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脚步匆匆，但人类的记忆总会有储存的必要。
　　《长梦》这部长篇小说（原载本刊2016年第8期），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此之前，曾经是令地方和中央领导十分头疼的一个地方。这里与资本主义的橱窗香港仅一水之隔，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内地与香港看似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却并未将它们之间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令人难以置信的“逃港潮”。
　　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不断错步向前，触目惊心的是，内地人常常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人数就有56.5万多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区、62个市（县）。
　　李泽光的长篇小说《长梦》，就是以这样的背景为依托，详细叙述了当年宝安青年农民的逃港悲剧。
　　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走过一条曲折道路的。在公社化“大锅饭”的模式下，财富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在广东沿海一带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态，孤注一掷，冒死逃亡香港。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也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他们拿青春与命运赌明天。广州一带，常常出现“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拍岸而来。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自然，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渴望摆脱贫困的困扰。像作品中的主人公之陈友林一样，面对贫瘠的土地，面对家徒四壁的家境，为了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为了追求美好爱情，他们是多么渴望通过偷渡香港，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生的命运让陈友林感受到，人穷志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在那个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嫌富爱富几乎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界。
　　农村青年陈友林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宝安县的村庄，虽然是帅小伙，又有文化，但在同龄人相继成家立业之后，他却茫然四顾，烦恼不断。在一批批当地青年偷渡香港，寻求繁华富裕的生活后，陈友林兄弟也若有所思。他好不容易看上了心仪的姑娘陈凤珠，可这个漂亮姑娘却嫌弃他家的贫困，最终水性杨花，悄然离而他去。而另一个漂亮的姑娘阿艳虽然也喜欢陈友林，但他一贫如洗的家境，却遭到阿艳父母的一致反对，最终她父母隐瞒事实，成功策划了阿艳去了香港，嫁给了阿艳并不喜欢的人。
　　向往美好生活不是青年人的错，为了追求美好的前程，陈友林兄弟也偷渡香港，寻求幸福生活。然而，“父母在不远行”是国人的传统美德，他们兄弟必须留一人守在家。在大义面前，作为兄长的陈友林只能让机会给弟弟二林。在弟弟偷渡香港之后，陈友林的烦恼如故，当他又一次爱上心爱的姑娘小芳时，同样面临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为了追求美好，为了追求爱情，他不得不与小芳远走高飞，一起偷渡香港。然而，他们再一次遭到了命运的嘲弄，他们的偷渡失败了，被遣送回了家乡。幸运的是，他心爱的小芳也同样回到了家乡。
　　面对一系列的人生挫折，陈友林只好认命，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与心爱的人小芳结婚了，日子虽然清苦，但也不失为安逸。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小说主人公陈友林及其周围人命运也是如此。一水之隔的宝安，究竟与香港的差别在哪？生活在内地的人为何要拼命逃亡香港？这是一直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曾经委派一名记者前往深圳、香港采访，他想看看香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恐怖的。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然而，深圳、香港之行，这个记者看到的却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个记者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时，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中央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令人惊讶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现象突然消失了。
　　正是这一英明的决策，也让小说主人公陈友林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他不仅在家乡逐渐致富了，还引来了许多曾经逃港者的羡慕。作为新崛起的特区深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他从原先一个居住狭小的土坯房，逐渐登高，最终住上宽敞明亮的别墅，无论他们夫妇去香港探亲，看到众多故乡人的艰辛劳作，生活依然窘迫不安，还是亲弟弟二林毅然回乡定居创业，都让陈友林感到，自己当初逃港失败，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后悔。自然，他也从内心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正因如此，富裕后的陈友林没有声色犬马，没有忘本，而是尽力帮助依然贫困的人。他去湖南资助贫困的山区孩子，就是最好的诠释。我想，这也是这部小说描绘最成功的一笔。
　　事实上，1997年香港回归后，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应该说，《长梦》仅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时代的一个缩影，是值得回味与记忆的时代印痕。
　　事实最有说服力。“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习仲勋这句话意味深长。
　　通览整部作品，如果作者能在语言与文字上进一步锤炼，那么对于作品的升华则更有裨益。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