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他是2014年中国电影最大的惊喜。他以难得的专业素养和胆识，拍摄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内地现实题材，拿捏分寸、触碰商业和现实的边界。在电影市场被资本和票房裹挟的一片喧嚣中，他不煽情、不怀旧、不戏谑、不讨巧，坚持忠实于内心那个最感动自己的故事。他和他的电影让更多人相信了，真实的故事可以更有力量;真实和真心，才是达到人心最好的手段。
　　陈可辛
　　香港电影导演，作品包括《甜蜜蜜》《投名状》《中国合伙人》等。成名作《甜蜜蜜》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等九项大奖，陈可辛亦凭此片成为最佳导演。之后，《如果·爱》《投名状》《中国合伙人》等相继收获票房和各地多项大奖。2014年，由赵薇及黄渤等一线演员合演的社会话题电影《亲爱的》，不但收逾三亿人民币的票房，更于国内掀起话题。
　　拍《亲爱的》时，陈可辛对农村生活还不了解。看到一团电线缠在电线杆上，红红绿绿、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大堆，不由得呆住了。这不过是中国大陆城乡结合部最常见的一幕，却让陈可辛这个局外人觉得有点新鲜。
　　香港出生，泰国长大，美国留学，如今又来到中国大陆，他始终像个外人，看什么都觉得有点意思。
　　当时，他还不认为这团电线有什么寓意，只觉得没见过，好玩儿。于是片头出现了这一幕：黄渤修电线，理不清线头怎么接，随便捡起一根，看着挺像，顺势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出来粘在这根线上，作为记号。
　　几年后，黄渤情绪失控地站在山里，见到他被拐走多年的儿子。儿子长大了，样子也变了，通身找不到一点他所熟悉的痕迹，凭直觉他一手拨开孩子的头发：额角一道疤，那记号还在。
　　他一把搂起孩子，孩子却吓得失声大哭，喊起了妈妈。这时一个农村女人应声跑出来，她披头散发，追着儿子喊，撕心裂肺，连滚带爬。
　　故事从这里开始陡然一转，观众被陈可辛带到了整个事件的另一边，人贩子的老婆成了这后半个故事的主角。黄渤说，陈可辛这样架构，犯了商业片大忌，故事讲到一半，把观众丢在那里，下面开始讲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陈可辛说他就要这样的安排，赤裸裸地让观众看到，无奈的反面不是恶，而是另一种无奈，人性在这里变得复杂，命运对所有人开了玩笑。
　　这题材本不稀奇。一个打拐的故事。本身题材就吃力不讨好，陈可辛偏偏还不老实地讲，他把重心转移到了那个不识字、无生育能力的人贩子的老婆身上。每一个人，被迫地裹挟在不合理的政策、制度下，被命运撕扯，陈可辛犀利而含蓄地将这样的观察包裹在细节中。一个关于爱和人性复杂的故事，却在每一个小地方说尽了制度对人的挤压，温情中透出残酷。

坚持一下，领导也会被电影感动

　　“其实说真的，怀孕那一段，就是李红琴和那个民工上床的一段，我一直觉得电影局会不通过，结果竟然没问题，过了。”
　　那是整个片子最荒诞的一处。这个被丈夫指责不能生育，因此不得不把老公“在外面找人生孩子”当做天经地义的女人，为走关系跟一个陌生民工上床，却怀上了他的孩子。
　　“其实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他说起跟电影局的一来一回。他不拍牵扯太多敏感部门的片子，比如警匪片他就不拍，因为一涉及到公安之类，就要加一层审查，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了。陈可辛不和规矩叫板，他的方法是迂回争取。审片的领导看了剧本，给了意见，敏感的地方他的表达就会小心些，但还是试探着拍一点。他想着，成片出来，如果这地方处理得好，相关人看了也会被电影感动，这时就有机会坚持一下，就算是留住了。
　　镜头里，医院走廊尽头，李红琴拿着怀孕诊断抱着头发出哭声。
　　陈可辛将他对人生中悲哀与荒诞的理解，都放进了这一幕中，这也是真实故事之上，陈可辛改动最大的一笔。“你根本说不清楚谁对谁错，谁要负责，这种加起来的荒诞感，一环一环扣在一起。”
　　赵薇也因此成了片中最大的亮色。观众说，当赵薇穿着村妇的衣服，跌跌撞撞追出来，那样子狼狈不堪，却又含着一股子坚持和母亲才有的蛮劲儿，这个出场就已经说服了所有人。最初用她和黄渤，陈可辛有很多市场上的考虑，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平衡策略，可赵薇一到片场，完全素颜，让陈可辛一下子建立起了信任，“这完全靠运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敢这样，或者因为她做过导演有自信，她不太需要太多沟通，很多时候的自己演完连回放都不看的。”
　　陈可辛说自己不会教演员演戏，他的办法永远只有一个，长长的聊天，“聊到你把这个角色变为自己”。这聊天里，他用他对人性和世故的敏感，去看角色，也看演员本人。

第一次，先听从自己的性情

　　陈可辛早知道，这不是一个讨好的故事。不讨好观众，不讨好审查，不讨好市场。做这样一个故事，不是没有风险。
　　这之前，他是一个精明的导演，会计算的监制。在进入大陆市场的香港导演中，他以审慎周全见长。《投名状》《如果爱》《中国合伙人》，他小心地在市场和自己的喜好之间做着平衡，进入大陆十年，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拍到《合伙人》时，他已经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对很多来大陆拍片的香港导演来说，这不是件容易事。
　　到了《中国合伙人》时，他几乎已经找到了他一直要找的“那个点”，商业上的成功有了，又不乏文艺一面，他隐约摸到了大陆市场的关窍，整个状态因此而松弛下来。
　　大概正是这种松弛，让他敢于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来做一个片子。《亲爱的》与《中国合伙人》完全不同，“这是我第一次反着来。”他指的是先被故事打动，先听从自己的性情喜好，再从这当中寻找市场、商业上的点。
　　最初，这只是一个电视新闻，赵薇的原型是一个叫高永侠的农村女人。陈可辛看了心中一震，他马上确定这是一个好故事。故事中没有明显的善恶，跟主流价值观很不一样，他抓住了自己的这个感动，“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说，“我不是一个看文艺片的导演，我离普通观众并没有那么远，如果这个东西感动我，那它就可以感动观众。” 　　“马上弄剧本！”他吩咐团队。一个在大陆司空见惯的悲剧，反而被一个香港导演讲出来。过后陈可辛说，也许局外人的身份帮到了他。打拐在大陆已经太频繁，人很容易变得不敏感，或因为伤痛而避免再提。他恰好站在故事之外，保持着一份好奇和冷眼。
　　片子出来，那其中的暗示和细节上的犀利让观众一惊。和所有国产电影一样，片子需要经过审查，陈可辛却似乎将这尺度推到了他能够做到的极限。普通大陆导演只送提纲和成片，他要送剧本。上面的“意见”在剧本中一目了然，他可以决定在每一个细节上怎样尽可能地争取和保留。陈可辛笑笑，“哪个电影不是几十道？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常态。”
　　至于具体怎样改，“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经历过剪得最厉害的是《投名状》。“其实从这个角度，《亲爱的》跟《投名状》很像”，陈可辛说，“可恰恰所谓‘黑白不明’是电影在审批上最大的障碍。”
　　于是，计生办争执的戏份被缩短了;张译反思吃猴脑的那一段也被缩短了。理解、拿捏和修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怄气不解决问题，“人家觉得有问题，你就得理解人家的立场。”陈可辛说，那态度非常冷静，不带有任何情绪。多年在香港、好莱坞辗转拍戏，他对环境有着自己的一份耐心。“你要跳进人家的角度去想，尽量找一个温和的，能过的方式，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协商沟通的过程，不要为小细节去怄气。”
　　他笑着说起自己体验过的拍片环境，那大同小异，几乎永远充满限制。在他看来，市场本身就是个审查。当年在香港，市场只认暴力、色情、警匪几类片子，《亲爱的》这类社会题材根本无人问津。而在陈可辛看来，好莱坞那种自由中，“真善美，英雄主义，好人非常好，坏人非常坏……它是另一种主旋律，美国观众对美国那一套爱国主义完全买单。”
　　看多了他也想通了，“其实电影局的审批，本来就跟全世界的老板都一样的，从这点来说，老板和电影局都是一样。只有在暴力血腥这些事上有点区别。”
　　《亲爱的》拍了两个月，顺利程度堪比当年陈可辛拍港片的日子。在很多导演抱怨缺少编剧，市场浮躁，观众未经训练的时候，陈可辛却看到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他说，这部片子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给自己打开了一个角度，从这里他看到了另一种商业片的可行性。“很多年没试过这个了”，他笑笑说，指的是从自己的喜好和灵感出发，再找商业上的合理性。
　　对中国内地的东西，他说自己也是拍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看得越来越透，“也是我消化和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我会更新鲜，有一点点距离，更有趣。”
　　他甚至笑着说，正是好莱坞那几年的历练，让他准备好了怎么面对中国市场。年过五十，花白长发，金丝眼镜下，他的眼神是笃定的。
　　那是一个事情尽在控制中的人会有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