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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古“欺骗”义场11个词项的研究，本文归纳总结了上古“欺骗”类动词的演变规律。这些演变规律主要有：义场相对稳固、词义的差异源于词源不同、义位发展不平衡、各词项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复合词的主要构成方式是同义复合、词义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同步引申”。
上古“欺骗”类动词演变规律上古汉语中表示“欺骗”义的词很多，有欺（諆）、诈、诳（诓、迋）、诬、谩、诡、谲、诞、诒（绐）、罔（誷）、谖等。本文通过它们在上古27部典籍中用例的测查，总结了“欺骗”类动词在上古的演变规律。
一、上古“欺骗”义场相对比较稳固
“欺骗”类动词所形成的义场在上古阶段是比较稳固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有的词进入该义场，如在春秋、战国初期、晚期均有词项进入该义场；有的词项退出，如战国晚期“谖”便退出该义场。但该义场的中坚力量——“欺”和“诈”，一直比较稳定，致使整个义场在上古都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战国晚期是义场内词项比较丰富、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战国中期之前均有不同词项进入义场，而这一时期各个词项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特有的价值，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之所以在战国晚期各词项得到丰富发展，可能是由于战国晚期，社会比较动荡，各种思想剧烈撞击，因此人们也就需要一些更具有区别性的词来表达他们新的见解，等等。如有的地方不能简单的用“欺”来表示，而要用“诈”来表现其程度之高，或用“诬、罔”来强调对对方的蒙蔽。
二、“欺骗”义场内各个词项差别主要源于语源不同
义场内各词项的差别主要是源词不同而致，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多种多样，有范围广狭不同，如人和民；性状情态不同，如鼎和釜；程度深浅轻重不同，如饥和饿；侧重的方面不同，如完和备；感情色彩不同，如诛、杀、弑；语法功能不同，如耻与辱。而辩析同义词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本义索异法；引申释异法；反义证异法；语境考察；替换法；对举观察法；同节见异法；异文求异法等等。“欺骗”类动词在探求词义差别时主要运用了探源示异法。如“诬”“罔”“谩”“诡”“诞”几个词项的区别就是从语源上显示出来的：“诬”“罔”同源，其词义特点主要来自“罔”的本字“网”，即使对方受到蒙蔽；“谩”的特点来自“冒”，即掩盖、不让对方知道；“诡”的语义特征来自“变”，即善变、狡猾；“诞”与大同源，其特点是夸大、不实。
三、义位发展不平衡
义场中各个成员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即在不同时期，各个词的主要义位（即使用频率高的义位）是不同的。如“诬”有二个义位，一个是欺骗义，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诋毁、诬蔑义。从词频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汉以前，欺骗义是“诬”的主要义位，使用的比例占绝对的优势，而从汉代开始，除《管子》以外，“诬”的欺骗义位已明显处于弱势了，这可能是由于两个义位的用法相同，即均可带宾语或不带宾语，在具体语境中不好区分，而欺骗义位又可以用“罔”“欺”等替代，所以“诬”的主要义位从“欺骗”义向“诬蔑”义转移了，到现代汉语中诬的“欺骗”义只以语素形式保留在一些复音词中了，如“欺诬”“诬罔”等。此外，还有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消长关系，也就是词的中心义位有所更迭，原来本义是词的中心义位，发展到后来，引申义成了常用义，变成中心义位了。如“诈”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假装”义还没有成为独立的义位，而到汉代《史记》中，这一引申义明显增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义位，相对而言本义所使用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四、“欺骗”义场各词项之间呈现互补关系
“欺骗”义场的众多词项中，“欺”是通称，“诈”的欺骗程度较高，多用于政治、军事场合；“诳”侧重迷惑对方；“诬”“罔”（誷）侧重受事被蒙蔽了；“谩”是隐瞒，不让对方知道；“诡”侧重施事者的善变狡诈；“诞”则是夸大事实，用荒诞不经的话骗人。众多的词项互不交差，各有各的位置，错落有致地分布于义场的各个角落。
从组合关系上也可看出义场词项的互补性，以“欺”和“诈”为例。“欺”和“诈”表示“欺骗”义时“欺”或带或不带宾语，“诈”很少带宾语；“欺”没有名词性用法，作主语、状语或宾语时一般只用“诈”。因此，“欺骗”类动词的互补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语词汇是有系统的。
五、“欺骗”义场内复合词的主要构成方式是同义复合
“欺骗”义场内各词项经常复合在一起连用。这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上位词与下位词的连用，如“欺”与其它词项的连用，即“欺诈”“欺诬”“欺诳”“欺谩”“欺罔”“欺诞”“欺绐”等等。如“第二章一（一）欺”中例1到例7。二是同位词之间的连用，即除了欺以外，其它词的连用，如：“诈谲”“诈谲”“谲诡”“诞诈”“诈诬”“诈诳”“诞谩”等等。如：
2.《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3.奇物谲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4.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後欺。《荀子·君道第十二》
六、“欺骗”类动词词义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同步引申”
词义的同步引申是词义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表现，更是词汇系统性的充分表现。“一组词或一对词，在一个平面上具有同（近）义关系、反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经过引申，在别看外的平面上又形成同义、反义关系或其他相应关系，我们管这种词义引申现象叫同步引申。”对“欺骗”类动词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欺骗义场中也存在一组这样的引申关系。如由“诈”的“欺骗”义可以引申出“假装”义，而义场中某些成员也同样具有了“假装”义，如“诬”“谩”“诡”和“诒”（绐）。如：
8.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管子·法法第十六》
10.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史记·卷九十三》
12.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外篇·马蹄第九》
13.夫请者，非可诒托而往也，必亲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炀宫。立者，不宜立者也。《谷梁传·定公元年》
参考文献：
[1]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M].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尹戴忠.上古看视类动词的演变规律[J].求索，2008（2）：200-201
[5]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6]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7]黄金贵.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上古“欺骗”类动词演变规律上古汉语中表示“欺骗”义的词很多，有欺（諆）、诈、诳（诓、迋）、诬、谩、诡、谲、诞、诒（绐）、罔（誷）、谖等。本文通过它们在上古27部典籍中用例的测查，总结了“欺骗”类动词在上古的演变规律。
一、上古“欺骗”义场相对比较稳固
“欺骗”类动词所形成的义场在上古阶段是比较稳固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有的词进入该义场，如在春秋、战国初期、晚期均有词项进入该义场；有的词项退出，如战国晚期“谖”便退出该义场。但该义场的中坚力量——“欺”和“诈”，一直比较稳定，致使整个义场在上古都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战国晚期是义场内词项比较丰富、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战国中期之前均有不同词项进入义场，而这一时期各个词项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特有的价值，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之所以在战国晚期各词项得到丰富发展，可能是由于战国晚期，社会比较动荡，各种思想剧烈撞击，因此人们也就需要一些更具有区别性的词来表达他们新的见解，等等。如有的地方不能简单的用“欺”来表示，而要用“诈”来表现其程度之高，或用“诬、罔”来强调对对方的蒙蔽。
二、“欺骗”义场内各个词项差别主要源于语源不同
义场内各词项的差别主要是源词不同而致，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多种多样，有范围广狭不同，如人和民；性状情态不同，如鼎和釜；程度深浅轻重不同，如饥和饿；侧重的方面不同，如完和备；感情色彩不同，如诛、杀、弑；语法功能不同，如耻与辱。而辩析同义词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本义索异法；引申释异法；反义证异法；语境考察；替换法；对举观察法；同节见异法；异文求异法等等。“欺骗”类动词在探求词义差别时主要运用了探源示异法。如“诬”“罔”“谩”“诡”“诞”几个词项的区别就是从语源上显示出来的：“诬”“罔”同源，其词义特点主要来自“罔”的本字“网”，即使对方受到蒙蔽；“谩”的特点来自“冒”，即掩盖、不让对方知道；“诡”的语义特征来自“变”，即善变、狡猾；“诞”与大同源，其特点是夸大、不实。
三、义位发展不平衡
义场中各个成员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即在不同时期，各个词的主要义位（即使用频率高的义位）是不同的。如“诬”有二个义位，一个是欺骗义，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诋毁、诬蔑义。从词频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汉以前，欺骗义是“诬”的主要义位，使用的比例占绝对的优势，而从汉代开始，除《管子》以外，“诬”的欺骗义位已明显处于弱势了，这可能是由于两个义位的用法相同，即均可带宾语或不带宾语，在具体语境中不好区分，而欺骗义位又可以用“罔”“欺”等替代，所以“诬”的主要义位从“欺骗”义向“诬蔑”义转移了，到现代汉语中诬的“欺骗”义只以语素形式保留在一些复音词中了，如“欺诬”“诬罔”等。此外，还有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消长关系，也就是词的中心义位有所更迭，原来本义是词的中心义位，发展到后来，引申义成了常用义，变成中心义位了。如“诈”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假装”义还没有成为独立的义位，而到汉代《史记》中，这一引申义明显增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义位，相对而言本义所使用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四、“欺骗”义场各词项之间呈现互补关系
“欺骗”义场的众多词项中，“欺”是通称，“诈”的欺骗程度较高，多用于政治、军事场合；“诳”侧重迷惑对方；“诬”“罔”（誷）侧重受事被蒙蔽了；“谩”是隐瞒，不让对方知道；“诡”侧重施事者的善变狡诈；“诞”则是夸大事实，用荒诞不经的话骗人。众多的词项互不交差，各有各的位置，错落有致地分布于义场的各个角落。
从组合关系上也可看出义场词项的互补性，以“欺”和“诈”为例。“欺”和“诈”表示“欺骗”义时“欺”或带或不带宾语，“诈”很少带宾语；“欺”没有名词性用法，作主语、状语或宾语时一般只用“诈”。因此，“欺骗”类动词的互补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语词汇是有系统的。
五、“欺骗”义场内复合词的主要构成方式是同义复合
“欺骗”义场内各词项经常复合在一起连用。这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上位词与下位词的连用，如“欺”与其它词项的连用，即“欺诈”“欺诬”“欺诳”“欺谩”“欺罔”“欺诞”“欺绐”等等。如“第二章一（一）欺”中例1到例7。二是同位词之间的连用，即除了欺以外，其它词的连用，如：“诈谲”“诈谲”“谲诡”“诞诈”“诈诬”“诈诳”“诞谩”等等。如：
2.《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3.奇物谲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4.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後欺。《荀子·君道第十二》
六、“欺骗”类动词词义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同步引申”
词义的同步引申是词义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表现，更是词汇系统性的充分表现。“一组词或一对词，在一个平面上具有同（近）义关系、反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经过引申，在别看外的平面上又形成同义、反义关系或其他相应关系，我们管这种词义引申现象叫同步引申。”对“欺骗”类动词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欺骗义场中也存在一组这样的引申关系。如由“诈”的“欺骗”义可以引申出“假装”义，而义场中某些成员也同样具有了“假装”义，如“诬”“谩”“诡”和“诒”（绐）。如：
8.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管子·法法第十六》
10.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史记·卷九十三》
12.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外篇·马蹄第九》
13.夫请者，非可诒托而往也，必亲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炀宫。立者，不宜立者也。《谷梁传·定公元年》
参考文献：
[1]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M].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尹戴忠.上古看视类动词的演变规律[J].求索，2008（2）：200-201
[5]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6]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7]黄金贵.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