，却依然坚持要找到尸体、坟墓或骨灰。

每年有数亿人口流动，但也每天都有人在消失，因疾病、饥饿寒冻、意外等，每天有人在经历失去、离别。

　　“一个人失踪后，家人找三五个月、半年还找不到，也许会往坏处想。但孩子除外—找孩子的（人），永远不会想到死。”大勇观察到。
　　他把温家宝的一句话放到了网站上：“在中国，任何大数除以13亿都是小数，任何小事乘以13亿，都是大事。”
　　“死亡只是逗号，忘记才是句号。”大勇说，就像有人在他的留言板上提到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劫后余生的人，理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更能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与终点。

夜空中最亮的星

　　1964年，大勇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外公、爷爷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创办人，在当地德才名兼备。大饥荒时，流浪逃亡的人来家里，“没有一个人空着手走的”。
　　大勇的外婆蔡芸芝，就是不少90后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那篇《我的老师》的女主人公，抗美援朝战地记者、作家魏巍的老师。
　　10岁以前，大勇和外婆在农村生活，夜晚，祖孙俩躺卧在院子里的席子上，外婆给大勇讲天上的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牛郎织女……大勇被遍空繁星吸引。“怎么会有这么多星星？”他问。
　　“每个星星都是地上努力的人。”外婆说。
　　“那我努力学习，是不是也是一颗星星？”
　　“当然有，你的星星正看着你呢。”
　　大勇小时候有个小名叫“大姑娘”，人长得高、壮，但“不说话都脸红”。中学时，一次在电影院门口被两个小姑娘认成明星秦汉，大勇不敢搭话，一个人偷偷去看电影海报上的秦汉，“我和他只有一个差别：他有围巾，我没有。”他嘻嘻笑。
　　12岁这年，外婆去世了，大勇父亲意外受伤住院，家里弟妹还小，他便休了学来洛阳照顾父亲。 　　一个子弟学校的老师为他争取了一个走读名额，大勇永远记得第一眼走进大城市教室时的惊奇：窗明几净，桌子涂着油漆，一排排光亮的电棒挂在头顶。
　　大勇小时候的理想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他想成为“每天泡实验室的那种”高校科研者。
　　一次，母亲带着3岁的弟弟来郑州看爷俩，大勇却在外出时不小心把弟弟丢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最后在一个国营菜店里找到孩子。
　　这次失踪经历，让大勇在后来建立寻人网站时，受到了全家的鼎力支持。
　　23岁那年，大勇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看完后“很不服气”：所谓“世界纪录”，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收录了两个？
　　“你不收集，我收集。”他想，“Chinese，切尼斯嘛，我要做《切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时逢改革开放热潮，纸媒开始成为我国媒体主力军，大勇是学校的通讯员，一边养病，一边看了成吨报纸。他发现每份报纸都有寻人启事专栏，记载着无数离家出走的孩子、被拐卖的女孩、走失的老人……
　　他从中感受到一种恐慌：男孩可能被拐去打黑工，女孩可能受到欺凌，甚至丧命。
　　有一天，新华社报道了美国一个寻人中心网站，大勇眼前一亮：“原来美国人是这么寻人的！”他想，我也要建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
　　1990年，电脑还没普及，一台“286电脑”要3万多元，大勇拜托弟弟帮忙去图书馆查资料、去同学家蹭网，去网吧包夜。但洛阳城网吧都跑遍了，也找不到一家提供做网站的软件。
　　后来，在一个大学老师的爱人帮助下，大勇终于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寻人网站。
　　1960年代，新中国爆发了第一次婴儿潮。溫州一带民间流有传说：谁要是生10个孩子，就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加上江南一带多发水灾，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大量流亡的无名氏逃到河南，开始想要寻找自己的根、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寻人者拥入大勇的网站，逐渐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寻亲团体。一次，电视台来采访，30余人在他的小房间里，挤不下，大家只好跑去河滩。
　　然而，此时的大勇，已经彻底被一场“不死的癌症”钉在了床上。在从寻找“生者”到寻找“死者”的转变中，他自己也历经了一场由“生”到“死”再到“生”的煎熬跌宕。

“大门敞开，我出不去”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啥？”大勇苦笑着说：“洛阳一中因病休学学生！”
　　最早是在10岁时，大勇偶尔感觉膝盖疼痛，村里的中医教他用花生米大的盐坨炒热后热敷，能止疼，但治标不治本。念初中后，腿疼的频率最高、强度愈烈，直到走路都成问题，便到洛阳的医院去检查。那时还没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名词，大勇被诊断为“风湿关节炎”。

他发现每份报纸都有寻人启事专栏，记载着无数离家出走的孩子、被拐卖的女孩、走失的老人……他从中感受到一种恐慌：男孩可能被拐去打黑工，女孩可能受到欺凌，甚至丧命。

　　这其实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周杰伦也曾经被此折磨多年，但当年给大勇治疗的医生不会用药，大勇被注入大量激素，每天打针，“屁股比石头还硬”。
　　那时候，家里的月平均收入约30～40元，大勇住院3个月就花了120元。
　　又值流行“中西医结合”，大勇便转去看中医，喝下大量添加了石灰的中药，熬出来像泥浆。
　　药物的误用、滥用，让病情不反重，3次住院，最严重时一天3张病危通知书，连续一个月40多度高烧，“死亡边缘走了无数趟”。
　　不幸中的万幸是，大勇熬了过来，保住了命，但学上不了了，逐渐地，路也走不了了。
　　1991年，年仅27岁、全身30多处关节僵硬的大勇，彻底躺在了床上。
　　瘫痪后的头一个10年，他饱受煎熬，“死不了，活不好”，每天一睁开眼就仿佛在凝视死神，全身撕裂着剧痛。“谁在我身边走，都感觉地动山摇，像龙卷风吹得受不了。”大勇形容自己是“会呼吸的木乃伊”，数年内的唯一活动，是不断用手移动腿下垫的木砖，以防长褥疮死掉。
　　有时候他真的想到死，但脚不能走去跳楼，手不能伸去拿刀。
　　好在，寻人的念头还活着，成为支撑生存的一绺理想之火。
　　大勇在日记本里面写：“人有两根脊柱：一根是骨骼脊柱，一根是精神脊柱。我的骨骼脊柱病了，只要挺起精神脊柱，照样能活成大写的‘人’。”
　　1997年冬日的一天，大勇从已成禁锢之地的房间窗台望出去，视线越过阳台，直抵对面废弃的河滩，偶然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具女尸。
　　原来，前夜河滩上发生了一起奸杀案，尸体穿着的碎花红毛衣被焚烧了一半，裤子也被脱了一半。
　　巧的是，次日早晨，大勇躺在床上，习惯性地把电视当收音机来听，新闻里播报一个正在寻妻的丈夫，其描述的特征竟与昨天目击的那具女尸一模一样。
　　大勇十分错愕，忙拜托弟弟打电话联系警方，最终让逝者与家人牵上了线。
　　这事让他无比感哽：“我人在屋里躺着，竟还可以帮助外面健康的人？”
　　从此，他把寻人重心倾往了无名死者。
　　然而，要想通过官方获知死者信息必非易事。一来，殡仪馆出于对逝者的隐私保护，直接去索要信息，总是屡屡被拒；二来，“死”字在中国民间，始终是被避讳的多。
　　曾有一位某市晚报记者采访大勇，文章写完后却无法发表，因为当时订阅报纸的大多是老人家。“在吃饭的时候看，打开一看，无名尸？”大勇苦笑。
　　接下来的几年内，互联网以迅猛之势席卷中国，信息时代汹涌来临，各类寻人网站如雨后春笋疯长，而不能走、没有官方支持的大勇，也一度因欠费被关停网站、热线。
　　但在这期间，有好心商人为大勇装了人工关节，让他得以借助工具下床。大勇也先后获得了12个与残疾人、公益相关奖项。 　　2011年，他决定用一次公益奖项所获的2万多元奖金，沿着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路线，卧行至各省会及主要大中城市，从110、医院、民政部门、火葬场等2000个单位，搜集无名尸信息。
　　同年8月，大勇给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想咨询香港在寻找丢失人口、无名尸处理等方面的政策。
　　令他惊喜的是，一个月后，香港警务处处长给他回了信，向他介绍，每当有人口失踪发生时，警方会在联络搜索的同时，与医院管理局、入境处、社会福利署及惩教署等相关机构联络。
　　自此，大勇念念不忘至今：如果能借助政府之力，把完善数据库与寻人信息两端对接，该多好啊。

生之界限

　　离开洛阳前一夜，我去向大勇道别，提了一箱牛奶作新年礼物，想不出还有什么食物既适合80岁的老娘，又适合只能躺着进食的大勇。
　　大勇还是那样，仄歪着头和身子，脸上的笑容流出来，洒满一个屋子。
　　他同我讲起202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他，想寻找21年前离家出走的男友。
　　当年，这对年轻的恋人因家庭阻挠未婚，偷偷生下一个孩子后，男方却不幸罹患白血病，为了不给女友带来麻烦，便留书让女方把孩子送人再嫁，然后辞别至今杳无音信，离开时的身体状况最多活两三个月。
　　虽然女子知道“人肯定不在了”，但看到大勇的网站，忽然又想起20年前的爱人，生出一丝微弱的希望，不管是尸体、坟墓，还是仅一个数据，“她想要一个答案”。

大勇在日记本里面写：“人有两根脊柱：一根是骨骼脊柱，一根是精神脊柱。我的骨骼脊柱病了，只要挺起精神脊柱，照样能活成大写的‘人’。”

　　前两天，女子给大勇发了条信息，说在梦里见到了大勇。“您到我家里帮我排兵布阵地找人，我惊奇地问，哥您不是不能行走吗？您笑着说，我好了，可以自由活动了。”
　　房间一直是大勇的禁锢，可也一直是他的全世界。
　　环视大勇逼仄昏暗的家里，到处堆积着来访者送的礼物，有不凋的胶花、放久色沉的水果、写满赞词的字画；附近一带快递员都认识这户门，大勇的快递，他们必定爬楼送到家门口；日前，30多名工程师找到大勇，想志愿帮他更新和维护网站……
　　这些善意与恩谢里藏着大勇多年年来历见的生与死。醉后不幸坠河的人，病死的棄婴，九十年代在南方工地上意外死亡的无名老乡，没有亲人的流浪汉……他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对死者的重视，只会有越来越多生者活在痛苦中。
　　几十年内，大勇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也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着巨变。
　　就在“卧行”开始前的那个夏天，弟弟忽然病逝了；这些年来，不少亲人也纷纷在外地定居，淡了联系；唯一陪伴自己的老娘曾经历了严重的颈椎病复发，十几天无法动弹……
　　大勇娘从门背后取出一本小心保存着的还未拆封的书递给我，那是大勇用“一指禅”写完的《俺娘》，3年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里面记载着这样一个段落：几十年前，一次外地发水灾，无数难民拥入洛阳，大勇娘把稠饭留给乞讨者，自己忍饥挨饿，她告诉大勇：“饥饿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天天陪着，逃不掉。”
　　终身卧床的命运，大勇也逃不掉了。但他已经不觉得这是生之煎熬。“即便如我在家庭监狱服刑30年，活着就有希望。”他笑着，一边继续同我讲述着他自己的事，生者的事，死者的事，目光依然熠熠闪烁，脸庞在暖黄色灯光下微微泛红。
　　我忽然想起茨威格的一句话：“有先于死亡的死，也有超出一个人生活界限的生。我们和虚无的真正分办界线，不是死亡，而是活动的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