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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至今都记得，2019年10月12日，他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副局长孙洁一起，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房里探访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时候的情景。
一个是曾经被医生宣判了死亡的缉毒警察，一个是用1000多个日夜的爱与心血的陪伴最终唤醒了他的妻子——如果忽略掉罗金勇后脑那道巨大而鲜明的伤疤，他们看起来似乎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对平凡而幸福的夫妻没有太大的两样，谁也不会知道，死神的幽冥曾经那样深重地笼罩过他们的生活。
在一次和毒贩搏斗的过程中，缉毒警察罗金勇身负重伤，大脑严重受损。“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除了罗映珍。可现在，罗金勇不仅从植物人状态中醒了过来，而且经过治疗，状态越来越好，现在他脚跟已经可以落地，可以站立了！——你能想象吗？这真的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李盾说话的时候，有种戏剧人特有的热烈与感染力。
他说：这奇迹有个名字，叫作“爱”。
他无法忘记罗映珍在讲述自己与丈夫不离不弃的那段经历时，那无比淡然而从容的神色与口气，仿佛她所做一切只是日常茶饭事，不值一提，理所当然。三十多岁的罗映珍已经有了很多白发，而在她讲话的时候，她五岁的女儿宝妹一直懵懂而茫然地看着人们口中的英雄父亲。
“那个瞬间我忽然就崩溃了，哭得不可收拾。我尽量避开这对夫妻，但眼泪还是不停流、不停流——”他用手比划着，“你明白吗？一天两天的照顾不难，但那么漫长的日日夜夜，就连罗金勇的父母都放弃了，罗映珍却依然坚持着她的爱，她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突然间就觉得，我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故事，我们需要向英雄致敬，需要向爱情致敬，需要给真爱点赞！”
他没有食言。一年后的2020年9月，由李盾担纲制作的，一部讲述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故事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作品在广州、深圳拉开了首演的大幕，当年10月，作品来到上海，2021年1月又登陆北京，而后还将回到故事的发生地，云南。作品取名叫《重生》，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腾讯影业出品，周可导演兼编剧，韩国著名音乐家张少瑛任作曲兼音乐总监，荷兰舞蹈家凯文·波拉克任编舞，集中了包括音乐剧演员刘岩、徐瑶，舞蹈家朱凤伟、庞妮娜在内的一批优秀演员，主创配置称得上顶尖。
“这个剧里，你看到的所有故事细节都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东西永远永远是最动人的！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绝对不能把真的故事给讲假了，我们真的是抱着敬畏之心在创作。”而未来，李盾还希望能将这部剧推向世界。
“我最近一直在讲，2020年是一個天道轮回的年份，很多人的愿望是活着，而我们的愿望是让中国的音乐剧重生！”说着，他习惯性地向后一捋头发，这个动作似乎更加深了话里肯定的意思。
“罗金勇和罗映珍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感天动地？因为情感，因为爱。这是所有人，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文化背景如何，都能体会到，都会被感动的。我觉得好的音乐剧作品，就应该关注人性和灵魂。在音乐剧里，人是最重要的，人的情感是审美的基础。我要做的，就是用艺术作品让爱重新走进人们的心中——”
他又一捋头发。“我的艺术就是爱。”李盾斩钉截铁地说。
贰
近乎疯狂的爱，或许这就是解读音乐剧制作人李盾的一把钥匙。
从最早的《白蛇传》《西施》到后来的《蝶》《爱上邓丽君》《妈妈再爱我一次》《啊！鼓岭》，再到巡演中的《重生》和正在筹划中的《飞天》《澳门风云》，李盾已经在中国原创音乐剧领域深耕了三十年，他是中国原创音乐剧兴起和成长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乃至引领者，很多媒体将李盾比喻为中国音乐剧的“教父”，他自己却似乎更钟情另外一种表达：他说自己是第一个为了音乐剧发了“疯”的人。
李盾与音乐剧“相逢”在1988年。当时的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现代舞蹈团的舞者。在英国进修期间，他在伦敦西区看了一场音乐剧演出。李盾记得很清楚，那是音乐剧《悲惨世界》——“瞬间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做的事。就好像发现真爱一样，你明白吗？一眼万年的感觉。”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一种少年人般的狂热，“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们东方的故事，也会很有意思。中国有丰富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宝藏，然而在国外却鲜为人知。中国人太需要音乐剧这样一种在国外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人性中找出真善美的故事，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将中国的故事讲到世界去！”与此同时，他脑子里还跳出了另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觉得我后来至今所有的经历和经验，都在这句话里了”。
伦敦的观剧经历在李盾心里种下了一颗名为“中国音乐剧”的种子，并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向。“你要想运用好这种方式，首先要了解这种方式”，于是他每年都会花上两三个月泡在西区和百老汇的剧场里，然后把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片断性地试验在自己参与的舞台作品里。
“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创作者。我也知道，要把音乐剧带入中国，这个审美转换的过程会是很漫长的。我想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全部的爱来滋养这颗来之不易的种子。”
李盾决定成为一名中国音乐剧制作人，他要制作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音乐剧。
1996年，一个机会忽然就摆在了他的面前。当时中国的房地产业方兴未艾，李盾向合作者提出，能不能建一个介乎于剧院和娱乐场所之间的“第三种感觉”的地方，叫演艺中心，“实际上我就想在那里做音乐剧”。他选择的题材是《白蛇传》，可以有歌舞，有打斗，有中国民间的传统元素，也可以有现代舞美的创意表现，总之可以做得“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关于“爱”的。这就是李盾的故事。
当时的李盾踌躇满志。他请了一位知名作曲家，对方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半。李盾兴致勃勃地期待音乐的诞生能让他的《白蛇传》“活”起来，但现实却浇了他一头冷水。 他这样形容当年坐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排练室里的那个自己所感受到的深切绝望：演员和工作人员坐了一地，静静期待着他“拍板”，音乐响起，十分钟之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去。“我一听就知道那根本不是我要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在等我，我的场地也快装完了，戏也马上就要上演。我却没有音乐。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李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位于高楼 19 层的家，那种空虚的孤独的绝望简直没顶。而后发生的事情，现在想来是如此具有戏剧性——李盾更愿意将之解读成“命中注定”——寂静的房间里，隐约传来邻居家电视机里的音乐声，那是电视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你是这样的人》，他一下子“泪流满面”，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他一定要找到写这个音乐的人！那个人就是三宝，后来成为李盾音乐剧道路上的挚友。
“这些年我做音乐剧到底有多少人喜欢看，说实话，我并不清楚，我清楚的是，经过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光我疯了，我还成功带疯了一批人。比如三宝。当初三宝一听说我让他20天写完《白蛇传》的音乐，觉得自己碰到了骗子，但是他并没有拒绝，仅仅用15天就写完了这个戏。”直到《白蛇传》的音乐试听会上，李盾才第一次见到三宝本人，他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們决定用音乐剧带“疯”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发现，自打疯了以后，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李盾半开玩笑地说，他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治好一个人的疯病不容易，但是把正常人带疯容易得很，他的疯言疯语后来被很多人诠释为理想。
2004年，李盾启动了音乐剧《蝶》的制作。《蝶》的题材脱胎于中国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老祖宗写的这个化蝶的故事太痴迷了，太喜欢那两个化蝶的疯子，他一定要让他们走到更多的人的视线中。
为了排好这部戏，李盾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近乎“疯狂”的执着。李盾自己“可能反而是其中表现得最正常的那个”。2007年，《蝶》的首场演出，三宝顶着40度的高烧坚持上台指挥乐队，怎么都劝不下来，他认为这是他付出了全部心血的东西，必须要亲自上阵。最后，李盾只能安排了几个人在后面扶着他的双腿，演出结束后，三宝就住进了ICU。
他们的疯狂也得到了回报。这一次，音乐剧《蝶》真的破茧而出，以“中国音乐剧史诗”之姿，从中国的剧场一路“疯”到了世界的舞台。2008年，《蝶》在第二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中获得最高奖——DIMF特别大奖，2010年又获得了文化部第十三届“文华奖”文华大奖特别奖。
“我觉得我自己太幸运了，原来属于疯子的舞台不是精神病院，而是音乐剧舞台，这里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疯子，我高兴极了！”他说。
叁
2011年，由李盾担纲制作的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又一次获得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DIMF特别大奖，2014年，他的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获得第八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大奖以及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李盾在中国原创音乐剧制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原创”是李盾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正常的人都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呢，一不赚钱，二不讨好，三不叫座，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原创音乐剧，有《猫》叫座吗？有《悲惨世界》深刻吗？有《妈妈咪呀》赚钱吗？他们或许是对的，但这不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李盾说得很坦率。他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不做原创音乐剧，那有可能文化被抹平”——“现在我们的市场上有很多国外音乐剧本土化的改编。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故事版权并不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会很被动，会被别人的价值观牵着鼻子走。只有把主动权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护并且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才能真正产生好的作品。可如果你不去做原创，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永远不要低估现场娱乐的影响力，李盾说。在他看来，在剧场的封闭空间里，人与人的面对面接触所产生的巨大化学反应，其影响力远超电视电影。而音乐剧则是“现场娱乐的终极表现形式”之一。“你构造了什么，传达了什么，肯定了什么，太重要了！你的审美和价值观，太重要了！”而这正是一个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音乐剧制作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总有人问我说中国音乐剧缺的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他们，缺的就是专业的制作人。对于音乐剧来说，制作人就是船长，把握着全局方向，什么时候出海、能不能安全返航、有没有收获，依靠的都是船长的直觉和经验。”
就在音乐剧《重生》上海场首演之前，李盾出席了中国音乐剧协会制作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仪式，并出任委员会主任。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而今的中国音乐剧似乎已经走出了当年那条筚路蓝缕的小径，“现在，我们有了优秀的演员，有了广阔的市场，剩下的就是制作人了。就像在百老汇，制作人发掘和创作各种各样的音乐剧作品，从而引领和带动百老汇发展。国内也一样，有了作品，还要形成‘音乐剧产业’，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音乐剧创作动力”。李盾表示，一个好的音乐剧制作人要懂得如何整合所有资源，要有强大的市场嗅觉——要把钱找来，要把有市场的故事找来，要把适合做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找来，然后还要把合适的演员找来，最后你还要把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头绪全部管理好——这绝不是空有一腔热情就能办成的事。
“大家都看到了我的热情，我对音乐剧的疯狂，但我想说我其实是很理性的。艺术家可以非常感性，但做制作人你必须理性。虽然我看中的是音乐剧这种都市流行艺术形式，但它背后其实有属于他自己的一整套商业运营模式和行为。”学习过程也许同样会是漫长的。李盾也坦言，自己花了二十年时间在基本被犹太人所掌控的百老汇制作人群体里斡旋游走，“打入他们内部，与他们做朋友”，然后才真正摸到了被他们掌控的金库大门的钥匙。可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成为“百老汇”，而是找到并建立我们自己。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又一次强调了这句话。在他看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定语，永远是“中国”和“原创”。如何立足本土，用理性构架好这个艺术形式背后的商业构架，从而健康推动音乐剧这一流行艺术形式真正进入中国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这是李盾始终坚持和探索的东西，他也确实渴望，能将自己这些年来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更多如他一样愿意为中国音乐剧“拼命”的“疯子”。
“我们总在说中国文化走出去，但逢年过节在华人圈里转一圈就回来，不是真正的走出去，必须要走进主流才行。你必须要学会调动一切手段，让他好听、好看、好玩，然后你所想传递的东西，才会准确地击中人心。”
他顿了顿，随着激动讲述散落下来的长发又一次被他潇洒地往后一捋。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音乐剧的爱——我的出发点是爱，目的地也是爱。”李盾说。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至今都记得，2019年10月12日，他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副局长孙洁一起，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房里探访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时候的情景。
一个是曾经被医生宣判了死亡的缉毒警察，一个是用1000多个日夜的爱与心血的陪伴最终唤醒了他的妻子——如果忽略掉罗金勇后脑那道巨大而鲜明的伤疤，他们看起来似乎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对平凡而幸福的夫妻没有太大的两样，谁也不会知道，死神的幽冥曾经那样深重地笼罩过他们的生活。
在一次和毒贩搏斗的过程中，缉毒警察罗金勇身负重伤，大脑严重受损。“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有希望了，除了罗映珍。可现在，罗金勇不仅从植物人状态中醒了过来，而且经过治疗，状态越来越好，现在他脚跟已经可以落地，可以站立了！——你能想象吗？这真的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李盾说话的时候，有种戏剧人特有的热烈与感染力。
他说：这奇迹有个名字，叫作“爱”。
他无法忘记罗映珍在讲述自己与丈夫不离不弃的那段经历时，那无比淡然而从容的神色与口气，仿佛她所做一切只是日常茶饭事，不值一提，理所当然。三十多岁的罗映珍已经有了很多白发，而在她讲话的时候，她五岁的女儿宝妹一直懵懂而茫然地看着人们口中的英雄父亲。
“那个瞬间我忽然就崩溃了，哭得不可收拾。我尽量避开这对夫妻，但眼泪还是不停流、不停流——”他用手比划着，“你明白吗？一天两天的照顾不难，但那么漫长的日日夜夜，就连罗金勇的父母都放弃了，罗映珍却依然坚持着她的爱，她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突然间就觉得，我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故事，我们需要向英雄致敬，需要向爱情致敬，需要给真爱点赞！”
他没有食言。一年后的2020年9月，由李盾担纲制作的，一部讲述罗金勇罗映珍夫妇故事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作品在广州、深圳拉开了首演的大幕，当年10月，作品来到上海，2021年1月又登陆北京，而后还将回到故事的发生地，云南。作品取名叫《重生》，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腾讯影业出品，周可导演兼编剧，韩国著名音乐家张少瑛任作曲兼音乐总监，荷兰舞蹈家凯文·波拉克任编舞，集中了包括音乐剧演员刘岩、徐瑶，舞蹈家朱凤伟、庞妮娜在内的一批优秀演员，主创配置称得上顶尖。
“这个剧里，你看到的所有故事细节都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东西永远永远是最动人的！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绝对不能把真的故事给讲假了，我们真的是抱着敬畏之心在创作。”而未来，李盾还希望能将这部剧推向世界。
“我最近一直在讲，2020年是一個天道轮回的年份，很多人的愿望是活着，而我们的愿望是让中国的音乐剧重生！”说着，他习惯性地向后一捋头发，这个动作似乎更加深了话里肯定的意思。
“罗金勇和罗映珍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感天动地？因为情感，因为爱。这是所有人，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文化背景如何，都能体会到，都会被感动的。我觉得好的音乐剧作品，就应该关注人性和灵魂。在音乐剧里，人是最重要的，人的情感是审美的基础。我要做的，就是用艺术作品让爱重新走进人们的心中——”
他又一捋头发。“我的艺术就是爱。”李盾斩钉截铁地说。
贰
近乎疯狂的爱，或许这就是解读音乐剧制作人李盾的一把钥匙。
从最早的《白蛇传》《西施》到后来的《蝶》《爱上邓丽君》《妈妈再爱我一次》《啊！鼓岭》，再到巡演中的《重生》和正在筹划中的《飞天》《澳门风云》，李盾已经在中国原创音乐剧领域深耕了三十年，他是中国原创音乐剧兴起和成长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乃至引领者，很多媒体将李盾比喻为中国音乐剧的“教父”，他自己却似乎更钟情另外一种表达：他说自己是第一个为了音乐剧发了“疯”的人。
李盾与音乐剧“相逢”在1988年。当时的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现代舞蹈团的舞者。在英国进修期间，他在伦敦西区看了一场音乐剧演出。李盾记得很清楚，那是音乐剧《悲惨世界》——“瞬间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做的事。就好像发现真爱一样，你明白吗？一眼万年的感觉。”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一种少年人般的狂热，“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们东方的故事，也会很有意思。中国有丰富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宝藏，然而在国外却鲜为人知。中国人太需要音乐剧这样一种在国外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人性中找出真善美的故事，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将中国的故事讲到世界去！”与此同时，他脑子里还跳出了另一句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觉得我后来至今所有的经历和经验，都在这句话里了”。
伦敦的观剧经历在李盾心里种下了一颗名为“中国音乐剧”的种子，并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向。“你要想运用好这种方式，首先要了解这种方式”，于是他每年都会花上两三个月泡在西区和百老汇的剧场里，然后把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片断性地试验在自己参与的舞台作品里。
“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创作者。我也知道，要把音乐剧带入中国，这个审美转换的过程会是很漫长的。我想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全部的爱来滋养这颗来之不易的种子。”
李盾决定成为一名中国音乐剧制作人，他要制作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音乐剧。
1996年，一个机会忽然就摆在了他的面前。当时中国的房地产业方兴未艾，李盾向合作者提出，能不能建一个介乎于剧院和娱乐场所之间的“第三种感觉”的地方，叫演艺中心，“实际上我就想在那里做音乐剧”。他选择的题材是《白蛇传》，可以有歌舞，有打斗，有中国民间的传统元素，也可以有现代舞美的创意表现，总之可以做得“很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关于“爱”的。这就是李盾的故事。
当时的李盾踌躇满志。他请了一位知名作曲家，对方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半。李盾兴致勃勃地期待音乐的诞生能让他的《白蛇传》“活”起来，但现实却浇了他一头冷水。 他这样形容当年坐在北京舞蹈学院的排练室里的那个自己所感受到的深切绝望：演员和工作人员坐了一地，静静期待着他“拍板”，音乐响起，十分钟之后，他一言不发地离去。“我一听就知道那根本不是我要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在等我，我的场地也快装完了，戏也马上就要上演。我却没有音乐。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李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位于高楼 19 层的家，那种空虚的孤独的绝望简直没顶。而后发生的事情，现在想来是如此具有戏剧性——李盾更愿意将之解读成“命中注定”——寂静的房间里，隐约传来邻居家电视机里的音乐声，那是电视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你是这样的人》，他一下子“泪流满面”，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他一定要找到写这个音乐的人！那个人就是三宝，后来成为李盾音乐剧道路上的挚友。
“这些年我做音乐剧到底有多少人喜欢看，说实话，我并不清楚，我清楚的是，经过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光我疯了，我还成功带疯了一批人。比如三宝。当初三宝一听说我让他20天写完《白蛇传》的音乐，觉得自己碰到了骗子，但是他并没有拒绝，仅仅用15天就写完了这个戏。”直到《白蛇传》的音乐试听会上，李盾才第一次见到三宝本人，他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們决定用音乐剧带“疯”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发现，自打疯了以后，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李盾半开玩笑地说，他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治好一个人的疯病不容易，但是把正常人带疯容易得很，他的疯言疯语后来被很多人诠释为理想。
2004年，李盾启动了音乐剧《蝶》的制作。《蝶》的题材脱胎于中国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老祖宗写的这个化蝶的故事太痴迷了，太喜欢那两个化蝶的疯子，他一定要让他们走到更多的人的视线中。
为了排好这部戏，李盾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近乎“疯狂”的执着。李盾自己“可能反而是其中表现得最正常的那个”。2007年，《蝶》的首场演出，三宝顶着40度的高烧坚持上台指挥乐队，怎么都劝不下来，他认为这是他付出了全部心血的东西，必须要亲自上阵。最后，李盾只能安排了几个人在后面扶着他的双腿，演出结束后，三宝就住进了ICU。
他们的疯狂也得到了回报。这一次，音乐剧《蝶》真的破茧而出，以“中国音乐剧史诗”之姿，从中国的剧场一路“疯”到了世界的舞台。2008年，《蝶》在第二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中获得最高奖——DIMF特别大奖，2010年又获得了文化部第十三届“文华奖”文华大奖特别奖。
“我觉得我自己太幸运了，原来属于疯子的舞台不是精神病院，而是音乐剧舞台，这里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疯子，我高兴极了！”他说。
叁
2011年，由李盾担纲制作的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又一次获得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DIMF特别大奖，2014年，他的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获得第八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评委会大奖以及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李盾在中国原创音乐剧制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原创”是李盾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正常的人都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呢，一不赚钱，二不讨好，三不叫座，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原创音乐剧，有《猫》叫座吗？有《悲惨世界》深刻吗？有《妈妈咪呀》赚钱吗？他们或许是对的，但这不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李盾说得很坦率。他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不做原创音乐剧，那有可能文化被抹平”——“现在我们的市场上有很多国外音乐剧本土化的改编。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故事版权并不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会很被动，会被别人的价值观牵着鼻子走。只有把主动权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护并且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才能真正产生好的作品。可如果你不去做原创，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永远不要低估现场娱乐的影响力，李盾说。在他看来，在剧场的封闭空间里，人与人的面对面接触所产生的巨大化学反应，其影响力远超电视电影。而音乐剧则是“现场娱乐的终极表现形式”之一。“你构造了什么，传达了什么，肯定了什么，太重要了！你的审美和价值观，太重要了！”而这正是一个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音乐剧制作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总有人问我说中国音乐剧缺的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他们，缺的就是专业的制作人。对于音乐剧来说，制作人就是船长，把握着全局方向，什么时候出海、能不能安全返航、有没有收获，依靠的都是船长的直觉和经验。”
就在音乐剧《重生》上海场首演之前，李盾出席了中国音乐剧协会制作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仪式，并出任委员会主任。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而今的中国音乐剧似乎已经走出了当年那条筚路蓝缕的小径，“现在，我们有了优秀的演员，有了广阔的市场，剩下的就是制作人了。就像在百老汇，制作人发掘和创作各种各样的音乐剧作品，从而引领和带动百老汇发展。国内也一样，有了作品，还要形成‘音乐剧产业’，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音乐剧创作动力”。李盾表示，一个好的音乐剧制作人要懂得如何整合所有资源，要有强大的市场嗅觉——要把钱找来，要把有市场的故事找来，要把适合做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找来，然后还要把合适的演员找来，最后你还要把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头绪全部管理好——这绝不是空有一腔热情就能办成的事。
“大家都看到了我的热情，我对音乐剧的疯狂，但我想说我其实是很理性的。艺术家可以非常感性，但做制作人你必须理性。虽然我看中的是音乐剧这种都市流行艺术形式，但它背后其实有属于他自己的一整套商业运营模式和行为。”学习过程也许同样会是漫长的。李盾也坦言，自己花了二十年时间在基本被犹太人所掌控的百老汇制作人群体里斡旋游走，“打入他们内部，与他们做朋友”，然后才真正摸到了被他们掌控的金库大门的钥匙。可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的目的，不是成为“百老汇”，而是找到并建立我们自己。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又一次强调了这句话。在他看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定语，永远是“中国”和“原创”。如何立足本土，用理性构架好这个艺术形式背后的商业构架，从而健康推动音乐剧这一流行艺术形式真正进入中国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这是李盾始终坚持和探索的东西，他也确实渴望，能将自己这些年来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更多如他一样愿意为中国音乐剧“拼命”的“疯子”。
“我们总在说中国文化走出去，但逢年过节在华人圈里转一圈就回来，不是真正的走出去，必须要走进主流才行。你必须要学会调动一切手段，让他好听、好看、好玩，然后你所想传递的东西，才会准确地击中人心。”
他顿了顿，随着激动讲述散落下来的长发又一次被他潇洒地往后一捋。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音乐剧的爱——我的出发点是爱，目的地也是爱。”李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