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市长作家”驰名的谭仲池，已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就小说技艺而言，已经驾轻就熟；他的追求，在于风格和立意。擅长诗歌、散文和歌词创作的他，转而做小说，一开始就储满着诗意的情感，实行着诗意的灵性的表达。张承志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湖南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的谭仲池的小说《土地》，就是这样的上品。他的小说，以生活为根基，以人生为母题，以自我心灵为参照，既有对现实生活的针砭，也有对社会大局的高屋建瓴的认定；既写实实在在的矛盾冲突，也有哲学的思考和温馨的抚慰，更有理想的寄托。何谓诗意?诗意不仅是灵动的表达，人性的善良是诗意，美好的理想是诗意，睿智的哲理是诗意，脉脉的温情也是诗意。“诗意的魅力”，成为了涵盖谭仲池长篇小说的共同的特点。不过在《土地》中，更其明显、突出罢了。
　　《土地》写改革开放之初，以田韧、田强两兄弟和田虎为代表的一群从花炮之乡来到南方特区鹏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的故事和命运。这个时代的农民，不是鲁迅时代愚昧的阿Q、老实的闰土，也不似沈从文年月沅水河上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农民船工，也不像柳青、周立波笔下政治化的青年农民，与赵树理的民俗化农民也判然有别。他们既有传统农民的优秀品德，又有时代赋予的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才能。他们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依靠党的政策和好心人及时的援助，凭着自身的本事和诚实的劳动，白手起家，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田韧当了新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强彻底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田虎成为田韧的重要助手。从内容看，《土地》是弱者变为强者所“留下的足迹”，也是一曲昂扬的“打工仔之歌”。但《土地》毕竟是小说，它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进行曲。它是饱和着作家的情感、裹挟着时代的风雨凝聚而成的语言文字的艺术结晶。在人物关系配置上，作家把小说人物都放进了人类最基本的关系——男女人事关系之中。故凡女作家写的小说，女主人公周围总有几个爱她、救她、助她的男人；男性写的小说，优秀的男子身边总围着几个美女。这是通则。《土地》也不例外。田强这个农村娃以人格魅力俘虏了显贵之家出身的美女律师冰溶溶，田韧先后拥有过秀秀、悦雅、任怡怡等三个甘愿为之奉献的美女，她们往往都在最关键的时刻成全了男人的事业。尽管小说的文字冰洁如玉，但由于人物放进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关系中，小说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气息。
　　《土地》为我们撑起一片绚丽多彩的天空，在这片天空下的农民，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又必须引起重视的特点：底层人的开放性与高贵性。尤其是田韧与田强，身上的高贵气质还相当浓厚。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说及法国的农民，认为农民有两种，“开化的农民”和“保守的农民”。出现在谭仲池笔下的中国历史新时期“开化的农民”。他们虽然出身农村农家，最高学历也只是中学毕业，但他们的性情、气质、行事方式，开放而且大气，几与贵族接近。他们目光远大，看重然诺，极其珍惜自己的人格尊严，与目光短浅、注重蝇头小利的传统农民的本色相去甚远，与有钱无德、乘人之危的周海舟总经理的卑鄙更有天壤之别。底层农民身上的高贵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存在和显现，有人性的、文化的、历史的根源。从人性的共同点而言，任何人的血液中，都含有高贵的因子，高贵的因子催人奋进，引人向上，只是后来有的被淹没了，剥夺了，或者蜕变了，消失了；中国农民虽然都接受着儒家封建文化，但那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在与自然、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最亲近的还是道家文化，道家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就是以自我尊严、人格独立为底色的，它对农民的影响很深；中国的农民，尽管生活艰难，尽管很需要钱，但他们受西方市民社会拜金主义的熏染不深，相反，墨家勤俭的思想很对他们的胃口，当义与利产生巨大冲突时，开化的农民无疑是舍利而取义的，农民身上的铜臭气并不浓郁。他们内在的未曾泯灭的高贵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激励下，在高效、高速、大气的特区建设中，迅速生长和凸显，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伴随着谭仲池对弱者的深度理解和美好潜质的发现，他笔下底层农民的高贵性表现得令人信服。表现历史文化所赋予、新时代所彰显的打工农民人性中的新质，不是每个写农民的作家都能够做到的，表现的恰如其分更属不易，这需要谭仲池这样的眼光和爱心，需要伟大情怀；否则一不小心，很容易落入二三流电视剧“凡女人都一概年轻漂亮，有钱有家有事业；凡男人无不英俊潇洒、人格高尚，有钱、有车、有房”的新的“高、大、全”的教条主义程式化泥沼中。
　　语言的诗意化和抒情性，是谭仲池小说的一贯追求，也是《土地》重要的艺术特色。《土地》不但频频地直接运用联想、想象、抒情、排比、象征、寓意、跳跃等等诗歌的修辞手法和结构方式，即使是某些写实成分很重的上书言事的报告，也作了诗意化的艺术处理。比如新科集团董事长任怡怡给鹏城市市长的信，排比式的抒情语言，自作家的胸中溢出，流淌成一首深情的散文诗，将一封“公车上书”式的公文信件，谱成了一篇声讨吸血鬼的战斗檄文，一曲歌颂农民工的正气歌!
　　说理意味的抽象化语言在《土地》中多处存在。它对读者有着增知、慧智的作用，并成为小说一种新的文学韵味。且看悦雅给农民工讲课的那段话：美国学者杰瑞芬伯的“许多著作，尤其是关于人的最高效的行动模式的著述，成为美国西点军校的经典教材和西方企业进行内部素质训练的人性读本。他曾经说过：‘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不比别人差，别人也不比我好。我的生活是自己决定的结果。我没有任何借口，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借口的人。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知道活着意味着什么，我的方向很明确。我有完整的自尊，并且通过不对别人评头品足而保持这种自尊”’(《土地》)。这段话是人物语言而不是叙述人语言，虽然理性色彩十分浓重，但符合说话人的身份、气质和性格逻辑，可以说得如此抽象，理性。单独抽出来看，这样的语言虽然只有理念的表达，无固有的文学性可言，但它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段话的价值在于拓宽了读者的视野，扩大了读者的知识面，增加了读者的人生智慧。尤其是在当今影视传媒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文学的休闲娱乐功能抬升，政治教化功能收缩的同时，文学的界域大大拓宽，文学的益智、增智、启智功能，就特别突出而重要。文学作品帮助读者增进生存智慧和生活智慧，让读者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平稳顺利些，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得到读者的欢迎。我们暂且将文学的这一功能称之为“慧智功能”。《土地》以及谭仲池其他小说，敏锐地感应了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比较注重文学“慧智”功能的发挥；哲理书写、抽象意味和哲理意味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文学韵味的一个来源。
　　《土地》写的只是乡村一隅、特区一角的局部人事，但自始至终氤氲着一种人类的大情怀，这种情怀在小说的结尾几乎喷薄而出。篇末悦雅的再次现身的身份和作为，可谓妙笔生花。既是对重要人物的命运、去向的一个交代，体现出传统小说结构的完整性，但又并非大团圆结局的老套路，而是借悦雅所著《弱者的学说》之名义，抒发作家心中的诗情，张扬小说的诗意，让小说像散文一样，篇末升华。“弱者是出生成长在社会的底层，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教养，但他们有着自己健全的思想、生理、身体和精神力量，良知与勤劳，坚韧与刻苦，他们认知命运挑战命运，一旦他们获得某种机遇和支持，同样可以走向生活的舞台，创造奇迹，成为领袖、将军、科学家、作家、诗人、企业家和律师……古今中外从这种卑微的环境和家庭出身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弱者不乏其例。”作家从具体的人事出发，最后关注的已不再是单个人的命运，而是上帝安排的“人”这一生物物种中所有弱者的际遇和命运，这种对弱者的关注、赞颂和肯定，不是对弱者简单的同情，更不是高高地凌驾于弱者之上，而是站在人类平等、尊重弱者人格尊严的立场上，诗意地发现弱者美好的潜质，对弱者深情的期盼。这种期盼，是作家文人心肠、人类情怀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家人格魅力的外溢，小说的诗性魅力更加浓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