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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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人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宣传阵地,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评了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有效配合了党的革命进程。鲁迅作为该团体的重要领导人,既为左联的发展做出了规划,又以自己的文学活动实际参与了普罗文学观念的讨论与建构,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被普遍认为是左联活动的纲领性文件。目前关于这篇文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建构左翼文学批评话语方面,并认为“鲁迅构建‘左翼’话语,是他参与‘左联’时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同时,他对‘左翼’话语的规约,也是为了防止‘左翼’话语过于空泛而失去自身独特性的价值。如果说鲁迅参加‘左联’真正的意图,还在于继续他早年的启蒙理想,那么,他对‘左翼’话语及其独特性的构建与规约,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建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启蒙话语谱系的一种独特而卓有成就的历史贡献”。
  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是一次演讲,最初是以声音的形式传达出来的,后来经过记录和鲁迅校订才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文字稿。由于那个年代录音录像技术落后,又由于中国长期没有记录声音的传统习惯,导致没有能够保留下鲁迅演讲时的声音。所幸鲁迅非常看重自己演讲的记录稿的准确性,未经他本人修订的记录稿,是不被他认可的,也是不会被收入他的文集中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被收入《二心集》,后又收入《鲁迅全集》,可以说明这篇文字稿是符合鲁迅演讲时所表达的观念的,同时也说明,这篇文字稿可以从演讲的角度展开研究,把鲁迅讲了什么和鲁迅没讲什么对照起来,可以看到他当时接受中国共产党革命理想及党领导下的文学团体思想观念的状态。


  演讲与写文章不同。写文章是以文字形式产生书面表达,这决定了它可以慢慢揭示一个结论,且很少受客观环境影响。演讲是以声音形式产生口语表达,这决定了它必须首先摆出一个观点以吸引听众,然后充分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阐释这一观点,目的是说服听众,由于演讲大多是在现场即兴发挥,就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而改变原本要讲的内容,以实现与现场听众互动和更有效地发挥说服力。
  鲁迅是擅长演讲的,目前能找到线索的演讲活动,有学者认为大概70次左右,有学者认为多达300余次,具体多少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说明演讲成为鲁迅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演讲富有特色,据很多人回忆,他“口调是徐缓的,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但他融汇了官话的浙江话,还是给听众带来一些难度,以至于有人评价说他“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即便如此,“人们却很安静,好像已经满足了,个个都闭着嘴仰起头来把他望着,始终没有人作声”,足以说明鲁迅演讲之精彩。
  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始终是先阐明观点,再做分析。他简明扼要地摆出了以下观点:“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低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将这些观点从文中抽出,会发现每一句都是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几乎不容置辩,这一语言现象在他的杂文中不多见,但在这次演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刚刚经历了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论战,李初梨说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据我们看来,一方面是他在‘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一方面又要想‘照旧讲趣味’,‘续钞《小说旧闻钞》’”,钱杏邨批评他:“我们所见到的鲁迅,只有‘呐喊’式的革命,只有‘彷徨’式的革命……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冯乃超讽刺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深深感到“独战”的无助与“横站”的无奈。他回应了这些批评,反击他们“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但并没有解决争端。这场论战最终在中国共产黨的调解下结束,共同组织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实现了鲁迅与相关团体并肩作战的局面。
  在这一情况下,听讲的人有很多是曾与鲁迅有过论争的。作为演讲者,为了实现与听讲者更好的沟通,首先就是要阐明并解释清楚自己的观点,因此,鲁迅以简明扼要提出观点的形式开启每一段话,形成了表面上如纲领文件般的文字稿。在解释自己观点的过程中,他以举例论证为主,很少以论说式、推理式的语言展开,这也是为了很好地说服听讲者而采取的语言策略。从内容上看,每个例子都是关于“人”的,比如“Salon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属于‘南社’的人们”等,也就是说,整个演讲其实是在谈“人”的问题,而不是谈创作理念的问题。之所以会这样谈,是因为此前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论争的时候,他始终强调了革命文学中关于“人”的问题,认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而论争的另一方则始终强调创作理念和作品的问题,批评鲁迅没有用实际的文学创作参与革命。鲁迅不理解为什么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成员们不去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只躲在“咖啡馆”“书铺子”“洋人家里”谈论革命文学创作问题,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成员们不理解为什么鲁迅不在作品中表达对革命运动的看法、指出革命运动的方向、展现革命时代中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精神,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团体的成员批评鲁迅缺乏革命实践精神,不是针对鲁迅其人的革命精神,而是“鲁迅创作的革命的精神的价值究竟值得几何”,是对其文学创作的批评。因此,鲁迅在这次演讲中重新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演讲,对现场氛围有很强的依赖性,优秀的演讲者都善于根据现场听众的情况展开内容,鲁迅同样如此,以上便是分析了他讲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讲这些。此外,还应该注意到鲁迅没讲什么,这也是现场感对演讲内容的重要影响。一直以来,鲁迅都认为文艺与政治是“歧途”的。他曾多次表示“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他始终怀疑“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在1930年以前,他还曾坚定的表达:“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
  这些表达共同反映出,鲁迅特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这是他的革命文学观最独特之处,也正是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没讲的内容。他认为文学是艺术品,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轨迹,不能也无法被某种外力所左右,一旦依附于某种外在因素,文学就失去了自身独特的魅力。鲁迅十分看重文学的艺术技巧,并认为这是与内容相配合,且无法分出孰轻孰重的,正是基于艺术技巧的运用,文学所传达的内容才会感染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他认为文学可以影响读者,但与标语口号不同。标语口号是直接宣传革命理念,而文学则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革命图景,让读者在审美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革命理念,因此,他坚决反对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创作方式。
  而当时大多数革命文学者都主张以文学创作参与革命斗争,如蒋光慈所言:
  所谓文艺的创造者应该同时做时代的创造者,这并不是说文艺的创造者应该拿起枪来,去到前敌打仗,或是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去领导革命的群众。
  …… ……
  文艺的创造者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应确定自己的目的,应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做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当知道自己的一支筆为着谁个书写,书写的结果与时代,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吗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若如此,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称有点不同罢了。其实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异呢?所谓文艺的创造者与时代的创造者,这两个名词也就没有对立着的必要了。
  从思潮角度来看,左翼文学所倡导的普罗文学观是要求实际斗争的,是强调实践性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革命文学形态,这正是革命文学思潮初起时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成员所一贯主张的文学参与革命实践理念的延续,显然与鲁迅长期坚持的文学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相悖。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中根据现场听讲者的情况,将曾经的很多重要分歧逐一做出解释和阐述,而唯独没有将这一重要分歧作出说明,可能性无非两种。
  一是鲁迅以大局为重。左翼作家联盟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学战线上对敌斗争的重要阵地,必然要以文学创作活动参与革命实践,这是具体历史语境使然,鲁迅当然没有放弃自己关于文学独立性的主张,但是面对革命现状,求同存异成为最佳策略。
  二是鲁迅似乎开始思考文学是否可以参与革命斗争。这种思考实际是主动接受普罗文学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是在坚持自己文学主张基础上的不断反思与自我修正。无论哪种可能性,其实都可以用鲁迅在演讲最后所说的话予以表达:
  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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