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我曾为写作叶少兰先生的艺术评传而登门采访过杜近芳老师。2014年9月，由我撰写的《根深叶茂叶少兰》一书出版。随后，我呈送给杜老师指正。当时，恰逢杜老师要寻找新的传记作者。不久，我就接到杜老师的弟子、江苏省京剧院著名艺术家黄孝慈女士的电话，代其师邀我执笔。国家京剧院艺术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同事也告诉我，杜老师点名要我执笔。我婉拒了。
　　2015年年初，国家京剧院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负责杜近芳先生传记的执笔工作，我仍然没有应承。
　　之所以未答应，是因为我对这项工作有畏难情绪：一是虽然我很崇拜杜老师的艺术成就，也留意过杜老师的各种艺术资料，但我确实对杜老师的性格、经历等不太熟悉，况且，年龄、思维方式、认知状态等差别很大，若要进入、运行并维持平稳良好的工作关系，恐怕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我在剧院的工作相当繁忙，工作压力很大，常常要加班。我感到，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事实证明，果然前后用了4年半时间。就在院领导第一次找我谈话后，我就拨通了杜老师的电话，感谢杜老师对我的信任，并解释了我胜任不了这一工作的原因。杜老师非常客气，但很委婉也很坚定地邀我执笔。言谈中，杜老师有一句恳切的言语使我很感动：“若您今年忙，我可以等您一年。”面对这样一位艺术大家、耄耋老人的殷殷期盼，我不知怎么回答……在此之后，剧院领导又先后两次找我谈话，向我说明这是剧院的决定。这么一来，我确实也无法推辞这项工作了。
　　承担这项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用什么方式来呈现？人物传记通常有两种记述方式，自传即第一人称叙述和他人写传即第三人称叙述。自传按叙述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亲笔自传和口述自传。我倾向于该书用口述采写的方式。在我的阅读经历中，胡适口述、唐德刚记述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人记述整理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是这类口述自传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两部，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一方式还可以最大程度地让读者从文字阅读中建立起对传主的直观感受，好似身临其境地听传主叙述，所以可读性较强。另外，根据杜老师对该书版权的要求，口述采写的方式也比较适合。
　　2015年2月2日，我开始了本书的采访，对杜老师进行了第一次采访。我的设想是先进行几次采访，约略地知晓杜老师的人生艺术经历，设想把大体框架定下来，然后就每一时段、每一专题进行集中重点采访。我自认为因之前采访过杜老师的原因，对杜老师的说话风格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实际操作阶段却完全不像设想的那样简单。杜老师是一位很纯粹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饱经世事的高龄老人，具有独特的“杜氏”语言风格：时而正襟危坐、时而俏皮诙谐、时而犀利刁钻、时而童趣四溢，既有老北京人的“嘎嘣脆”，又有梨园人的独特风味，充满了真性情、热衷肠、孩儿气。这一语言风格的优点在于雅俗共赏、引人入胜，落成文字会使读者感到好读好看、欲罢不能。而其难点也正寓于“杜氏”语言风格之中。据我的感受，不能说杜老师不擅理性。从某些角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杜老师的艺术理性是很高超、很前沿的，比如在剖析剧中人、分析表演、阐述京剧艺术规律等方面。但艺术理性彰显的前提，是在她的形象思维、感性意识占主导并统率艺术实践活动的情况下，像撰书这样对逻辑性、系统性要求较强的著作，杜老师还相当陌生。因此，当我想以目录化、主题性的方式，对她的艺术人生经历进行逐个单段的采访时，杜老师答话中更多的是感性的、诗意的、形象性的张扬，展现出的思维是发散跳跃性的，语言是漫话聊天似的，逻辑是点状联想性的，这就给我的采访和原始记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那儿散落着许多珍稀原矿，要想合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就得想方设法地主动搜寻，并粗筛分类、加工提炼。何况，这一原矿的量还比较“大”，种类“繁多”，提炼的工艺比较“烦琐”，合成所需的技术水平也较“高”，其难度可想而知。
　　杜老师对于采访是很积极配合的，对于每一次定好了的主题也非常认可，每一次采访都要在四五个小时以上。我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上午9点半进杜老师家门，深夜11点才出杜老师家门。这样的采访前后用了近3年的时间。一开始，每次采访的录音都是请有一定专业素养和水平的专人予以录入。由于杜老师漫话似的录音中有许多特殊指谓、京剧术语、戏班俗语，而且声情并茂，需要联系其表情和动作才能明白意思。所以，我拿到录入稿一看，不但听不明白，标红的地方有很多，而且错误更多。我每次都要重新根据录音进行核对，这样一来，等于和自己录入花去的时间与精力差不多了。后来，我不得不请我爱人陆蕾做这项费时费力伤脑筋的工作。由于我的工作一直比较繁忙（其间曾借调文化和旅游部工作半年多），杜老师也有很多教学任务、社会活动等，所以，杜老师主动提出请陆蕾一起加入工作，希望能够保证时间进度。因为陆蕾不但在出版社做过专业编辑，还是京剧的爱好者、研究者，曾系统地给大学生做过京剧的系列讲座，并且粉墨登台过，也多次和我一块儿采访过杜老师，对杜老师的语言风格有所了解。最后，索性就由陆蕾来录入，做第一遍的录音录入整理工作。文字的成稿工序可說是翻过来调过去地打磨，前前后后至少要经过6遍整理。第一遍：由陆蕾做原始录音的录入，听录音、扒文字，这是一个体力活。第二遍：根据第一遍的原始录音文字，陆蕾进行第二遍艰苦冗繁的“合并同类项”的整理工作，这往往是相当耗费精力与脑细胞的工作。比如，杜老师关于《白蛇传》的谈话，就分散在近20次的采访文字中，不但要把这些内容找出来，还要去同存异、去粗取精，编织新的逻辑顺序而后成文。第三遍：陆蕾整理好一篇，就交给我一篇，我再做第三遍的文字整理，在胸有全书格局的情况下，分篇分段、设置大小标题、核对史实、联系前后文，在不改变杜老师原意原词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再做文稿梳理。第四遍：我带着每篇半成品的文稿到杜老师府上，交由杜老师过目。往往等我下次去时，杜老师已经在原稿上用几种颜色的笔增减删改得密密麻麻，眉批脚注、字里行间、夹缝背面都写满了，有时候还要夹页。所以，我每次去时，都是和杜老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给她新稿，她还我旧稿，并在旧稿签上姓名与时间，表明是杜老师过目并认可的文稿。第五遍：我将这文稿带回家，先进行辨认，碰到实在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当面问杜老师。然后在电脑前一边录入，一边继续核对、校改、删重、挪移、整理、联系前后文，形成第五遍的文字整理稿。第六遍：由陆蕾做最后一遍的文字校对。这样整理成文字的部分，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用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采写这本书的4年半中，我和陆蕾抖擞精神，常常以“任难任之事，要有力无气”来勉励自己。当我们在4年多的成书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困难时，也会有茫然、无助，甚至灰心气馁的时候，但更多的是感到这件事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从中受到教益，颇有收获。收获在于，对人生与事业、生命与艺术有了许多新的领悟和感受；又好似杜近芳先生作为“导师”，我们作为学生，读了一次4年半的“京剧学研究生课程”。杜近芳先生对京剧独到的、深刻的、博学的、专精的剖析与理解，让我们如入宝山、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我们“硕士毕业”，紧接下来，我们还会再读“博士课程”。
　　在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和陆蕾的两篇文章以及我为这本书新约的稿子。新约的稿子主要由杜老师的部分弟子、学生和曾向她问艺的同行精心撰写，她们从师生关系的角度细致真切地为我们展现了学生眼中的杜师形象。我们还为这本书精心地挑选了200多张照片作为配图。这些照片见证了时代变迁和历史沧桑，绝大部分是杜老师的个人收藏，许多都是首次对外公开。
　　（作者系副研究员，国家京剧院创作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