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纳沙”过后，秋天开始了。其实海口的季节变化并不明显，如果非要强调一下，那也只能说早晚不像七八月那么热了。
　　我和吴辰每周都去海南大学听多多的诗歌课，课是在晚上。课后，吴辰会用电动车把我载回海南师范大学。我们从海甸岛出发，经过很多地方，才能回到龙昆南路。有时我们绕到骑楼那边。十月、十一月的天气，晚上九点多，海口的夜生活才开幕。人们坐在骑楼下喝茶、食宵夜，声浪鼎沸，仿佛世界不过如此。骑楼漫长，热风旋转，我想象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次吴辰带我去了一个渔村。渔村就在海口边上，离海产市场不远。走过海产市场时，他买了一条鲎来放生。我们在两列海南话的夹道中行走，通向一千零一夜里的渔村。黄昏时分，终于走到了。只见渔船停在码头上，夕阳把海面切割成一块一块金片；微风吹起时，金片就忽闪忽亮的，海腥味随之翻涌。更多的时候，这里安静得连风声都没有。所谓人间，不过是海腥味、大榕树和我们的脚步。
　　还有一次，我和大白去白沙门。经过木栈道时，我看到海边有一辆无人认领的自行车，不远处是两个空啤酒瓶。天这么热，它们是在等谁呢？除了白沙门，我们还去万绿园。冬天，红裙子双胞胎在大树下玩耍，穿防风夹克的老人在草坪上抚弄他的狗。大白说，万绿园的尽头就是入海口。真奇妙，色谱上也是这样的：绿连着蓝。
　　去了那么多次海边，我却不记得路。在海口，我最熟悉的，恐怕还是去府城的路。府城有一条马鞍街，有个下午，我去那里拍过老爸茶馆。此外，我还记得不少巷子的模样，细细长长的，曲曲折折的。越是往里走，越是迷失在时光深处。
　　想到海口时，我常有一种既确定、又恍惚之感。似乎那三年时间被放入了一只飞箱，飞箱是红色牛皮的，至今仍在某处飘荡。直到今天，我都在寻找那只飞箱，找得辛苦徒劳，偶尔黯然神伤。一定有一根线，连着飞箱和大地，但是那条线在哪里？它像针孔中漏下的光束，隐身于我生命的木叶萧萧。我亦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飞箱，亲手打开它，封存于箱里的清明草饼是否会变质，红泥土是否会开花，小宇宙是否会长大，爱过的人是否依然年轻。
　　2016年底我回了海口，短短数日，连续的阴天。唯一放晴的那日，我和李波去了电影公社；下午，我们到海口东站附近，看了一场《罗曼蒂克消亡史》。李波总是抽烟，坐着抽，站着抽，走路也要抽。
　　2017年元旦，我飞回了北京。在去美兰机场的路上，雨点有一搭没一搭地给玻璃窗洗脸。我突然发现，这条路的变化很大，我几乎快认不出了。
　　后来李波也离开了海口，几经辗转，现在暂时落脚于广州。当年在海口的朋友们，仍有一些坚守在那里。杨彬过去常常说，海口是一个让人待惯了就不愿离开的地方。尽管有人离开了，但我对此仍深信不疑。
　　现在，海口以碎片的形态回访我的脑海：在海师小东门，总有头戴斗笠的阿姨摆摊卖槟榔，她们会笑着对我们喊“陆妹”。从小东门往龙昆南路的方向走，大大小小的饭店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美食，而路的尽头，是一家清补凉。刚烤好的秋刀鱼，挤上海南小青桔汁，再配一碗清补凉，那味道绝了。椰子鸡汤、海南鸡饭、骑楼小吃街的泡凤爪，我都忘不了。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是吃的，其实也有别的：巷子里的纸風车、邱俊故居外的杂草、骑楼上挂着的内衣裤、府城的流动唱片摊，还有秀英港终年不散的海风。这一切重叠而真实，混乱而清澈。
　　当然我还记得假日海滩的晨曦。黎明时分，晨曦悄悄分身，同时出现在天空和海面。我看着在光里涌动的海潮，一切就新生了。我也记得某一夜，我独自来到西秀海滩。夜色中的大海比白日更添神秘，在那黑暗的核心，美人鱼正把覆盆子榨成天堂的琼浆。我坐在沙滩上，遥想着未知的一切。这时，她爬到了岸边，长发闪着海贝的珠光，与荧光粉的鱼鳞熠熠辉映。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她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单纯地想出发。生命中有一个部分太空了，任何事物都无法充满它……”我说。
　　“我也一直在出发。人们都以为我的家在海里，其实，我只是海的寄居者。”她用手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轻轻甩了一下头。
　　“那你的家呢？”轮到我来问了。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出发了。”她仰望着头顶的月亮。
　　“童话里说你为了爱，变成了泡沫。”我说。
　　她淡淡地笑了：“悲伤的童话总是包含着真理。然而，泡沫并不是幻灭的终极形态。”
　　我想起小时候吹泡泡。有一种专门的泡泡液，配套的吸管是8字型的，用这套工具，能吹出一长串斑斓的泡泡。那么，海口是否也是一个肥皂泡呢？不是的，但它又是什么。“嗯，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海口——我想是的，肯定会离开。”我说。
　　“不要忧愁。因为你早已豢养了一片海。你走到哪儿，海就跟到哪儿。”
　　“在高山和平原也是吗？”
　　“在任何地方都是。”
　　那么再见吧，亲爱的美人鱼。她柔软的双臂如藤蔓在黛青处缭绕，渐渐隐没。西秀海滩在我掌中熔炼为一枚蔚蓝的星球。从那一刻起，我的飞箱有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