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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前，当王忠明担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因为他“老为民营企业说话”。他说，早在国家经贸委供职时即如此，由来已久。一是1988年，王忠明作为国家计委首批官员赴德国进修竞争政策，始悟并坚信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非民营企业莫属；二是师从武汉大学董辅礽先生读博，导师在所有制变革和发展民营经济方面的理论创新令人刻骨铭心；三是其老家浙江“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生动实践让他感同深受，无可辩驳。
2009年，王忠明转为“同龄”的全国工商联效力，专职研究民营企业。他说“很幸运”、“这回该是很像的”……
长期以来，王忠明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非同寻常的见解。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本刊近期专访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
重提混合所有制
朱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你是怎么看待混合所有制的？
王忠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讲了国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论述相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表述上是比较一致的，而且重提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相当于回到了原点。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中联重科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我当过这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对这家企业比较了解。中联重科的董事长是詹纯新，他的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他的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绝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朱敏：你刚才讲，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了停滞，这是为何？
王忠明：这里面有一些事件，比如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最大的问题是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即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把198家央企逐步减少为80～100家大型央企。具体措施就是改革、改制、改组。由于郎顾之争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把国有资产比作饕餮大餐，所以央企减少到112家后，相关部门不敢对央企进行兼并重组了，央企的改革步伐也就停下来了，没有实现国资委成立的初衷。
这时候一种声音喊得震天价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既然是经济基础，那怎么能少呢？于是鼓动国企进入其他领域，搞出多少个绝对控股的，多少个相对控股的，基本上覆盖了所有领域，把民营企业逼得没多少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个提法作为个别机构及人物的一种邀宠取向，客观上“绑架”了决策高层，模糊和动摇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错失良机。
朱敏：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确存在，面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些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也在觊觎国有资产这个丰盛大餐，应该如何防范？
王忠明：这个欲望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政府引导、规范和控制，比如严格的资产评估、透明的交易行为、员工安置保障等。现实操作层面，要注意防范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人为贱卖等行为。
朱敏：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
王忠明：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意识形态，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我是2009年离开国资委的，从研究角度来讲，当时没有多大空间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石——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间资本交叉持股，融合发展。
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我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
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我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但在当前特定政治体制背景下，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出自经济需求，而是社会政治需求。中央的表述是，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都要实行股份制了。这样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和责任，最大限度去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推动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进一步国际化。 厘清国企和民企的职责
朱敏：近几年，“国进民退”颇受诟病，如果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呢？
王忠明：十多年来，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导致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无序扩张、无度扩张。实际上，国有企业应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工，比如神舟飞船、嫦娥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可能让民营企业全部来做，最多也就是把一部分零部件生产分解给民营企业，因为这种项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而且风险太大、投入太大，民营企业具有逐利本性，不愿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进行这种探索性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分工，这与混合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而混合所有制也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唯一格局。在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主体，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成为一枝独秀。这是国有企业天然的属性决定的，它更多要承担政治社会责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诉求。民营企业既不能简单地进入到国有企业的领域当中，国有企业更不能轻易地无序扩张到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领域当中。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公平竞争，那为何指责央企抢“地王”？价高者得啊。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和民企不存在公平竞争，而是各得其所，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本就不该让国企介入。
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布局和调整，把负面清单列出来，国有企业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哪些领域，实现有退有进。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不代表国有资产的等比例减少，国有企业要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中去，要集中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去，要集中到公用事业当中去。比如地铁和高铁，政府必须进行投资，但建成后的经营权可以交给民营企业，这样可以避免国有体制的弊端，而民营企业灵活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朱敏：民营企业愿意参与混合所有制吗？混合所有制除了谁控谁，还涉及控股比例的问题。如果民营企业入股股份少，没有话语权怎么办？
王忠明：我们现在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开放，至于多少股份分配，他们自己协商。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控制力，对企业要有话语权。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混合，如果民营资本不控股，那就没有话语权，民营资本也缺乏积极性。从实际来看，民营资本之间混合都不太情愿，因为谁都想控股。
以前有人批判温州人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有一定合理性。市场经济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要鼓励人们创业、当老板。不仅要当“鸡头”，还要努力当“凤头”。今天的张瑞敏、柳传志、王石就是“凤头”。只有更多人去创业，才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培育出弥足珍贵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出有独特价值的高端产品，才能锻造出别开生面的知名品牌。如果都去当凤尾和鸡尾了，那我们的民族不就是精神萎顿和消退吗？当然，想当鸡头和凤头，需要足够的能力。
所以，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参与与国有资本结合的混合所有制，它愿意变成股份制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机构和公众持股的混合。这样民营企业就变成了公众企业，让公众持股，让公众投票，接受社会监督，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崇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是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态，而不是现在所讲的国有和民营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
当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出于无奈，否则得不到银行贷款和政府资源。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没有对上缴大量税收的民营企业进行很好的服务。
朱敏：你对“中石化拿出油品销售做混合所有制，将30%的股份引入非国有资本”怎么看？
王忠明：石油石化产业大概包括勘探、开采、炼制、成品油销售等环节，最重要的是上游的勘探和开采，这两个环节当前阶段最好由国有独资来做；中游的炼制也可以让国有资本多一些，实际上炼制环节，民营资本已经介入，而且做得也不错；而成品油销售环节应该放开，由民营企业来做。
中石化将油品销售30%的股份引入非国有资本，比例太低，由民营资本控股甚至完全由民营企业来做也未尝不可。国家把收回的这部分国有资产以及增值部分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
让民营企业经营油品销售，可以促进市场竞争，还有利于消费者，而垄断的背景下，不仅油品质量得不到提升，而且让消费者处于被动选择的境地。更可笑的是，每当国际油价涨了，我们开始进口；国际油价下跌了，我们反而出口。
朱敏：据了解，国资委一直想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行得通吗？
王忠明：淡马锡模式具有特殊性，什么都做，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或许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但能够克隆到中国来吗？中国仅一个中石油就有几百万员工，这么大的企业体量是不适合“淡马锡模式”的，而且还有就业压力、历史包袱等。如果要学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实际已经有了，例如国家投资公司。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有了，关键要明确国有资产到底干什么。
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想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实际不可能统一。原来是“九龙治水”，即九个部门管了全国的国有企业，像这种政出多门，国企的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国企的效率之所以有所提高，是与出资者代表履行职责有一定关系。就好比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稍微整饬一下，就能有所收获。经过整饬后是否能长出比其他土地更好的庄稼，那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法人治理结构等要素。
只要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注册资本都是政府的，如果非要政企分开，那就侵害了所有者权益。
要廓清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如果形容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爱厂如家”，那说明这位国企领导的境界相当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那就是笑话，丝毫起不到激励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企业本身就是他的家，甚至是生命之维系。所以，这样的关切度所呈现出的差异，把国企和民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柳传志本来把联想交班给杨元庆了，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依然挺身而出，并说了一句狠话“联想是我的命”。国企领导则不一样，能全身而退，则高枕无忧了。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朱敏：过去，大量民营资本曾被招商进入煤炭领域，粗放式开采不仅造成许多生产安全事故，而且还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后来这些小煤矿被强制关停，接着又被国有企业收购了。你对此怎么看？
王忠明：小煤矿安全事故频发，这与当地政府监管不严有关。既然让民营企业开采煤矿，那就要检查它们的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不是什么民营企业都可以介入采掘领域。民营企业既能够“把好事做尽”，也能够“把坏事做绝”。现在许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例如毒牛奶、毒大米、毒韭菜、毒胶囊等。如何从有毒社会转变为有情和有序社会，很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教育广大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提高社会责任感。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相对规范，但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有关山西煤改，我们更愿意看作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
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也有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朱敏：民营企业存在一个现象，创始人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创始人退下来了或不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像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难以维系而倒闭。反之国企则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你怎么看？
王忠明：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和公众不要对民企抱有慈父爱子之心，也不要杞人忧天，全部交给市场去解决。民企能发展则发展，不能发展则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嘛。而且破产对其他创业者和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失败的样本，起到教训和警示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不管是称其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都太表面化了。民营企业家让儿子或女儿接班，不能勉强，若儿女有这个能力胜任，皆大欢喜；若没这个能力，家族制必然行不通，那就应该找职业经理人，这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企虽然很难倒闭，但领导人的更替对企业造成的“内伤”也是很大的，许多国企常常是换一个新领导就搞一套新做法，有的不仅不继承，甚至全盘推翻。这需要从制度上来防范和规避。
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更多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在竞争和大浪淘沙中，或成为伟大的企业，或自生自灭。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都长成参天大树，这也不符合市场法则。
朱敏：近几年，创业者觉得创业成本大幅增加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了。
王忠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从产品供给角度看，我国已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了。这预示着靠过去那种拼体力、拼粗放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对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拼的是智力、智慧和高附加值。这就可以看到我国转型升级的方向，更多人将不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而应该积极创新，出现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在普遍过剩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谁能让消费者预约或排队购买其产品，又构筑出一个新的卖方市场，再次出现短缺，那我国将是什么样的面貌？这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迟早会来的。
朱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多国企职工下岗了，丢掉了国企身份。面对这轮国企改革，你建议年轻人进国企还是离开？
王忠明：今天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创业，80、90后年轻人应该去创业，不要因为国企的稳定而浪费大好青春年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财政负担太重了，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国民经济都快拖垮了，不改不行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强势政府发挥了作用，力挽狂澜。今天的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不一样，国企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愿意改革的。
期待案例创新
朱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考察民营企业，并会见民营企业家，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春天到来了？
王忠明：这是一定的。当全社会从良知层面关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一方面国民经济会更加有活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民营经济本身健康发展。有时候，舆论导向歪了，也会导致微观主体的行为走歪。如果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那它就会破罐子破摔从而偏离轨道。
正确的政策导向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使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走正道。我国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不缺少大道理，不缺少中央决策，不缺少所谓的正确措施，例如“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中小企业29条”、“小微企业29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42条”，这么多政策措施也没有使民营经济呈现活力。
关键还是思想束缚和改革力度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那是中国已经到了再不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力，那中国经济就失去增长动力了。这是问题倒逼，非改不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初“傻子瓜子”年广久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就是资本家，手下超过7个雇员就是剥削，应该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就三个字“不要动”。就这三个字，市场活力被激发，民营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当时一大批机关干部以不“下海”经商为落后，从而出现“92派”。今天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是“92派”，他们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新气象。
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胆略、良知和案例创新，一个案例创新胜过“36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相信一定会出现案例创新。 英明的新的领导集体一年多来雷厉风行，可圈可点。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台“八项规定”，反腐“打老虎、打苍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等等。从治理党风到治理社会风气，中央领导以身作则，一切从简，午饭吃庆丰包子，雾霾天气走访北京胡同，这种同呼吸共命运让老百姓拍手称快，化解了老百姓心中的不快。
十八大后的整风反腐以及公务员改革很有可能促使机关干部再次“下海”创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若不进行清理和整肃，公务员作风若不进行彻底扭转，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
下一步，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跟上，民营企业有用武之地，腾出空间让民众去创业去创新，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甩开膀子放心发展，不要小富即安，也不要大富不安，不要去争当“两院”（医院和法院）院士。照这样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
朱敏：随着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
王忠明：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面对的竞争将更加严酷。当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竞争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国企，到时候就不会争辩“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了，也不会埋怨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了，只能拼竞争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也只有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民营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下乡、上坡和出海”，即投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走向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有研究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创新，这是不妥当的，实质是监管不力。我们看到，在传统领域，政府很强势；而在新兴行业，恰恰是民营企业搞得不亦乐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跟上新经济的步伐。
朱敏：尽管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依然未能解决。金融体制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何影响？
王忠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令人期待。2014年是让中国人感到改革热潮扑面而来的年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现在改革越来越讲究系统性了，金融体制若不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难发展，原有的IPO审核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个企业要上市，只要向公众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了信息，包括为什么要上市、上市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自主判断该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资本的流动应该是无障碍的。而目前我国企业IPO还必须由发审委通过，而且还限定指标。政府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主要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应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节约上市成本。
改革需要试点，但应避免陷入试点的陷阱。比如民营银行，我国已经有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只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搞民营银行试点？说明政府还没有把权放到位，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09年，王忠明转为“同龄”的全国工商联效力，专职研究民营企业。他说“很幸运”、“这回该是很像的”……
长期以来，王忠明对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非同寻常的见解。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本刊近期专访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
重提混合所有制
朱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你是怎么看待混合所有制的？
王忠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讲了国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论述相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表述上是比较一致的，而且重提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相当于回到了原点。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我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中联重科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我当过这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对这家企业比较了解。中联重科的董事长是詹纯新，他的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他的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绝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
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朱敏：你刚才讲，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了停滞，这是为何？
王忠明：这里面有一些事件，比如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最大的问题是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时候，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即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把198家央企逐步减少为80～100家大型央企。具体措施就是改革、改制、改组。由于郎顾之争放大了国有资产流失，把国有资产比作饕餮大餐，所以央企减少到112家后，相关部门不敢对央企进行兼并重组了，央企的改革步伐也就停下来了，没有实现国资委成立的初衷。
这时候一种声音喊得震天价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既然是经济基础，那怎么能少呢？于是鼓动国企进入其他领域，搞出多少个绝对控股的，多少个相对控股的，基本上覆盖了所有领域，把民营企业逼得没多少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个提法作为个别机构及人物的一种邀宠取向，客观上“绑架”了决策高层，模糊和动摇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错失良机。
朱敏：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确存在，面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些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也在觊觎国有资产这个丰盛大餐，应该如何防范？
王忠明：这个欲望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政府引导、规范和控制，比如严格的资产评估、透明的交易行为、员工安置保障等。现实操作层面，要注意防范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人为贱卖等行为。
朱敏：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
王忠明：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意识形态，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我是2009年离开国资委的，从研究角度来讲，当时没有多大空间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石——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间资本交叉持股，融合发展。
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我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
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我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但在当前特定政治体制背景下，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出自经济需求，而是社会政治需求。中央的表述是，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都要实行股份制了。这样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和责任，最大限度去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推动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进一步国际化。 厘清国企和民企的职责
朱敏：近几年，“国进民退”颇受诟病，如果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呢？
王忠明：十多年来，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导致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无序扩张、无度扩张。实际上，国有企业应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工，比如神舟飞船、嫦娥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可能让民营企业全部来做，最多也就是把一部分零部件生产分解给民营企业，因为这种项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而且风险太大、投入太大，民营企业具有逐利本性，不愿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进行这种探索性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分工，这与混合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而混合所有制也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唯一格局。在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主体，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成为一枝独秀。这是国有企业天然的属性决定的，它更多要承担政治社会责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诉求。民营企业既不能简单地进入到国有企业的领域当中，国有企业更不能轻易地无序扩张到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领域当中。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公平竞争，那为何指责央企抢“地王”？价高者得啊。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和民企不存在公平竞争，而是各得其所，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本就不该让国企介入。
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布局和调整，把负面清单列出来，国有企业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哪些领域，实现有退有进。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不代表国有资产的等比例减少，国有企业要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中去，要集中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去，要集中到公用事业当中去。比如地铁和高铁，政府必须进行投资，但建成后的经营权可以交给民营企业，这样可以避免国有体制的弊端，而民营企业灵活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朱敏：民营企业愿意参与混合所有制吗？混合所有制除了谁控谁，还涉及控股比例的问题。如果民营企业入股股份少，没有话语权怎么办？
王忠明：我们现在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开放，至于多少股份分配，他们自己协商。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控制力，对企业要有话语权。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混合，如果民营资本不控股，那就没有话语权，民营资本也缺乏积极性。从实际来看，民营资本之间混合都不太情愿，因为谁都想控股。
以前有人批判温州人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有一定合理性。市场经济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要鼓励人们创业、当老板。不仅要当“鸡头”，还要努力当“凤头”。今天的张瑞敏、柳传志、王石就是“凤头”。只有更多人去创业，才能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培育出弥足珍贵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出有独特价值的高端产品，才能锻造出别开生面的知名品牌。如果都去当凤尾和鸡尾了，那我们的民族不就是精神萎顿和消退吗？当然，想当鸡头和凤头，需要足够的能力。
所以，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参与与国有资本结合的混合所有制，它愿意变成股份制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机构和公众持股的混合。这样民营企业就变成了公众企业，让公众持股，让公众投票，接受社会监督，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崇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是未来先进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态，而不是现在所讲的国有和民营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
当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出于无奈，否则得不到银行贷款和政府资源。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没有对上缴大量税收的民营企业进行很好的服务。
朱敏：你对“中石化拿出油品销售做混合所有制，将30%的股份引入非国有资本”怎么看？
王忠明：石油石化产业大概包括勘探、开采、炼制、成品油销售等环节，最重要的是上游的勘探和开采，这两个环节当前阶段最好由国有独资来做；中游的炼制也可以让国有资本多一些，实际上炼制环节，民营资本已经介入，而且做得也不错；而成品油销售环节应该放开，由民营企业来做。
中石化将油品销售30%的股份引入非国有资本，比例太低，由民营资本控股甚至完全由民营企业来做也未尝不可。国家把收回的这部分国有资产以及增值部分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
让民营企业经营油品销售，可以促进市场竞争，还有利于消费者，而垄断的背景下，不仅油品质量得不到提升，而且让消费者处于被动选择的境地。更可笑的是，每当国际油价涨了，我们开始进口；国际油价下跌了，我们反而出口。
朱敏：据了解，国资委一直想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行得通吗？
王忠明：淡马锡模式具有特殊性，什么都做，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或许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但能够克隆到中国来吗？中国仅一个中石油就有几百万员工，这么大的企业体量是不适合“淡马锡模式”的，而且还有就业压力、历史包袱等。如果要学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实际已经有了，例如国家投资公司。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有了，关键要明确国有资产到底干什么。
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想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实际不可能统一。原来是“九龙治水”，即九个部门管了全国的国有企业，像这种政出多门，国企的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国企的效率之所以有所提高，是与出资者代表履行职责有一定关系。就好比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稍微整饬一下，就能有所收获。经过整饬后是否能长出比其他土地更好的庄稼，那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法人治理结构等要素。
只要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注册资本都是政府的，如果非要政企分开，那就侵害了所有者权益。
要廓清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如果形容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爱厂如家”，那说明这位国企领导的境界相当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那就是笑话，丝毫起不到激励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企业本身就是他的家，甚至是生命之维系。所以，这样的关切度所呈现出的差异，把国企和民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柳传志本来把联想交班给杨元庆了，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依然挺身而出，并说了一句狠话“联想是我的命”。国企领导则不一样，能全身而退，则高枕无忧了。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朱敏：过去，大量民营资本曾被招商进入煤炭领域，粗放式开采不仅造成许多生产安全事故，而且还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后来这些小煤矿被强制关停，接着又被国有企业收购了。你对此怎么看？
王忠明：小煤矿安全事故频发，这与当地政府监管不严有关。既然让民营企业开采煤矿，那就要检查它们的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不是什么民营企业都可以介入采掘领域。民营企业既能够“把好事做尽”，也能够“把坏事做绝”。现在许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例如毒牛奶、毒大米、毒韭菜、毒胶囊等。如何从有毒社会转变为有情和有序社会，很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教育广大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提高社会责任感。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相对规范，但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有关山西煤改，我们更愿意看作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
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也有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朱敏：民营企业存在一个现象，创始人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创始人退下来了或不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像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难以维系而倒闭。反之国企则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你怎么看？
王忠明：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和公众不要对民企抱有慈父爱子之心，也不要杞人忧天，全部交给市场去解决。民企能发展则发展，不能发展则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嘛。而且破产对其他创业者和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失败的样本，起到教训和警示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不管是称其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都太表面化了。民营企业家让儿子或女儿接班，不能勉强，若儿女有这个能力胜任，皆大欢喜；若没这个能力，家族制必然行不通，那就应该找职业经理人，这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企虽然很难倒闭，但领导人的更替对企业造成的“内伤”也是很大的，许多国企常常是换一个新领导就搞一套新做法，有的不仅不继承，甚至全盘推翻。这需要从制度上来防范和规避。
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更多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在竞争和大浪淘沙中，或成为伟大的企业，或自生自灭。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都长成参天大树，这也不符合市场法则。
朱敏：近几年，创业者觉得创业成本大幅增加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了。
王忠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从产品供给角度看，我国已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了。这预示着靠过去那种拼体力、拼粗放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对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拼的是智力、智慧和高附加值。这就可以看到我国转型升级的方向，更多人将不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而应该积极创新，出现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在普遍过剩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谁能让消费者预约或排队购买其产品，又构筑出一个新的卖方市场，再次出现短缺，那我国将是什么样的面貌？这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迟早会来的。
朱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多国企职工下岗了，丢掉了国企身份。面对这轮国企改革，你建议年轻人进国企还是离开？
王忠明：今天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创业，80、90后年轻人应该去创业，不要因为国企的稳定而浪费大好青春年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财政负担太重了，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国民经济都快拖垮了，不改不行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强势政府发挥了作用，力挽狂澜。今天的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不一样，国企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愿意改革的。
期待案例创新
朱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考察民营企业，并会见民营企业家，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春天到来了？
王忠明：这是一定的。当全社会从良知层面关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一方面国民经济会更加有活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民营经济本身健康发展。有时候，舆论导向歪了，也会导致微观主体的行为走歪。如果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那它就会破罐子破摔从而偏离轨道。
正确的政策导向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使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走正道。我国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不缺少大道理，不缺少中央决策，不缺少所谓的正确措施，例如“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中小企业29条”、“小微企业29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42条”，这么多政策措施也没有使民营经济呈现活力。
关键还是思想束缚和改革力度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那是中国已经到了再不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力，那中国经济就失去增长动力了。这是问题倒逼，非改不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初“傻子瓜子”年广久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就是资本家，手下超过7个雇员就是剥削，应该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就三个字“不要动”。就这三个字，市场活力被激发，民营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当时一大批机关干部以不“下海”经商为落后，从而出现“92派”。今天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是“92派”，他们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新气象。
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胆略、良知和案例创新，一个案例创新胜过“36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相信一定会出现案例创新。 英明的新的领导集体一年多来雷厉风行，可圈可点。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台“八项规定”，反腐“打老虎、打苍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等等。从治理党风到治理社会风气，中央领导以身作则，一切从简，午饭吃庆丰包子，雾霾天气走访北京胡同，这种同呼吸共命运让老百姓拍手称快，化解了老百姓心中的不快。
十八大后的整风反腐以及公务员改革很有可能促使机关干部再次“下海”创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若不进行清理和整肃，公务员作风若不进行彻底扭转，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
下一步，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跟上，民营企业有用武之地，腾出空间让民众去创业去创新，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甩开膀子放心发展，不要小富即安，也不要大富不安，不要去争当“两院”（医院和法院）院士。照这样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
朱敏：随着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
王忠明：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面对的竞争将更加严酷。当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竞争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国企，到时候就不会争辩“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了，也不会埋怨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了，只能拼竞争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也只有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民营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下乡、上坡和出海”，即投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走向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有研究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创新，这是不妥当的，实质是监管不力。我们看到，在传统领域，政府很强势；而在新兴行业，恰恰是民营企业搞得不亦乐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跟上新经济的步伐。
朱敏：尽管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依然未能解决。金融体制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何影响？
王忠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令人期待。2014年是让中国人感到改革热潮扑面而来的年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现在改革越来越讲究系统性了，金融体制若不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难发展，原有的IPO审核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个企业要上市，只要向公众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了信息，包括为什么要上市、上市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自主判断该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资本的流动应该是无障碍的。而目前我国企业IPO还必须由发审委通过，而且还限定指标。政府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主要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应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节约上市成本。
改革需要试点，但应避免陷入试点的陷阱。比如民营银行，我国已经有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只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搞民营银行试点？说明政府还没有把权放到位，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