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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进程、经济发展与国际协作奠定了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ELF）的基础，也孕育出各种英语变体。本文梳理了中国英语变体的发展历史和文献研究成果，以功能语法理论为指导，列举部分典型中国英語表达范式，探究中国英语变体的指称表述功能和沟通交际功能。中国英语是描述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英语语言，是全球化视域下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通用语;中国英语;功能;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H3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5-0064-03
Jenkins将通用语（Lingua Franca）定义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所选择的共同的语言”[1]。追本溯源，Lingua Franca始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为了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交际双方各自淡化了某种语言的核心特征，不断尝试创造新的词汇、表达和结构，促成有效的沟通和合作。越来越多交际者加入其中，该语言渐渐发展成为特定区域内广为接受的交际手段，通用语（Lingua Franca）应运而生。
英语成为通用语是近现代世界格局变迁、政治力量重组和全球化进程助推的结果。16世纪的移民潮和始于17世纪的英国海外殖民地扩张使得英语得到了广泛传播;20世纪以来，人类大部分的科学技术发明，学术成果都是通过英语表述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接纳了含有地域特点的语音、声调、结构和词汇，英语变体应运而生。
一、语言变体
何为语言变体？“语言变体”（variation） 是指由于地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某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结构上发生了不同于标准表达的一系列变化。全球化进程、经济文化传播与发展、国际协作孕育了各种英语变体，这些变体在竞争和互补中不断打破旧平衡，建构新平衡，进而发展成为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圈，以美国英语、新加坡英语等英语变体为拓展圈的通用语框架。英语承担起了交际通用语的角色[2]。
二、中国英语变体
英语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的有地域特点的中国英语可以追溯至17世纪中叶的广东沿海地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洋泾浜英语取代了广东英语，语音夹杂了上海方言的音域，在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中发挥着特定的交际功能。后来出现“通商口岸英语”和“传教士英语”，使得中国英语更加趋向于正规化和标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活动、对外交流和商贸往来为中国英语的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80年代开始，学界关于中国英语的争论此起彼伏。
首先是葛传槼老先生对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两个概念加以区分：Chinese English 或Chinglish是指在使用英语时，因受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干扰和影响而拼凑出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中文特征的英语。China English 是以英美标准英语为核心，通过音译（包括拼音）、增词、借词、解释等方式以地道的英语表达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所特有事物，涵盖了“本土性”和“民族性”，突出交际功能的英语表达[3]。汪榕培、张培成、谢之君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中国英语变体的客观存在，否认了中国英语变体是一种国别变体[4-6]。陈茜、刘国兵从语言生态学视角论证了中国英语变体是标准英语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相互吸收、排斥、包容与融合中发展，是“World Englishes”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7-8]。
三、中国英语变体的功能
（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英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被誉为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和语言大师。在汲取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韩礼德开启了功能语法理论的研究，从语言的性质、使用方式和基本意义出发，总结出在社会语境下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纯理功能（Metafunction），即用来表达和描述人在主客观世界的各种感受、经历和过程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与人之间展开交流时所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使得语言和语境发生联系、把话语传递的信息和人际交往的关系生成语篇、起到表达完整意思语篇功能（textual）[9]。
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指导，本研究将中国英语变体的功能诠释为指称表述和沟通交际功能。
（二）中国英语的指称表述功能
1. 中国英语命名、称谓特有的中国事物和中国现象，实现英语语言的异域再生
英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发现中英文之间有偌大的传译空白地带，于是出现了大量借助音译（或拼音）、直译、借译、语意重组、再生和修正等手段的创造的词汇。tofu（豆腐），Kongfu （功夫），lianghui （两会）等越来越多的中文借用词被广泛使用，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中国英语在英语语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中国英语诠释了深厚宽广的中国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异域传播
汉语语言记录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色。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实质是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异语再生，摆脱“中国文化失语症”。以标准英语为核心，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中国英语是实现这种再生的有效途径。中国古贤文“人心齐，泰山移”（When people are determined， they can overcome anything）出现在中国援助境外的抗疫物资上，既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情谊，也传播了凝结中华智慧的古谚;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故而有“满招损，谦受益”，英语译文“Pride hurts， modesty benefits”诠释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修身养性之道。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译文“The Belt and Road”浓缩了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探索奋斗、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的写照。 （三）中国英语的沟通交际功能
1. 沟通和传递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对比英语国家的逻辑和抽象思维，中国人更倾向于形象思维，汉语中大量的象形文字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英语中不乏形象、直观和表象的表达方式。纸老虎（Paper tiger）， 铁饭碗（iron rice bowl）等大量基于形象思维的表达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类比通俗易懂、生动直观，英译表达异曲同工。
整体性思维。从整体出发探讨和研究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 “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体现了中国哲学最为深厚的底蕴，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在整体性思维的指导下，中国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好家园、同享文明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理想。
螺旋思维。相较于西方人直截了当的直线型思维模式，东方人的表达围绕主题螺旋推进，更加委婉含蓄。中国英语在语言表达和语篇建构上受到螺旋思维模式的影响，往往始于陈述原因，论据事实和理由，进而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层层推进。倘若有某种要求，更要委婉地陈述事实和理由。例如中国英语“Tom’s mother died when he was only two years old， so he did not remember her. ”体现出话者似乎很顾念Tom的感受，首先小心翼翼地陈述了缘由之后，再弱化地提到结果。但如果以直线思维表达“Tom did not remember his mother who died when he was only two years old.”结果和理由直白流畅，反而找不到让人动容的因素了。
2. 在沟通和交际中构建立场和身份
中国英语承载文化、传播文化，也宣誓主权，建构身份，还体现在特定环境下的政治立场和民族主权：“Diaoyu Islands”“Xisha Islands”等称谓是中国政府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体现。中国英语反应话语者的社会阶层、权力关系以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杨宪益夫妇英译版《红楼梦》对贾母的称谓分别使用了“Her ladyship”“the old lady”“The Lady Dowager”“the old ancestress”等称谓，反映出话语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和等级分明的主仆关系，直接或间接暗示了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地位，体现了对自我身份和交际对象身份的双重认知。
四、结语
中国英语是“贴近中国现实， 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属性， 是描述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英语语言”[10]，是英语成为通用语的产物，在发挥指称表述和沟通交际功能的同时，弘扬和传播了中国文化，彰显了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全球化视域下中国走向世界、彰显大国风采的一张名片，中国英语将伴随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超越国界，散发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Jenkins，J..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Interpretations and Attitudes[J]. World Englishes，2009，28（02）：200.
[2] Seidlhofer，B..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4（24）：209-239.
[3] 葛传椝.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 中国翻译，1980（02）：1-8.
[4]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01）：1-8
[5] 张培成. 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也谈中国英语[J]. 现代外语，1995（03）：16-21+72.
[6] 谢之君. 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 现代外语，1995（04）：7-11+72.
[7] 陈茜.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与发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2）：197-202.
[8] 刘国兵. 中国英语研究的生態语言学视角[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17（03）：6-10.
[9] Halliday，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20.
[10] 刘岩，高琳琳，马丹.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输出[J]. 中外企业家，2015（18）：258-259.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通用语;中国英语;功能;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H3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5-0064-03
Jenkins将通用语（Lingua Franca）定义为“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所选择的共同的语言”[1]。追本溯源，Lingua Franca始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为了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交际双方各自淡化了某种语言的核心特征，不断尝试创造新的词汇、表达和结构，促成有效的沟通和合作。越来越多交际者加入其中，该语言渐渐发展成为特定区域内广为接受的交际手段，通用语（Lingua Franca）应运而生。
英语成为通用语是近现代世界格局变迁、政治力量重组和全球化进程助推的结果。16世纪的移民潮和始于17世纪的英国海外殖民地扩张使得英语得到了广泛传播;20世纪以来，人类大部分的科学技术发明，学术成果都是通过英语表述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接纳了含有地域特点的语音、声调、结构和词汇，英语变体应运而生。
一、语言变体
何为语言变体？“语言变体”（variation） 是指由于地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某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结构上发生了不同于标准表达的一系列变化。全球化进程、经济文化传播与发展、国际协作孕育了各种英语变体，这些变体在竞争和互补中不断打破旧平衡，建构新平衡，进而发展成为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圈，以美国英语、新加坡英语等英语变体为拓展圈的通用语框架。英语承担起了交际通用语的角色[2]。
二、中国英语变体
英语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的有地域特点的中国英语可以追溯至17世纪中叶的广东沿海地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洋泾浜英语取代了广东英语，语音夹杂了上海方言的音域，在迅速发展的海外贸易中发挥着特定的交际功能。后来出现“通商口岸英语”和“传教士英语”，使得中国英语更加趋向于正规化和标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活动、对外交流和商贸往来为中国英语的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80年代开始，学界关于中国英语的争论此起彼伏。
首先是葛传槼老先生对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两个概念加以区分：Chinese English 或Chinglish是指在使用英语时，因受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干扰和影响而拼凑出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中文特征的英语。China English 是以英美标准英语为核心，通过音译（包括拼音）、增词、借词、解释等方式以地道的英语表达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所特有事物，涵盖了“本土性”和“民族性”，突出交际功能的英语表达[3]。汪榕培、张培成、谢之君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中国英语变体的客观存在，否认了中国英语变体是一种国别变体[4-6]。陈茜、刘国兵从语言生态学视角论证了中国英语变体是标准英语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相互吸收、排斥、包容与融合中发展，是“World Englishes”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7-8]。
三、中国英语变体的功能
（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英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被誉为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和语言大师。在汲取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韩礼德开启了功能语法理论的研究，从语言的性质、使用方式和基本意义出发，总结出在社会语境下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纯理功能（Metafunction），即用来表达和描述人在主客观世界的各种感受、经历和过程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与人之间展开交流时所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使得语言和语境发生联系、把话语传递的信息和人际交往的关系生成语篇、起到表达完整意思语篇功能（textual）[9]。
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指导，本研究将中国英语变体的功能诠释为指称表述和沟通交际功能。
（二）中国英语的指称表述功能
1. 中国英语命名、称谓特有的中国事物和中国现象，实现英语语言的异域再生
英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发现中英文之间有偌大的传译空白地带，于是出现了大量借助音译（或拼音）、直译、借译、语意重组、再生和修正等手段的创造的词汇。tofu（豆腐），Kongfu （功夫），lianghui （两会）等越来越多的中文借用词被广泛使用，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中国英语在英语语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中国英语诠释了深厚宽广的中国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异域传播
汉语语言记录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色。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实质是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异语再生，摆脱“中国文化失语症”。以标准英语为核心，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中国英语是实现这种再生的有效途径。中国古贤文“人心齐，泰山移”（When people are determined， they can overcome anything）出现在中国援助境外的抗疫物资上，既传达了中国人民的情谊，也传播了凝结中华智慧的古谚;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故而有“满招损，谦受益”，英语译文“Pride hurts， modesty benefits”诠释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修身养性之道。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译文“The Belt and Road”浓缩了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探索奋斗、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的写照。 （三）中国英语的沟通交际功能
1. 沟通和传递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对比英语国家的逻辑和抽象思维，中国人更倾向于形象思维，汉语中大量的象形文字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英语中不乏形象、直观和表象的表达方式。纸老虎（Paper tiger）， 铁饭碗（iron rice bowl）等大量基于形象思维的表达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类比通俗易懂、生动直观，英译表达异曲同工。
整体性思维。从整体出发探讨和研究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 “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体现了中国哲学最为深厚的底蕴，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在整体性思维的指导下，中国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好家园、同享文明成果、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理想。
螺旋思维。相较于西方人直截了当的直线型思维模式，东方人的表达围绕主题螺旋推进，更加委婉含蓄。中国英语在语言表达和语篇建构上受到螺旋思维模式的影响，往往始于陈述原因，论据事实和理由，进而发表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层层推进。倘若有某种要求，更要委婉地陈述事实和理由。例如中国英语“Tom’s mother died when he was only two years old， so he did not remember her. ”体现出话者似乎很顾念Tom的感受，首先小心翼翼地陈述了缘由之后，再弱化地提到结果。但如果以直线思维表达“Tom did not remember his mother who died when he was only two years old.”结果和理由直白流畅，反而找不到让人动容的因素了。
2. 在沟通和交际中构建立场和身份
中国英语承载文化、传播文化，也宣誓主权，建构身份，还体现在特定环境下的政治立场和民族主权：“Diaoyu Islands”“Xisha Islands”等称谓是中国政府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体现。中国英语反应话语者的社会阶层、权力关系以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杨宪益夫妇英译版《红楼梦》对贾母的称谓分别使用了“Her ladyship”“the old lady”“The Lady Dowager”“the old ancestress”等称谓，反映出话语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和等级分明的主仆关系，直接或间接暗示了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地位，体现了对自我身份和交际对象身份的双重认知。
四、结语
中国英语是“贴近中国现实， 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属性， 是描述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英语语言”[10]，是英语成为通用语的产物，在发挥指称表述和沟通交际功能的同时，弘扬和传播了中国文化，彰显了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全球化视域下中国走向世界、彰显大国风采的一张名片，中国英语将伴随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超越国界，散发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Jenkins，J..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Interpretations and Attitudes[J]. World Englishes，2009，28（02）：200.
[2] Seidlhofer，B..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4（24）：209-239.
[3] 葛传椝.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 中国翻译，1980（02）：1-8.
[4]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01）：1-8
[5] 张培成. 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也谈中国英语[J]. 现代外语，1995（03）：16-21+72.
[6] 谢之君. 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 现代外语，1995（04）：7-11+72.
[7] 陈茜.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与发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2）：197-202.
[8] 刘国兵. 中国英语研究的生態语言学视角[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17（03）：6-10.
[9] Halliday，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20.
[10] 刘岩，高琳琳，马丹.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输出[J]. 中外企业家，2015（18）：258-259.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