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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今，中国香港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现象，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也愈演愈烈。按照现代社会学的冲突理论，非常强调社会冲突所带来的社会整合等一系列的“正”功能，但今天香港社会的现实显然仍无法被纳入这一范式。
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虽几经起伏，但因受到内地一系列利好因素的助推，仍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香港却忽视了如何去应对这一增长结构内部的不合理之处，亦未对长久以来的利益分配不均保持警惕，由此导致了社会中各类戾气的不断郁积，最终变成了作为“非物质性”的社会冲突的“物质性”根源。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及学界仍然缺乏对当下一系列问题抽丝剥茧的分析及判断，使得其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态。如此一来，在临时性应对政策解决小问题的同时，却酿成了大问题出现的隐患。最终在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缺位的前提下，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始终无法通过政策变动得到发挥。
受多重因素助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程度近年来正不断加深：
1998年时，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一方面由于港府护市得力，加之回归后的泡沫仍在，回归不足一年的香港经济发展仍处于顶峰区间;2003年时“非典”袭港，但因香港与内地间开通CEPA，且放开了内地旅客赴港的“自由行”，也有力助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而在2008年时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使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香港更加依赖内地。
以固定价格计算，2003年-2013年香港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8%。对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数字是非常难得的。分析香港GDP的组成部分可见：同期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服务输出，年均增长为8.57%;增幅第二的为货品进口，年均增长6.3%;增幅最低的是政府消费开支，其次为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均低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而服务输入和货品出口，以及私人消费开支这三项，则均高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
增长水平差异导致各项开支在香港GDP中占比的增减变化：过去十年，除政府消费开支占比下降1.68个百分点，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比略微增长2.21个百分点外，其他各项变化都非常显著：私人消费开支占比增加8.55个百分点，货品净进口增加23.64个百分点，服务净出口增加15.39个百分点。
对香港来说，目前所形成的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是较发达经济体的内部投资和消费基本饱和，占比提高艰难;二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外依赖严重，增长部分主要依靠货品进口和服务出口，以保证本土商品供给以及GDP的增长。
但这一增长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在于：首先，一般而言，身为发达经济体则意味着福利需求会增加，而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则需要更大的政府支出——无论是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或是公共消费产品及服务价格的上升，都会引致政府消费支出增长——但香港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实际情况却并未遵循这一模式。事实上，目前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仍属救急补缺型，与适度普惠型相去甚远。因此，香港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水平应该说仍很落后，并没有担当起现代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与香港发达的经济水平并不相符。
其次，与私人消费开支增长的情况对比，进一步观察本地市场总消费，则会发现另一个隐藏的问题：本地市场的消费增长高于本地的私人消费，即本地私人消费处于相对萎缩状态。2003年-2013年间，本地市场内货品及服务的消费开支年增长率是6.17%。此项与私人消费开支增长5.01%之间的差距，来源于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场的开支（13.16%），以及本地居民的境外消费3.84%（见表1）。后两项在GDP统计中被纳入服务的输出与输入。
综合来看，2003年-2013年，香港各经济活动的增长幅度如表2所示。初级产业和制造业都是负增长，表明香港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主导地位。而在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前三项则是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进出口贸易。
以服务业为主的上述这种经济增长结构，给香港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2015年2月发布的《2013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指出：“在2013年的服务输出当中，旅游与运输是两个最大的服务组成部分，其输出总额分别为3020亿元及2424亿元，分别占服务输出总额的37.2%及29.8%。其他有较大输出额的服务组成部分为金融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其输出总额分别为1278亿元（15.7%）及995亿元（12.3%）。”
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多年来都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2013年输往中国内地的服务输出当中，旅游则是最大的服务组成部分，输出总额为2386亿元。
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香港在过去十年间对内地的“自由行”旅客来港是几乎不设限制的。以访港旅客统计总量为例：2003年时总数为1554万人次，到2013年时则猛增到5430万人次。内地旅客是这一增速的主要来源——其同期总数从2003年的847万人次增长到4075万人次，增长了4.8倍;其他地区到访香港的旅客总数，增长则不足2倍;而同样是2003年至2013年，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的抵港（离港）人数从7650万增长到1.387亿人次，不到一倍;其中，本港居民离境人数从6094万人次增长到8441万人次，虽然仍占出入境人数中的大部分，但总量增长却只有不足40%。
如此规模的内地游客来到香港，可谓是给香港的经济增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无论内地旅客是否在港过夜，他们的消费总量都不可小觑。2003年时，内地在港过夜游客人均花费数字为5000港元，到2013年时增长至人均花费8937港元;2003年时，内地在港不过夜的游客人均花费为1290港元，到2013年时则增长至人均花费2378港元。 分析上述香港经济数据可知：一、目前的香港经济增长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要来源;二、在服务业当中，增长最迅速部分的是批发零售业。而由于本地消费低于本地市场的销售增长，可以推断出批发零售业的增长源于强劲的本土服务输出;三、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是旅游输出的快速增长，而旅游服务输出中，增长最迅速的就是内地到港的旅游消费。不仅如此，内地游客到港，除一般性的吃住玩和购物这样的普通旅游消费，他们还会对香港的保险业和医疗服务产生重大需求。
对香港这一经济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而言，如供给和需求相应增长，大量入境游客加上多样消费需求，应是极大利好。但却因以下一系列供给增加不足，在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比如因商品及服务供给不足，冲击了香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最终导致只有稀缺资源的供给方攫取了更大份额的收益。
首先，香港当下已经习以为常的经济政策——既无长远规划，也乏应急型投入——在增加供给方面非常乏力，却采用了比管制型经济还要严格的应急型限制政策。奶粉限购令如此、禁绝“双非”赴港产子如此、“一周多行”变“一周一行”亦如此。对一个号称“自由港”的城市而言，以限定外部消费涌入的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其实已经远不能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而是几可称之为是“自残式”的救治。
其次，香港近年来即便是供应有所增加的领域，其增长额度也远远逊于市场需求的增长。以酒店业为例，2003年至2013年，香港酒店的房间数目从42936间，只增加到了77647间。因此在面对近5倍迅速增加的游客时，仍显捉襟见肘（同期澳门酒店客房数从9280间增加到大约2.8万多间）;再如，2003年时香港出入境管理人员为5671人，到2013年时也仅增加到6900人，只增加了总数的20%不到（2003年时，香港海关人员的总数是4891人，到2013年时增加到5752人，也增加了不足千人）。尽管有自助通关等技术设施的投放，但相关管理部门的人手不足肯定是各个关口拥堵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的很多问题之所以不能妥善处理，也与人手的缺乏有莫大关联。
第三，对本地的供应商而言，外部需求的增加，也往往由于没有充分的服务设施增加，不仅未能带来就业增加，反而让原有就业者辛苦工作的成效也被租金上涨挤占了：以2003年作为基数，商业楼价上涨了6.56倍;写字楼价格也上涨到了相当于2003年的2.73倍。
第四，服务需求大大增长，不仅就业没有明显增加，香港就业人口的薪金基本上也没有增加：2003年时，香港劳动人口总数为346.6万，到2013年时是385.9万。他们每月收入的中位数，则从2003年的1万港元，增长到2013年的1.3万港元。十年间名义增长率为30%，不足GDP名义增长水平的一半。可以说，香港大量的普通工薪阶层，在承担了一系列生活中的种种直接不便之后，却并没有从香港对内地的开放中得到太多直接好处。
因服务量增多，香港本地劳动者的劳动量在过去十年间出现增加。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薪金没有明显提高，在住房、就医、就学等民生方面的境遇，也没有得到改善，有的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恶化：
首先，土地供应捉襟见肘，年轻人安居置业艰难。2003年后，由于香港每年供应的私人房屋不足1万套，房价持续升高，香港人“上车难”（买首套房）现象持续至今。以2003年作为基数，香港私人楼宇单位的售价到2013年时上涨了4倍，而同期私人楼宇的租金也相当于2003年时候的2.09倍。租金的全面上涨在201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内地学生在香港租住房屋时的天价租金，即在本港传媒中屡见不鲜。
其次，医疗的供应同样严重不足：2003年时，香港的公立医疗机构数量为97家，2013年时增加为127家。但同期病床数却仅从35526张增长到36720张，正因如此，按每千名人口计算的病床数目比例，则从5.3下降到5.1。对正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香港社会而言，医疗供应的短缺程度可见一斑。而如此一来的结果，则是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公立医院人满为患。
第三，作为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区，长者贫困也正在成为香港的重要问题。据2012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香港有接近30万的长者生活于低收入家庭，占整体长者人口的32.6%。即使不考虑因生育率降低和孝道思想减弱等因素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影响，单是长者人口的增加，也可能会使香港贫困长者的数量由2009年的26万上升到2039年时候的71万。到2047年香港回归50年的时候，假如香港社会中还有如此众多的长者仍生活于贫困状态，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第四，目前香港的大学升学率之低，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堪称罕见。根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一份研究显示：2014年时，共有65270名日校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符合基本入学要求者有26307人，但只有大约12000人能成功经联招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即便考虑自资升学机会和没有了中六的预科“筛选”，香港整体升学率过低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其他的学生也有机会通过入读自资课程或出国留学取得文凭。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这些方式不仅教育成本高昂，学生们在毕业后的社会认可程度方面，也与目前的正规主流渠道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以上分析可见，香港长年积累的经济矛盾，已经转为常态的社会矛盾。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更有使收入两极分化向财富两极分化转变，甚至发展为资产两极分化的风险，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以致对立。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维护阶层特权者有之，安于现状者有之，渴望改进者有之，只破不立者亦有之。社会矛盾也就成为爆发社会冲突的动力。乐观情况下，社会冲突具有促进社会整合、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等“正”功能。如果政府要继续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就要通过冲突方在权力关系中的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系统再整合，更为平衡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达到渐进式社会变迁的目的。唯如此，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才能够得以发挥。如若政府只以执行者自居，对于原有制度不做丝毫改进和优化，仅以守成心态应对社会矛盾，不仅社会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原有的制度优势也很容易顷刻不再。
但香港政府不知是无心还是无力，对于这些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累积，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谓应对失当。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实质上会激化两地矛盾的做法，不仅未曾解决已有的经济矛盾，却因为“药不对症”，反而强化了社会冲突的“物质性”基础。
诚然，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组合，确实会因为各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和由此产生的相互牵制而受到极大挑战。即便在金融政策方面，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因“不可能三角形”而迫使政策制定者有所取舍。涉及各行业各阶层的社会政策制定和改进的难度更加艰巨，且需要时刻权衡利弊、检讨优化。正因如此，一个希望有效而又体面施政的政府，其首脑和管理团队，更加应该有为民之心，能够坐言起行，探索道路，推广为民的“善业”;而不应该只顾及团队选举中的得失，执行机构的便宜行事等，以“无为”之举，任由受商业资本控制的舆论工具愚民、惑民。
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虽几经起伏，但因受到内地一系列利好因素的助推，仍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香港却忽视了如何去应对这一增长结构内部的不合理之处，亦未对长久以来的利益分配不均保持警惕，由此导致了社会中各类戾气的不断郁积，最终变成了作为“非物质性”的社会冲突的“物质性”根源。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及学界仍然缺乏对当下一系列问题抽丝剥茧的分析及判断，使得其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态。如此一来，在临时性应对政策解决小问题的同时，却酿成了大问题出现的隐患。最终在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缺位的前提下，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始终无法通过政策变动得到发挥。
增长双失衡
受多重因素助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程度近年来正不断加深：
1998年时，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一方面由于港府护市得力，加之回归后的泡沫仍在，回归不足一年的香港经济发展仍处于顶峰区间;2003年时“非典”袭港，但因香港与内地间开通CEPA，且放开了内地旅客赴港的“自由行”，也有力助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而在2008年时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使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香港更加依赖内地。
以固定价格计算，2003年-2013年香港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8%。对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数字是非常难得的。分析香港GDP的组成部分可见：同期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服务输出，年均增长为8.57%;增幅第二的为货品进口，年均增长6.3%;增幅最低的是政府消费开支，其次为本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均低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幅;而服务输入和货品出口，以及私人消费开支这三项，则均高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
增长水平差异导致各项开支在香港GDP中占比的增减变化：过去十年，除政府消费开支占比下降1.68个百分点，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比略微增长2.21个百分点外，其他各项变化都非常显著：私人消费开支占比增加8.55个百分点，货品净进口增加23.64个百分点，服务净出口增加15.39个百分点。
对香港来说，目前所形成的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是较发达经济体的内部投资和消费基本饱和，占比提高艰难;二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外依赖严重，增长部分主要依靠货品进口和服务出口，以保证本土商品供给以及GDP的增长。
但这一增长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在于：首先，一般而言，身为发达经济体则意味着福利需求会增加，而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则需要更大的政府支出——无论是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或是公共消费产品及服务价格的上升，都会引致政府消费支出增长——但香港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实际情况却并未遵循这一模式。事实上，目前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仍属救急补缺型，与适度普惠型相去甚远。因此，香港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行政管理水平应该说仍很落后，并没有担当起现代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与香港发达的经济水平并不相符。
其次，与私人消费开支增长的情况对比，进一步观察本地市场总消费，则会发现另一个隐藏的问题：本地市场的消费增长高于本地的私人消费，即本地私人消费处于相对萎缩状态。2003年-2013年间，本地市场内货品及服务的消费开支年增长率是6.17%。此项与私人消费开支增长5.01%之间的差距，来源于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场的开支（13.16%），以及本地居民的境外消费3.84%（见表1）。后两项在GDP统计中被纳入服务的输出与输入。
综合来看，2003年-2013年，香港各经济活动的增长幅度如表2所示。初级产业和制造业都是负增长，表明香港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主导地位。而在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前三项则是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进出口贸易。
“非普惠型”服务业
以服务业为主的上述这种经济增长结构，给香港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2015年2月发布的《2013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指出：“在2013年的服务输出当中，旅游与运输是两个最大的服务组成部分，其输出总额分别为3020亿元及2424亿元，分别占服务输出总额的37.2%及29.8%。其他有较大输出额的服务组成部分为金融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其输出总额分别为1278亿元（15.7%）及995亿元（12.3%）。”
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多年来都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2013年输往中国内地的服务输出当中，旅游则是最大的服务组成部分，输出总额为2386亿元。
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香港在过去十年间对内地的“自由行”旅客来港是几乎不设限制的。以访港旅客统计总量为例：2003年时总数为1554万人次，到2013年时则猛增到5430万人次。内地旅客是这一增速的主要来源——其同期总数从2003年的847万人次增长到4075万人次，增长了4.8倍;其他地区到访香港的旅客总数，增长则不足2倍;而同样是2003年至2013年，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的抵港（离港）人数从7650万增长到1.387亿人次，不到一倍;其中，本港居民离境人数从6094万人次增长到8441万人次，虽然仍占出入境人数中的大部分，但总量增长却只有不足40%。
如此规模的内地游客来到香港，可谓是给香港的经济增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无论内地旅客是否在港过夜，他们的消费总量都不可小觑。2003年时，内地在港过夜游客人均花费数字为5000港元，到2013年时增长至人均花费8937港元;2003年时，内地在港不过夜的游客人均花费为1290港元，到2013年时则增长至人均花费2378港元。 分析上述香港经济数据可知：一、目前的香港经济增长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要来源;二、在服务业当中，增长最迅速部分的是批发零售业。而由于本地消费低于本地市场的销售增长，可以推断出批发零售业的增长源于强劲的本土服务输出;三、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是旅游输出的快速增长，而旅游服务输出中，增长最迅速的就是内地到港的旅游消费。不仅如此，内地游客到港，除一般性的吃住玩和购物这样的普通旅游消费，他们还会对香港的保险业和医疗服务产生重大需求。
对香港这一经济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而言，如供给和需求相应增长，大量入境游客加上多样消费需求，应是极大利好。但却因以下一系列供给增加不足，在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比如因商品及服务供给不足，冲击了香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最终导致只有稀缺资源的供给方攫取了更大份额的收益。
首先，香港当下已经习以为常的经济政策——既无长远规划，也乏应急型投入——在增加供给方面非常乏力，却采用了比管制型经济还要严格的应急型限制政策。奶粉限购令如此、禁绝“双非”赴港产子如此、“一周多行”变“一周一行”亦如此。对一个号称“自由港”的城市而言，以限定外部消费涌入的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其实已经远不能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而是几可称之为是“自残式”的救治。
其次，香港近年来即便是供应有所增加的领域，其增长额度也远远逊于市场需求的增长。以酒店业为例，2003年至2013年，香港酒店的房间数目从42936间，只增加到了77647间。因此在面对近5倍迅速增加的游客时，仍显捉襟见肘（同期澳门酒店客房数从9280间增加到大约2.8万多间）;再如，2003年时香港出入境管理人员为5671人，到2013年时也仅增加到6900人，只增加了总数的20%不到（2003年时，香港海关人员的总数是4891人，到2013年时增加到5752人，也增加了不足千人）。尽管有自助通关等技术设施的投放，但相关管理部门的人手不足肯定是各个关口拥堵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的很多问题之所以不能妥善处理，也与人手的缺乏有莫大关联。
第三，对本地的供应商而言，外部需求的增加，也往往由于没有充分的服务设施增加，不仅未能带来就业增加，反而让原有就业者辛苦工作的成效也被租金上涨挤占了：以2003年作为基数，商业楼价上涨了6.56倍;写字楼价格也上涨到了相当于2003年的2.73倍。
第四，服务需求大大增长，不仅就业没有明显增加，香港就业人口的薪金基本上也没有增加：2003年时，香港劳动人口总数为346.6万，到2013年时是385.9万。他们每月收入的中位数，则从2003年的1万港元，增长到2013年的1.3万港元。十年间名义增长率为30%，不足GDP名义增长水平的一半。可以说，香港大量的普通工薪阶层，在承担了一系列生活中的种种直接不便之后，却并没有从香港对内地的开放中得到太多直接好处。
矛盾积累
因服务量增多，香港本地劳动者的劳动量在过去十年间出现增加。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薪金没有明显提高，在住房、就医、就学等民生方面的境遇，也没有得到改善，有的领域甚至还出现了恶化：
首先，土地供应捉襟见肘，年轻人安居置业艰难。2003年后，由于香港每年供应的私人房屋不足1万套，房价持续升高，香港人“上车难”（买首套房）现象持续至今。以2003年作为基数，香港私人楼宇单位的售价到2013年时上涨了4倍，而同期私人楼宇的租金也相当于2003年时候的2.09倍。租金的全面上涨在201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内地学生在香港租住房屋时的天价租金，即在本港传媒中屡见不鲜。
其次，医疗的供应同样严重不足：2003年时，香港的公立医疗机构数量为97家，2013年时增加为127家。但同期病床数却仅从35526张增长到36720张，正因如此，按每千名人口计算的病床数目比例，则从5.3下降到5.1。对正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香港社会而言，医疗供应的短缺程度可见一斑。而如此一来的结果，则是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公立医院人满为患。
第三，作为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区，长者贫困也正在成为香港的重要问题。据2012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香港有接近30万的长者生活于低收入家庭，占整体长者人口的32.6%。即使不考虑因生育率降低和孝道思想减弱等因素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影响，单是长者人口的增加，也可能会使香港贫困长者的数量由2009年的26万上升到2039年时候的71万。到2047年香港回归50年的时候，假如香港社会中还有如此众多的长者仍生活于贫困状态，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第四，目前香港的大学升学率之低，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堪称罕见。根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一份研究显示：2014年时，共有65270名日校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符合基本入学要求者有26307人，但只有大约12000人能成功经联招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即便考虑自资升学机会和没有了中六的预科“筛选”，香港整体升学率过低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其他的学生也有机会通过入读自资课程或出国留学取得文凭。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这些方式不仅教育成本高昂，学生们在毕业后的社会认可程度方面，也与目前的正规主流渠道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以上分析可见，香港长年积累的经济矛盾，已经转为常态的社会矛盾。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更有使收入两极分化向财富两极分化转变，甚至发展为资产两极分化的风险，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以致对立。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维护阶层特权者有之，安于现状者有之，渴望改进者有之，只破不立者亦有之。社会矛盾也就成为爆发社会冲突的动力。乐观情况下，社会冲突具有促进社会整合、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等“正”功能。如果政府要继续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就要通过冲突方在权力关系中的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系统再整合，更为平衡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达到渐进式社会变迁的目的。唯如此，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才能够得以发挥。如若政府只以执行者自居，对于原有制度不做丝毫改进和优化，仅以守成心态应对社会矛盾，不仅社会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原有的制度优势也很容易顷刻不再。
但香港政府不知是无心还是无力，对于这些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累积，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谓应对失当。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实质上会激化两地矛盾的做法，不仅未曾解决已有的经济矛盾，却因为“药不对症”，反而强化了社会冲突的“物质性”基础。
诚然，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组合，确实会因为各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和由此产生的相互牵制而受到极大挑战。即便在金融政策方面，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因“不可能三角形”而迫使政策制定者有所取舍。涉及各行业各阶层的社会政策制定和改进的难度更加艰巨，且需要时刻权衡利弊、检讨优化。正因如此，一个希望有效而又体面施政的政府，其首脑和管理团队，更加应该有为民之心，能够坐言起行，探索道路，推广为民的“善业”;而不应该只顾及团队选举中的得失，执行机构的便宜行事等，以“无为”之举，任由受商业资本控制的舆论工具愚民、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