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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近些年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阐述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述评了这一学术流派的主要研究议题和已取得的突出成果，并展望了治理经济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分别以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组织和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的逻辑为核心，通过拓展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成本和绩效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如何设计有效治理机制来解决交易、合作和冲突等人类基本行为的理解和洞察。
关键词：经济治理；池塘资源；自组织；企业边界；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l(2010)04-0029-08
一、引言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授予了在经济制度治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四十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使这一奖项格外引人注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曾自以为会一直待在一个小小的州立大学里，日复一日执教终生的女性学者，一夜之间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承认和熟知。她自己也坦言，她的获奖使自己“极度震惊”，但也欣然接受。这表明女性学者能够和男性学者一样，同样可为人类的经济学研究事业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并且，她也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女学者获得这一桂冠。而对于已经白发苍苍，但仍笔耕不辍、充满睿智思想的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早已被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他的思想在中国改革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获奖实乃众望所在、实至名归。然而，撇开这种情感上的慰藉和激励不谈，我们更有必要从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整理、继承和发扬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和洞见。
众所周知，在科斯(Coase)之前(BC：BeforeCoase)，所有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几乎很少涉及企业的性质和制度等非市场领域，微观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市场价格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范畴之内。自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发表以来，不少的经济学家才开始意识到，貌似完美的“黑板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法律、契约、组织、企业等正式制度和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真实世界，而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所有的制度都被外生为最完美的、无摩擦的变量而已。通过科斯定理的枢纽，人们便可以把交易成本、制度与经济增长这些变量紧密连接在一起。再经过诺斯(Douglass NoAh)、威廉姆森(0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和理论拓展之后，目前形成了一支游离于主流和边缘之间的、蔚为大观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实际上，即使剔除机制设计理论的两次诺贝尔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第三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可见其在职业经济学家以及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9年获奖的“经济治理”或“治理经济学”，正是新制度经济学旗下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Dixit(2009)的最新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治理”一词在研究文献中仅被提到过5次；而到2008年年末，它已经被提到过33 177次；“经济治理”的术语也出现了192次。由此可见，“经济治理”的概念——正如科斯“交易成本”的概念一样——在过去的30年间从陌生的用法变成了人们的常用词汇。实际上，经济学上的这些重要概念创新，往往会带来分析工具和研究思路的转换，从而深刻地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本文试图从经济治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简要概述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同时也给出经济治理及新制度经济学继续获奖的几种可能道路。本文接下去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第三部分介绍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第四部分是简要总结和展望。
二、奥斯特罗姆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
确切地说，奥斯特罗姆更多的是以政治学教授的身份为同行所熟知，她的研究对象和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公共领域。奥斯特罗姆教授生于1933年，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她一直从事公共池塘资源(cPRs)和集体决策与不同治理制度(规则)的实施等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奥斯特罗姆凭借其卓越的研究成就和出色的领导才能，分别在1982-1984年和1996-1997年期间担任了公共协会主席和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除了出版专著之外，她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科学》(science)等世界顶尖级的专业杂志上，给人们理解和解决全球性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具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目前，她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ArthurF.Bentley教授、公共与环境问题教授、政治理论和政策研究所联合主任和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cIPEC)兼职主任等教学与科研职务。值得一提的是，奥斯特罗姆还是政治学领域中多个重要奖项的首位女性获得者。
1.问题起源：公共池塘资源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开始于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方式和使用效率问题的探索。她的博士论文对加州部分地区地表水资源的治理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强调了资源的内部使用者在创造可行制度上的作用。继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这一沉重的世界性难题之后，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CPRs)这一概念的界定。一般而言，CPRs满足准入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即许多人可以同时使用某一资源，但是每个人的消费都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CPRs主要包括一些具有区域性的自然资源，比如渔业资源、牧场、森林、灌溉和饮用水存量等，但它同时也包括更为普遍的空气和海洋，它和公共产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很显然，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CPRs的存量(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因此，许多年来，一些CPRs一直都遭受着被过度开采而濒临衰竭的威胁。为此，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实行私有化和中央政府管制两种治理思路。前者认为，只要清晰地界定CPRs的产权，让产权所有者充分参与市场的自由竞争，市场作用机制会最大化地促进CPRs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增长和提高福利。后者则认为，CPRs应当由国家实行 完全的国有化，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可以通过税收和配额等规制措施合理控制CPRs的开发和储备，从而最大化社会的净收益。
但是，一方面因为CPRs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如不可分割性)，人们想要通过谈判清晰地行使他们的私有产权，并准确测量监督产权实施的相应成本和收益，不仅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技术条件，而且需要支付极其高昂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即使CPRs的当地使用者在中央政府的规制下结成一个团体联合开发，也同样存在信息不充分和代理风险问题，并且资源利用的收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分歧。奥斯特罗姆认为，技术和制度因素的组合决定了CPRs是否采取公共财产治理的模式。
2.思想核心：使用者治理(user.management)和场研冤
基于上述讨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质疑了公共财产治理必定会导致无效率和“悲剧”的传统观念。她提出了第三种治理思路，即把自然资源当作公共财产，交由使用者自身去创设相应的治理体系，从而解决制度冲突的演进模式。奥斯特罗姆根据亲身参与的案例研究，并在收集、整理和比较大量他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推断出由制度上具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使用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权衡的规则制定和实施机制，总能取得优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结果。这是因为相对于外在者(如中央政府官员)或内部有权势者“强加”的规则约束和监督而言，公共财产的个人使用者自组织往往更具合法性，他们有着更强的动力来惩罚那些损害团体利益的个人作弊者，进而减少内在成员的不合作态度和道德败坏行为。除此之外，这种当地社群自治的模式更容易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它可以通过影响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偏好，随时间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因此，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存活性。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奥斯特罗姆当初研究内陆地区草原管理的故事为例。多个世纪以来，蒙古与临近的大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地区都是以游牧民族为主，那里的人们以放养牲畜为生，而牲畜主要依靠天然的草原得以为继。因此，草原成了牧民社群不可或缺的公共池塘资源(cPRs)。所有牧民都可以免费地在不同社群约定的各自辖地上享用牧草资源，但每个牧民对牧草享用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其他牧民可得的享用数量。尽管牧民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但为了保护草场不至于因过度放牧而贫瘠不堪和严重退化，作为同一群体的牧民们几乎都会自觉地遵守季节性的迁移习惯或其他休牧规则，从而使得那些天然草原保持着一个较为合理的放牧数量。这一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的蒙古仍然还是相当很完整的，而临近的中俄地区却在与之极其相似的初始条件下，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在那里实行了国家所有的农业集体化，这促使大部分牧民永久性地定居了下来，结果造成了该地区土地的严重退化。为了扭转这种趋势，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解散了人民公社，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实施全面私有化。虽然居民个人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经济自由，但这种治理模式同样导致了永久性地定居而非游牧，结果造成了土地和牧场的更大的退化。由此可见，相对于使用者自治而言，不正确的集体化和私有化治理模式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出乎意料的“公地悲剧”。
之后，奥斯特罗姆的各种场实验研究表明，成功的CPRs治理一般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决策原则：(1)治理规则应当明确界定参与方各自所具有的权利；(2)充分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3)个人保护资源的责任应当与其收益成合理的比例；(4)监督和惩罚应当由使用者本人或其指定者执行；(5)民主的决策过程和渐进的惩罚强度；(6)使用者自我组织的权力得到外部人的承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4)点，它既挑战了规则应当由公正无私的外部人实施的传统认识，又引出了个人为何愿意从事高成本的监督和惩罚问题。因为成本通常由私人承当而收益却为整个团体所有，所以只有当成本很低且存在外在报酬时，自私的功利主义者才会积极地采取行动，而非选择听之任之或搭便车等消极行为。奥斯特罗姆不仅给出了外在惩罚报酬和低成本的各种案例，而且发现除惩罚的外在报酬外，内在的互惠动机在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点在近来的合作博弈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在最后部分简要讨论。
3.研究方法：实验室研究和重复博弈思路的引入
当然，上述条件并非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并且即使都得到了满足，也不能表明公共财产的当地治理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可行的。奥斯特罗姆很早就注意到失败的使用者管理导致资源崩溃的诸多例子。为了解释这些情况，并克服场实验研究的归纳性方法论本身具有的验证难题，奥斯特罗姆借用Schelling(1956)和Aumann(1959)等人重复博弈和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结合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更为广泛的人类合作的深度机理问题。Aumann(1959)表明，有耐心的人原则上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需求，即参与人作为明智的谈判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另一方先做出妥协和让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相应的合作策略。因为合作不仅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效用满足，而且有利于促进组织福利和实现人的社会性。问题就在于，在哪些确切的情境下，有着不同认知能力和行为倾向的个人之间才能增强相互参与的积极性，使合作变得切实可行。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经济治理制度和模式(包括使用者治理)，都存在一个客观差异化利益诉求和不同主观认识背景的人群之间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规则以达成合作的过程。
奥斯特罗姆和同事在一个典型的博弈试验中，给定不同参与者在多个阶段采取行动，但是限制他们关于试验何时会结束的信息。在每个阶段，所有参与者被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给定单个参与者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大于他的边际收益，但小于他的总收益。此时，如果试验只进行一个阶段，那么理性和自私的个人将不会提供任何东西。这个囚徒困境的设定显然过于简单，它似乎只依赖于参与者的静态知识和利益决策规则，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动态学习和调整过程。为此，奥斯特罗姆等人在试验中引入了惩罚机制。给定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参与者被告知其他所有人在前一阶段的策略选择，且允许对任意违背者实施选择性的惩罚。很显然，惩罚会给被惩罚者和施行惩罚者带来高昂的成本。因此，理性和自私的个人在单一阶段博弈中同样不会采取惩罚，囚徒困境并未得到解决。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每个参与者被允许对所有其他参与人(而不仅仅是违规者)直接实施选 择性的惩罚，且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沟通时，惩罚机制会更容易得到执行，并且将更为有效。这种博弈设定似乎更符合人类真实的经济活动，在一般性的现实环境中，虽然不同参与者／行为人在交易时面临着无限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在做出决策的瞬间受到诸多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之前对预期交易者进行搜寻和筛选，并积极地从事谈判和讨价还价，以试图不断地趋近预期。
奥斯特罗姆等人的这种研究思路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借鉴。比如，Abreu、Bernheim和Dixit(2005)对包含渐进惩罚自实施合作的研究以及Ferreira对非合作博弈中联盟是如何内生形成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和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共同表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可以被看成是重复博弈的动态均衡结果，这强化了奥斯特罗姆的主要观点，即经济学需要更为细致地分析个人的行为动机，尤其是关于互惠性或相互依赖程度的性质和起源等问题。从CPRs公共治理模式的场地调查，到抽象的重复博弈设计和更为深刻的集体行动逻辑的探索，奥斯特罗姆教授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交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现实影响。
三、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
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生于1932年，在1960年和1963年分别取得斯坦福大学MBA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曾执教于宾州大学和耶鲁大学，是计量经济协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等多所著名学术机构的会员，目前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企业、经济学和法学EdgarF.Kaiser荣誉退休教授。根据威廉姆森本人的总结，其思想渊源直接承自Coase(1937，1960)的交易成本概念、Simon(1957)的有限理性假说以及Bernard(1938)和Chardler(1962)的组织行为和组织管理理论。自1964年博士论文《相机抉择的经济学》出版以来，他主要致力于公司治理、经济组织与制度、法律等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007年，凭借新制度经济学建立者之一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缔造者的突出贡献，威廉姆森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Distinguished FeIlow)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至高荣誉，没想到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威廉姆森教授竟然还在这些荣誉的铺垫下，奇迹般地走向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要知道，之前已有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获得诺奖，再要获奖有多么艰难。更何况，还有阿尔钦(A.A.Alehain)、德姆塞茨和哈特(Oliver Hart)等多位实力派经济学家也在竞争者行列之中。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声称，威廉姆森以其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的边界”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非市场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1.基础批判：行为人假设与交易维度
亚当·斯密认为，交易是人的基本天性之一。不同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权、规范和观念等，在不同人们之间的交换，扩大了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收入的创造与积累。然而，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经济人的严格假设下，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传统，从而忽视了不同期望的行为人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及其冲突解决的机制设计问题。例如，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在主流教科书中仅仅被抽象成一个满足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其内在的制度设定和交易的复杂性也只是通过市场供给求和价格等变量简单地得到表述。
但是，在科斯(1937)创造性地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以及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透析下的企业和法律等一系列“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的启发下，威廉姆森拓展了Simon(1957)和Arrow(1951，1974)等人的“有限理性”假说，且进一步地给出了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经济人假定。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的环境，有用信息资源的稀缺和个体本身认知能力的有限程度，约束了行为人决策制定和执行的充分性和准确性。因此，除了直接交易成本之外，交易合约的不完备性也会使当事人不得不面临未来收益的波动风险及分配纠纷带来的损失。此外，有限理性和不完全知识导致人们在追求私利的时候会采取一些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耍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伎俩，如欺骗和毁约等。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增加了运用市场交易机制的代价和无效性，从而阻碍了交易的顺利实现以及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对各种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进行分析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制度的设计，不仅可以规范参与者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且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等等。而这点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功能和构成及其运行效率的假设前提。
威廉姆森把具有上述两种特征的行为主体称为“契约人”，以区别于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因为交易一般被认为通过契约来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逻辑问题实为契约问题。在随后更为精致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交易性质的三个维度，以解释与不同交易相对应的治理结构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威廉姆森沿用commons(1932)的观点，把交易看作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当某项商品或服务超过技术上可分割的结合点时，交易就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把交易的三个维度作为分析的起点、第一个维度是资产专用性，指某项交易所要求的长期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的，如果交易在这个时候终止，那么将会给投资方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第二个维度是不确定性，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尤其强调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带来的系统性的不确定，这反过来又与资产专用性的强度有关。第三个维度是交易频率，即合作双方交易次数的多寡，它直接影响到支持交易的组织成本和参与方的声誉。
2.理论要核：市场与科层
在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威廉姆森以资产专用性特征和交易双方互相依赖程度为基础，建立了他的企业理论。这与科斯的企业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科斯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使用市场机制需要成本，而通过企业组织这些交易能够节约成本。同时，当企业组织最后一个单位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管理费用)等于市场或其他企业组织相同交易的成本时，企业的最优规模也就决定了。这显然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抽象和简化。相反，威廉姆森注意到在市场上配置的各种资源、商品和服务具有极为不同的用途，许多资产只有与其他某些固定的资产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其经济价值。此外，只有存在许多相似买者和卖者的市场上，交易双方才有可能迅速有效地找到满足各自需求的合作伙伴。而当某些资产或商品只有少 数几个供给者或需求者时，交易双方的互相依赖程度就会变得很强。对于这种类型的交易，市场一般很难发挥令人满意的促进作用。
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的存在实质上源于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即经济资源只被专门提供给缔约方使用；对任何一个次优的外在者而言，资产价值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当不同主体(如供给方和购买方)拥有资产的时候，将会产生有关贸易所得的讨价还价问题。此时，双方很有可能会陷入不能和市场上其他参与者竞争的不利境地，从而他们没有诚实表达自己利益或状态的激励：多数人参与的讨价还价变成了少数人参与的讨价还价，即从一个“厚”的市场变成了一个“薄”(即参与方互相依赖性很高)的市场。如果交易足够频繁，而且时间较长，那么人们就会不断进行再谈判，以增加对贸易所得的分配权，这进一步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购买方要求某个供给方提供专用型的设备投资，此时如果双方依约而行，则他们同时获益。但是，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供给方作出投资之后，购买方却往往会要求供给方进行再谈判，以便签订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合约。这显然会给供给方带来巨大损失，因为之前的投资都已变成了沉没成本；供给方意识到这点，将会降低他们的投资激励和对合约的执行绩效。
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敲竹杠”(hold-up)问题，它发生在任何一方非对称地遭受损失或获得利益，却没能得到补偿或不需为之付费的时候。类似地，借用这一分析思路，如果将高技能的异质工人看作专用性资产，那么敲竹杠问题同样会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凭借其人力资本的不可替代性，采取罢工威胁以要求资本家支付其更高薪金；同理，企业可以威胁解雇一些关系专用型工人。
3.理论应用：纵向一体化和公司治理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困境呢?威廉姆森认为，克服双方之间利益冲突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实施兼并或收购，即实施纵向一体化。科层组织通过权威的行使和对作弊者的“可置信”惩罚，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提供了有效解决经济冲突的一种新视角。据此，威廉姆森挑战了企业纵向兼并使垄断权力集中，从而应当受到限制的反托拉斯政策。20世纪60、70年代，他经常出席听证会为垄断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这最终促使美国在1984年的兼并条例中明确接受了大多数纵向兼并是出于提高效率的事实。但是，大企业并不能完全替代小企业，因为一体化的存在也需要成本。威廉姆森认为，除管理成本之外，科层制存在执行权威被滥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很显然，契约规定的详尽程度和有效期限与资产专用性成正相关，而契约的不完备性既是促成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体化并非唯一最优解的主要原因。如何避免权威被滥用，威廉姆森研究了“选择性干预”(selectiveintervention)措施。他认为，规制政策即使有问题，也优于那些完全放任自由的竞争性特许权投标。
企业既然作为一种有效处理冲突的经济组织，就必然面临如何更为有效治理的问题，这正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借鉴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构建了公司治理著名的GHM理论。不同于威廉姆森的事后冲突成本，他们集中在事前投资扭曲成本，更突显出“敲竹竿”和机会主义行为问题。GHM理论认为，企业的剩余所有权应当分配给做出最重要不可分割的关系专用型投资者，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获利预期，从而增加其投资激励。客观地讲，这一理论是威廉姆森纵向一体化核心理论的发展和补充。
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很难用一个正式的数学模型表述，但大量的案例研究都证实了他对现实世界经济行为的洞见，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Jensen和Meckling(1976)、Aghion和Bolton(1992)、Rajan和Zingales(2000)等人的开创性研究都是借助不完全契约的研究思路重新考察了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等传统研究问题；Dixit(2003)则分析了不同制度结构下不同治理模式的效率解及形成原因；而最近Tirole(2009)更是把认知科学的进展领入到不完全契约的视野中。不同性质的交易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最优治理机制的选择依赖于资产专用性等诸多因素的组合，这正是威廉姆森教授对现实世界最为深刻的思想洞见之一。很显然，他的这些研究已经跨越了经济学的边界，得到了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广泛参考和借鉴。
四、总结与展望
从研究学理上看，经济治理是制度分析的延伸和拓展，它属于制度的“子层面”(sub-level)问题。Dixit(2009)认为，经济治理即“通过产权保护、契约实施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以支持经济活动和经济交易的法律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而治理经济学，根据威廉姆森本人(2005)的定义，它试图研究“良好秩序和有效安排”，包括市场的自发秩序和“有意识的、精细设计的、有目的”的人为秩序的实施。不难发现，威廉姆森更多地关注外在的法律实施和“契约执行”等范畴，他所突出的一体化兼并和其他经济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为了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的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更为浓厚的经济学分析色彩。相反，奥斯特罗姆则主要强调由Olson(1965)等人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这一命题，具有自利主义倾向、但并非完全孤立的人们是如何合作、讨论并解决或大或小的各种公共议题，这正是西方社会源自古希腊雅典民主的重要政治传统。
从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的公众反应和媒体舆论以及职业经济学家的大多数人来看，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似乎更具争议，但是她对哈耶克(1945)所谓自发的扩展秩序／知识的深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为经济学研究合作博弈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例如，Nash(2008)对博弈中联盟和合作建模以及Tabellini(2008)从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激励角度对合作规模的最新研究。毫无疑问，治理经济学的外延是极为广泛的，但其最终必定还是要回到人类行为的认知(cognition)和自利两个根本特征。在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促进不同个体之间合作的复杂人性，而且也深受不同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这些文化和制度会不断修正个人的行为，使其更符合社会合作和整体偏好，从而达成更为有效的结果。近年来经济学家在内生社会规范和最优契约方面的诸多研究为此提供了有趣的探讨和解释，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突破，试图从行为机制和脑神经元结构等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最为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显然，他们两人都从人类经济行为本身的深层维度出发，推导和演绎出更为宏观的规则制定、组织绩效和制度设计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意义。
不管如何，此次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获奖都应当使科斯深感欣慰。罗纳德·科斯教授已将近100岁了，他应当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科斯(1978)曾说，“经济学家带给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优势仅仅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几十年来，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因其创立者科斯和诺斯，也许还有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获奖而引人注目，更以其对真实经济活动和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切关注和孜孜探索，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开拓者。老一辈的如德姆塞茨等不说，年青一代的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费尔(ErnstFehr)、阿吉翁(Phillip Aghion)、施莱佛(Andreishleifer)以及格雷夫(Avner Greif)和罗德里克(DaniRodrik)等，都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后起之秀，他们正运用独特的视角继续深入研究由科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打开的“真实世界”之门。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第四、第五次向诺贝尔奖发起强劲冲击的角逐者和获得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后来者要想再以这个领域夺冠，其困难已大大增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已在短期内基本终结了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的奇迹。而且，从这些年的研究进程看，必须正视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些巨匠的肩膀上走得更远。
关键词：经济治理；池塘资源；自组织；企业边界；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l(2010)04-0029-08
一、引言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授予了在经济制度治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四十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使这一奖项格外引人注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曾自以为会一直待在一个小小的州立大学里，日复一日执教终生的女性学者，一夜之间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承认和熟知。她自己也坦言，她的获奖使自己“极度震惊”，但也欣然接受。这表明女性学者能够和男性学者一样，同样可为人类的经济学研究事业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并且，她也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女学者获得这一桂冠。而对于已经白发苍苍，但仍笔耕不辍、充满睿智思想的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早已被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他的思想在中国改革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获奖实乃众望所在、实至名归。然而，撇开这种情感上的慰藉和激励不谈，我们更有必要从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整理、继承和发扬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和洞见。
众所周知，在科斯(Coase)之前(BC：BeforeCoase)，所有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几乎很少涉及企业的性质和制度等非市场领域，微观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市场价格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范畴之内。自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发表以来，不少的经济学家才开始意识到，貌似完美的“黑板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法律、契约、组织、企业等正式制度和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相互交织、共同演化的真实世界，而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所有的制度都被外生为最完美的、无摩擦的变量而已。通过科斯定理的枢纽，人们便可以把交易成本、制度与经济增长这些变量紧密连接在一起。再经过诺斯(Douglass NoAh)、威廉姆森(0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经济学家的后续研究和理论拓展之后，目前形成了一支游离于主流和边缘之间的、蔚为大观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实际上，即使剔除机制设计理论的两次诺贝尔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第三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可见其在职业经济学家以及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9年获奖的“经济治理”或“治理经济学”，正是新制度经济学旗下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Dixit(2009)的最新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治理”一词在研究文献中仅被提到过5次；而到2008年年末，它已经被提到过33 177次；“经济治理”的术语也出现了192次。由此可见，“经济治理”的概念——正如科斯“交易成本”的概念一样——在过去的30年间从陌生的用法变成了人们的常用词汇。实际上，经济学上的这些重要概念创新，往往会带来分析工具和研究思路的转换，从而深刻地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本文试图从经济治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简要概述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同时也给出经济治理及新制度经济学继续获奖的几种可能道路。本文接下去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第三部分介绍奥利弗·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第四部分是简要总结和展望。
二、奥斯特罗姆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
确切地说，奥斯特罗姆更多的是以政治学教授的身份为同行所熟知，她的研究对象和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公共领域。奥斯特罗姆教授生于1933年，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她一直从事公共池塘资源(cPRs)和集体决策与不同治理制度(规则)的实施等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奥斯特罗姆凭借其卓越的研究成就和出色的领导才能，分别在1982-1984年和1996-1997年期间担任了公共协会主席和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除了出版专著之外，她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科学》(science)等世界顶尖级的专业杂志上，给人们理解和解决全球性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具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目前，她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ArthurF.Bentley教授、公共与环境问题教授、政治理论和政策研究所联合主任和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cIPEC)兼职主任等教学与科研职务。值得一提的是，奥斯特罗姆还是政治学领域中多个重要奖项的首位女性获得者。
1.问题起源：公共池塘资源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开始于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方式和使用效率问题的探索。她的博士论文对加州部分地区地表水资源的治理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强调了资源的内部使用者在创造可行制度上的作用。继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这一沉重的世界性难题之后，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CPRs)这一概念的界定。一般而言，CPRs满足准入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即许多人可以同时使用某一资源，但是每个人的消费都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CPRs主要包括一些具有区域性的自然资源，比如渔业资源、牧场、森林、灌溉和饮用水存量等，但它同时也包括更为普遍的空气和海洋，它和公共产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很显然，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CPRs的存量(供给)是相对固定的，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因此，许多年来，一些CPRs一直都遭受着被过度开采而濒临衰竭的威胁。为此，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实行私有化和中央政府管制两种治理思路。前者认为，只要清晰地界定CPRs的产权，让产权所有者充分参与市场的自由竞争，市场作用机制会最大化地促进CPRs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增长和提高福利。后者则认为，CPRs应当由国家实行 完全的国有化，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可以通过税收和配额等规制措施合理控制CPRs的开发和储备，从而最大化社会的净收益。
但是，一方面因为CPRs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如不可分割性)，人们想要通过谈判清晰地行使他们的私有产权，并准确测量监督产权实施的相应成本和收益，不仅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技术条件，而且需要支付极其高昂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即使CPRs的当地使用者在中央政府的规制下结成一个团体联合开发，也同样存在信息不充分和代理风险问题，并且资源利用的收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也可能存在巨大的分歧。奥斯特罗姆认为，技术和制度因素的组合决定了CPRs是否采取公共财产治理的模式。
2.思想核心：使用者治理(user.management)和场研冤
基于上述讨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质疑了公共财产治理必定会导致无效率和“悲剧”的传统观念。她提出了第三种治理思路，即把自然资源当作公共财产，交由使用者自身去创设相应的治理体系，从而解决制度冲突的演进模式。奥斯特罗姆根据亲身参与的案例研究，并在收集、整理和比较大量他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推断出由制度上具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使用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权衡的规则制定和实施机制，总能取得优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结果。这是因为相对于外在者(如中央政府官员)或内部有权势者“强加”的规则约束和监督而言，公共财产的个人使用者自组织往往更具合法性，他们有着更强的动力来惩罚那些损害团体利益的个人作弊者，进而减少内在成员的不合作态度和道德败坏行为。除此之外，这种当地社群自治的模式更容易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它可以通过影响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偏好，随时间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因此，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存活性。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奥斯特罗姆当初研究内陆地区草原管理的故事为例。多个世纪以来，蒙古与临近的大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地区都是以游牧民族为主，那里的人们以放养牲畜为生，而牲畜主要依靠天然的草原得以为继。因此，草原成了牧民社群不可或缺的公共池塘资源(cPRs)。所有牧民都可以免费地在不同社群约定的各自辖地上享用牧草资源，但每个牧民对牧草享用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其他牧民可得的享用数量。尽管牧民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但为了保护草场不至于因过度放牧而贫瘠不堪和严重退化，作为同一群体的牧民们几乎都会自觉地遵守季节性的迁移习惯或其他休牧规则，从而使得那些天然草原保持着一个较为合理的放牧数量。这一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的蒙古仍然还是相当很完整的，而临近的中俄地区却在与之极其相似的初始条件下，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在那里实行了国家所有的农业集体化，这促使大部分牧民永久性地定居了下来，结果造成了该地区土地的严重退化。为了扭转这种趋势，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解散了人民公社，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实施全面私有化。虽然居民个人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经济自由，但这种治理模式同样导致了永久性地定居而非游牧，结果造成了土地和牧场的更大的退化。由此可见，相对于使用者自治而言，不正确的集体化和私有化治理模式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出乎意料的“公地悲剧”。
之后，奥斯特罗姆的各种场实验研究表明，成功的CPRs治理一般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决策原则：(1)治理规则应当明确界定参与方各自所具有的权利；(2)充分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3)个人保护资源的责任应当与其收益成合理的比例；(4)监督和惩罚应当由使用者本人或其指定者执行；(5)民主的决策过程和渐进的惩罚强度；(6)使用者自我组织的权力得到外部人的承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4)点，它既挑战了规则应当由公正无私的外部人实施的传统认识，又引出了个人为何愿意从事高成本的监督和惩罚问题。因为成本通常由私人承当而收益却为整个团体所有，所以只有当成本很低且存在外在报酬时，自私的功利主义者才会积极地采取行动，而非选择听之任之或搭便车等消极行为。奥斯特罗姆不仅给出了外在惩罚报酬和低成本的各种案例，而且发现除惩罚的外在报酬外，内在的互惠动机在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点在近来的合作博弈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在最后部分简要讨论。
3.研究方法：实验室研究和重复博弈思路的引入
当然，上述条件并非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并且即使都得到了满足，也不能表明公共财产的当地治理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可行的。奥斯特罗姆很早就注意到失败的使用者管理导致资源崩溃的诸多例子。为了解释这些情况，并克服场实验研究的归纳性方法论本身具有的验证难题，奥斯特罗姆借用Schelling(1956)和Aumann(1959)等人重复博弈和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结合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更为广泛的人类合作的深度机理问题。Aumann(1959)表明，有耐心的人原则上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需求，即参与人作为明智的谈判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另一方先做出妥协和让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相应的合作策略。因为合作不仅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效用满足，而且有利于促进组织福利和实现人的社会性。问题就在于，在哪些确切的情境下，有着不同认知能力和行为倾向的个人之间才能增强相互参与的积极性，使合作变得切实可行。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经济治理制度和模式(包括使用者治理)，都存在一个客观差异化利益诉求和不同主观认识背景的人群之间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规则以达成合作的过程。
奥斯特罗姆和同事在一个典型的博弈试验中，给定不同参与者在多个阶段采取行动，但是限制他们关于试验何时会结束的信息。在每个阶段，所有参与者被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给定单个参与者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大于他的边际收益，但小于他的总收益。此时，如果试验只进行一个阶段，那么理性和自私的个人将不会提供任何东西。这个囚徒困境的设定显然过于简单，它似乎只依赖于参与者的静态知识和利益决策规则，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动态学习和调整过程。为此，奥斯特罗姆等人在试验中引入了惩罚机制。给定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参与者被告知其他所有人在前一阶段的策略选择，且允许对任意违背者实施选择性的惩罚。很显然，惩罚会给被惩罚者和施行惩罚者带来高昂的成本。因此，理性和自私的个人在单一阶段博弈中同样不会采取惩罚，囚徒困境并未得到解决。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每个参与者被允许对所有其他参与人(而不仅仅是违规者)直接实施选 择性的惩罚，且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沟通时，惩罚机制会更容易得到执行，并且将更为有效。这种博弈设定似乎更符合人类真实的经济活动，在一般性的现实环境中，虽然不同参与者／行为人在交易时面临着无限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在做出决策的瞬间受到诸多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之前对预期交易者进行搜寻和筛选，并积极地从事谈判和讨价还价，以试图不断地趋近预期。
奥斯特罗姆等人的这种研究思路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借鉴。比如，Abreu、Bernheim和Dixit(2005)对包含渐进惩罚自实施合作的研究以及Ferreira对非合作博弈中联盟是如何内生形成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和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共同表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可以被看成是重复博弈的动态均衡结果，这强化了奥斯特罗姆的主要观点，即经济学需要更为细致地分析个人的行为动机，尤其是关于互惠性或相互依赖程度的性质和起源等问题。从CPRs公共治理模式的场地调查，到抽象的重复博弈设计和更为深刻的集体行动逻辑的探索，奥斯特罗姆教授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交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现实影响。
三、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影响
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生于1932年，在1960年和1963年分别取得斯坦福大学MBA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曾执教于宾州大学和耶鲁大学，是计量经济协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等多所著名学术机构的会员，目前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企业、经济学和法学EdgarF.Kaiser荣誉退休教授。根据威廉姆森本人的总结，其思想渊源直接承自Coase(1937，1960)的交易成本概念、Simon(1957)的有限理性假说以及Bernard(1938)和Chardler(1962)的组织行为和组织管理理论。自1964年博士论文《相机抉择的经济学》出版以来，他主要致力于公司治理、经济组织与制度、法律等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007年，凭借新制度经济学建立者之一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缔造者的突出贡献，威廉姆森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Distinguished FeIlow)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至高荣誉，没想到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威廉姆森教授竟然还在这些荣誉的铺垫下，奇迹般地走向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要知道，之前已有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获得诺奖，再要获奖有多么艰难。更何况，还有阿尔钦(A.A.Alehain)、德姆塞茨和哈特(Oliver Hart)等多位实力派经济学家也在竞争者行列之中。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声称，威廉姆森以其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的边界”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非市场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1.基础批判：行为人假设与交易维度
亚当·斯密认为，交易是人的基本天性之一。不同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权、规范和观念等，在不同人们之间的交换，扩大了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收入的创造与积累。然而，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经济人的严格假设下，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传统，从而忽视了不同期望的行为人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及其冲突解决的机制设计问题。例如，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在主流教科书中仅仅被抽象成一个满足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其内在的制度设定和交易的复杂性也只是通过市场供给求和价格等变量简单地得到表述。
但是，在科斯(1937)创造性地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以及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透析下的企业和法律等一系列“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的启发下，威廉姆森拓展了Simon(1957)和Arrow(1951，1974)等人的“有限理性”假说，且进一步地给出了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经济人假定。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的环境，有用信息资源的稀缺和个体本身认知能力的有限程度，约束了行为人决策制定和执行的充分性和准确性。因此，除了直接交易成本之外，交易合约的不完备性也会使当事人不得不面临未来收益的波动风险及分配纠纷带来的损失。此外，有限理性和不完全知识导致人们在追求私利的时候会采取一些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耍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伎俩，如欺骗和毁约等。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增加了运用市场交易机制的代价和无效性，从而阻碍了交易的顺利实现以及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对各种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进行分析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制度的设计，不仅可以规范参与者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且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等等。而这点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功能和构成及其运行效率的假设前提。
威廉姆森把具有上述两种特征的行为主体称为“契约人”，以区别于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因为交易一般被认为通过契约来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逻辑问题实为契约问题。在随后更为精致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交易性质的三个维度，以解释与不同交易相对应的治理结构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威廉姆森沿用commons(1932)的观点，把交易看作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当某项商品或服务超过技术上可分割的结合点时，交易就会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把交易的三个维度作为分析的起点、第一个维度是资产专用性，指某项交易所要求的长期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的，如果交易在这个时候终止，那么将会给投资方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第二个维度是不确定性，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尤其强调了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带来的系统性的不确定，这反过来又与资产专用性的强度有关。第三个维度是交易频率，即合作双方交易次数的多寡，它直接影响到支持交易的组织成本和参与方的声誉。
2.理论要核：市场与科层
在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威廉姆森以资产专用性特征和交易双方互相依赖程度为基础，建立了他的企业理论。这与科斯的企业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科斯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使用市场机制需要成本，而通过企业组织这些交易能够节约成本。同时，当企业组织最后一个单位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管理费用)等于市场或其他企业组织相同交易的成本时，企业的最优规模也就决定了。这显然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抽象和简化。相反，威廉姆森注意到在市场上配置的各种资源、商品和服务具有极为不同的用途，许多资产只有与其他某些固定的资产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其经济价值。此外，只有存在许多相似买者和卖者的市场上，交易双方才有可能迅速有效地找到满足各自需求的合作伙伴。而当某些资产或商品只有少 数几个供给者或需求者时，交易双方的互相依赖程度就会变得很强。对于这种类型的交易，市场一般很难发挥令人满意的促进作用。
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的存在实质上源于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即经济资源只被专门提供给缔约方使用；对任何一个次优的外在者而言，资产价值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当不同主体(如供给方和购买方)拥有资产的时候，将会产生有关贸易所得的讨价还价问题。此时，双方很有可能会陷入不能和市场上其他参与者竞争的不利境地，从而他们没有诚实表达自己利益或状态的激励：多数人参与的讨价还价变成了少数人参与的讨价还价，即从一个“厚”的市场变成了一个“薄”(即参与方互相依赖性很高)的市场。如果交易足够频繁，而且时间较长，那么人们就会不断进行再谈判，以增加对贸易所得的分配权，这进一步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购买方要求某个供给方提供专用型的设备投资，此时如果双方依约而行，则他们同时获益。但是，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供给方作出投资之后，购买方却往往会要求供给方进行再谈判，以便签订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合约。这显然会给供给方带来巨大损失，因为之前的投资都已变成了沉没成本；供给方意识到这点，将会降低他们的投资激励和对合约的执行绩效。
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敲竹杠”(hold-up)问题，它发生在任何一方非对称地遭受损失或获得利益，却没能得到补偿或不需为之付费的时候。类似地，借用这一分析思路，如果将高技能的异质工人看作专用性资产，那么敲竹杠问题同样会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凭借其人力资本的不可替代性，采取罢工威胁以要求资本家支付其更高薪金；同理，企业可以威胁解雇一些关系专用型工人。
3.理论应用：纵向一体化和公司治理
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困境呢?威廉姆森认为，克服双方之间利益冲突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实施兼并或收购，即实施纵向一体化。科层组织通过权威的行使和对作弊者的“可置信”惩罚，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提供了有效解决经济冲突的一种新视角。据此，威廉姆森挑战了企业纵向兼并使垄断权力集中，从而应当受到限制的反托拉斯政策。20世纪60、70年代，他经常出席听证会为垄断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这最终促使美国在1984年的兼并条例中明确接受了大多数纵向兼并是出于提高效率的事实。但是，大企业并不能完全替代小企业，因为一体化的存在也需要成本。威廉姆森认为，除管理成本之外，科层制存在执行权威被滥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很显然，契约规定的详尽程度和有效期限与资产专用性成正相关，而契约的不完备性既是促成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体化并非唯一最优解的主要原因。如何避免权威被滥用，威廉姆森研究了“选择性干预”(selectiveintervention)措施。他认为，规制政策即使有问题，也优于那些完全放任自由的竞争性特许权投标。
企业既然作为一种有效处理冲突的经济组织，就必然面临如何更为有效治理的问题，这正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借鉴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构建了公司治理著名的GHM理论。不同于威廉姆森的事后冲突成本，他们集中在事前投资扭曲成本，更突显出“敲竹竿”和机会主义行为问题。GHM理论认为，企业的剩余所有权应当分配给做出最重要不可分割的关系专用型投资者，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获利预期，从而增加其投资激励。客观地讲，这一理论是威廉姆森纵向一体化核心理论的发展和补充。
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很难用一个正式的数学模型表述，但大量的案例研究都证实了他对现实世界经济行为的洞见，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Jensen和Meckling(1976)、Aghion和Bolton(1992)、Rajan和Zingales(2000)等人的开创性研究都是借助不完全契约的研究思路重新考察了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等传统研究问题；Dixit(2003)则分析了不同制度结构下不同治理模式的效率解及形成原因；而最近Tirole(2009)更是把认知科学的进展领入到不完全契约的视野中。不同性质的交易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最优治理机制的选择依赖于资产专用性等诸多因素的组合，这正是威廉姆森教授对现实世界最为深刻的思想洞见之一。很显然，他的这些研究已经跨越了经济学的边界，得到了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广泛参考和借鉴。
四、总结与展望
从研究学理上看，经济治理是制度分析的延伸和拓展，它属于制度的“子层面”(sub-level)问题。Dixit(2009)认为，经济治理即“通过产权保护、契约实施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以支持经济活动和经济交易的法律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而治理经济学，根据威廉姆森本人(2005)的定义，它试图研究“良好秩序和有效安排”，包括市场的自发秩序和“有意识的、精细设计的、有目的”的人为秩序的实施。不难发现，威廉姆森更多地关注外在的法律实施和“契约执行”等范畴，他所突出的一体化兼并和其他经济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为了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的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更为浓厚的经济学分析色彩。相反，奥斯特罗姆则主要强调由Olson(1965)等人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这一命题，具有自利主义倾向、但并非完全孤立的人们是如何合作、讨论并解决或大或小的各种公共议题，这正是西方社会源自古希腊雅典民主的重要政治传统。
从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的公众反应和媒体舆论以及职业经济学家的大多数人来看，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似乎更具争议，但是她对哈耶克(1945)所谓自发的扩展秩序／知识的深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为经济学研究合作博弈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例如，Nash(2008)对博弈中联盟和合作建模以及Tabellini(2008)从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激励角度对合作规模的最新研究。毫无疑问，治理经济学的外延是极为广泛的，但其最终必定还是要回到人类行为的认知(cognition)和自利两个根本特征。在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促进不同个体之间合作的复杂人性，而且也深受不同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这些文化和制度会不断修正个人的行为，使其更符合社会合作和整体偏好，从而达成更为有效的结果。近年来经济学家在内生社会规范和最优契约方面的诸多研究为此提供了有趣的探讨和解释，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突破，试图从行为机制和脑神经元结构等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最为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显然，他们两人都从人类经济行为本身的深层维度出发，推导和演绎出更为宏观的规则制定、组织绩效和制度设计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意义。
不管如何，此次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获奖都应当使科斯深感欣慰。罗纳德·科斯教授已将近100岁了，他应当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科斯(1978)曾说，“经济学家带给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优势仅仅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几十年来，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因其创立者科斯和诺斯，也许还有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获奖而引人注目，更以其对真实经济活动和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切关注和孜孜探索，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开拓者。老一辈的如德姆塞茨等不说，年青一代的如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费尔(ErnstFehr)、阿吉翁(Phillip Aghion)、施莱佛(Andreishleifer)以及格雷夫(Avner Greif)和罗德里克(DaniRodrik)等，都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后起之秀，他们正运用独特的视角继续深入研究由科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打开的“真实世界”之门。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第四、第五次向诺贝尔奖发起强劲冲击的角逐者和获得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后来者要想再以这个领域夺冠，其困难已大大增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已在短期内基本终结了新制度经济学再次获奖的奇迹。而且，从这些年的研究进程看，必须正视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已经在这些巨匠的肩膀上走得更远。