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我们天然就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民族。喜剧文化长期以来淹没于主流文化之间，甚至难有一席之地。我们对自由、狂放的喜剧精神的探索往往浅尝辄止。缺乏幽默感的本质是没有自由，还是没有文化？
　　从“革命喜剧”到老舍的“京味幽默”：我们制造快乐的机器永远被“禁欲”
　　《中国电影大辞典》上对喜剧的定义是：“以笑激发观众爱憎的影片。”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所讽刺的不是能够引起痛苦和伤害的罪恶，而是滑稽的丑陋和错误。
　　其实，喜剧古已有之。秦汉时的俳（即俳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到唐宋流行的参军戏，主要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表演，通过滑稽的对话和动作，引人发笑，实际上是一种以调侃诙谐为主的表演形式。直到宋代以后，这些表演形式才有了完整的情节内容，产生出戏剧意义上的喜剧。
　　喜剧影视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劳工之爱情》，建国前代表作有《乌鸦与麻雀》等。20世纪上半叶，“早期滑稽短片”、“软性电影”，“孤岛时期”和40年代末市民喜剧创作高潮的昙花一现，预示了那个时代喜剧的尴尬局面。
　　幽默总是出现在小说里，如《红楼梦》中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但不要忘了，主角却是能呼风唤雨的凤辣子王熙凤。或者是出现在领袖级人物的嘴里。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也出现了《李双双》《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魔术师的奇遇》这样有喜剧色彩的电影，但既不揭露讽刺也不一味歌颂的中间路线显然不能体现喜剧的功能。
　　老舍《茶馆》里的唐铁嘴说，“我现在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我抽的是大日本帝国的白面，用的是大英帝国的洋火，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我的日子过得多么美气！”这话里头有自大、自负、自尊，同时里面又有精神优势、自嘲。用喜剧的方式写出的悲剧，这就是京味儿幽默的特点。
　　以“焦虑”、“悲凉”为美学风格主潮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不鼓励喜剧。著名的“巴老茅”没有一个是喜剧性作家（老舍略有一点京味幽默），张天翼等喜剧作家最后则从喜剧创作退居儿童文学创作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喜剧创作的禁忌和雷池日益增多，喜剧意识渐淡，“讽刺性喜剧”昙花一现，“歌颂性喜剧”、“轻喜剧”则蜻蜓点水而已。
　　除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现了一批符合特定历史背景的纯粹“歌颂性喜剧”外，中外纯粹的歌颂性喜剧并不常见，更多的是运用歌颂、讽刺等手段对故事进行喜剧性的处理，目的是带给人一种快乐的感受。
　　由此看来，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中，制造快乐的机器永远破朽不堪。
　　相对而言，老外们天生就喜欢幽默。我们最早感知西方人的幽默是从电影里看到的，如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那句“小、姐、们、都、晕、过、去、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喜剧随着好莱坞的文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早期的《摩登时代》、《罗马假日》、《一夜风流》，到近期的《妙手真情》、《摇滚校园》、《修女也疯狂》等等，都是美国喜剧电影的典范。
　　美国喜剧电影蕴含了比中国喜剧电影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能够带给美国人快乐的、或者美国人表达快乐的方式更加的丰富和自由。
　　中国式幽默的滑稽与悖论：一笑便成了没心没肺的阿Q？
　　鲁迅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对于这个结论，后人一直争议不断，很多学者千万百计地举出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并不缺乏幽默感。
　　“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幽默扮演着最不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知中，更是没有幽默的影子！”学者岳晓东对451名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
　　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
　　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作家曾经大力提倡过一阵“幽默文学”。鲁迅则认为，“很难幽默起来”，他写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批评这种对“幽默文学”的鼓吹。鲁迅认为，不应该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一方面点缀富人们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掩盖穷人的呼号和血泪”。鲁迅说，这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
　　钱钟书说：“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
　　《顽主》中，“3T”公司可以满足顾客的各种奇怪的需求，“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是他们的服务宗旨，即使“3T”公司停业整顿，依然有顾客排起大队等着做梦。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制度、禁欲主义让我们的文化生活缺乏可能性，因此人们渴望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只出现在幻想当中。
　　这大概是中国文化一个比较无奈的现实，也就只有通过喜剧，短暂的满足观众心中的这种不平衡感，来使观众获得愉悦的感觉。
　　喜剧的精神本体是自由：批判精神、乐观精神，以及自由狂放的精神
　　有专家指出，“喜剧精神是否充盈和高扬是评判一部喜剧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喜剧是否发达的尺度。”
　　何为喜剧精神？它是人类的一种认识自我、否定自我，执着追求未来理想的精神。如果把喜剧精神分为几个层面的话，在表层的批判精神、乐观精神之内，便深藏着自由狂放的精神。
　　在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了类似“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然而，黑色幽默在中国还只是浅尝辄止，《让子弹飞》、《疯狂的石头》、《鬼子来了》等有限几部电影中出现了一点儿黑色幽默的苗头。
　　黑色幽默不仅标示着喜剧意识的深化，也为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对自由的最好诠释。当你目睹越来越多现实中的黑色幽默，面对喜剧艺术的匮乏，就感觉艺术已经江郎才尽。
　　从康德到希勒等一大批西方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的观点：喜剧的精神本体是自由。
　　席勒发现，“嘲笑和鄙视刺激人的自豪感比起厌恶折磨他的良心更加深切”，人们更乐于接受喜剧性的讽刺和嘲笑，对于人的道德和心灵的修复，喜剧 的作用和功能比悲剧要大。其个中原因在于：人的天性的“怯懦”，使其“躲避令人恐怖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怯懦把我们移交给讽刺的锋芒”，所以人们更愿意接受喜剧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这就从审美心理角度阐明了喜剧的功能。
　　这是产生黑色幽默作品的黄金时代，而真正的幽默，却不知道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