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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认真接受西方的道德和理性传统的人，敢于对弗洛伊德所说的话投以坚决、果敢的一瞥，那的确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经验。被迫接受这些伟大思想的黑暗面，确实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去体验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如人类第二次分尝禁果。”
——罗曼·欧·布朗
弗洛伊德这位旋风式的人物，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席卷了整个西方思想界，把他与哥白尼、达尔文相提并举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一九三八年弗洛伊德就已接过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珍藏的名人册并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在这同一本名人册里就有艾萨克·牛顿和查理士·达尔文的亲笔签名。哥白尼曾打碎了人类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妄想；达尔文使人类生于上帝的幻影破灭；而弗洛伊德，他使人类失去了对自己理性的骄傲。人类的自尊心受到了第三次沉重的打击，正如罗曼·欧·布朗所说：“去体验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如人类第二次分尝禁果。”(见普汶《人格心理学》一九八四年英文版，第62页)
《精神分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原本是弗洛伊德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在维也纳精神疗院的两次讲演稿。虽然全书基本上属于叙述的形式，简明而通俗，但仍不失为弗洛伊德系统表述其精神分析理论的代表作之一。本文拟对它作一粗略的评介，也算是笔者对弗洛伊德的一次体验吧。
《引论》的产生一般认为，赫尔姆霍兹和布吕克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左右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前者力持能量守恒说，后者则直接把人看作是受种种遵守能量守恒原则的力所推动的。这两种观点的综合，一直是弗洛伊德的动力说与潜能说的基础。赫尔巴特与叔本华也常被人们提及，因为他们的潜意识概念与生命冲动说曾使弗洛伊德受益。但在维也纳弗洛伊德故居纪念馆里，在十几幅对弗洛伊德有所影响的人物的画像中，第一幅却是卡尔·布鲁尔。布鲁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弗洛伊德正是听了他在课堂上朗读的歌德的《论自然》，才决定弃法(法律)从医，从而决定了弗洛伊德后来的精神分析生涯，决定了弗洛伊德之成为弗洛伊德。
由此就涉及到了对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具有无形影响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莎士比亚与歌德。弗洛伊德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异常仰慕其表达之精确与深刻，特别钦佩莎氏对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这对他的释梦艺术，以及对伊底帕斯情结、自恋等现象的解释，实具有难以估价的影响。弗洛伊德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歌德的许多带有其深刻思想的短诗隽语，几乎每一个字都打动了弗洛伊德的心弦。“弗洛伊德与他的妻子玛莎常常相互引赠歌德的诗句，并且有许多其它证据表明弗洛伊德的思想与歌德作品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以及其它著作中，常可看到歌德的基本思想”。(《美国心理学百科》一九八四年英文版，第二卷第65页)歌德笔下的大自然，是一个鼓励她的宠儿去探索其无穷奥秘的美丽母亲，这对弗洛伊德持续他的科学研究，一直起着莫大的激励作用。弗洛伊德说，他的好奇心首先是指向人类本身所关心的那些事物上，毫无疑问，人类个人本质恰恰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科学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上的。十九世纪人类文化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弗洛伊德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维也纳正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那里曾造就了莫扎特和贝多芬，也造就了弗洛伊德，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惊世骇俗学说的天然摇篮。
犹太血统对弗洛伊德的成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弗洛伊德自己认为他从其母亲那里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奇妙的力量。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具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就引致真正的成功。”(转引自《弗洛伊德传》，香港新潮文库，第195页)在一八七九年，也即其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弗洛伊德开始做自我分析，这导致了《梦的解析》的问世(一九○○年)，至今尚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成就，美国的罗恩斯(B.Bowns)把它誉为“改变历史的书”。一九○二年弗洛伊德获得了维也纳大学教授资格，并于同年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他的著作和理论大有进展，得到了一般大众的注意，但他所蒙受的攻击辱骂也日益增：多。一九○四年他写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九○五年出版了《关于性欲的三篇论文》，正是这三本专著，形成了《引论》的基本骨架：梦、过失心理学以及神经病通论。也可以说《引论》是弗洛伊德对其早期思想的一次全面总结。它所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潜意识与性欲理论。这是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根基。
潜意识及其表现弗洛伊德曾把潜意识称为任何受压抑的心理过程，他认为潜意识是人的动力冲动、本能、内驱力、动机、种族遗传和未解决的冲突的根源，它在潜在地支配着人的行动。比如，就某件事，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由爱、责任感等为动机的，却不知与此相反，倒是由潜在的权力欲、依赖性所驱使的，只是未意识到罢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在于，我们所认为的，并不必然与我们的存在完全一致；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也可以说常常是与他的真实存在差异甚大，或者截然相反。我们大都生活在一个自欺的世界里，都自以为自己的思想能代表现实。
弗洛姆评论说，如果在前弗洛伊德时代，一个父亲确信他对自己孩子的体罚是因为它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他不会被认为是虚伪与狠毒的。但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这样批判性的质疑：谁能肯定他的信念不过是虐待狂欲望的合理化，而体罚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借口呢？(见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一九八○年英文版，第41页)由于弗洛伊德，“我是好意”这句话已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托词的功能，“出于好意”往往是图谋不轨的最好的合理化借口。
潜意识的冲动或欲望常常是人的意识所不能相容的，所以便遭到压抑或抑制。这样梦与过失便成了潜意识表现的最好途径。“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高宣扬编译《弗洛伊德传》，一九八○年香港版，第121页)
一、梦关于梦的学说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精华，他从“梦是一种心理现象”(《引论》第71页)这个基本假设入手，通过分析研究梦的“显意”和“隐意”、梦的检查作用以及工作过程，得出了“梦乃欲望的满足”这个独到的结论。
梦由某种欲望而引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欲望。而这个欲望一般是“理智”所不允许的，“它们往往违反伦理的、审美的或社会的观点，我们平时根本不敢想到，纵然想到也必深感厌恶”(《引论》第106页)。所以就出来了检查作用，“材料的省略、更动和改组——这些就是梦的检查活动的方式和化装所用的方法”(《引论)第104页)。弗洛伊德指出，梦并不是潜意识冲动的简单表示，而是常常被“检查机构”所歪曲的变形，这种检查机构迫使我们曲解梦中思想的真正含意(“隐梦”)。如果梦经过充分的伪装，于是“检查机构”似乎被欺骗，准许潜藏的思想越过禁界。这使弗洛伊德得到一个信念：任何梦都已被歪曲，所以必须由释梦来使其恢复本来面目。
在对梦的解说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梦中的欲望有两大来源：一是性欲，一是早期童年经历。在《引论》第十三讲《梦的原始的与幼稚的特点》中他指出：“梦的工作所回溯的时期是原始的，有双重意义：1.指个体的幼年；2.指种族的初期”(第153页)。弗洛伊德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梦的倒退作用，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不仅将我们的思想译成一种原始的表现方式，而且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的特点——自我的古老的支配权和性生活的原始冲动。其二是这些古老的幼稚的特征，从前虽曾独占优势，现在可只得退处于潜意识之内，而且改变和扩充了我们对于潜意识的观念(见《引论》第164页)。由此，弗洛伊德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见解：人类本有两套思维法则，一为“续发性思维原则”，这是正常成人意识中的思维法则；而另一个为“原本性思维法则”，此乃儿童的思维方式或近似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方法，也即潜意识境界所遵循的法则。梦就是以此“原本性思维法则”行事的，其中有三个特点：1.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任何事情均可跳越时、空范围而发生联系；2.思维方向在情感和欲望的支配下进行，不依靠逻辑的推论；3.常以“浓缩”、“转移”、“象征”等作用表示。这实在是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独到之处，也是对人类理解自身的、富有潜在意义的贡献。
在对弗洛伊德梦的学说的众多评论中，弗洛姆提出的异议是富有创见性的。他认为有许多梦并不包含一个愿望，而是提供了对梦者自身或对他人个性的一种洞察。这是因为梦中是人唯一自由的国度，在那里他可以摆脱物质世界的噪音、社会宣传及他人舆论，回归到真正的自我状态；可以完全以自己的“理性”主观地看待一切，而不是被清醒时的客观因素所左右，所以便能闪现出对自己、他人及社会的真知灼见。这涉及到弗洛伊德念念于怀，但又没有勇气表达出来的一个隐念，即梦的预示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尽量避开这个问题，但在《梦的解析》的结尾中，他心余力绌地说：“那么梦是否能预示将来呢？这问题当然并不成立，倒不如说梦提供我们过去的经验，因为由每个角度来看，梦都是源于过去，而古老的信息认为梦可以预示未来，亦并非全然毫无道理。以愿望达成来表现的梦当然预示我们期望的未来，但是这将来却被他那不可摧毁的愿望模型塑成和过去的完全一样”(《梦的解析》，香港中文版第518页)。如果承认学生往往对老师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得到了补充性的研究。素有精神分析“王储”之称的容格便认为梦有预示未来的功能，他指出预示功能有其实用价值，因为它能动员做梦者的希望与精神力量。当代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更是极力主张梦有预示作用，在《梦的精神分析》这部专著里，弗洛姆指出“梦包含了两者，具有我们的无理性与理性的本质”(英文版，第140页)，“人反复梦见的梦境，是他生命的最重要的主题的表现，只要一个人坚持依照这种‘主调’而行动，这种重复的梦可说是往往也预示了这人生活的未来境遇”(第123页)。当然，目前来说，所有这些还只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二、过失在《引论》第一编《过失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分三讲讨论了舌误、笔误、误读、误听以及物件遗忘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具体事例为主，阐发了他关于潜意识及其表现的核心思想。
舌误是弗洛伊德讲叙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更普遍，谁没有过偶尔讲出几句不该讲或不愿讲的话的经验呢？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偶尔的一句错话，却可道出一个人的真正心地。正如他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所说的：“在种种场合里，字句稍稍奇特的安排，或者谈话时的一颦一笑，便足以在其语句中透露出相当的弦外之音(受压抑的欲望)来”(第72页)。弗洛伊德曾举出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旅馆的茶房敲着大主教的门竟叫：“我的奴仆，大人来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便是这位茶房潜意识中渴望着高踞人上，由奴仆变为大人，结果通过一时的舌误表现了出来。弗洛伊德还曾讲叙过自己的一次经历：一位有志于精神分析的青年慕名去找弗洛伊德，见面时弗洛伊德问其姓名，他竞说出：“我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然后才慌忙改口道出其真正的姓名。弗洛伊德断然指出，这位自命不凡的青年也想成为一个弗洛伊德！在《引论》的第54页弗洛伊德指出：“一个人失物，也许是由于此物已破损，也许是他想要借此换一个好的，也许是他对于此物不很喜欢；也许是他对赠送此物的人有了不快之感；也许是他不愿再回忆取得此物时的情境。”舌误、笔误、遗忘物件等诸过失均有同样的因由，皆是人的潜意识在作祟！“我衷心相信，即令是最单纯的言语谬误，也可以在其含意之外追寻出半潜抑了的理念的干扰”(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香港中文版，第73页)。在此，弗洛伊德道出了其理论激进性的一个主要观点——潜意识对人的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他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却走上了极端，完全否定了偶然性的存在，近乎武断的态度更使其过失理论蒙上了一层阴影。
弗洛伊德表示：我们讨论过失，不单为了要了解过失本身，而且要由此去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这实在是弗洛伊德讨论过失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症候，而且各种过失也和梦一样有共同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替代的形成以及意识与潜意识的争斗，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分支，而应是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态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邃的心理科学的根基”(见高宣扬编译《弗洛伊德传》第170页)。
性与精神病把人看作受本能驱动的能量系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也是他对人与社会的根本观点。他认为人体内“起源于本能冲动的种种能量”一定要寻求某种形式的释放。有限量的体内能若以某种方式得以释放，则以另一种方式释放的能量便相对地减少。作家的创造是里比多的升华，人类用于文化目的的能量是从其用于性目的的能量中抽出来的，反之亦然。而精神病便在于体内能量未能得到适当的“释放”所致。
弗洛伊德的体内能固然即是所谓的里比多或性力，但如果认为弗洛伊德笔下的精神病只是因为性欲未能得到满足，那么就不免有些失真了。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性欲的释放或升华这个过程，他认为“精神病是自我与伊底冲突的结果”(《精神分析辞典》，一九五○年英文版第117页)。在《引论》的第280页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所坚持的并非神经病起源于性，而是神经病起源于自我和性的矛盾。”为了说明这种观点，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佣人的女儿与主人的女儿自幼在一起玩耍，两人不免常做些性游戏，导致了以后持续若干年的手淫。但是佣人的女儿“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未成熟的性活动而受其害，她不但没有神经病，而且能舒服过活”(《引论》第282页)。可主人的女儿则大不相同，“当她可以结婚时，神经病会突然发作，使她反对结婚和生活的享乐”。两人经历相同，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弗洛伊德认为关键就在于“自我”。主人女儿的自我与佣人女儿的自我发展不同，她受了良好的教育，“已经完全压抑了性的欲望”，然而这些欲望可无意识地附着于她在幼时和游伴所共有的若干邪恶的经验之上，当与自我发生冲突之时，便必然会发生神经病。弗洛伊德在《引论》第281页着重强调的神经病致病的第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为：1.性的剥夺；2.里比多的执着，如恋母情结等；3.矛盾的易感性。)，就是指的这种自我与性欲的冲突。而弗洛伊德也多次重申，他所治疗的目的，即通过加强自我而达到对本能冲动的控制。
弗洛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清白无辜，他的学说已被歪曲为精神病是缺乏性满足的结果，所以充分的性满足竟成了心理健康的条件”(《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141页)。这种“歪曲”实在是对弗洛伊德的一种误解或庸俗化。弗洛伊德在《引论》中明确表示：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第350页)。他说，“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放纵的性生活了。”细心的读者是可以不时在《引论》中看到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的。
弗洛伊德把《引论》的第三编题为《神经病通论》，这容易加深人们本来已有的另一个误解，即认为弗洛伊德不过是一个精神病医师而已，或只是一个变态心理学家。其实不然，弗洛伊德象重视变态心理一样重视常态心理，他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了研究一般心理的重要途径，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人类正常心理在变态过程中的表现。“焦虑”、“自恋”、“移情”等现象皆是正常人也具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还是极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焦虑的时代”已成为西方文化界的日常用语；而“大国沙文主义”、“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也许正是一种社会的自恋与移情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确有其存在价值的话，那么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理论转变为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项有待发展的重大课题。
高觉敷先生在《引论》译序中说：“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观察家’”(《引论》第xiv页)；他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所以在评价弗洛伊德时要对其理论所起的影响与他本人的科学创见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有了“原子弹”就把爱因斯坦斥为“杀人魔王”，也不能因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过激”就把弗洛伊德视为“败坏二十世纪道德的恶棍”。弗洛伊德不光需要尖锐的指责与批评，更需要科学的研究评定与理论的完善，如果他的发现确实是客观存在或科学事实的话。
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说：“如果以身后长存的重要性为评判的标准，那么心理学史中至少有四个很伟大的人物：达尔文、赫尔姆霍茨、詹姆士和弗洛伊德，以同一标准加以衡量，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又比赫尔姆霍茨和詹姆士在思想上产生了更大的革命。但是，弗洛伊德的影响与达尔文的影响相比较，尚为时过早。为此我们必须再等五十年。”(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第860页)自《梦的解析》(一九○○)问世以来，评论弗洛伊德的著作、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在其中的不少文献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多的倒是为后人强加上去的种种脸谱。在《爱因斯坦论人生》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件轶事：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在写信祝贺爱因斯坦五十寿辰时，称他为“你这个幸运儿”。这使爱因斯坦非常纳闷，他在复信中说：尊敬的大师，你为什么要强调我的“运气”呢？你对整个人类都洞若观火，但你却没有机会来了解我这个人。对此，弗洛伊德解释说，爱因斯坦的幸运在于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敢于对他的相对论说三道四，而自己的不幸却在于无论懂不懂心理学，男女老幼都可以来对之横加指责。于此，我们不难看到这位也许是心理学史上蒙受人们误解最多的心理学家由衷的悲哀了。那么，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弗洛伊德呢？C.费特曼说：我们也许只稍微读过一点莎士比亚，但一谈起，大多数人都自以为“了解”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恐怕更是如此，大多数人都几乎不加考虑地相信，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就是鼓励性的放纵，要想消除这种卑劣的误解，只有象费特曼制定自己《一生的读书计划》那样，去读一读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精神分析引论》，〔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75元)
——罗曼·欧·布朗
弗洛伊德这位旋风式的人物，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席卷了整个西方思想界，把他与哥白尼、达尔文相提并举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一九三八年弗洛伊德就已接过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珍藏的名人册并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在这同一本名人册里就有艾萨克·牛顿和查理士·达尔文的亲笔签名。哥白尼曾打碎了人类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妄想；达尔文使人类生于上帝的幻影破灭；而弗洛伊德，他使人类失去了对自己理性的骄傲。人类的自尊心受到了第三次沉重的打击，正如罗曼·欧·布朗所说：“去体验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如人类第二次分尝禁果。”(见普汶《人格心理学》一九八四年英文版，第62页)
《精神分析引论》(以下简称《引论》)原本是弗洛伊德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在维也纳精神疗院的两次讲演稿。虽然全书基本上属于叙述的形式，简明而通俗，但仍不失为弗洛伊德系统表述其精神分析理论的代表作之一。本文拟对它作一粗略的评介，也算是笔者对弗洛伊德的一次体验吧。
《引论》的产生一般认为，赫尔姆霍兹和布吕克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左右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前者力持能量守恒说，后者则直接把人看作是受种种遵守能量守恒原则的力所推动的。这两种观点的综合，一直是弗洛伊德的动力说与潜能说的基础。赫尔巴特与叔本华也常被人们提及，因为他们的潜意识概念与生命冲动说曾使弗洛伊德受益。但在维也纳弗洛伊德故居纪念馆里，在十几幅对弗洛伊德有所影响的人物的画像中，第一幅却是卡尔·布鲁尔。布鲁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弗洛伊德正是听了他在课堂上朗读的歌德的《论自然》，才决定弃法(法律)从医，从而决定了弗洛伊德后来的精神分析生涯，决定了弗洛伊德之成为弗洛伊德。
由此就涉及到了对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具有无形影响的另外两个关键人物：莎士比亚与歌德。弗洛伊德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异常仰慕其表达之精确与深刻，特别钦佩莎氏对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这对他的释梦艺术，以及对伊底帕斯情结、自恋等现象的解释，实具有难以估价的影响。弗洛伊德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歌德的许多带有其深刻思想的短诗隽语，几乎每一个字都打动了弗洛伊德的心弦。“弗洛伊德与他的妻子玛莎常常相互引赠歌德的诗句，并且有许多其它证据表明弗洛伊德的思想与歌德作品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在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以及其它著作中，常可看到歌德的基本思想”。(《美国心理学百科》一九八四年英文版，第二卷第65页)歌德笔下的大自然，是一个鼓励她的宠儿去探索其无穷奥秘的美丽母亲，这对弗洛伊德持续他的科学研究，一直起着莫大的激励作用。弗洛伊德说，他的好奇心首先是指向人类本身所关心的那些事物上，毫无疑问，人类个人本质恰恰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科学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上的。十九世纪人类文化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弗洛伊德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维也纳正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那里曾造就了莫扎特和贝多芬，也造就了弗洛伊德，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惊世骇俗学说的天然摇篮。
犹太血统对弗洛伊德的成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弗洛伊德自己认为他从其母亲那里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奇妙的力量。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具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就引致真正的成功。”(转引自《弗洛伊德传》，香港新潮文库，第195页)在一八七九年，也即其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弗洛伊德开始做自我分析，这导致了《梦的解析》的问世(一九○○年)，至今尚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成就，美国的罗恩斯(B.Bowns)把它誉为“改变历史的书”。一九○二年弗洛伊德获得了维也纳大学教授资格，并于同年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他的著作和理论大有进展，得到了一般大众的注意，但他所蒙受的攻击辱骂也日益增：多。一九○四年他写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九○五年出版了《关于性欲的三篇论文》，正是这三本专著，形成了《引论》的基本骨架：梦、过失心理学以及神经病通论。也可以说《引论》是弗洛伊德对其早期思想的一次全面总结。它所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潜意识与性欲理论。这是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根基。
潜意识及其表现弗洛伊德曾把潜意识称为任何受压抑的心理过程，他认为潜意识是人的动力冲动、本能、内驱力、动机、种族遗传和未解决的冲突的根源，它在潜在地支配着人的行动。比如，就某件事，我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由爱、责任感等为动机的，却不知与此相反，倒是由潜在的权力欲、依赖性所驱使的，只是未意识到罢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在于，我们所认为的，并不必然与我们的存在完全一致；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也可以说常常是与他的真实存在差异甚大，或者截然相反。我们大都生活在一个自欺的世界里，都自以为自己的思想能代表现实。
弗洛姆评论说，如果在前弗洛伊德时代，一个父亲确信他对自己孩子的体罚是因为它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他不会被认为是虚伪与狠毒的。但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这样批判性的质疑：谁能肯定他的信念不过是虐待狂欲望的合理化，而体罚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借口呢？(见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一九八○年英文版，第41页)由于弗洛伊德，“我是好意”这句话已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托词的功能，“出于好意”往往是图谋不轨的最好的合理化借口。
潜意识的冲动或欲望常常是人的意识所不能相容的，所以便遭到压抑或抑制。这样梦与过失便成了潜意识表现的最好途径。“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高宣扬编译《弗洛伊德传》，一九八○年香港版，第121页)
一、梦关于梦的学说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精华，他从“梦是一种心理现象”(《引论》第71页)这个基本假设入手，通过分析研究梦的“显意”和“隐意”、梦的检查作用以及工作过程，得出了“梦乃欲望的满足”这个独到的结论。
梦由某种欲望而引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欲望。而这个欲望一般是“理智”所不允许的，“它们往往违反伦理的、审美的或社会的观点，我们平时根本不敢想到，纵然想到也必深感厌恶”(《引论》第106页)。所以就出来了检查作用，“材料的省略、更动和改组——这些就是梦的检查活动的方式和化装所用的方法”(《引论)第104页)。弗洛伊德指出，梦并不是潜意识冲动的简单表示，而是常常被“检查机构”所歪曲的变形，这种检查机构迫使我们曲解梦中思想的真正含意(“隐梦”)。如果梦经过充分的伪装，于是“检查机构”似乎被欺骗，准许潜藏的思想越过禁界。这使弗洛伊德得到一个信念：任何梦都已被歪曲，所以必须由释梦来使其恢复本来面目。
在对梦的解说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梦中的欲望有两大来源：一是性欲，一是早期童年经历。在《引论》第十三讲《梦的原始的与幼稚的特点》中他指出：“梦的工作所回溯的时期是原始的，有双重意义：1.指个体的幼年；2.指种族的初期”(第153页)。弗洛伊德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梦的倒退作用，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不仅将我们的思想译成一种原始的表现方式，而且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的特点——自我的古老的支配权和性生活的原始冲动。其二是这些古老的幼稚的特征，从前虽曾独占优势，现在可只得退处于潜意识之内，而且改变和扩充了我们对于潜意识的观念(见《引论》第164页)。由此，弗洛伊德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见解：人类本有两套思维法则，一为“续发性思维原则”，这是正常成人意识中的思维法则；而另一个为“原本性思维法则”，此乃儿童的思维方式或近似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方法，也即潜意识境界所遵循的法则。梦就是以此“原本性思维法则”行事的，其中有三个特点：1.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任何事情均可跳越时、空范围而发生联系；2.思维方向在情感和欲望的支配下进行，不依靠逻辑的推论；3.常以“浓缩”、“转移”、“象征”等作用表示。这实在是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独到之处，也是对人类理解自身的、富有潜在意义的贡献。
在对弗洛伊德梦的学说的众多评论中，弗洛姆提出的异议是富有创见性的。他认为有许多梦并不包含一个愿望，而是提供了对梦者自身或对他人个性的一种洞察。这是因为梦中是人唯一自由的国度，在那里他可以摆脱物质世界的噪音、社会宣传及他人舆论，回归到真正的自我状态；可以完全以自己的“理性”主观地看待一切，而不是被清醒时的客观因素所左右，所以便能闪现出对自己、他人及社会的真知灼见。这涉及到弗洛伊德念念于怀，但又没有勇气表达出来的一个隐念，即梦的预示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尽量避开这个问题，但在《梦的解析》的结尾中，他心余力绌地说：“那么梦是否能预示将来呢？这问题当然并不成立，倒不如说梦提供我们过去的经验，因为由每个角度来看，梦都是源于过去，而古老的信息认为梦可以预示未来，亦并非全然毫无道理。以愿望达成来表现的梦当然预示我们期望的未来，但是这将来却被他那不可摧毁的愿望模型塑成和过去的完全一样”(《梦的解析》，香港中文版第518页)。如果承认学生往往对老师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得到了补充性的研究。素有精神分析“王储”之称的容格便认为梦有预示未来的功能，他指出预示功能有其实用价值，因为它能动员做梦者的希望与精神力量。当代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更是极力主张梦有预示作用，在《梦的精神分析》这部专著里，弗洛姆指出“梦包含了两者，具有我们的无理性与理性的本质”(英文版，第140页)，“人反复梦见的梦境，是他生命的最重要的主题的表现，只要一个人坚持依照这种‘主调’而行动，这种重复的梦可说是往往也预示了这人生活的未来境遇”(第123页)。当然，目前来说，所有这些还只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二、过失在《引论》第一编《过失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分三讲讨论了舌误、笔误、误读、误听以及物件遗忘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具体事例为主，阐发了他关于潜意识及其表现的核心思想。
舌误是弗洛伊德讲叙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更普遍，谁没有过偶尔讲出几句不该讲或不愿讲的话的经验呢？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偶尔的一句错话，却可道出一个人的真正心地。正如他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所说的：“在种种场合里，字句稍稍奇特的安排，或者谈话时的一颦一笑，便足以在其语句中透露出相当的弦外之音(受压抑的欲望)来”(第72页)。弗洛伊德曾举出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旅馆的茶房敲着大主教的门竟叫：“我的奴仆，大人来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便是这位茶房潜意识中渴望着高踞人上，由奴仆变为大人，结果通过一时的舌误表现了出来。弗洛伊德还曾讲叙过自己的一次经历：一位有志于精神分析的青年慕名去找弗洛伊德，见面时弗洛伊德问其姓名，他竞说出：“我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然后才慌忙改口道出其真正的姓名。弗洛伊德断然指出，这位自命不凡的青年也想成为一个弗洛伊德！在《引论》的第54页弗洛伊德指出：“一个人失物，也许是由于此物已破损，也许是他想要借此换一个好的，也许是他对于此物不很喜欢；也许是他对赠送此物的人有了不快之感；也许是他不愿再回忆取得此物时的情境。”舌误、笔误、遗忘物件等诸过失均有同样的因由，皆是人的潜意识在作祟！“我衷心相信，即令是最单纯的言语谬误，也可以在其含意之外追寻出半潜抑了的理念的干扰”(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香港中文版，第73页)。在此，弗洛伊德道出了其理论激进性的一个主要观点——潜意识对人的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他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却走上了极端，完全否定了偶然性的存在，近乎武断的态度更使其过失理论蒙上了一层阴影。
弗洛伊德表示：我们讨论过失，不单为了要了解过失本身，而且要由此去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这实在是弗洛伊德讨论过失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症候，而且各种过失也和梦一样有共同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替代的形成以及意识与潜意识的争斗，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分支，而应是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态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邃的心理科学的根基”(见高宣扬编译《弗洛伊德传》第170页)。
性与精神病把人看作受本能驱动的能量系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也是他对人与社会的根本观点。他认为人体内“起源于本能冲动的种种能量”一定要寻求某种形式的释放。有限量的体内能若以某种方式得以释放，则以另一种方式释放的能量便相对地减少。作家的创造是里比多的升华，人类用于文化目的的能量是从其用于性目的的能量中抽出来的，反之亦然。而精神病便在于体内能量未能得到适当的“释放”所致。
弗洛伊德的体内能固然即是所谓的里比多或性力，但如果认为弗洛伊德笔下的精神病只是因为性欲未能得到满足，那么就不免有些失真了。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性欲的释放或升华这个过程，他认为“精神病是自我与伊底冲突的结果”(《精神分析辞典》，一九五○年英文版第117页)。在《引论》的第280页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所坚持的并非神经病起源于性，而是神经病起源于自我和性的矛盾。”为了说明这种观点，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佣人的女儿与主人的女儿自幼在一起玩耍，两人不免常做些性游戏，导致了以后持续若干年的手淫。但是佣人的女儿“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未成熟的性活动而受其害，她不但没有神经病，而且能舒服过活”(《引论》第282页)。可主人的女儿则大不相同，“当她可以结婚时，神经病会突然发作，使她反对结婚和生活的享乐”。两人经历相同，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弗洛伊德认为关键就在于“自我”。主人女儿的自我与佣人女儿的自我发展不同，她受了良好的教育，“已经完全压抑了性的欲望”，然而这些欲望可无意识地附着于她在幼时和游伴所共有的若干邪恶的经验之上，当与自我发生冲突之时，便必然会发生神经病。弗洛伊德在《引论》第281页着重强调的神经病致病的第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为：1.性的剥夺；2.里比多的执着，如恋母情结等；3.矛盾的易感性。)，就是指的这种自我与性欲的冲突。而弗洛伊德也多次重申，他所治疗的目的，即通过加强自我而达到对本能冲动的控制。
弗洛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清白无辜，他的学说已被歪曲为精神病是缺乏性满足的结果，所以充分的性满足竟成了心理健康的条件”(《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141页)。这种“歪曲”实在是对弗洛伊德的一种误解或庸俗化。弗洛伊德在《引论》中明确表示：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第350页)。他说，“你们就不能假定，要解释精神分析的疗效，一定是由于允许病人实行放纵的性生活了。”细心的读者是可以不时在《引论》中看到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的。
弗洛伊德把《引论》的第三编题为《神经病通论》，这容易加深人们本来已有的另一个误解，即认为弗洛伊德不过是一个精神病医师而已，或只是一个变态心理学家。其实不然，弗洛伊德象重视变态心理一样重视常态心理，他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了研究一般心理的重要途径，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人类正常心理在变态过程中的表现。“焦虑”、“自恋”、“移情”等现象皆是正常人也具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还是极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焦虑的时代”已成为西方文化界的日常用语；而“大国沙文主义”、“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也许正是一种社会的自恋与移情现象。如果我们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确有其存在价值的话，那么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理论转变为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项有待发展的重大课题。
高觉敷先生在《引论》译序中说：“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观察家’”(《引论》第xiv页)；他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所以在评价弗洛伊德时要对其理论所起的影响与他本人的科学创见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有了“原子弹”就把爱因斯坦斥为“杀人魔王”，也不能因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过激”就把弗洛伊德视为“败坏二十世纪道德的恶棍”。弗洛伊德不光需要尖锐的指责与批评，更需要科学的研究评定与理论的完善，如果他的发现确实是客观存在或科学事实的话。
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说：“如果以身后长存的重要性为评判的标准，那么心理学史中至少有四个很伟大的人物：达尔文、赫尔姆霍茨、詹姆士和弗洛伊德，以同一标准加以衡量，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又比赫尔姆霍茨和詹姆士在思想上产生了更大的革命。但是，弗洛伊德的影响与达尔文的影响相比较，尚为时过早。为此我们必须再等五十年。”(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第860页)自《梦的解析》(一九○○)问世以来，评论弗洛伊德的著作、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在其中的不少文献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多的倒是为后人强加上去的种种脸谱。在《爱因斯坦论人生》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件轶事：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在写信祝贺爱因斯坦五十寿辰时，称他为“你这个幸运儿”。这使爱因斯坦非常纳闷，他在复信中说：尊敬的大师，你为什么要强调我的“运气”呢？你对整个人类都洞若观火，但你却没有机会来了解我这个人。对此，弗洛伊德解释说，爱因斯坦的幸运在于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敢于对他的相对论说三道四，而自己的不幸却在于无论懂不懂心理学，男女老幼都可以来对之横加指责。于此，我们不难看到这位也许是心理学史上蒙受人们误解最多的心理学家由衷的悲哀了。那么，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弗洛伊德呢？C.费特曼说：我们也许只稍微读过一点莎士比亚，但一谈起，大多数人都自以为“了解”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恐怕更是如此，大多数人都几乎不加考虑地相信，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就是鼓励性的放纵，要想消除这种卑劣的误解，只有象费特曼制定自己《一生的读书计划》那样，去读一读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精神分析引论》，〔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